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中的“植物意象”论
胡友峰 蔡淼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6(08)
摘 要：本文在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众多植物意象基础上探究其所包含的深层意蕴。沈从文小说中的植物意象表达了他内心深处趋于山水自然和山里乡民的审美意识。文章将着重以植物意象为切入点,发掘沈从文小说中植物描写的独特性,同时考察这些植物意象在小说中所具有的审美意蕴,并以此来寻找它们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之间的深层联系。
关键词：沈从文；植物意象；独特性；审美意蕴；文学理想；
沈从文小说中植物描写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在湘西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孕育着许多独特的植物,它们是别处所没有的,只在湘西,只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它们才会有如此生动的灵性。首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虎耳草”,在《边城》中通篇贯穿着这种可爱的植物。 除了《边城》中的这些描写,在作者后期的小说《长河》以及一些散文中都有写到这种极具湘西地域特色的植物,可见沈从文对于虎耳草的钟爱。虎耳草因为叶子形似“虎耳”而得名,性喜温暖而稍凉冷,一般生长在半阴潮湿的环境中,正是湘西独特的自然环境才能孕育出这独具魅力的植物。
在沈从文心中“虎耳草”已经成为家乡的一种象征,成为他思乡之情的寄托,即使后来离开家乡很多年,他的住处都会有一盆虎耳草,汪曾祺曾提到:“沈先生家有一盘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盘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1据说虎耳草的学名从拉丁语直译过来是“割岩者”,因为它喜欢生长在岩石裂缝处,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地积蓄能量,也许有一天能将岩石割开。这意思,正是汪曾祺写沈从文特别写到的一点:“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2沈从文作为湘西子民的代表,他身上所具有的性情特征自然也是在湘西风土中长养成的,与“虎耳草”的韧劲有内在的契合点。 沈从文小说中植物描写充满神秘色彩。沈从文是湘西那条沅水上走出的汉、苗混血的年轻人,那一片巫楚大地同时也给沈从文的精神世界注入了与生俱来的神秘色彩。他的一系列小说中都倾注了这种神秘色彩,如《神巫之爱》《龙珠》《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阿丽思中国游记》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把神话融入到人世间的爱与美好之中,但是承载着这些理想的依然是沈从文笔下的自然天地,同时作者又给予自然之中的植物意象以神话的内涵,这样在天、地、人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如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中:“一株树,又不是凭它结果子多,又不是凭它门阀好,居然做许多阔太太家的干亲戚,一年四季成天有千金小姐公子少爷,由奶奶带来为干妈作揖磕头,这没有理由,简直比许多人类无理由被人尊敬还糊涂。”这里的“树”带有神性,不能当做普通的树木被砍伐,不仅给人制造了虚幻的幸福感,同时也得益于它的神的象征性,在某种意义上保护了自然环境,并以此维系着自然生命的平等和人对自然的敬畏。 在沈从文那里,所谓“神的世界”乃是一个情感和秩序的自然王国,正如沈从文所说:“创造于艺术,乃是敬畏自然,信仰生命,要在‘神’之解体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3在他的心目中,神不是宗教中万能的上帝,也不是拜物教文化中令人恐惧和敬畏的对象,而是人类情感中的自然和自然生命。正如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描写的:
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
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
三株枫树一样高,枫木树下好恋娇。
这是豹子与媚金神圣崇高的爱情的牧歌式的赞颂,语言难免朴直,但却形象、直白。这里的两种植物“豆荚”、“枫树”是自然之中常见的,但是在小说中作者赋予了它们成全美好爱情的神秘力量,是湘西乡民对神的敬畏,也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这种单纯而执着的信仰使得这些自然之中的植物变得神秘而有灵,这也正是沈从文小说中植物意象的特别之处。 沈从文通过植物描写来承接小说的叙事。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常常用植物意象来贯穿全篇,引出人物、事件,植物成为全文的铺垫,叙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也通过许多植物意象来相互渗透。有时对这些植物意象的描述弱化了小说的叙事,但增加了诗歌的意境,使其成为“诗化小说”。如《边城》中的“竹”:“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这是小说一开始对边城的描写,一开篇就给这个小城以诗画般的神韵。在接下来情节发展的过程中“竹”这一植物意象又多次出现,推动着情节的发展。用“竹”引出翠翠名字的来历:“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似乎为翠翠的爱情故事埋下了悲伤的伏笔。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主要写大老和二老对翠翠的爱慕,在故事情节上并没有尖锐矛盾的跌宕起伏,而是在来自竹林的歌声中解开翠翠的心意,此时的“竹林”再一次成为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线索:“翠翠坐到船头,低下头去剥豌豆,耳中听着远处竹篁里的黄鸟叫。翠翠心轻轻的跳着。”“翠翠每天皆到白塔下背太阳的一面去午睡,高处既极凉快,两山竹篁里叫得使人发松的竹雀和其它鸟类又如此之多,致使她在睡梦里尽为山鸟歌声所浮着,做的梦也便常是顶荒唐的梦。” 当“竹”这一植物意象在小说中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情感符号重复出现时,它也就具有了抽象的形式美学功能,使小说的诗性色彩更加浓厚。这也是沈从文所追求的小说文体的“现代性”,即不是以小说的故事性和叙事性见长,而是要从诗歌和散文艺术中汲取养分,增强小说中的诗化意境,而这一种追求通过其植物意象的塑造得到很好的实践。
1. 情爱型植物意象及其审美意蕴。沈从文作品中的植物意象包孕了丰富的象征意义,而在众多象征意义中,最值得细细玩味的又是其中对于原生态的爱情的象征。如《雨后》中将四狗与女子的欢爱设置在雨后采蕨的劳作间歇中,文中三次提及“蕨菜”,同样对于“蕨”这一植物意象的典型运用还出现在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采蕨》中,小说的题目就以“蕨”为核心,可想“蕨”这一意象在文中的象征意义。《采蕨》中“蕨”的爱情象征意义非常明显,五明帮助阿黑上山采蕨,并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了爱情。 在不同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的“虎耳草”,我们也可以大胆推断它与“蕨”一样具有爱情的内涵,仅仅在《边城》中,“虎耳草”就反复出现在现实和翠翠的梦境之中,成为一个初长成的少女朦胧腼腆的爱情象征。
“虎耳草”的意象交替出现在梦境与现实中,使得翠翠那一点点小心思朦朦胧胧地显现于文字间。二老那美妙的歌声带着她在梦境中摘了顶大的虎耳草,而这梦境使翠翠在现实中也偏爱起了“虎耳草”,掘鞭笋却摘了一大把虎耳草,此时的“虎耳草”对于翠翠而言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植物,而寄托了她心中一个美妙的心愿和因这心愿而起的小小忧愁,这痛并快乐着的独特感受便是那爱情的萌芽,翠翠的“虎耳草”实际上是翠翠的朦胧爱情的感受。 “枣”因为“早生贵子”的谐音而成为美好爱情的象征。沈从文十分巧妙地使用了这一意象来象征爱情。在《萧萧》中花狗和萧萧也是在打枣中熟识,“枣”成为花狗和萧萧爱情产生的契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感的深入,花狗也在萧萧的身上种下了“枣”,顺应故事的发展方知这“枣”中含义无限。“枣”这一植物意象千百年来都有美好爱情的含意,在沈从文的笔下,这一意象更加丰富,牵引着人们寻找爱情。 2. 生态型植物意象及其审美意蕴。沈从文小说中的植物意象还包含着湘西生态环境的内在意蕴,是湘西生态美的象征。其小说中最普遍使用的一个植物意象就是“竹”,小说中常以竹林为故事的大背景,如《边城》中翠翠和老船夫就生活在茶垌这样一个“两山多篁竹”的地方。并且“竹”这样一种植物也关联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竹”是湘西乡民生存的依靠,也是对淳朴善良的生命的礼赞。《黔小景》和《长河》中也都提到了“竹园”。在沈从文的笔下“竹”的内涵已升华为一份对于家乡的认同感和依赖感,承载着湘西人民的善良淳朴和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还有许多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植物也在沈从文作品中反复出现。如“红薯”,在《丈夫》《贵生》《黔小景》等作品中都有出现;“南瓜”,在《萧萧》《渔》《长河》等篇中也反复提及。在作者笔下,这些植物与人一样都是具有生命力的。沈从文用他的笔勾勒出湘西世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且平等共生的生态美,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美丽乡村”景象。沈从文用“竹”这一植物意象来提示我们,植物乃至自然都有生命和尊严,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营造优美纯净的生态环境。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有一种植物意象最为典型,那就是“黄色小野花”。如《月下小景》中“山坡上黄色小野花”“装饰了遍地的黄花”“野花铺就的石床”4;《雨后》和《夫妇》中有;《黔小景》中更是将“黄色小野花”这一不知名的植物意象落实到“散碎金子般黄澄澄”的油菜花上,它既是自然风物,又是农业产品,一定程度上呈现了自然对于作者的影响以及他“乡下人”的心理认同。
3. 人格型植物意象及其审美意蕴。当自然或者某种自然物进入作家的视野并进而形成文学意象的时候,它同时也就承载了作家的某种情感和心理。5沈从文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他的作品中寄予了对于故乡的无限眷恋。植物作为自然的一种形式,于时光的洗礼中寄托着人们的情感,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作品中就有许多这样的植物意象。 首先,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有“白杨”“枫树”“松树”“银杏”“竹”等意象,如在小说《会明》中,主角会明是一个老兵,他经历了前后十年的行伍生活。沈从文在小说中对会明的情感可以说是爱恨交织的。小说中以“大叶杨”这样一种植物来比喻,大叶杨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树木,这也许是沈从文对于自身以及众多与他有同样遭遇的人们的人格精神的一种肯定和鼓舞。社会和生活环境时时在变,也许坚守自身原则的人会显得与社会主流有一丝游离,但是正是这种置身事外的超然才往往能获得人生的真谛和内心的宁静。 再如《长河》中的“枫树”,这里的“枫树坳”正是由“枫树”而得名,枫树坳上的老水手将其视为珍宝,是作者寄托于家乡的理想,是他在城市生活很多年以后对于家乡淳朴民风的向往,没有那么多所谓“文明”的约束,不虚伪、不做作。
沈从文在其创作中暗含有一个人与自然精神互渗的传统文化结构——“林下风度”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都不满于现世的黑暗虚伪,而更倾向于追求纯净心灵的一隅,正是因为这样的心境,宁静秀美的自然使他们紧张的生命状态得到了舒缓,绿荫竹林也使他们的人生更加纯粹。正如《边城》中的“竹”,这两山的篁竹打造出了一个极幽静纯美的世界——茶垌,这里是祖父和翠翠长大的地方,也是沈从文心中向往之地。这远离世事的边地才可孕育出那些淳朴的人,那些充满人情味的风物,这也正是沈从文心向往之的人性自然的回归。 其实,在湘西这一片土地上,自古以来便不缺少对于人性美的赞颂,往上可追溯到屈原的《离骚》,而且都将这份感慨浸注于香草植物中,如“兰”和“芷”,对于屈原而言不仅是植物,更有一份关于人生,关于国家,关于楚地的情怀。沈从文继承了屈原的这一份楚地情怀。同样长养于楚地的山水之中的沈从文,对于家乡的自然风物也充满了不可言说的感情,湘西不仅孕育了他的生命,更塑造了他的灵魂。
沈从文算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者”,其作品中包孕着浓重的个人理想。揭示和探寻生命的庄严和价值,发掘人性的美质,进而重造民族品德,实现社会国家的重造,并将其向人类远景延续,是沈从文文学理想的追求。 沈从文曾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6他在历史与现实、“边地”与都市的交汇点上透视生命,认为人的生命在本质上有着本能的欲求和冲动,这是生命的自然属性,沈从文称之为“魔性”,但人毕竟是万物之灵,应有超越生命本能的精神追求,也就是说生命也要有“神性”。在沈从文看来,理想的生命形态应该是“魔性”与“神性”的结合。正如在小说《如蕤》中,如蕤是一个出身高贵、“品学粹美”、“为上帝所特别关切的女孩子”,但是她只渴望有“大树”般男子的爱。在这里“大树”这一植物意象被赋予了一种理想的生命形态,小说中的如蕤厌倦了都市中千篇一律的爱情,如蕤渴望奇遇和激情,渴望挑战与被征服——这是一个长期生活在都市的知识女性内心的隐秘。这里的“大树”是作者心中的理想的生命形态的象征,它既是如蕤所执着追求的理想,也是她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从中展现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与追求。 在《三个女性》这篇小说中,树这一植物意象更是直接参与到主人公对于人生的探讨之中:
仪青想谈话了,却故意问浦静:“怎么来认识目前的一切,究竟你是什么意见?”浦静说:“我不必说,左边那株松树就正在替我说话!”
浦静说:“仪青你要明白么?诗人是先就自己承认自己是个傻子,所以来复述树枝同一切自然所说无声音的话语,到后就成为诗人的。”
你为我告诉那株松树,你说:“我们不怕夜,这里月亮不够照路,萤火虫也不多,我们还可以折些富于油脂的松脂,从石头上取火种,燃一堆野火照路!”
这里的“松树”已经完全被当做了有独立人格的人了,作者在这里如此直白地富于松树以人性,可见松树这一植物意象在作者的心中之地位。通过松树与单个女性的对话,作者实际上是在对人性进行思考,在对话中不止一次提到对于现状的认识以及对于诗人的定义。 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说:“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利唯实的庸俗人生观。”7在沈从文看来,所谓“现代文明”并未给社会带来真正的文明,而尽是一些表面化、形式化的东西,这些却反而侵蚀了原生态的美好人性。 沈从文在其作品中多表达的是一种远离世俗,远离争论,远离偏见的平淡自然的境界,而这纯净的境界正是孕育单纯而自然人性的理想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追求也包含在沈从文对花花草草植物意象的塑造中,这些植物与最原始的自然人性相互合拍。沈从文一生经历传奇,阅历丰富,但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强调自己“乡下人”的身份,这是一份对于故乡的深情,对于故乡美好理想的希冀。然而对于都市文明的失望与对于湘西民间文化自信的同时,也依稀流露出作者的担忧,怕这最美好的东西就此被同化,消失了,汇入了“都市文明”的大河。所以他在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描写那湘西边地的淳朴净美。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共生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3AZW002;
[ 胡友峰 蔡淼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邮编:250100 ]
注释：
[1][2] 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从文印象》,孙冰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5~56页。
[3][6]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128页。
[4] 沈从文:《月下小景》,《沈从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
[5]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7]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精编——〈长河〉题记》,漓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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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 第 25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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