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 “动物化后现代”及其不满：御宅族的文化政治（王钦 博士）

【讲座记录】

  文字整理：陈雨晴

这场报告的亚文化分析对象是AKB48，直接对话的理论对象是东浩纪的《动物化后现代》这部著作。

AKB48是日本的偶像组合，模仿对象是欧洲地下偶像团体，以剧场为中心吸引粉丝，有固定的粉丝群体。AKB48的主要演出场所在秋叶原，整个团体已经有四百多人，包括一些姊妹团体。每年总选时，这些成员会聚集在一起，粉丝通过买唱片等形式为她们“打call”。有一类粉丝被称为“箱推”，她们会为全部成员投票，使得平时不被注意成员也能获得选票。这类偶像和传统意义上的偶像相差甚远，公演时，粉丝不需要学会偶像的歌曲，而是有专门的“打call本”。AKB48有个理念是“能够见面的偶像”，消除了传统意义上和粉丝之间的距离感。

说到“理解”AKB48这个组合，又可以从至少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如果仅仅把AKB48视作一个以歌唱和舞蹈表演为主的“传统”偶像团体，那么似乎只能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它为了促进唱片销量所做的种种营销手段（在网上被人们批评性地称为“AKB商法”），实在不足为训——在唱片内附送成员的写真、附握手券等等，无一不是为了让粉丝能够掏钱买大量专辑的策略。

第二，尽管或正因为AKB48及其粉丝都或明或暗地将演唱、舞蹈等等一般意义上的“偶像”所应具备的“素养”或卖点都变成“副产品”，我们从传统偶像团体的角度出发便很难把握作为流行文化现象的AKB48。按照北川昌弘等论者的说法，AKB48区别于以往日本偶像、并将之发挥到极致的特色，便是它从一开始就脱离或拒绝了传统偶像与电视的密切关联。电视节目的播出和接受方式为偶像和粉丝的互动设下了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要做到像AKB48及其他“本地偶像”那样强调临场感、交流感，无论是电视还是杂志，作为媒体而言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AKB48吸引粉丝之处似乎从一开始就不是唱功、舞蹈，甚至也不是相貌，而是“可以见面”的亲近感。

第三种理解AKB48的方式：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把AKB48放置在东浩纪所提出的“动物化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下进行考察。

在下文中我试图论证的观点是：AKB48“成为偶像”或被视为偶像，根本上是通过东浩纪所谓的作为“数据库”装置对于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所不可或缺的“面庞”（列维纳斯）的征用以及对这一征用过程的压抑而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一般所谓的AKB48依靠“人海战术”取胜的说法，表征了、而非解释了上述征用和压抑的过程。离开“数据库”这一装置，不但无法恰当把握AKB48作为偶像团体的特殊性，也无法融贯地理解与AKB48并存的、同样拥有数量众多的粉丝群的其他流行文化现象；同时，忽略对于“面庞”的征用的维度，也无法将AKB48与其他的流行文化现象区别开来。

东浩纪在《动物化后现代》一书中著名地提出了“数据库动物”的视角以理解当今日本社会的所谓“御宅族”（オタク）。东浩纪首先将战后日本“御宅族”分成三个世代：1960年前后出生、以《宇宙战舰大和号》和《机动战士高达》为青少年时期的热爱对象的群体为第一世代；1970年前后出生、对上一世代的御宅族文化进行更细致划分的为第二世代；而第三世代、也是东浩纪主要考察对象的，则是1980年前后出生、以《新世纪福音战士》热潮时的粉丝群体为代表的“后现代”“御宅族”。

“数据库动物”是东浩纪对于1990年代以降“御宅族”的一个统称，以区别于之前的御宅族及其消费方式。他将“后现代”到来之前的现代社会称为“树状模型”的世界，即某种宏大叙事具有意识形态统领性的机能，表层世界的各种话语表征（无论是政治话语还是艺术话语）背后都有为止提供意义和安排秩序的深层叙事结构（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对，“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在日本，其历史和政治上的症候为战败及其后安保运动的失败所象征的“政治的季节”的终结、1970年代的高度经济成长和石油危机，等等——则意味着“宏大叙事”的退场、“树状模型”的失效。

故事消费的构造

东浩纪举例指出，《新世纪福音战士》自TV版动画开始就明确表征了“完整故事”的缺席。早在TV版最后几话“意识流”式的场景中，出现了类似“平行世界”式的设定——主角们在和当下故事设定完全不同的环境中登场——而这一设定在新的剧场版《破》中更是变本加厉：不仅整个故事被重新叙述，甚至原有人物的名称、性格等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东浩纪认为，《新世纪福音战士》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一个“宏大叙事”，不如说是“让受众能随意进行感情移入、能根据自己喜好而编排故事的‘没有叙事的情报集合体’。

”东浩纪将这一“情报集合体”称为“数据库”——在其中，御宅族们消费的对象都是没有叙事、没有深度、甚至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即从各个人物身上搜集、分解并归类而成的“数据库”。他写道：“对于作品的表层（故事）和深层（系统），[后现代文化消费者]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志趣。对于前者，他们希望得到的有效情感满足是通过将各种“萌要素”进行组合而实现的。相对地，对于后者，他们希望的是将能够给予这类满足的作品单位本身进行解体、将它还原为数据库之后，进行新的拟像创作。换句话说，在这些消费者那里，对于小型叙事的欲求和对于数据库的欲望，是以相互分离的方式共存着的。”

这段话中值得关注的有两点：第一，东浩纪区分了“拟像”层面的“对于小型叙事的欲求”和“数据库”层面的“对于宏大的‘非’叙事的欲望”。如果说“拟像”打破了传统的“原作/复制”的二元对立，那么“数据库”的出现就进一步打破了“拟像”作为表征单位和叙事单位的稳定性；如果说拟像的生成史意味着真假区分、现实和想象的区分都让位给了符号的自我增殖，那么“数据库”的出现就是在更加后设的位置上将这一看似混沌的局面进行整理。对于“数据库”的消费和对于“小型叙事”的消费因此处在两个不同层级上，两者共同的前提是“宏大叙事”和深层结构的缺席。

在我看来，之所以东浩纪坚持区分数据库层面的消费和对于“小型叙事”的消费的不同，与他对于从“数据库”中重新组合生成的“拟像”的暧昧论述有直接关系。之前已经提到，东浩纪认为以《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出现为代表的御宅族文化将消费者的关注点从“叙事”转移到了“形象”，进而将“形象”分解为“萌要素”的集合归类到数据库中去。在此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由这个数据库中抽取和生成的结果（“拟像”），究竟是“小型叙事”，还是“新的形象”？

在东浩纪的论述中，对于“萌要素”的分解和组合，事实上总是通过从一个“叙事”（作品本身的叙事）到另一个“叙事”（御宅族自己编织的叙事）的中介而得以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宇野常宽在批评东浩纪时指出，“数据库消费模式毋宁说加剧了叙事的力量。形象决不能超越‘小型叙事’。即便可以跨越式地共享单个的小说、电影、漫画作品，规定这些作品的共同性却决不能被超越。形象或许可以从表现空间中独立出来，但仍然是隶属于叙事的。”虽然东浩纪将当代御宅族称为“数据库动物”，但吊诡的是，无论是在“对于数据库的欲望”一端还是在“对于小型叙事的欲求”的一端，御宅族都不是对于“数据库本身”的消费者——“数据库本身”无法被消费。为什么对于“数据库”的消费，在东浩纪这里始终表现为“对于叙事的消费”？ 

数据库消费的构造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第一，是否可能对“数据库”本身、而不是对从中衍生的“小型叙事”进行消费？第二，对于“数据库”所产生的“拟像”的所有消费方式都是等值的吗？与其说这两个问题关系到“动物性欲求”的表现形式，不如说它们显示的是：“数据库”的表述本身掩盖了一种认知上的颠倒。

让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乍看之下，从“形象”到“数据库”的移动过程是一个正向过程：某个角色带有猫耳、“呆毛”、女仆装、双马尾等“萌要素”，所以可以按照不同部分归入“数据库”；但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预设的“数据库”，将“形象”分解成各个不同的部分是不可能的。简言之，在能够将“形象”进行分解之前，受众必定首先将“形象”辨识为“形象”——这是东浩纪在论述中预设而未加展开的一个重要前提。

为了不把论述引向“原作”与“仿作”的陈旧二元对立，还是让我们关注《新世纪福音战士》。剧中登场的绫波丽和在养成游戏中登场的绫波丽被认为是“同一个人”（因此才有“同人志”的说法），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事实。哪怕在新的剧场版中“绫波丽”改变了性格、着装、样子（甚至姓名），哪怕在各种同人志中表现出迥异的面貌，受众还是能够“辨识”出其同一性。那么，是否能够说，绫波丽是从既有“数据库”资料中抽取合成的一个没有固定性、而只是“萌要素”的堆积的形象？

不能。在此，齐藤环《形象精神分析》中的分析尤其值得参考。他以“瞳孔”的表现为例指出：“‘瞳孔的意义’首先是通过和其他部分的位置关系而决定的。也就是说，形象的瞳孔要能恰切地发挥作用，造型以上的、复杂的位置情报就不可或缺。”瞳孔的意义首先是通过和其他位置的关系决定，只有瞳孔放在那里，无法辨认出是瞳孔。因此，“数据库不具有创造出新的‘面庞’的能力。” “表面上看来是萌要素集合体的形象虽然不少，但它们决不是随意地将碎片进行排列组合而合成的。可以说，使得形象成立的因素，一是叙事性，一是类型性，一是由过去的图像史而来的造型性，等等”。虽然“形象”成立（被辨识）之后可以被分解为不同“萌要素”的组成部分，使“形象”得以成立的却绝不是“萌要素”的拼贴。在齐藤环列出的几个形象成立因素中，最值得关注的正是“叙事性”。

简言之，这里的“叙事性”指的不再是“形象”被镶嵌在一个与之不可分离的叙事结构之中，而是指“形象”被辨识为“形象”时必不可少的文本语境。之所以“数据库”本身无法被消费、而必须诉诸“小型叙事”，恰恰是因为在文本语境构成（contextual constituent）的意义上，单纯的数据库排列组合无法提供“叙事”要素所构造的语境规定性。

齐藤环对“角色”（キャラクター）与“形象”（キャラ）进行了区分。按照齐藤环的论述，在“形象”这里，“内面=意义=图像”。与其说我们在此得到了一组光滑的对应——“角色”对应于“叙事”，“形象”对应于“数据库”——不如说，在东浩纪那里的由“形象”到“数据库”、再到“新的叙事”的不对称运动，正提示了对于“形象”的形成不可或缺的、非叙事结构意义上的“叙事性”。如果说“角色”的“内面性”或深度是柄谷行人所说的明治二十年左右被发明出来的认识论装置的结果，那么“形象”的“内面=意义=图像”所提示的方向就是符号的非固定性和不透明性。

第二个问题，对于“数据库”的“拟像”（“小型叙事”）的一切消费是否都是等值的？按照“数据库动物”的分解思路，回答当然应该是等值的：各个“萌要素”的组合只有“萌”的程度差异，而没有品质上的不同。但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解释《新世纪福音战士》（尤其是凌波丽这个“形象”）为何大受欢迎。

原因或许要在作品之外寻找。批评家前岛贤将1995年前后日本社会的基本处境概括如下：“这是一个人人都切身感到经济泡沫崩坏开始的长期经济不景气（‘平成不景气’），经济大国日本开始蒙上阴影的时代。在1995年，1月发生了阪神·淡路大地震，3月发生了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毒气事件，这两次冲击性事件决定了时代的闭塞感。在这洋的不安时代中，‘创伤’、‘AC症’等词汇流传甚广，流俗心理学也得以繁盛，人们的关心开始内省化，如‘内面’、‘真正的自我’等等。”

于是，碇真嗣在最后几话中的内心独白，直接得到了受众们的情感共鸣，并直接呼应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甚至可以说，碇真嗣的遭遇和内心独白所再现的、面对世界末日感到无能为力的状态，恰恰在寓言的意义上把握了日本社会在当时历史处境中难以言表的真实。在经济泡沫崩溃、社会格差严重、对政治前景感到无望的时代背景下，碇真嗣似乎无中介地同时成了历史和个人的寓言。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世纪福音战士》热潮并不完全、或基本不是“数据库”装置所促成的，因而也无法从“数据库”的角度来充分把握；相反，绫波丽、碇真嗣、明日香这些形象，由于TV版最后几话的“元叙事”般的内心独白，由于它以此发生的和历史状况的短路性连接，以寓言的方式获得了意义：观众可以“穿透”种种属性和环境设置（这些都是围绕“操纵机械与使徒战斗”的基本剧情展开的），直接地和这些形象产生认同——“形象”的确立，在这一情形下依靠的乃是历史状况所赋予的（民族—政治的）寓言性意义，而不是数据库提供的“萌要素”的组合。

“形象”以及作为使之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的语境构成，对于把握AKB48同样重要。不同于“初音未来”、“LoveLive！”等虚拟或半虚拟偶像，AKB48在再现方式上仍然延续了战后日本偶像的传统：通过“海选”的少女以在剧场中唱歌跳舞的方式获得粉丝的支持。问题在于其成员数量。可以说没有多少粉丝是能够将所有成员的姓名和长相都记住的——或许可以将这个庞大的组合称作偶像的“数据库”：不过，倘若动漫形象的“数据库”指的是“萌要素”的分解归类的情报，AKB48这样的真人偶像团体如何能够形成“数据库”呢？

不同于传统的单人偶像，AKB48成员众多使得粉丝可以通过各种语境构成为不同成员赋予不同“形象”：换句话说，构成粉丝们确立偶像的“形象”的文本语境由于成员数量的庞大而得到了增殖——无论是娱乐节目中某些成员的互动、握手会和写真会时的不同表现，还是粉丝们自行编织的“小型叙事”，都能源源不断地确认、转送和再生产偶像的“形象”。成员本身的“属性”——长相、唱功、气质——当然会影响粉丝对自身的支持，但这些都不构成偶像的“本质”；相反，由粉丝所辨识和确立的“形象”，比所有其他貌似固有的特征都重要得多。

另一方面，对于不同“形象”的（再）生产固然可以说是粉丝们对AKB48进行“数据库动物”式消费的重要方式，但AKB48的偶像形象具有另外一层关键的语境构成，使之不仅区别于既往的大部分偶像组合，也区别于虚拟偶像和动漫形象：与好莱坞偶像生产机制竭力通过媒体技术拉大明星和受众之间的距离不同，AKB48及其他“本地偶像”所诉诸和征用的恰恰是“我”向他人敞开的、无法丈量的邻近性（proximity）。

让我们再回到握手会的活动以说明这种“征用”。很多批评者认为，握手会是令人不耻的“AKB商法”的典型表现，因为它诉诸“疑似恋爱”的情绪吸引粉丝支持。但关键在于，如齐藤环所说，虽然或正因为通过这类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想象性“直接”关系（或称之为“养成模式”）只不过是“幻想”，粉丝们才更依存于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与“他者”的相遇在AKB48的粉丝这里得到了犬儒主义式的翻转：AKB48一方面不断诉诸日常生活中与他者相遇的伦理性关系，另一方面又邀请人们直接将这一语境构成转化为“数据库”的情报集合，以启动被东浩纪称为“小型叙事”的“二次创作”。

因此，不是“本地偶像”的模式提供了理解AKB48的线索，而是AKB48使我们能理解“本地偶像”的吊诡现象：“偶像”不再依靠传统的影响媒介来构筑自身“形象”的语境，而是直接诉诸人与“他者”的实际相遇（“面庞”），并邀请受众将这一独特的伦理关系翻译为一堆“数据库”情报。于是，在AKB48及其粉丝的关系问题上，就出现了非常吊诡的现象：某个“偶像”有意地扮演一个特定的“形象”，而粉丝也假装她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与此同时，双方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彼此就这个“形象”达成“合意”，却又是无法事先预料的。

那么，这一转化或“压抑”过程为什么能够成立？回顾过去十多年的日本社会，无论政府打出什么样的标语，日本经济却始终无法得到恢复；另一方面，右翼政客的“暴走”、福岛核电站事件以来的民众对日常生活的恐慌，这些都造成了民众对于政府、对于社会发展、对于国家和自我的未来的不信任感乃至绝望感。从这个角度说，日本政府希望将亚文化作为“软实力”进行收编的方式，或许恰恰是一条最不能把握亚文化的理解进路。

AKB48的成功，显示的不是一个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感动的粉丝支持努力的偶像”的励志故事；倒不如说，粉丝们以反讽的姿态确立的与偶像的“无中介”关系，以及一系列自觉的“数据库”式的消费，才是AKB48现象的特殊之处。将他者的面庞转化为“数据库”的翻译及压抑过程，表征的正是当今日本社会的最为去政治化的部分中的“政治性”、最为非社会化的“社会性”。

在此值得强调千田洋幸的一段话：“近年来，众所周知‘偶像论’已经稳固了自己在流行文化批评领域中的位置，但很多论述都显不足的一点是，仅仅强调了偶像的‘魅力’、文化上的‘价值’生成过程，强调‘希望’、‘崇高性’等积极的一面，而没有站在激进的立场上关注偶像那里或许存在着的黑暗面和为粉丝带去的不幸。”

不过，我认为千田洋幸的这段话从反过来说或许更恰当：在一个“宏大叙事”失效、人人都以反讽和犬儒主义的态度对待被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价值规范的社会，在一个阶层固化越发严重的同时“成功者”却不断兜售着虚假的“成功学”的社会，表面上看来从社会“脱落”（可又是谁占据着“社会领域”的中心呢？）的御宅族们，愿意以反讽的姿态扮演“粉丝”的角色，愿意在握手会、写真会等被蔑称为“疑似恋爱”的“幻想”中投射与他者相遇的欲望，愿意在最高虚构的核心发现他者的邻近性，难道不正表明，所谓“真实社会”中人与他者的相遇总是已经经过了种种中介、总是已经被各种意识形态话语提前收编？

AKB48等亚文化为这些在社会符号网络中“失语”的人们提供了一套虚假的语码，这或许就是亚文化的非历史的历史性。就像当年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批评那样，在这里，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让迷恋偶像文化的粉丝们回到所谓“日常生活”，而是如何改造产生了偶像和粉丝文化的“日常生活”本身；或者说，偶像和粉丝文化恰恰以一种激进的形式，揭示了我们与他者的关系中无法回避的、时常是暴力性的种种中介。

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是AKB48这个不具有真实性的文化形式让人们看到了一切政治空间都丧失的时代，人们和他者的相遇是以一种什么样扭曲和异化的形式呈现为数据库式消费这样一种没有感情、没有任何伦理意义，非常机械和平面的模式。而这样一种模式恰恰提醒你就像在粉丝和偶像的关系中呈现的中介感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我们接触到的所谓主流媒体所给出的宣传口号的价值判断的关系上，那些中介是不透明的，是有待解构的。在这个意义上，AKB48这样的亚文化才能提供政治化的可能。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