跨界经纬：学术｜黄华：身体和远程存在: 论手机屏幕的具身性
黄华
身体和远程存在: 论手机屏幕的具身性
本文原刊于《新文学与传播学：现代传播》2020年第9期（总第290期）
【内容摘要】 屏幕围裹下的身体对现实空间的感受能力基本被截除了，改变了身体和在世空间的关联程度。在远程在场的状态下，身体不再是现象学意义上主动的、富有感知能力的身体，而是成了终端，只是技术假体的承受者，消弭了不同身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城市在屏幕中延展，所谓的“后城邦”围绕着屏幕而建立，它脱离了地点的规限，可以随时出发和到达。所谓的“真实时间的城市化”其实是由屏幕/ 假器装备起来的身体的城市化，整座城跟随身体在空间中移动。和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相类，后城邦生活“构成了一种不同的‘在世界中的存在’的类型”。
【关键词】 身体；手机屏幕；远程存在；后城邦；具身性
一、
引言：从“窗口模式”到“屏幕模式”
现代社会中，屏幕无处不在，大至嵌入在城市建筑外墙上的大屏幕、影院中的 IMAX，小至可随身携带的手机、iPad 等物。电影研究中将“银幕/ 屏幕”作为疆域拓展后的中心关注点，凸显的乃是银幕/ 屏幕在串联不同介质和平台方面的共享性和共通性，新技术、新窗口的出现改变了建立在胶片电影实践上发展起来的受众观。把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影像展示平台/ 介质纳入到电影研究中，促成了电影研究的“范式转型”[1] 。随着大、小各式屏幕的出现，屏幕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电影屏幕，埃尔基·胡塔莫( Erkki Huhta-mo) 就提出了“屏幕学”( screenology) ，在追溯屏幕历史的同时，他指出有关屏幕的研究不能和它们所属的装置系统分离开来。装置系统由技术系统和观看情境的要素构成，其中就包括屏幕和观众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身体的也是想象的。观众在观看的物理空间中和屏幕产生身体上的关联，同时和屏幕上所呈现的世界又产生了精神上的联系。[2] 由此，屏幕不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寂静的物，而是如海迪·沃森( Haidee Wasson) 所言：屏幕是精心设计的技术装置的构成部分，参与影像经验和审美的形塑。通过由尺寸、颜色、形状、清晰度和含混的抽象构成的动力学，屏幕不是空白的框架，而是积极的力量。[3]
莫罗·卡波内( Mauro Carbone) 以电影媒介的屏幕和绘画为例，提到了两种视觉呈现机制，窗口模式和屏幕模式。前者是以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看世界的方式———透视法为标准，窗口模式将空间分割为内与外两部分，窗口本身赋予窗内和窗外对立的特征。以窗口为观看方式，其实是将世界视为一场演出，其被置于我们面前，产生了观察主体与观察对象的分离。而电影屏幕和后电影屏幕则提供了视线的包裹，并且是以视听结合的方式，内与外的界限已然消解，“这样的屏幕邀请着我们进入其中”[4] 。在窗口模式中，身体处于冷静的旁观，无法跨越内外空间的界限而深度卷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而屏幕模式则打破了空间的区隔，身体感官被充分调动起来，真实和拟像早已纠葛在一起。“我们目前对屏幕的经验并不限于电影屏幕”[5] ，再有，屏幕也并非专属于视觉呈现机制。当下，屏幕不止于观看，世界被缩微在了屏幕之中。尤其是智能手机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社会交往、购物缴费、信息资讯、视频、音乐、出行等各种活动都经由手机。智能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我们和手机的融合程度很大部分取决于手机屏幕的特性。当屏幕的反应灵敏而又流畅，或者用唐·伊德( Don Ihde) 的话说，手机屏幕能够“完全的透明性”和“完全的具身”，使之“真正‘成为我’”[6] ，意即屏幕“自我隐身”之后，用户体验才达到极佳的状态。屏幕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推动我们与图像关系的演变，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和世界的关系，即基于屏幕的中介化作用产生新的日常生活实践。
本文从手机屏幕的具身性出发，探讨以下问题，其一，克莱默尔( Kraemer) 区分器具视角和传媒视角，就前者而论，器具只是人们感到需要借助于它，让它服务于人，器具和被器具加工的对象相互分离，作为工具的技术只是节省了劳动。传媒视角把器具当成装置，装置生产某种我们没有它就不可能拥有的东西，在装置之外无物存在。作为装置的技术不只提升了效率，还开启了新的经验，产生另一个世界。[7] 由此，从传媒视角看手机屏幕，可以观察屏幕如何形塑人和机器产生互动关联的经验秩序，如何改变了肉身和在世空间的关联状态。其二，作为第一个问题的延续，当身体处于远程在场状态、不再接触坚实的大地时，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身体。其三，作为社会装置的移动技术的使用，打破了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边界，创造出一种新的空间形式———混合空间（ hybrid space）。[8] 当日常生活实践空间以屏幕模式呈现时，手机屏幕的具身性带来的是何种新的存在状态。
二、
作为装置的手机屏幕：被置换的“寻视操劳”
手机屏幕的可移动性解放了空间场地的限制，让手机和身体的距离更近。而能够促进手机和身体的亲近性，除了移动性之外，手机屏幕的触摸性也是难以被忽略的。触摸式滑动、点击和键入，发掘和释放出手机的诸多功能，允许多线程任务的同步化展开。电脑、智能手机作为数位化媒介的代表，全面接管了人的感觉系统，同时将声音、图像、文字等分流的符号形式以统一化的程序代码进行储存、传输和处理，形成了新的信息生产和组织方式。[9]手机屏幕将人挡在了复杂的程序运算过程之外，而仅仅用触摸这一动作开启了和各式程序的连接。
和打字机相较，如果说用手指敲击打字机的键盘时，手指能感受到按压和按键的回弹力度，不时提醒人们打字机的存在；那么触屏式键入则使得人与机器的接触愈加舒缓，屏幕更趋向于自我隐身。显然，触屏式键入同敲击打字机的键盘、用笔书写皆不相同，触屏行为启动了人和机器的交互行动，使得不同的身体化身在不同空间中穿梭。我们对屏幕的理解不再能依据原初的定义，“一种隔断物，使某人、某物免于被监视、观察；阻挡某物从一边穿过另一边”[10]。手机屏幕在将我们同程序、电子元件阻断的同时，我们在屏幕上的数字痕迹却被留存下来，我们的网络行踪亦被监测和记录。我们亦可以运用数据可穿戴设备进行远距离接触，“穿越”屏幕到另一个空间中去。如今，大多数日常事务的屏幕化驱使人走向屏幕世界，和程序化、虚拟化客服打交道。屏幕摆置着人的行动。如海德格尔（ Heidegger）对打字机的看法，虽然打字机是介于工具和机器之间的“过渡性产品”，但是它转换了手与文字之间或与解蔽之间的关系。[11]“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人“参与作为一种解蔽方式的订造”的同时，“他已经为一种解蔽方式所占用了，这种解蔽方式促逼着人”，由此，“现代技术作为订造着的解蔽，应该不是单纯的人类行为”。所以，在我们操控手机屏幕之前，屏幕早已抢先“占用”了我们，我们必须接受屏幕对行为的限定和规制，默许甚至无视支持屏幕正常运转的各种程序和算法系统，在这种“订造”之下，身体只需负责发出触摸、点击这一类动作就可完成购物、缴费、观影等各种远程行动。
在知觉现象学中，身体是意义之核，“身体构成了我们积极主动的‘生存于世的载体'，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所处环境的一个视点及其情境体验”[13]。“我无法构想一个我自身不在那里出现的可感的地方”[14]，被知觉物只有在我可知觉到它时才存在。按照唐•伊德的观点，人对现实的感知受到技术的转化，“人造物被一同‘融入到‘我的身体经验中，导向环境中的行为，或者作用于环境”，形成“（人—技术）—世界”的具身关系。[15]麦克卢汉（ Mcluhan） 很早就意识到新媒介改变了人的感觉比率，“从生理上说，人在正常使用技术（或称之为经过多种延伸的人体） 的情况下，总是永远不断受到技术的修改”[16]，继而在把握人和世界的关系中引入了新的尺度。身体的开放性和结构能力，使之成为一个能够被技术渗入和改造的空间。借助外在物体，身体获得了新的势能，五官感觉、身体的移动性、人的力量和行动能力全都得以加强和放大，而外在物体和身体形成了生存论意义上的整体关联。这里，“技术的界限很大程度上与人类身体的界限、视觉的界限是同构的”[17]，在此在在场的状态下，经由技术的中介化作用，身体亲身上手操劳。然而，在远程在场中，通过屏幕的界面性活动吞噬了物理空间里的具体行动，肉身无需位移就能和“别处”及其它事物产生关联。身体直接的上手之物是屏幕，屏幕之外的“切近”的东西经由身体发出触摸和点击的动作或者穿戴数据设备才可“虚拟操持”[18]，身体不再接触实体的事物。由此，远程在场技术不再需要“人身的可动性”[19]，改变了身体和“去远”[20]之物的在世关联。虽然“相去之远近不主要被把握为距离”，距离无法揭示人和去远之物的这种寻视操劳的存在关系，但是显然物理距离仍然横亘在人和物之间。[21]远程在场导致已经在此的空间的丧失，这种光速的接近是对在世存在的破坏，实在之物被虚拟视像所取代，程序运算置换了身体的寻视操劳。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运输革命，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将货物、人运往它处，而20世纪晚期的传输革命却是将世界（虚拟地）带向人们。[22]前者“仍然还是一个被位移的时间延续本身所‘限制的到达'”，而以光的极限速度控制下的即时传输让我们看到了“普遍化的到达”，“一切到达的事物并不需要出发”[23]。即时传输让人遗忘了路程性的存在，损害了身体对在世空间的感知能力。我们依据屏幕产生的空间觉知，可以与维利里奥（ P. Virilio） 描述宇航员在月球上的状态进行类比，一旦摆脱地球引力的制约，人的感觉与定向就会发生混乱，“丧失了所有的支撑、所有的举力，因而也就是丧失了所有的位置的参照”[24]。在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看来，感知的身体取代意识占 据中心的位置，“我的身体，作为我把握世界的系统，建立着我所 知觉的物体的统一性”[25]。身体是意义发生的本源，是 “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26]。空间的上下、左右、前后、高低、里外，是以我的身体行为来确定，也就是说，“在空间本身中，如果没有一个心理物理主义在场，就没有方位，就没有里面，就没有外面”，“我的身体在我看来不但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没有身体的话， 在我看来也就没有空间”[27] 。19世纪铁路的发明，蒸汽取代了畜力，引起人们感官可以觉知的畜力/精疲力竭的丧失，以及空间感和移动感的丧失。[28]即便如此，我们的身体还是能感受到坚硬的大地，而传输革命中的大地则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在屏幕围裹下的身体对现实空间的感受能力基本被截除了。
当然，网络行动的正常展开有时需要肉身在场的地点、位置信息，比如网上点餐、快递、扫码打开共享单车、滴滴打车、手机地图显示等等，信息的获取重新和身体、地点产生连接。但是，这种对不同地点的关联性的激活是瞬时的、不稳定的，地点只是成为线上和线下交汇的一个节点。再者，不同地点间的联系业已被图像化，将此在和别处的位置关联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在 这中间传感器取代了身体的空间导向功能，身体和定位系统的互联只是提供了地点信息而已。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打开网站、登录微信，所需要的只是接入码和 ID 认证，和你身处的具体地址无关。可以说，远程在场消解了物理空间的重要性，实际的地点变成一种“无地点”( non-lieux) ，“一种没有历史、特殊性或关联性的 地方”[29]，用维利里奥的话说，“光速远程在场的真理就是无地点”[30]。然而，地点、空间会以另一种方式变得可见和切近。当你专注于屏幕世界，忽略了移动的双脚所处的实体空间时，身体在现实中的导向和定位发生“故障”，轻者撞电线杆、重者遭遇车祸死亡，类似事件在新闻中时有报道。论及缘由，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远程在场破坏了此在的空间性，干扰了对直接上手事物的去远与定向的组建因素，导致本来可以使得“空间性自在地就以上手事物的不触目状态向寻视照面”[31]，身体和在世空间的关联通过类似的悲剧而突然具有了触目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说，远程在场摧毁了此在存在。由此，当身体离开现世“时间—空间”，丧失与物质表面的接触、摆脱大地的重力，进入受到程序操纵的虚拟世界时，又该如何理解远程在场中的肉身，以及一种新的存在状态?
三、
成为终端：远程在场中的肉身
手机屏幕不再和具体的空间场所捆绑在一起，而是和身体一道在空间中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身体成为屏幕的载体。屏幕和身体组装在一起，改变了人的此在存在，以及身体和在世空间的关联。在屏幕世界中，身体面对切近事物无法亲身上手，需要经由技术的连通而获取远距离接触的能力，由此身体不再是知觉现象学意义上直接在场的具有主动性、感知能力的身体，而是一种在技术装置引导下产生的远程在场的身体感知。
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任何一种对身体的延伸，中枢神经系统都会将受影响的部分进行自我截除，这是中枢神经系统在抗衡由新的延伸造成的刺激时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麻痹机制。在电力时代，谷登堡星汉璀璨终被马可尼星座遮蔽了光辉，电力技术将颠覆由字母文字、印刷术塑造出的人的感知系统，使人回到 感官平衡的重新部落化时代。电力媒介在体外延伸出一个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模式，“到了这一步，这一发展意味着一种拼死的、自杀性的自我截除”[32]。即便如此，在身体和媒介的意向性关系上，麦克卢汉偏向的是媒介相对于身体的透明性以及和人的知觉的同构性。这种技术具身和没有中介化的情形相比，共同点是：在两者中保持不变的是身体的聚焦，能够重新指向我的身体能力。[33]麦克卢汉在人文主义( 以人为中心) 和更激进的后人类主义的立场( 人类主体正消失在传播的机械装置之中) 之间摇摆，其作品未能解决二者的紧张关系：“媒介是人的延伸”，然而同时“媒介完全重塑了我们”[34] 。这也是麦克卢汉被基特勒( F. A. Kittler) 诟病的地方，身体—人文主义 ( body-humanism) 占据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核心位置。[35]
在远程在场中，“我们的身体就不再局限在我们的皮肤之内，眼睛和手可以瞬间达到上千公里”[36]，身体甚至能超越屏幕的物理界限，借助技术直接和屏幕内的事物互动。但是，“身体与机械的难以区分，又或即便身体依旧存在，身体的建构与效应却多为技术所贡献而非人”[37]。这种人的物质性和物的物质性的融合无法用麦克卢汉理解的身体去解释，需要再往前推进。麦克卢汉和基特勒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聚焦技术的物质结构以及技术引起文化的变迁，而不是关注技术使用的方式或者信息的内容。但在关于身体和技术的融合性思考中，基特勒和维利里奥走得更近一些。人类身体在基特勒的思考中完全消失，[38]而在维利里奥这里，传输革命预示着人的“行为惰性的降临”，人的身体成了终端设备，“使被超级装备起来的健全人变得与被装备起来的残疾人几乎完全一样”[39]，由此消解了健全的身体和残疾的身体之间的差异。
不同于麦克卢汉依据官能感知的替换将媒介史划分为口语、抄本、印刷、电子化时代，基特勒认为随着内部技术结构与资讯处理方式的变化，人成为技术界面才是媒介史断裂的根源。[40]在他看来，技术能够操控不可逆的时间，比如书写将观念、行为符号化，使之得以抵抗时间的流逝。1800年前后，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的技术分流“打破了古登堡的书写垄断，人的制造就有 了可能。……文字的形式、差异和频率都简化为各种格式。所谓的‘人'分裂成生理结构和信息技术”[41]。个体感觉不仅成为可以被测量、监控的客观对象，而且人的不同感官被单独输出，声音、形象等凭借存储技术能够同身体剥离开来。到了数位媒介时代，电脑、手机等媒介将此前分离的处理模式统合起来，由此重新组装曾经被类比媒介切割的身体。虚拟技术和人工智能甚至能制造出千奇百怪的身体。[42]比如，有人把逝者的多维资料跟 AI 技术结合，发明出了有自我意识的聊天机器人，国外还有专门的网站提供把逝者数字信息复活成AI的服务。未来还有数字重生产业(digital afterlife industry) 的兴起，用机械替换部分人体的赛博格就正式诞生了。虚拟身体最终取代消失的肉身而获得永生。[43]基特勒这种欲将人类身体除之而后快的企图显得有些“极端”，但是他揭示出肉身、官能可以被分割、输出和重组，从而取代肉身。
就手机而论，人们借助文字输入、语音、视频等方式进行实时交谈和记录，形成“由不同分身构成的魔像”[44]，或者以“再现的身体”[45]在屏幕世界中活动。肉身通过屏幕触摸和点击实现远程接触，肉身的现实行动力被极大简化。此时的肉身成了一个发送信息、接收信息的终端，所谓的具身是借助于物质性的界面，比如屏幕，驱动人机融合的自我意识的新流动程序，人的感觉场由机器开启和调度。维利里奥区分了人类的三种状态：游牧生活，存在者的旅程、轨迹占据支配地位；定居生活，存在者在固定的土地上生活；最终定居的状态，只需要人身的“原地可动性”[46]，身体的运动和知觉能力被由假器装备起来的身体的“极端惰性”所取代。当代人的身体虽然带着手机在空间中移动，但是不同于此前的漫游者，“他们如今更加不熟悉他们行走周围的直接的邻近区域。如此孤独的个人抛弃了他们周围的环境的直接性，因为他们完全沉浸于那遥远的视听人物的集体幻想之中”[47]。肉身虽然处于在世空间，但是远距离在场破坏了在场的此在性，[48]此时取代此地，身体感官和思绪任由机器牵引和置换。在这个意义上说，肉身的移动、对事物的知觉能力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光速对感官的刺激。可以说，“过去移动的是身体与物质性的载体，如今移动的是光”[49]。身体只是技术假体的承受者，“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适应各种视觉技术，也就是说，让自己消失”[50]。
四、
身体即城市：屏幕具身与后城邦生活
当现实事务大多被屏幕化之后，不用进行物理移动，就能在手机上解决各种生活问题。可以说，城市在屏幕中流动和延展，只是这座城市没有坚硬的建筑和严格的区域界限，立体的物质变成虚拟的事物。传统城市有建筑、纪念碑和公共空间的稳定配置，确保市民受到相对严密的约束，以及维持社会等级关系的集体记忆的物质化表达，城墙隔开了城市内外空间。到了工业化阶段，城市通常都位于意义重大的交通枢纽上，最常见的是港口。[51]而今，真实空间的城市消失在了屏幕里，在远地后城邦，“远程信息传送取代了门口”[52]。维利里奥说：第一次爆炸是原子弹爆炸，第二次就是信息爆炸，这场爆炸将我们推入了''实时时间”(real time)。[53]在光速主导下，实时时间取代实际空间，此处不再存在，一切皆是瞬时、同步的。“如果地方性的城邦曾经是围绕着‘门 '和 ‘港'建立的，则远地的后城邦今后将围绕着‘窗口' 和电信设施，也就是说，围绕着屏幕和规定时间段而建立。” [54]如同米 切尔 ( W. Mitchell) 对'比特城市” 的描述，“这座城市将不在地球表面任何一个具体地点落脚。它受连通性和带宽限制影响，不受可达性和土地价值影响”[55]。
支配后城邦社会的法则之一是光速。19世纪铁道的发明，运输线的建立，将国家收缩成一座大城市，点与点之间的空间被摧毁了，由空间距离所制造的不同地方的孤立，过去正是它们认同的本质也丧失了。[56]与之相对，光速取消了物理距离，世界变成了城市，屏幕'取代物质空间的构成面积的总和”[57]。对"移动收视者” ( mobiviewers) 而言，城市不再是我们实际居住的真实地点……由于移动电话的革命，我们居住的'地点”是任何地方，然而，像游牧民一样，我们既是四海为家，又是无处为家。[58]如果说自大众传媒时代以来，家是承受不同媒介渗透的中心；那么在当下，身体成为终端。类似拉什(Lash)所言：作为感知者，我们的操作方式比较像是接口而非半机械人( cyborg) ，这种人机接口连接了有机体系与科技体系。有机体系按照一种生理学的模型运作，而科技体系则按照一种控制论的模型运作。[59]手机屏幕和身体形成的'有机—科技接口”使得'我的生物躯体与城市合二为一；城市本身不仅成为了我网络化认知系统的领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成为了这一系统的空间和物质化身”[60]。所谓"真实时间的城市化”其实是由屏幕/假器装备起来的身体的城市化，整座城跟随身体在空间中移动，“城市已经成为类似于我们身体上的蜗牛壳”[61]。在可移动的、无所不在的媒介时代我们都是"远地后城市的居民”[62]。
此处和别处、“远”和“近”、在场和缺席的差别消失了，其中，根据空间邻近性而加以组织的旧有的社会关系正在为远程沟通纽带所取代。[63]丢失了屏幕、网络，意味着人们的互动、交流等一部分连接关系的丧失，屏幕世界里的存在难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同样的复刻。后城邦生活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摹仿和再现，而是一种全新的技术生活。我们借助屏幕同虚拟的事物产生交互关系，所产生的效应是真实的，比如外卖、购物、打车、转账等行为皆会带来实实在在的现实效果。
罗泽（F. Roetzer）提到人们处在三个不同的空间里：一是处在自己的血肉之躯的中心，二是处在虚拟的、人们通过机器眼和机器声屏幕看到的空间，三是处在另一个仍然“真实”、机器人占据中心的空间。[64]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手机屏幕和人的融合大体处于罗泽提到的第二种空间。世界—城市被装进屏幕里，“靠着（电磁的）‘接近法则'，远者胜过近者，没有厚度的形 象胜过手边的东西”[65]，然而“世界作为图像”的呈现方式是不同于肉身直接经验的现实。屏幕中的成像需要经过各种传输将数据代码转译成可视化的图像、文本，“不管是类似于人类的经验，还是将人类不能经验到的东西转化和转译成视觉图像”，比如手机上的位置信息、打车App中呈现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的线路地图等，“将探测到的东西转译成具身的观察者所能看到和识别的图像”，这样通过技术的转译形成了唐•伊德所谓的“人—（ 技术—世界） ”的诠释学关系。[66]我们似乎摆脱身体的束缚，“从我们所不在的位置、从我们从未到过的地方注视着世界”[67]。用维利里奥的话说，视觉机 器“替代我们进行观看和预见，……它能够在某些领域中代替我们，在某些超快速的操作中代替我们”[68]。本雅明很早就揭示了摄影机对人的目光的强制性，而在后城邦社会里，视觉、听觉的工业化无时无刻不在对人的感官形成无法拒绝的压迫感。这种强制的观看从电影院扩散到各个离散的空间中，眼睛和镜头的融合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肉眼的自然观看竟然成为一种“稀缺”，眼睛正在经受一种“最终达到光学残疾的眼睛训练”[69]。由此，肉眼也逐渐经历了从直接的视觉接触到由视觉机器的辅助的视觉接触，即从视觉到视觉化的过渡。当目光习惯并依赖于屏幕的成像运动时，“眼睛晶体实际上很快就失去了其调节幅度”，“人类的目光渐渐趋于凝滞，渐渐失去其速度与自然感性”[70]，导致肉身知觉的机械化和自动化。
后城邦社会是一个经过精确计算、可控的世界，“我们透过界面观看是不知不觉的，因为我们是透过一个电子画框来窥视的，在这个框框里我们的符号——— 文字、数据、模拟———均得到了精确的控制，各种事物都表现出惊人的清晰”[71]。这一世界是“柏拉图主义的产物”[72]，它摆脱了有形介质的干扰，从流变的意见世界转向由程序、算法搭建出的赛博空间，一切事物在它们该在的位置，井然有序，呈现完美的形式。在这背后，“由人类全部的存在、行动和思考所组成的社会— 技术巨型联合体”是维持远地后城邦社会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73]对人的行为的监测也是这一巨型联合体 的目标程序之一，它在相当精准地唤起和满足人的各 种欲望的同时，也对人实施了精准的操控。欲望可以被生产和唤起，人成了几近透明化的存在，无处遁形。当各种App的开发越来越多，屏幕对日常生活的卷入越来越深入和广泛时，人被裹挟进技术整体的程序化要求和行为的程度就变得越来越深。然而，除了屏幕中所呈现的之外，我们对其它有关于运行、程序的诸多算法和规则几乎一无所知。而随着这种巨型联合体而来的是对屏幕使用的强制性，比如扫码支付逐渐驱逐了此前习以为常的现金交易，卖家很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零钱给顾客。所以，以屏幕为代表的一整套技术系统正在构建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任何人都无以逃脱。和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相类，后城邦生活“构成了 一种不同的'在世界中的存在'的类型”[74]。
五、
结语：当身体成为屏幕
屏幕模式不只是一种呈现方式，还是一种实践方式。手机屏幕具身形成“有机—科技接口”，使得肉身和城市—世界相连，彼此互嵌，改变了“居住”的含义：它与人的肉身居于何处由建筑来定义的场所无关，而与人的神经系统与附近电子器官的连接有关。你的房间和家将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而你也将成为它们的一部分。[75]远程存在成为我们新的“在世存有”，通过作为装置的技术得以实现。如克莱默尔所言：“人被传媒所制约，只能在传媒中运动；而对存在于传媒中的东 西，人们也许只能用另一种传媒给出，而不能没有传媒。”[76]在后城邦社会中生存，就是一种“科技的生命/ 生活方式”，也就是“远距的生命/生活形式”，“我无法不借由我的人机界面来穿越这些距离，成就我的社会性。在没有科技体系、不透过与通信和交通机械的接口的情况下，我就无法成就社会性”[77]。身体和机器的接合成为一种自然的状态，手机屏幕具身只是展示了其中一个阶段的形态。维利里奥总结出三次革命，运输革命、传输革命和移植革命，在第三次革命中，微型 机器可以被移植进人的身体，身体直接成为微型技术统治的场域。“电磁性的亲近”深入到肌肤之内，此时的身体完全成为界面，身体就是屏幕。身体内部空间可以被直接改造和重新设计，比如改变身体的内部生理能力用以适应外部环境，“对环境的控制也是从物理环境到'微生理'环境”的转变。[78]这意味着身体和机器的界限彻底消失了，身体对外部刺激的反应也完全遵从程序的先在设定。“从今往后，‘社会'一词应该包括人和程序。程序不是愚笨的，它们甚至比你的邻居更聪明”[79]。到了这一步，如何来评估人类这一物种，理性、存在、自由意志等相关命题又该重新被考量。
（ 本研究受“传播与中国”工作坊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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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孙绍谊《从电影研究到银幕/屏幕研究一安妮•弗雷伯格〈虚拟视窗〉读后》《电影艺术），2010年第5期，第153—155页。
[2] Erkki Huhtamo. Screen Tests: Why Do We Ne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Screen. Cinema Journal， no， 2. 2012. pp. 144 － 148. Erkki Huhtamo. Elements of Screenology. http: / /wro01. wrocenter. pl/erkki /html /erkki_en. html.
[3] Haidee Wasson. The Networked Screen: Moving Images ， Materiality ， and the Aesthetics of Size. Fluid Screens ， Expanded Cinema. Janine Marches- sault Susan Lord（ ed） .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7. p. 90.
[4][5] [法] 莫罗•卡波内《屏幕，画布与窗口一以及其他四方形垂直表面》曲晓蕊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6、268—269、 269 页。
[6] [美] 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84页。
[7][36][64] [德] 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一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76、139、129页。
[8] Jordan Frith. Splintered Space: Hybrid Spaces and Differential Mobility. Mobilities，vol. 7，no. 1 2012. p. 132.
[9] 唐士哲: 《作为文化技术的媒介：基德勒的媒介理论初探》，《传播研究与实践》，2017年第2期，第21页。
[10] Gunther Kress.‘Screen': Metaphors of Display，Partition， Concealment and Defence. Visual Communication，vol. 5，no. 2， 2006. pp.200 －201.
[11][41][44] [德]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邢春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2、17、201页。
[12][21][31] 吴国盛编: 《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6、309、295、299页。
[13] [英] 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14][25] [法]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王东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12，16页。
[15][17][66] [美] 唐•伊德《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73、98、91页。
[16][32] [加] 米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9，76页。
[18] 张一兵:《败坏的去远性之形而上学灾难———维利里奥的〈解放的速度〉解读》，《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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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海德格尔对“去远”的解释:去远说的是使相去之距消失不见，也就是说，是去某物之远而使之近。见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 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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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凯瑟琳•海勒区分了''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前者是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后者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 电子环境中产生。见 [美]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序言），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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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华，福建长乐人，博士，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职博士后，曾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获博士学位。
出版专著一部：《语言革命的社会指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主持的项目：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福建省社科项目、中国博士后面上基金项目各一项。
获奖情况：专著《语言革命的社会指向》获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优秀学术奖”三等奖。论文《从“天下”到“国家”：清末语言运动中的“声音”和言语文化》（刊于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总第29期）（获第十一届福建省社科成果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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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责编：周月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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