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 | 记忆宝匣中的珠串——忆程千帆先生

程千帆先生（1913年9月21日-2000年6月3日）

记忆宝匣中的珠串

——忆程千帆先生

文 | 傅杰

是谁打开了我记忆的宝匣

里面珍藏着装饰过我的珠串

——沈祖棻《雨夜》

一

一九八一年，我还是大二的学生，从当年第三期的《文史哲》杂志读到了程先生的二十则《詹詹录》。在那之前，肯定还没有人如此切实透辟地给我指点过治学门径，读来真是振聋发聩。比如先生引王鸣盛的名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学者必须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尔后说：“研究古典文学的人，连《师石山房丛书》《四库提要》都不读，是不知道怎么‘开步走’的。”引胡适的名言：为学要如金字塔，既能广大又能高，尔后说：“我跟黄季刚先生读过书，却没有把文字声韵学好，这是当时主观地认为研究文学的人无需通晓小学的结果。在这件事上，我吃了一辈子的亏，后悔莫及。”每一则都是这样直截了当，言短意长。

而其中之一是：

要精读几部书，打下根底。黄季刚老师主要在八部书上下功夫：《说文》《尔雅》《广韵》《诗经》《周礼》《汉书》《文选》《文心雕龙》。每部书都非常精熟。触类旁通，就成为一代大师。

当时我刚读了《知堂回想录》，在《北大感旧录》中，周作人写到五四前后陈独秀与黄侃同时执教北大，有章门弟子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名人，“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得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所谓八部书者，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还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也应该加了上去才对”。所列者与先生稍有出入。

我把周文抄呈先生，询其异同，很快就收到先生的复信：

傅杰同志：来函奉悉。我说的是黄老师精通的八部书，周书说的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八部，二者相关而不全同。我是在一九三四年（或一九三五年）跟黄先生学习时听他老人家亲口说的。老师当然不会自己说“精通”，只是说“平生得力于……”（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至于知堂的话根据如何，则我不知。

此复，即颂

近好！

程千帆 七月十五日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跟一位如此著名的学者通信，兴奋可想而知；而更让我受益的是先生从字里行间——包括两个括注——透露出的一丝不苟。

二

这以后我不断购读先生的著作，如《闲堂文薮》《古诗考索》《文论十笺》《史通笺记》《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被开拓的诗世界》《校雠广义·目录编》《治学小言》等，但一直没有打扰过先生。

再与先生联系，已是十多年以后了。一九九五年，我在沪上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协助王元化师编辑《学术集林》。这年夏天，我函请先生赐稿，同时寄呈了已出版的前两卷丛刊，先生说无馀稿，但对丛刊则颇嘉许：

惠寄《学术集林》一二两册已收到，谢谢。略一翻检，真有“老见异书犹眼明”之叹。今夏虽酷暑，有此二卷，可从容度过矣。

而他也不掩饰对老友施蛰存先生《勉铃》的不甚以为然：

抗日战争中顾颉刚主编《文史杂志》中载《缅铃》一文，引用外文材料，所说视施老远为翔实。当时复旦大学迁渝，其书或者复旦大学图书馆今尚有之。弟旧藏此志已毁于文革矣。（忆其文为李安宅作，不知误记否？）

我自然不满足于先生只作臧否。夏去秋来，当《集林》新的一卷编定后，奉元化师命，我去苏州拜谒钱仲联、朱季海先生，去南京拜谒程千帆、周勋初先生，恳请他们对丛刊的支持。

至今想不起来那时为什么会如此冒昧，十一月十八日下午抵达南京，我在未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晚上径直就闯到了南秀村。来开门的是先生的外孙女、沈祖棻先生的名作《早早诗》中的主人——昔日“积木堆高低、皂泡吹大小”的稚童，这时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四学生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尽管来得唐突，但先生并无不悦之色，还是热情相迎，谈笑风生。我提起十几年前曾向他质疑黄季刚先生八部书一事，他竟然还记得。他再次表扬《学术集林》办得好，说正介绍弟子阅读。又说现在眼疾加剧，写作很少，晚年主要精力放在带博士生上面，“在较短的时间里必须让他们达到某种水平”。他告诉我武汉新印了黄季刚先生文存，《集林》或可选刊；又有纪昀等人的《史通》校评资料，不知是否合用。在我附和之后，先生说《文存》我托武大的人给你寄去，《史通》评校我让一位学生来做。他又问我有他哪些著作，然后拣出我所缺的《宋诗精选》、《校雠通义·版本编》、他笺注的《沈祖棻诗词集》以及《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相赠，还特别说《宋诗精选》是他看重的有较多个人心得的一本书。

程千帆先生与沈祖棻先生

起身告辞之际，先生问我是否还要找别的人。得知我还想谒见周勋初先生而同样没有预约，他从书房走到客厅，亲自给周先生打了电话，又让早早为我引路。

回沪不久即收到先生来信：

黄侃文存，已属武汉大学王庆元教授寄上。纪晓岚、杨惺吾、向宗鲁三家《史通》校录，已托海南大学张三夕教授整理，要过一段时期方能奉呈。

同时他不忘向我索要新出的丛刊：

承允以《学术集林》第三册见赐，尚未收到，幸即惠下，以快先睹。

不到一周，先生又来信告知：

海南张三夕教授已回信，允整理《史通》三家笺记。又我近与友人通讯，辄询其手中有无先辈学人未刊遗稿，如其有之，则请录副交《集林》酌刊。此或亦元化先生及先生之所乐闻也。

次年四月，我随元化师去南京大学参加中西文化差异与共存学术讨论会，与元化师一起往谒先生。先生又称赞了《学术集林》，还说前两册被弟子借去传阅，至今未归，能否给他再寄一套。回来我即照办。先生显然是又翻看一过，在批评校对质量的同时，再次提及《勉铃》：

《学术集林》颇多好稿子，惟校对差，似可改进。勉铃事，顾颉刚抗战时在重庆所出《文史杂志》有一文颇详，与此文有出入。言台湾尚有其遗俗，则未之前闻也。

当张三夕教授录毕五万馀言的《史通》三家评校这份后来在《集林》分两期连载的珍贵资料后，先生特作题记：

昔纪晓岚读《史通》，病其芜曼，尝加芟剪，别成《削繁》。书既别行，被删之文，不可复见，其所以删之之故，见于评语者，以无所附丽，世人遂亦多莫详。其底本世人尚有传钞，学者宝焉。清末宜都杨守敬惺吾尝得其本，更施批校其上。其书后为武昌书家徐恕行可丈所得。巴县向承周宗鲁当世硕儒，尤精校雠，早岁尝为童子师于徐丈家，因得过录其《削繁》底本及杨校，又更以其所见施丹黄焉。后宗鲁先生返蜀，教于重庆大学，一日过江，持是书倚舷而立，忽坠其第三册于江中。至是过录向本者，皆阙内篇《模拟》至《自叙》、外篇《史官建置》及《古今正史》。余从友人赵幼文教授过录向氏残本，门人张三夕教授复从余过录，皆以不见其全为憾也。后三夕执教武昌，忽从湖北省图书馆发现徐丈旧藏《削繁》底本及杨校具在，因见其评校之全，虽向校部分已逐波臣，然亦聊可自慰矣。适元化先生主持《学术集林》，因恳三夕整理付刊，以为世之治史学者助。

耄耋之年的先生就是这样毫无倦怠之意、毫无敷衍之心地关怀着一本学术丛刊，关注着文献的保存与研究的进展。

三

对待学术毫无倦怠之意，毫无敷衍之心，正是晚年的先生给我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

事例之一，是我与友人编印二十世纪国学丛书，拟收入久已绝版的汪辟疆先生的《目录学研究》，要征求汪先生后人的同意，于是想请先生代为沟通。先生不仅一口应承，还寄来一条校记：

汪先生《目录学研究》中《汉唐以来目录统表》官书目录表中宋《中兴馆阁书目》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宋陈骙著，佚。应为七十卷，请改正。汪先生书不在手边，不能举其页数，乞谅。

这个差距太大，我即检核原书，发现是先生把汪著中分列的其书卷数和其书所著录的书的卷数记混了。还未等我作复，第二天又收到了先生的信：

昨上一函，计达左右。弟年老善忘，昨日言汪师书中，有错误数字，经再乞徐有富先生核对，始发觉汪先生书并不误，乃弟撰《校雠广义·目录编》时引用汪师著作，不慎发生错误，谨此奉告。

先生还因此而“致歉”。他不仅为《目录学研究》的重版与汪先生的哲嗣汪越先生联系，还建议我们有机会也可印行汪先生校录的《唐人小说》，并在两次来信中一再提及：

《唐人小说》最好找到神州国光社初印本的插图，此本错字极多，不可作底本，但有李长吉像及汪先生手书乐钧青芝山馆咏袁郊《甘泽谣》等诗，极精美，上古本删去，应恢复。又上古本删去汪校《游仙窟》（引者按：此盖先生误记。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一九六三年版重印汪著，保留了《游仙窟》，在出版说明中提示：“其中某些篇章专写神怪迷信，或有不健康的情节描写，但在当时及后世曾流传在少数民族地区，甚至传布到国外，具有较大影响，从研究小说发展的角度看，仍有保留的价值，所以不予删节。”），亦当恢复。《游仙窟》有方诗铭校本后出，亦有可取处。

《唐人小说》陈寅老校已由包敬第先生整理发表，先生当见之。汪先生于《东城老父传》主名，沿《全唐文》旧说之误，以为陈鸿，寅老指出乃鸿祖之误。如有机会重印，亦望酌删其误文也。

事例之二，是我应辽宁教育出版社约，标点董康的访书日记《书舶庸谭》，见卷四有云“嗣收衍波蓉渡一册，闻沪上南洋中学亦有零本，殆随刻随印也”，不明“衍波蓉渡”所指，乃叩询于先生。而先生坦言不能答，说他“已函山东大学王绍曾教授请教。王先生清代目录有成书（详《诗文钞》九五页），或可得之。如得复，当即奉闻”——所谓《诗文钞》即先生的《闲堂诗文合钞》，其中收入了为王先生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写的序言。

不久我得先生来函，告《蓉渡词》已由门人巩本栋代为查出，并附巩先生的字条：

【清】董以宁，字文友，武进人，诸生。善诗文，于历象乐律方舆，多所发明……晚年穷经，尤深《易》《春秋》。恤交游，重然诺。弟子常数百人。有《正谊堂诗集》、《蓉渡词》三卷（有《四部备要》本）等。

这是四月三日的事，仅隔四天，先生又转来了同样已是年近九旬的王绍曾先生的复信：

千帆先生道鉴；三月廿七日手教奉悉。三月二十八日覆函，谅蒙詧阅矣。承询董授经在日本太仓图书馆收衍波蓉渡一册，此书或系王士稹《衍波词》、董以宁《蓉渡词》简称。经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著录有《衍波词》《蓉渡词》，但均系《清名家词》本（陈乃乾辑，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开明书店排印本），并非两家合刻。惟董授经既称一册，或系合订而非合刻。《衍波词》四库未收，收入《国朝名家诗馀》《榆园丛刻》《四部备要》，《吴氏石莲庵山左人词》；有称《既亭诗馀》者，收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蓉渡词》除收入《国朝名家诗馀》外，复收入《常州先哲遗书后编》及《四部备要》。国内各图书馆目录，亦未见有合刻本。两家连文，其义安在，难以琢磨。如果有合刻，无非以《蓉渡词》足与《衍波词》相颉颃耳。《国朝名家诗馀》系清康熙中休宁孙氏留松阁刊本，《衍波词》与《蓉渡词》一为二卷，一为三卷，序次相连，南洋中学图书馆零本，是否为日本所翻刻，抑系中土所东流，当可覆按。管见如斯，敬祈指正。专此敬请

撰安

后学王绍曾谨上

一九九七年四月三日

夫人均此问候

与友人谈及先生，我每举此例说：一是实在汗颜于两位前辈学者的负责精神，要是有人问了我解答不了的问题，我会不会这样费心竭力地辗转相托以求答案，太难说了；二是我至少是部分明白了先生门下多士所以都能严肃敬业、卓有成就而使师门箕裘不坠的原因—有这样的榜样处处身体力行，时时耳提面命，其感召力的无穷，是不言而喻的。

四

“我这一辈子生活安定的时候是很少的”，先生回顾平生，曾说：

我思想中，一方面想凭自己的能力学问出人头地，这个观念是很顽强的；另一方面，又总觉得我所学的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弘扬是有用的。“反右”斗争中，在最艰难的时候，许多人自杀，我就想起先室沈祖棻有一句词：“浊世更无轻命地”，这么一个污浊的世界，连要自杀也找不到一个干净的地方。我的信念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同这种不合理现象对抗下去，就是不死，就是要看看到底结局如何。在沙洋农场，图书室没有别的书，正好有一套中华书局校点的晋隋八史，我白天劳动和挨斗，晚上就把这些书看了一遍。这包含了自私的个人信念，也包含了对祖国文化的热爱的信念，二者很难区分。这种生活情感是相当强大的力量。

在“以非罪获严谴，沦为牧竖者几二十载”之后，先生否极泰来，有等身的著作，有崇高的地位，晚年生活是安宁而幸福的。但正如吴宓在四十年代的观察所记，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先生即“有行道救世、保存国粹之志”，其志老而弥坚（用他评论马一浮、熊十力的话说，是“期于淑世拯乱，宏扬吾华古代文化之优良传统”），因此他自然也密切关注现实，关注传统学术在现代和今后的命运，这就使他不能自满自足颐养天年，而难免在精神上时或感到苦痛。他清醒地看到：“目前环境对知识分子来说还是很困厄的”—这自然不是，或者不单单是指物质生活而言的。

一九九五年冬，我把以考论钱穆学术观为主要内容的博士论文中的一章随新出的《学术集林》一并寄呈先生，不想竟引发了先生强烈的感慨：

收到《集林》第四册，又尊著论文一章，甚感。论文视野开阔，极得元化先生家法，甚佩。叙傅、钱异同，极扼要（一直延伸下去，读后有势如破竹之乐）。我出身儒学传统家庭，少年时代又受章、黄影响。读过先生论文，仍左袒宾四先生（不论其政治立场如何）。治人文科学终不能与治自然科学一致。《国故论衡·原经》云：“藉令生印度、波斯之原，自知建国长久，文教浸淫，而故记不传，无以褒大前哲，然后发愤于宝书，哀思于国命矣。”可哀的是不要等“然后”，现在的有文化的青年既不会“发愤”，也不会“哀思”。国家规定，研究生要通过六级英语考试，而中文文理不通，错字连篇，则听之任之。现代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也将成为传统优秀文化消亡的过程。一方面，实施提倡京剧以为弘扬保存古典艺术之手段，另一方面，却是“三无世界”（无社会科学院院士、无社会科学科委、无社会科学科协。且闻自科学院与社科院分家，北京之科学会堂即不许社会科学家入内活动）。诸如此类，实所不公。因见大文，想到尚有青年学士留心此关系国运之大问题，不禁悲从中来，发其狂悖之论，幸恕之也。

信末先生写道：“目瞀，不能多写字。今日晴朗，遂得三纸。”

这是一位为眼疾所苦而又身罹心脏病的八十三岁的老人奋笔写下的盛世危言。我的学养不足，习作并不足道，但先生的忧愤之思、沉痛之言，我想是应该作为时代见证而保存下来的，也是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让更多的人听见的。

五

在先生最后的岁月里，有两件跟我有关的事，一件还算是有益于先生，一件则实在有负于先生。

一件还算是有益于先生——当然同时也是给先生添麻烦——的事是，在我的提议和撺掇之下，促成了先生《俭腹抄》的成书和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自一九九六年起编辑《学苑英华》丛书，约请海内外部分著名学者，从其自著各书中撷取精要荟萃成册，以广流传。我曾与闻其事，便提出程先生。社方同意之后，我又自告奋勇向先生作说客，为防先生以年高事冗相推托，我还提议可在他指导下，由已是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早早从事具体编选。

先生于一九九七年年初覆示（这封信是由陶芸师母代笔的）：

备见关怀，甚为感谢。早早现在还在求学，她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写好硕士论文（她外婆的作品研究），而且给我的书作摘要，知识面不够宽。所以拟请我的学生巩本栋担任这一工作。巩先生是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南大思想家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著有《唱和诗研究》《辛稼轩评传》等书，所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已在贵州付印，再编拙著驾轻就熟，希望先生及上海文艺出版社同意。拙著初步拟名为《俭腹抄》，交稿期不迟于一九九七年六月底，其馀按照已出各书办理。

丛书首辑出版了金克木的《文化卮言》、饶宗颐的《澄心论萃》、李亦园的《人类的视野》、庞朴的《蓟门散思》，出版社让我给先生寄去一套。先生又即回信：

金、饶、李、庞四先生书各有特色，已请巩本栋先生仔细阅读，探索其义例，当有补于拙著编摘。四书合计约需八十馀元，如应付款，拟请出版社在稿费内扣，以省汇款之烦。如承出版社赠送，则请代为致谢。

这以后由负责丛书策划与编辑工作的高国平先生直接与先生联系，而先生在这年的赐函中则再三提及《俭腹抄》的进展：

《俭腹抄》巩先生在进行，已抄七八万字，完成后当复核分类作跋，祈高先生和先生商正。

承约为《俭腹抄》一书，已请巩本栋先生将已发表文字翻检一过，按照饶、金诸友之作体例编好，分量亦略同，寄请上海文艺审查，如符合要求，幸按规定办一手续，并以出版时间见告。

拙著《俭腹抄》，高国平与巩本栋两先生合作甚好，目前高先生已初审完结，正由巩就高提意见商酌中，问题不大，极易达成共识也。《学苑英华》皆摘自已出各书，涉及其他出版社权益，不知上海文艺有无统一规定办法，幸示知之。

《学苑英华》拙撰《俭腹抄》由巩本栋君代编者，上海文艺已将样稿排好寄来，经与巩先生商量，略有增删，俾臻完善，顷亦寄还，冀其能早出也。弟入冬以来，贱躯每不适，衰病使然，不足深异。

程先生《俭腹抄》序

从年初到年末，先生以精益求精的一贯态度，参与并指导着《俭腹抄》的编录。次年四月，我赴京参加《古文字诂林》编纂工作会议，回沪见有搁置多日的先生来信，便向先生告罪。先生勉励说：

知去北京参加古文字编纂，极是好事。此事甚难，鉨文泉文尤琐碎不易理董。弟少时尝从商锡永师学，略涉其小处，今则皆还给老师矣。上海文艺高先生有信来，告《俭腹抄》已付型，或可六月左右见书，届时当呈教。

一九九八年六月，《俭腹抄》如期出书，印数八千。这是一本试图以有限的篇幅集中反映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的书，对普及先生的学说，使更多的后学领略到先生的高标卓识，无疑是有益的。

六

一件实在有负于先生的事是，由于我的无能，终于没有能使先生交托的庞石帚先生文集得以出版。

先生在《闲堂自述》的《学习与师承》一节中记述：

我在几个大学工作期间，也有几位同事是我所极为尊敬而事以师礼的。四川大学的赵少咸（世忠）先生、庞石帚（俊）先生和武汉大学的刘弘度（永济）先生对我的教诲、提拔、鼓励是多方面的。我有问题请教他们，无不获得详尽的解答；稍微作出了一点成绩，都获得过分的奖饰。他们的指导使我在各方面都能够不断地充实自己原有的知识。

由于我参与《学术集林》丛书和二十世纪国学丛书等的编务，又正在怂恿《俭腹抄》的编录，当一九九七年初白敦仁教授向程先生述及费力多年搜集编订了庞先生的《养晴室遗集》，但只能自费印行其内集诗文部分而全书出版无望时，先生希望我能玉成其事：

庞先生孤穷力学，由私塾师成为当世蜀中硕儒，兼通考据词章，而遗文迄未编辑成书。数年前白敦仁曾刊其诗文集，而绌于经费，数只五百，又仅及其半，外编迄未付梓。千帆数十年前入蜀，得与庞先生并事四川大学，深知其人学富而品高，如任其著述湮没，深为可惜，故敢为之一言，幸为图之。又庞氏曾为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中下卷作疏证，有华西、四川两大学印本，自谦不精小学，故未注上卷。其弟子川师大教授郭诚永及苏州铁道师院教授唐文皆尝为补注，亦皆未正式出版。如先生能取二家中之善者合为全书，实亦儒林盛事。千帆尝受庞先生教诲，数十年来不敢忘德，谨此陈情，尚乞斟酌。

《学术集林》丛书曾出版过熊十力、周一良等先生的论著，但应社方要求，这时只出丛刊，不再续出丛书；二十世纪国学丛书则仅收专著而不收文集。我正未知所对，先生寄来前述关于《蓉渡词》的材料，又特意介绍了白敦仁先生：

前函详陈石帚先生遗著出版事，谅达。白先生著有陈简斋及郑子尹诗笺，绩学老儒，且笃于师门风义，诗笔尤佳，默存先生极赏之也。

我回信感激先生的信任，表示将尽力设法使庞先生集得以梓行。至于《国故论衡疏证》，则见中华书局已经列入出版计划（先生后来为此专函中华书局前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放心）。先生旋将信转给白先生，四月中旬，我收到白先生来信：

昨得千帆兄三月卅一日来函，并将我公致千帆原信，一并寄示。吾兄于先师石帚先生遗著如此关怀，铭感何似！千帆先生来信言：“最好趁热打铁，将石帚翁《内外集》及《论衡》上中下一齐印出。如《论衡》中华暂时不印，亦可拔出，当不困难”云云。作为石帚师老门生如弟，得二公高谊鼎力，为谋及先师遗著出版问题，不特私心感戴，想石帚师亦当含笑九原矣。

这时，还未奉命合并的我的母校杭州大学出版社新任总编辑姜葆纬教授托人找我，希望我为他组些文科类的书稿，只要高水准就不惜赔本。素不相识的他一见面就诚恳地说，他是理科出身，对文科很陌生，在位期间想好好做点事，请我尽力相助。我进言道，还健在的知名学者出书并不困难，未必愿把书稿交给一个地方的大学出版社；而有些已故学者的遗稿，以各种原因却少人问津，我举庞先生集为例，建议可以出版一套《学术遗产》丛书，以此作为号召，则有可能获得较多后继稿源，从而形成杭大出版社的品牌。

葆纬先生当即拍板，让我放手去做。那年暑期，我即请柳诒徵之孙柳曾符将柳先生的近两百篇题跋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之外的文章，编为《柳诒徵集》；请胡厚宣之子胡振宇将胡先生五十年代所写的《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加上晚年散篇，编为《胡厚宣集》；请姜亮夫之女姜昆武将姜先生未入集的文字以及早年欧游日记编为《姜亮夫集》；请任铭善之子任平将任先生的经学、小学论著编为《任铭善集》；合庞先生集，作为丛书的第一辑。我将计划呈报先生，先生提议：

先生拟收拾近贤遗文，用意极美。鄙意尚可增张荫麟素痴一集，其人史哲兼擅，其国史大纲未成，而至今无出其右者，以富学霸才，在二三十年代为诸老所称，不幸早逝，其后人似未能承业。抗战中在浙大逝世，北京各学报及浙大刊物均有其遗文，搜采或非难也。

时值先生八十五岁寿辰，我向先生庆寿；同时禀告张著《中国史纲》由我推荐并撰弁言，已付辽宁教育出版社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印行，至其单篇遗文，海峡两岸已各辑集梓行。另外我请先生为《学术遗产》丛书写序，而先生谦辞不允：

贱辰远承函贺，愧不敢当。又知素痴先生遗文已有人为之收拾，益审有心人多，明珠大贝终不至为尘埃所掩也。《遗产》丛书计划极佳，所定五家皆海内学林重望，惟以序相委则不敢当，不独近月精力日衰，艰于构思，亦且在学林本未尝主持风会也。窃意令师尊元化先生学术文章兼擅，殆合王渔洋、阮伯元而一，而主持中外学术，承先启后，士类景从，如丛书能得尊师为之序首，当更有广大之影响。鄙意拳拳，甚望于侍坐时宛言之也。

我同时将消息禀告白先生，并说根据丛书体例，仅收外集亦即学术论著部分，庞先生的诗词只能割爱另图。白先生称谢说：

五月十三日收到八日来示，为之欢忭不已。承我兄高谊，为先师《养晴室外集》出版奔走辛劳；又得杭州大学出版社诸公鼎力支持，使先师遗著不至由不肖之无状而湮没，存殁均感矣！

程先生也一再表达了谢意，一曰“此老近世蜀中学术文章之桀，灵光之閟，先生能为之发皇，亦是盛缘。千帆曾受此老拂拭，于先生亦是感同身受也”；一曰“庞先生遗著得先生大力安排妥贴，进行顺利，此实对学术界一大功德，曾受教于庞先生如千帆者所当稽首以谢也”。

但事情并不如我、也不如葆纬先生想像的那样简单。丛书在上报计划时，遇到了来自出版社内外的重重阻力。葆纬先生说初就任时以为自己说了可算，后来始知并不那么容易。丛书受到多方责难，有自以为是者声称：柳诒徵的书上海已经印过，怎么又拿来让我们出？有惜金如命者质问：庞石帚的书为什么川大不印，倒要杭大贴钱？据说反对的声浪一直上达至校长。

丛书受阻，原因复杂，我并不怪罪很有些书生气而不擅权谋的葆纬先生——尽管我的处境十分难堪，但他当初那种兢兢业业光大学术的热心已经难能可贵。他最后告诉我：他会再作争取，但前景怕不妙。

经过近一年的折腾，庞先生集又回到了我的手中。这时我已将白先生的《〈养晴室遗集〉后记》安排在《学术集林》第十三卷发表，并加编者按说：《养晴室遗集》中的学术论著今易名为《庞石帚集》，将由杭州大学出版社收入《学术遗产》丛书出版。幸而《集林》还未印出，我赶紧在校样中删去了这条已成谎言的广告。

我把变故向先生及白先生作了通报，并表示将再谋办法。先生仍不减热望：

庞先生集承费心，极感。老辈学者殚精每在其诗文创作，白敦仁印其师集，用意要在于此。若先生为之别图，不知有无机缘将庞先生内外集合为一书（或分内外集上下册）？得陇望蜀，恃先生之相知也。

但我终于还是辜负了先生的期望。以后我又跟京沪等地的多家出版社联系过，却都以碰壁而告终。今年二月，先生来信：

顷得成都大学白敦仁先生函，询旧寄庞石帚先生《养睛室集》下落。此书曾荷介某校出版社，后因故未能印行，如无结果，似可寄还白君，以了此事，幸酌。

程先生书赠我的读庄数首（局部）

这是我最后一次收到先生的信，信中先生还说：

弟所编《中华大典·文学典》，历时十年，顷已出其宋辽金元分典五册，不知先生曾赐览否？幸与指点，幸甚。弟今年八十有八，精力就衰，已难有所作为，饱食终日，惶愧而已。

我把这部在我手上滞留了近三年的书稿又原样退还给白先生，他很体谅，并无咎责之言：

目前此类书出版不易，弟深知其难。两年多来，承先生高谊，屡为此事奔走；不独下走铭感万分，即石帚师亦当为千帆先生及阁下盛情感之不尽矣。

他称他已来日无多，拟将书稿留给庞先生的家人。尽管他未明说，我也能体会到他深深的失望。他并问及：

千帆兄近况如何？时时挂念不已，便中望见告一二为荷。

这是三月上旬接到的信。三个月后——二〇〇〇年六月三日，程先生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对我，我想他一定是跟白先生一样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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