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兔”是每个人的抗争

From: 冬咚返工 2019-08-02

2019年7月27日，广州，我走进“#MeToo：失语者的抗争”展厅。

一进门便听见一片交织在一起的女声。一些小小的音响被放在刀片刺网装置内，刺网里悬着一张纸，上面印着和音频内容一致的受害者自白。刺网装置中间还有一个打印机，在往外吐着一张张纸，随便捡起来一张，都是一个“米兔”的故事。

我心里极度恐惧，身体僵硬根本没办法动，唯一的身体感知是来自乳头的一下一下的疼痛，每一秒钟的时间都是那么的漫长。我那天穿了一件玫红色的雪纺短袖上衣，领口是娃娃领带绣花的，那时我已经开始发育，但是还没有到穿内衣的程度。最后有女老师敲门，我才被任继长放开，我跑着逃离办公室，门口那个抱着书本的女老师我没有注意是谁，但是那女老师穿着藕荷色的上衣，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颜色，之后，我一直把这个藕荷色当成是天使的颜色。

我的经历所带给我的，除了对那些回忆片段的溺水般的室息感，还有对自己本科校园生活的惶恐和麻木，对年长男性的警惕和敌意，我在学校里教学楼里学院活动里，每一天都害怕着遇到这个人。
可能是我这种嘻嘻哈哈的态度让他觉得是默认，在一次他驾车带我去交大交流的时候，先是以帮我扣安全带的理由，进行肢体接触。当时我有点别扭，但没有立刻制止。于是他更加肆无忌惮。途中突然伸手摸我的大腿，问我穿的多厚的裤子冷不冷。车在行驶中，我惊慌中只说了一句谢谢老师我不冷。他仍笑眯眯的说是吗我觉得你穿的挺少的啊，又反复抚摸我的大腿。我慌忙侧身躲开他的手。……

那些声音交织着，给人一种不适感。在这种不适感的背后，纷至沓来的是我成长过程中遭受的那些性别歧视、家暴、性骚扰和性侵的记忆。曾经隐秘的真相终于在这个空间里大白，我心中的那个“Me Too”呼之欲出。

我关注到“米兔”，要从我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的经历说起。

2014年春，我大二，女权行动者肖美丽到我们学校做演讲。在那之前，从新闻上看到有校长性侵小学生，我虽然感到愤怒，却从没想过可以为此做些什么。在肖美丽的演讲上，我了解到她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从北京出发步行到广州，走了2000多公里，沿途在各地开展反对校园性侵害的宣传和申请信息公开活动。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在为反对那些让我们感到愤怒的事情不辞辛苦、长途跋涉。

演讲结束后，我快步走上讲台，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告诉肖美丽希望可以加入她。我给了她我的邮箱，但没想到这样的微弱联系会真的有回音。2014年暑假前夕，我收到了一封邮件，是北京女权主义学校的招募信息，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在报名表中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出生在重庆很偏远的山区，爸爸想要儿子，所以他和前妻生了我姐姐后不久就离婚了，后来他和我妈妈结婚后妈妈生下我和妹妹。我妈妈告诉我：“当看见生的又是女儿时，你爸爸在地坝边皱着眉，一支烟一支烟地猛抽。”

“我是女孩”这件事成了我逃不掉的羞耻，它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和原生家庭再产生深刻的联结，因为它似乎在告诉我，我的生命底色是被歧视、是劣势，我从一出生起就不被承认和欢迎。为了离开老家，我拼命学习，想要逃离那个让我痛苦的地方。

但是大学的生活并没有让我真正逃离那个底色。它无处不在，在同学的谈话里、在无形的评价体系里……它们侵蚀着我，把我逼到无处可逃的地方。直到看到改变性别不平等的女权行动者们，我才认识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逃避，而是正视它，然后行动起来去改变。

话剧《阴道之道》剧照

从女权主义学校毕业后我加入了女权小组BCome，利用周末时间和小组伙伴们一起排练女权话剧《阴道之道》。2014年7月，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被曝出利用发表论文、保研等机会，诱奸及性骚扰女生。当时，小组伙伴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决定给剧本加入吴春明性侵事件中的受害者自白这一幕，通过小伙伴写的台词，我第一次认识到性侵害受害者面临的往往是不平等的性别权力的压迫。

2014年11月25日，国际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日，小组组织了地铁上的“快闪”行动。伙伴们化好受伤妆，在地铁车厢四处就位，突然，大家齐声高唱《女人之歌》：

“你可愿和我一样，坚信这世界应平等，这是首传唱自由和尊严的女人之歌；你是否和我一样，为权利抗争到老，打破沉重的枷锁找回女人的力量。我想出门不害怕，想美丽不被骚扰，请保护我别困住我为何我失去自由。快醒醒吧抓住他犯错的人不是我……”

我们一边唱歌，一边给车厢内的乘客发反家暴、反性侵的明信片和宣传册。乘客们有的感到奇怪，有的在明白我们的用意后表示支持。

随着对女权主义的进一步了解，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生活的环境。它给了我改变的希望，让我从过去的无力感中渐渐走了出来。在排练之余，我和女权伙伴们聊天，提出心中的困惑，她们总是智慧地一语道破我心中的迷障，我的人生一下子变得清透很多。后来我一度觉得，如果那时还没有遇到女权主义和这些可爱的女权小伙伴，我的人生可能真的完蛋了，我可能会在无望中走向自毁的道路。

支持被拘留的“女权五姐妹”的声援行动

然而，201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反性骚扰的青年女权行动者李婷婷、王曼、韦婷婷、武嵘嵘、郑楚然分别被警察带走。她们中有我认识的女权伙伴。仿佛是当头一棒，我的心中疑虑万千：为什么争取平等的人要被警察带走？这个世界颠倒了吗？我处在矛盾之中，其他女权伙伴也都人人自危，担心警察敲门。感受到紧张气氛的我爆发了躁狂症，被学校老师送进了医院。

我被推进手术室进行无抽搐电痉挛手术，躁狂的状态渐渐好转。在容纳着几十号精神病人的病房里，我时常穿着一件印有“女权主义者长这样”字样的T恤来回走动，有一位病友对此很好奇。我跟她讲自己的经历，并且告诉她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她似乎对女权主义观点有着一种天然的认同，也向我讲述了自己经历过的家暴，我们成为了朋友，出院时，我把那件T恤送给了她。

因为生病，我休了一年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和女权小伙伴断了联系。2018年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公布该校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12年来持续性骚扰门下女学生，开启了中国的“米兔”。就在这个月，女权行动者相继向所毕业的高校寄信，要求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至少有94所高校、超过万名校友和在校生参与联署。

就在全国反性骚扰呼声高涨的时候，三年前的历史似乎重演，2018年3月9日，有着25万读者的女权媒体平台“女权之声”在微信、微博遭双双被封禁，账号不得恢复。得知这个消息，因为病情复发而在家乡休养的我惊愕不已。女权之声为女性发出的微弱声音竟也被切断。

我意识到女权事业的艰难。我担心我的伙伴们，但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不知道她们散落在何处。很快，朋友圈里出现了一些女权行动者组织悼念“女权之声”的“坟头蹦迪”行动的图片。我看着图片，感受到女权行动者们的生命力，为此深深感动。

“米兔”运动是女性自发的运动，“女权之声”被封并没有阻止它进一步的涌现。2018年7月初，中山大学四名学生举报教授张鹏性骚扰。为了让校园决策者认识到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的重要性，女权行动者张累累在中大校门举牌给中山大学的校长罗俊邀请他一起谈一谈性骚扰这件事。2018年7月23日，花花（化名）在社交媒体发文公布曾遭亿友公益创始人、知名公益人雷闯性侵。此前后一周之内，议事规则倡导者袁天鹏、环保公益人冯永锋、免费午餐项目负责人邓飞、资深媒体人章文、作家张弛、彩虹中国创办人张锦雄、央视主持人朱军等22人被举报性骚扰或性侵。中国的“米兔”浪潮达到高峰。

那时我已经再次“逃离”家乡来到大城市，身处浪潮之中，我开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我回想起自己大学期间被一名媒体人性骚扰的事情，便写了一篇公开举报信发布到网上，没想到得到了另外一些同样遭受过这个人性骚扰的受害者的响应。这让我意识到，很多时候，人们不愿意去触及性骚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去让她们回忆和讲述。“米兔”让更多的受害者看见彼此，发现遭遇性骚扰等基于性别的暴力是大部分女性的共同生命经验。然而，这种经验被我们的社会压抑，“米兔”给了我们说出来的契机。更多的人说出来，我们的社会才更能看见问题所在，才会有更多改变的希望。

2018年8月27日，民法典草案征求公正意见，其中包括：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新增“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民事案件的案由，结束了“性骚扰”以一般人格权或其他案由进行诉讼的历史。那时候“女权五姐妹”之一郑楚然刚好过生日，她说最高人民法院给她送了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

法律上的改变很快有了案例上的进展，就在最高人民法院新增“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民事案件的案由7个月之后，2019年7月，首个以“性骚扰”为案由的案件一审认定社工界“大佬”刘猛性骚扰成立，要求他在判决生效起十五日内向受害人口头或书面赔礼道歉。但驳回对第二被告、当事人所在机构为处理不力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时间快进到2019年7月27日，广州“米兔”展览的展厅里，在传达受害者自白的铁丝装置旁边的墙上斜靠着一幅巨画，画名是“#MeToo：失语者的抗争”。画中一位女性用手抱住自己，她被众多性骚扰施害者的名字围绕，而抗争者的名字却为数不多地出现在画的下方。

展厅中还有两根巨大的柱子，上面贴满了从去年7月雷闯被曝光性骚扰后志愿者们每天给亿友公益和雷闯本人寄的督促雷闯去自首的信的图片，时至今日，已经有了三百多张图片。很多信的信封上都写了字：

“依法严惩强奸犯，还我们一个安全的社会！”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

虽然时至今日雷闯都没有去自首，但正如当事人花花所说，那些信已经不只是为她而寄了，而是在为整个社会中遭受性别压迫的女性而寄。那一封封信就像在一遍一遍地向我们的社会发问：什么时候能给出一个让我们满意的答案？这样的发问不应该停止。

在展厅的两根柱子之间，有打印和装封好的督促雷闯自首的信，我随手拿了一封，上面已经贴好邮票，我想，自己也许可以用这封信再去发一次问，当得不到回音的时候，就是我们还要继续的时候。

回忆起2014年，肖美丽在我的心中种下一颗女权行动主义的种子，让我看到了行动起来改变性别不平等的可能。它就像“米兔”浪潮前的小小涟漪，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种可能，无数细小的涟漪就汇聚成了巨浪。展览开幕式上，主持人说当我们看到性骚扰而不去发声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关于性骚扰的事情而不知道做些什么的时候，当我们自己遭遇性骚扰而对此沉默的时候，我们都是“失语者”。因此，“米兔”是每个人的抗争。

然而，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7月29日下午，本来要持续三天的展览被迫关停。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像是被某种无形的东西扼住了喉咙。想起展厅里那些音响里传出的受害者的自白，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在打骂母亲时我躲在角落哭泣，被周围的人看见了，他们恶狠狠地质问我：“你哭什么哭？连这点小事都忍受不了？看你长大了也不会有出息。”我被迫停止哭泣，就像被迫消声的“米兔”发声者。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孤僻而沉闷，收起叛逆，做起了“乖孩子”。

但在我的内心深处，那哭泣从未停止。它化作思想、化作语言、化作文字、化作行动，它不断地在寻找机会，想要揭露普遍存在的性别暴力的真相，它早已和“米兔”中的发声者遥相呼应，想要争取生的希望。

这样的洞庭湖决堤，实在让人同情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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