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文贵良：语言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语言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文贵良
【本文原刊于：《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02期】
内容提要：当代学者运用西方语言理论和话语理论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 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现代知识者对"文学汉语 "的想像与实践。本文从文学史的脉络中确立了运用西方语言理论来阐释现代文学中文学汉语的可能性,但是任何某种西方的语言理论都无法支撑对文学汉语的现代发展的解读。最后,对文学汉语的实践和想像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描述框架。
关键词：西方语言理论 文学汉语 中国现代文学
有意思的是, 当西方二十世纪的哲学实践着语言转向的时候, 中国文学也进行着一次语言转向 :文学从文言向白话的转换。面对风风雨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很自然从语言转向的视域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与发展。
语言转向的视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首先是语言的层面。这个方面的研究者其实非常多, 有一批学人, 如王风、肖同庆、张新颖、高玉等, 还有一批作家, 如韩少功、莫言、李锐等。但是汲取西方的理论资源对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比较系统的研究并不多, 近几年来重要的有郜元宝和高玉。郜元宝先生一直热情地关注语言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他的九十年代作家研究中就突出了这个内容, 对鲁迅、胡适、王蒙等人的文学语言都做过非常精彩的描述。在世纪之交,他推出了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的系列论文。他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史的描述, 无疑具有开创意义。因为语言学的学者关注的是语法学等方面的变化, 比如从《马氏文通》以来汉语研究范式的变化,利弊等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关注的是作家的文体、语言风格的研究。他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的梳理, 别开生面。郜元宝对众多的西方的语言理论都有汲取, 核心观念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语言观。2004年他在《文艺争鸣》上发表了《为什么会粗糙?》一文, 副标题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语言观与现代文学 ”, 这就表明他关注的不是那种纯语言观念的梳理, 而是文学与语言内部关系的研究。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五四新文学中,更大范围的语言革命先于并且包含了范围较小的文学革命。这个观点我看可以商榷, 它似乎隐隐的透出论者有一种语言优先论的倾向。对于语言革命先于文学革命的观点, 我有两点疑惑一是语言何以能够先于文学? 二是二十世纪那场白话文学运动中, 语言革命何以能够先于文学革命? 这两点的详细展开不是本文的任务, 但是实际上在下文的论述中有所涉及。高玉近几年发表一系列论文, 围绕的中心问题是二十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学运动中文学和语言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语言既是工具,又是本体,既是“器”, 又是“道”, 因此五四时候的现代白话不仅是语言工具, 同时也是思想本体。他把语言从一种能够纯粹的工具中提拔出来, 并以此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突出了语言在文学转型中的意义。他对现代汉语做了某些描述,并认为要理解中国现代文学, 必须回到现代汉语。但是他的论述在我看来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提及:现代汉语本身何以能够作为一种先在的东西被使用。这正是我十分关心的问题。
语言转向的视域的第二个层面是话语的层面。话语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词语。几乎任何一个实词都可以与它组合成词组, 比如历史话语与话语历史, 胡风话语与话语胡风, 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 等等。但是中国学术界用话语一词多是从福柯的话语观念而来的。实际上在我看来, 当我们在用“话语”来言说的时候, 它的底层就是语言的问题。从话语研究文学的学人不少, 如殷国明、南帆、李林荣等都有重要的论文发表。从话语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首先应该提及的是李陀, 他在 1993年发表在《今天》上的《丁玲不简单》一文中, 就提出了关于毛话语的看法。从话语的角度, 系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还不多见。我个人对此做过一些尝试性研究，梳理出从晚清到三十年代的三种话语方式:文言话语,白话话语和隐形大众话语, 对战争年代主要描述了毛氏话语和胡风话语以及显形大众话语。至少可以说, 从晚清到1948年止, 有一条话语的线索被描述出来。我对话语的理解较多的是汲取了福柯的话语理论。但是, 我个人的话语研究与其说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者——中国现代知识者的精神生活和生存方式的描述。正如我的导师陈思和对我说的:你的话语研究, 对于文学来说, 是一种文学的外部研究, 如何从话语的角度, 或者说从语言的角度, 分析文学与语言的关系, 进入文学的内部研究, 你可以多考虑一些。
面对众多学人的研究, 我提出的疑问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汉语如何可能?我的思考就是从现代文学中来理解文学汉语。面对语言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 我觉得有必要谈一谈这种研究的可能性。当运用或者汲取某些新的理论资源来解读文学史的时候,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 这就有必要从理论资源和研究对象两个方面来理解。
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与一种文学语言——文学汉语的产生与发展扭结在一起的, 至于这种扭结的形态怎样, 正是我要追寻的。晚清,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中提出言文一致的主张,裘可桴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提出 “崇白话废文言”。在戊戌变法失败后, 提倡白话文以开民智, 成为晚清的一大文化景观。晚清知识者兴小说时关注到了文学语言的更换, 但并不重视,梁启超在可以被称为“小说界革命”宪章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 对小说语言仅是一笔带过。况且, 晚清有一个奇特的现象 :兴小说的人和倡白话的人并不完全同一。这样, 实际造成了小说革命与白话提倡的分离。白话没有通过文学而提升自己。五四新文学的开端是从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开始的。与晚清不同的是, 新文学一开始, 白话就与文学结合在一起。1918年, 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 文学的国语 ”作为文学汉语的建设策略, 1920年教育部规定小学国文用白话文, 白话取得了对文言的胜利。这种胜利不单纯是文学的胜利, 也不单纯是白话的胜利。也许准确的说法是这是文学白话和白话文学的胜利。不过当时的文学白话其实还是一种很不成熟的文学汉语, 它如何应对口语、文言 、欧化句式和外来词语, 甚至还有世界语, 处处显得捉襟见肘。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 瞿秋白等人对五四的文学语言——白话进行了批判, 这一批判的影响之一就是在三十年代有人重新提倡文言提倡读经的时候, 陈望道等人提出了大众语文学的讨论, 其中核心问题就是大众语, 大众语是现代知识分子对文学汉语的一次乌托邦想像。就整个三十年代的文学景观来看, 文学汉语也呈现出万紫千红的争奇斗艳。沿着三十年代大众化的道路, 四十年代有了新的发展, 从民族形式的讨论, 直到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之后向工农兵学习语言,文学汉语从老百姓的口头学习, 从民间学习。但是如果从四十年代的文学景观来看, 文学汉语自身呈现出多种汲取的面貌。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口语化, 但不地方化, 更多融入民间语汇和大众口头语。路翎坚持五四以来白话的表达习惯, 还是一种欧化的道路。钱钟书和张爱玲从以往的文学汉语创新, 而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现代诗群一边从异域诗歌学习, 一边回归汉语的诗性传统。至于延安知识分子曾经有一段时期写不出文学作品, 他们面临的表层问题是文学语言不够, 深层问题是他们话语方式的改变,这从语言的层次肯定说不清楚,要从话语的层面理解。这种简单梳理也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文学汉语的发展是同步的。但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文学汉语与现当代文学如何定位?很明显的事实是现当代文学不是从中国本土文学中产生,她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文学汉语如何应对世界语、欧化句式和外来词?这些异质因素如何参与了文学汉语的建设?《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的语言学研究如何通过教育的方式对文 学汉语的产生了影响? 而这些问题本身是现代事物产生的问题, 不排除从中国传统的文论资源中寻找根据,但是很明显的事实是,这远远不够。这是一种现代事件, 它超出了中国原有的文学汉语的边界, 进入到世界文学语言的系统中。因此, 汲取西方的理论资源实在是有必要的。
西方的语言理论资源很多, 初步可以分为三类。
他们的观点不是直接面对的文学汉语, 但是他们对汉语、汉字那种整体的认识也许能提供认识文学汉语某些启示。培根、莱布尼茨、谢林、洪堡特、甲柏连孜、高本汉等等, 这个名单还很长。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语言学研究, 影响了中国学者对汉语的想像。高本汉认为汉语的特点是单音缀的和孤立的, 句子的组织凭借的是语词的次序, 这样的观点也许不是高本汉的独创, 但是他认为中国汉语的这种特点恰恰显示了自身的个性, 不同西方的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这种观点影响了当代语言学家张世禄先生, 而张世禄的弟子申小龙则反思了百年汉语研究的历史, 从汉语人文精神的角度创建了汉语自身的语法系统。
第二类是各国学者对本国语言发展：
尤其是文学语言发展的研究。但丁之于意大利语, 歌德之于德语, 普希金之于俄语, 乔叟之于英语, 都是文学与民族语言的形成互动的典型例子, 也曾经作为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学的资源。但是我感兴趣的是日本学者对近代日语的研究, 像炳谷行人的《民族主义与书写语言》, 小森阳一的《日本近代国语批判》等对近代日语的批判, 是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民族共同语的形成的交织中探讨日语的发展变化,其中涉及的重要领域就是文学。近代日语的发展面临双重纠结:内部汉词的纠结和外部欧化的纠结。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汉语面临的问题有某些相似之处, 因此日本学者对日语的研究会给文学汉语的研究有着方法论的启示。上述两类资源, 对于文学汉语的研究来说, 都还不是最直接的理论资源, 更多的是在对照的意义上汲取方法的启示。
第三类资源主要是西方学者关于语言的原创理论：
笔者有限的阅读中, 主要的理论资源如下:
(1)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 对能指和所指的划分, 历史性和共时性的区分, 不仅开启了现代语言学之门, 也对我们理解一种形成中的文学汉语有借鉴和对比作用。比如, 在索绪尔看来, 语言是普遍的、社会的, 而言语是个人的、私有的, 那么, 文学汉语应该从普遍共有的意义上理解。但是实际上文学汉语只有在个人的言语 (即作品)中才能得到理解, 因此文学汉语自身就有着语言与言语的内在对抗。历史性和共时性的区分, 对应的问题恰恰是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化, 这是文学汉语中一直困扰的问题。能指是语言符号的形式, 所指是语言符号的内涵, 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与分离, 对汉字拉丁化是否会损伤汉字形象性, 对名与实的问题, 对中国五十年大的民歌运动, 对文革时代的语言喧噪等等都有启示。
(2)萨皮尔 -沃尔夫假说。萨皮尔 -沃尔夫假说的核心问题是, 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其思维方式能同一吗? 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从这个假说出发, 对汉字拉丁化的历史, 对《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研究, 就需要重新描述, 这正是申小龙等语言学学者关注的问题。而与文学汉语密切相关的是翻译文学的欧化成分、世界语, 以及把西方语法规定用于汉语的教育训练, 等等, 这些问题涉及的就是郜元宝所说的语言的同一与差异的问题。
(3)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对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语言观,我这个外行不敢窥其堂奥, 但他对语言与短暂者的存在的一些精辟断语, 常常引起我的深思。他说:语言言说, 语言是人类此在的最高事件, 是存在的家园。他又说:诗本身才使语言成为可能。我对最后这句话的理解是:没有诗,语言成为词语的碎片。诗, 激活了语言, 拯救了语言。如果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那么可以说, 诗是语言的家园。这对于我的启示是:在语言、诗 (文学) 与人的存在之间寻求一种和谐。具体说来就是, 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孜孜矻矻地追求一种文学汉语的时候, 这种文学汉语的流动, 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汉语文学, 同时也是他们那种最为本真的生存方式的呈现。
(4)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他的语言观似乎可以用三句话表达: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方式。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语言活动是一种游戏。这三句话可以概括为:游戏中的语言才是活生生的语言。胡适提倡白话文学从死文字和活文字之分入手,死文字就是没有进入现代人语言游戏的文字, 活文字就是正活跃在现代人语言游戏中的文字。再扩展一点说,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一场文学语言的游戏, 具体说就是一场文学汉语的游戏。
(5)巴赫金的话语观。巴赫金的话语观中有两点是值得提及的:话语的对话性和多元性。要指出的是, 巴赫金的话语和福柯的话语不是一回事。巴赫金的话语是就文学语言来说的, 而福柯的话语是一种形式和结构, 相对于知识的范式而言的。这为文学汉语如何应对各种文学语言因子提供可了某种理论资源, 如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大的文学叙事中, 方言土语、电影叙事和文言语汇等如何以话语的形式进入文学汉语的现代实践中, 需要有一种新的认识和解读。
高玉、郜元宝和我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考, 其理论的视野和起点都是来自于西方。但是在论述时, 我认为, 不是理论资源规范了研究对象, 而是研究对象决定了理论资源的取舍。面对西方众多的语言理论和话语理论, 我的作法先还是回到历史境域中的研究对象, 也就是先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上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语言与文学纠结的简单梳理中可以看出, 文学语言一直困扰着文学。这种困扰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汉语如何应对异域语言, 欧化, 提倡世界语等等, 汉语自身的合法性成为问题。二是汉语如何应对文学。当胡适之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 陈独秀认定白话文学为正宗的时候, 汉语应对文学成为问题。这两个方面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汉语如何应对汉语言说者自身的生存境域和生存体验。清帝国在几十年之内土崩瓦解, 中国沦为中落之国, 中国人成为中落之人, 面对的是西方人眼中虚弱、野蛮的中国人, 而泱泱大国文明悠久的历史光圈又挥之不去, 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心理承受如何表达, 汉语经受着考验。
因此从这种困扰的意义上, 我提出一个初步设想:以现代知识分子对文学汉语的想像与实践为中心, 描述文学汉语在现代文学中的形式变化。这样尝试着在两个方面作出探讨:一是文学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一是西方语言理论与中国现 代文学的研究。
何谓文学汉语? 文学汉语是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实践的汉语, 以白话作底子, 但渗透了文言和欧化的很多成分。就广义说来, 文学汉语自然包括中国古代作为文学汉语的文言, 如果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就会有特别说明。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文学汉语自从胡适等以白话作为文学语言以来, 一直就处在想像与实践的缝隙中。那么, 文学汉语的边界在哪儿? 我的初步断定是:有两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文学性, 相当于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诗学语言, 追求陌生化的效果。第二层面是能承担对现代知识分子生存体验的表达和穿透。文学汉语何以能够生成和繁殖?二十世纪中国知识者的生存境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像中国古代士人处于封闭的中国, 尤以黄河流域为中心, 士人被贬谪到湖南广州就有丧魂落魄之感。而中国现代知识者处在世界格局中, 他们感受的是异域力量对民族、国家和个人的压抑, 表达这种生存的压抑成为现代知识者的内在需要。另外,文学汉语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家伙,总是不断的要突破自己, 装饰自己, 让自己时时有陌生的惊喜。因此,文学语言不断突破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现代知识者表达生存压抑的需要, 成为文学汉语生成和繁殖的内在基因。其外部条件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建,一直在追求一种现代民族共同语, 从国语运动到普通话的推广。国家权力的介入, 对文学汉语的形成有着推动和挤压的双向功能。另外, 文学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功能:从梁启超的新民说, 到鲁迅的改良社会与人生, 再到毛泽东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成为兴建民族国家的政治策略之一，这些既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也是文学汉语面临的外部境域。
如何描述书文学汉语的现代想像与实践？以文学汉语为本位，进入描述的方式不是元宝先生所说的从汉语中理解汉语，而是从文学中理解汉语，从现代汉语文学中理解文学汉语，以具体的文学汉语的形式来构建这种现代想像与实践的历史。但在分析时，无疑会越过文学作品的边界，勾连现代汉语的研究。
文学汉语的现代想像与实践，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尚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注释:
①郜元宝的论文有:《母语的陷落》, 《书屋》2002年第四期;《音本位与字本位》、《现代汉语——工具论与本体论的交战》,《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二期;《同一与差异》,《上海文学》2003年第十期;《为什么会粗糙?》,《文艺争鸣》2004年第二期。高玉的重要论文有:《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换》, 《东南学术》2001 年第三期;《语言革命与思想革命—— 五四新文学的理论与现实》,《文学评论》2002年第五期。
②笔者的论文有:《解构与重建》,《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三期 ;《大众话语:对 20 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论述 》, 《文艺研究 》2003 年第二期;《胡风的话语方式》, 《学术月刊》2003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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