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论关学的基本精神

摘　要：关学是由北宋张载所创立的,至明清时代仍然流行于关中地区的理学学派。关学从张载创立到李颙终结，历时700年之久。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独立学派，不但在学术思想上为中国民族的理论思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在学术精神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在长期的传演过程中，关学学者的学术观点屡有变化，但其学术精神却大体有其前后的一贯性特征。关学的基本精神是:(一)“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二)“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三)“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四)“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五)“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六)“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尽管有着历史和地域的局限，但这些基本精神中蕴含的精华，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宝贵价值。

关键词：关学；学术精神；特征

杜甫诗云：“秦中自古帝王州”。陕西关中历史传统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中，不但有如兵马俑、法门寺、帝王陵、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财富;还有十分宝贵的丰厚的精神文化成果。在精神文化成果中，不但有文学艺术，还有哲学思想。关学就是陕西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哲学成果之一。关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可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人们在对历史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往往重实物轻人物、重物质轻精神，由此而造成了对宝贵的思想遗产的遗忘。为此，我们要大力发掘和弘扬优秀的传统精神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

一、关学概况

关学有狭义、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关学指北宋时期由张载创立的以张载为代表的理学学派；广义的关学指由北宋张载所创立的，至明清时代仍然流行于关中地区的理学学派。本文取广义概念。

北宋中期，张载讲学关中，他的学术思想被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并称为宋代的四大学派，颇负盛名。北宋以后，以至清初，关中地区，学人迭出，流派纷呈，虽无严格的师承授受关系，但大都尊张载为“关中士人宗师”，在不同程度上都接受了张载的影响，继承了张载的学术旨趣，由此而形成了客观上內在一致的精神气质、学术宗旨、价值追求和治学作风。因而,成为宋明清时期理学中的一个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学术流派。

关中学术流派的代表学者、关学创始人张载(1020-1077)，字子厚，眉县横渠镇人。人称横渠先生。少年时喜谈兵，曾向焦寅(彬县人)学兵法，计划组织武装力量夺回西夏侵占的洮西之地。21岁时，写信给当时陕西招讨副使范仲淹讨论边防问题，范仲淹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劝他读《中庸》。从此，走上了治学道路。进士登第后，曾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今陕西宜川)令、崇文院校书，后病辞返关中，讲学、授徒。熙宁十年(1077)，受吕大防之荐，任同知太常礼院，不久以病归，途中逝于临潼，时58岁。著有《正蒙》《西铭》《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今编为《张载集》。他本人也被后世尊为理学祖师之一。南宋末年，“濓洛关闽”、“周程张朱”已成为人们称谓宋代道学的口头语。

张载的学友有其弟张×(字天祺)、蓝田吕大防(字微仲)。主要弟子有蓝田吕大忠(生卒年不详,字晋伯)、吕大均(1030-1082，字和叔)、吕大临(1042-1090，字与叔)，人称“蓝田三吕”。旬邑人范育(生卒年不详，字巽之)，武功人苏 (生年不详，卒年约1102至1106年期间，字季明)、长安人李复(1052-1128，字履中，人称潏水先生)、游师雄、薛昌朝等。受学于张载的，有本省学者种师道、潘拯、田腴、邵彦明、张舜民等；外地学者有晁说之、蔡发等。

张载之后，关学的代表人物有：元代乾县人杨 (1186-1255,字焕然)、西安市西北人杨恭懿(1225-1294，字元甫)、西安市西北人同恕(1254-1331，字宽甫)。

明代有渭南人薛敬之(1435-1508，字显思，号思庵)、三原人马理(1475-1556,字伯循，号谿田)、高陵人吕柟(1479-1542，字仲木，号泾野)、朝邑人韩邦奇(1480-1556，字汝节，号苑洛)、富平人杨爵(1493-1549，字伯修，号斛山)、长安人冯从吾(1556-1626，字仲好，号少墟，关中书院创始人)。

清代有华阴人王宏撰(1622-1702，字修文、无异,号山史)、眉县人李柏(1624-1694，字雪木)、周至人李颙(1627-1705，字中孚，号二曲，与黄宗羲、孙奇逢并称清初三大名儒)、富平人李因笃(1631-1692，字天生、子德，号中南山人，与李颙、李柏合称“关中三李”)、户县人王心敬(1656-1738，字尔缉，号丰川)。

从北宋张载到清初李二曲700年间,经过二十多位学者薪火相传地学术探索,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培育了独特的关学精神,为中国学术史、哲学史作出了重大贡献,更对陶铸关中人以至陕西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格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关学精神

尽管关学在传衍过程中，学术观点屡有变化，但其学术精神却大体有其前后的一贯性特征。关学的学术精神体现在学术使命、学术宗旨、治学作风、治学方式和学者品格等诸多方面。概而言之，约有数端：

1.“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

张载是一个有自觉的学术使命意识的哲学家，他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轼康熙五十八年本张子全书序》，见《张载集》附录。异文另见《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版第320页。）的名言，是对自己哲学的学术使命的高度概括。2005年4月29日连战在北大的演讲中说：要“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对张载这段名言的变通引用。张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要以哲学揭示宇宙的本质和规律，并进而确立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人是天地之心)；以哲学来探索人生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从而为广大民众确立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以哲学来继承和发扬面临危机的圣贤之学，承续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哲学为人们设计一个万世太平、永远美好的理想社会。概而言之，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观和社会观。张载的这四句名言，表达了一个哲学家的崇高使命和远大志向，受到后代哲学家的赞赏和认同，至今可视为对哲学使命的高度概括，冯友兰称之为“横渠四句”。

关学的后继者们,大都以这种使命意识来自励，无论他们在哲学思想上是否与张载一致，但在对自己学术使命的自觉上,皆不同程度地保持着张载的精神。

张载的弟子吕大临，尽管有向“涵泳义理，空说心性”的洛学转化的趋向，但他仍保持着“以教化人才、变化风俗为己任”的学术使命感。明代关中硕儒吕柟，青年时代即与友人相约“文必载道,行必顾言” (《关学编·泾野吕先生》),入仕为官后上疏力劝明世宗倡明圣学，他认为圣学的意义在于“上对天心”、“下通民志”、“太平之业,实在于此”(《关学编·泾野吕先生》)。体现的正是张载“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的精神。

生活于明万历年间被时人誉为“关西夫子”的著名理学家冯从吾，是关中书院的创立者，主持关中书院二十余年，培养弟子五千余人。他办学讲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开天辟地在此讲学，旋转坤乾在此讲学，致君泽民在此讲学，扶正变邪在此讲学”，“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作好人，存好心，做好事”。（见冯从吾《学会约·偷俗》）

明末清初被尊为“海内三大名儒”之一的李二曲，终生以“明学术，正人心”为自己的崇高使命，他说：“大丈夫无心于斯世则已。苟有心斯世，须从大根本、大肯綮处下手，则事半而功倍，不劳而易举。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人之心，然于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他认为，学术乃是“生人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者也。”

由此不难看出，有自觉的使命意识和强烈的学术责任感，是关学的重要精神。张载的“立心立命”，吕大临的“教化人才，变化风尚”，吕柟的“对天心”、“通民志”、“兴太平”，冯从吾的“作好人，存好心，做好事”，李二曲的“明学术，正人心”，都是对自己学术使命和治学志向的明确表述。正由于有这种自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关学学者们大都把个人的学术活动与国运民命、匡时救世紧密结合起来，以“主持名教，担当世道”(李二曲语)为己任，使自己既成为学者，也成为社会历史价值的承担者。从而努力实现为学与经世、治学与做人的高度统一。

2.“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

张载是北宋时期伟大的哲学家，但他学无师承，他的哲学是自己经过几十年探求、体会出来的。他自称“学贵心悟，守旧无功”，并说治学应“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多求新意以开昏蒙”。他一生穷神研究，探索宇宙人生的真谛，著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著作,在前代哲学的基础上,“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以“古今无两”的“学问思辨之功”和“勇于造道”的创造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故范育《正蒙序》说：张子之书“有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朱熹也说：“横渠之学，是苦心得之”。

（1）张载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用以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范畴。但在张载以前依然没有超出宇宙构成论和生成论的范围。张载在前代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细致、系统的气论，建立了较完整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把气论从宇宙构成论和宇宙生成论发展为本体论，并在气范畴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形成了与二程的理本论、陆九渊的心本论鼎足而立的唯物主义气本论哲学体系，开创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2）张载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理论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一方面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相融合,另方面又与中国传统的儒、道哲学相矛盾。张载以前的许多思想家都对佛教进行过批判,这种批判基本上是从社会批判、道德批判、思想理论批判三个层次上进行的，张载把对佛教的理论批判提到了新的水平，真正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剖析了佛教的理论核心。后代不少批佛的哲学家，如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人，都肯定了张载彻底批佛的理论贡献，并从张载哲学中吸取了丰富营养和宝贵经验。正如王夫之所云：“横渠早年尽抉佛老之藏，识破后，更无丝毫粘染,一诚之理,壁立万仞。”“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张子正蒙注·序论》)

(3)张载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理学(或称道学)是北宋兴起的学术思潮，是儒家学说的新形态。理学的基本特征是使儒学哲理化，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提供一个本体论的依据。理学形成于北宋，成熟于南宋，盛行于明代，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占据着学术思想的主流地位。在漫长的700年间，学者辈出，成果累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在理学发展史上，张载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是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学术界认为，“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是理学的先驱，而周敦颐和张载则是理学的真正奠基者。张载作为理学奠基人的主要贡献是：首先，提出了理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命题。其次,建构了理学的基本框架。最后，确立了理学“民胞物与”的价值理想。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了“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理想人生境界，二程之后的理学家，几乎无不推崇备至，认为其“言纯而思备”，“深发圣人之微意”,“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并都以此作为理学所追求的价值理想。正由于张载为理学奠定了基础，所以深得以后理学家和统治者的推崇。二程把他与孟子、韩愈相比，朱熹称其学为“精义入神”,说“横渠所说，多有孔孟所未说底”。历代统治者也给张载以很高的荣誉，宋理宗封他为眉伯，“从祀孔子庙庭”。元代赵复立周敦颐祠，以张载与程、朱配祀。明清两代,张载的著作,一直被统治者视为理学经典，作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书，并先后汇入御纂的《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由此足见，张载在理学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4)张载是宋代四大学派之一———关学的创始者。张载哲学,在关中地区影响很大，从学者甚众，一时门生如云,声势颇大，以他为领袖的关学学派就形成了，此后，一直延续到明清之际。所以，张载是关学的创始人。从关学形成和发展的总体来看，它在中国理学史和哲学思想史上具有显著的特点和独特的地位。“关学始终葆其`躬行礼教'、力排二氏(佛道)的`崇儒'宗旨。它以`气本'、`气化'之学和`精思'、`实学'之风,同朱学、王学相依相离，鼎足而立，为宋明理学写下了独放异彩的篇章。”

张载哲学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中国哲学史和关中思想文化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以上所论，仅就其大端言之。但亦足以表明张载哲学及其关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3.“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

张岱年先生曾云：“张载学说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以气为本，二是以礼为教”。后来的关学后继者，虽多未能发扬以气为本的思想，但却“大多传衍了以礼为教的学风”。关学的“以礼为教”，约有二义：一是崇尚古代的礼制；二是重视道德的教化。在礼制上，张载平生用心于“复三代之礼”，认为推行“三代”的井田制可以实现“均平”理想。在德教上,张载认为“知礼以成性、性乃存，然后，道义从此出”。这就把“礼”和“德”贯通了,由“崇礼”引申到“贵德”。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提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其主要内容是：

(1)“诚明互用”的立身之本。他说诚明是“天德良知”，“性与天道合一于乎诚”。诚是人成功的根本，“不诚无物”。人的修养有“自明诚”———由聪明到诚实和“自诚明”———由诚实到聪明两种方式,二者是互动的 (《张载集·正蒙·诚明》)。诚而不明会流于愚笨，明而不诚会走向狡诈。只有把诚实和聪明统一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的人。

(2)“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张载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集·正蒙·乾称》)既然人与我、物与人,都生在天地之间，都秉有天地之性，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

3)“太和之道”的崇高理想。“太和”就是至高无上的和谐。“太和”既是张载对太虚本体状态的描绘,又是张载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因此,他说“太和所谓道”(《张载集·正蒙·太和》)。“太和”一词出于《周易.彖传》对乾卦功能的赞颂,本义就含有深厚的价值意蕴。张载称“太和”为“道”,就从本体和价值的统一上赋予了“太和”以崇高的地位。他说：“语道者知此,谓之知道；学《易》者见此,谓之见《易》。”这种至高无上的和谐，就是张载追求的普世价值的理想境界。在张载看来，世间的万事万物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对立和斗争，但终归会化解矛盾，实现和谐。“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张载集·正蒙·太和》)

(4)“大心体物”的人生态度。他认为首先要有“大心体物”的自觉精神。“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张载集·正蒙·大心》)就是说要超越个体狭隘的见闻和私心,弘大其心境体察万物、承载万物、关爱万物,与天心合一,就能达到“体物未尝遗”(《张载集·正蒙·诚明》)、“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普世价值境界。天地之性不是某一个体所独有的,乃是所有人的共同本源,而这就决定了人们不应该局限于仅以一己私意为取向的狭隘的价值视野,而应该具备关怀万物、关爱他人的宏大价值情怀,做到“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张载集·正蒙·诚明》)

张载这种“崇礼贵德”的学术宗旨,对关学有深远影响,后代关学学者都不同程度地认同和发扬了这种精神。张载弟子吕大临后来虽受洛学影响,但仍然没有改变关学“躬行礼教”的主旨,论选举、明兵制、行井田、制乡约、明教化,主张葆“赤子之心”,弘“孟子之义”。

明代关学学者吕柟,著《礼问内外篇》,任国子监祭酒时期,以四书五经及仪礼为教材,贯彻“礼以立之,乐以和之”的教育方针,并把正心、修身、忠君、孝亲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注意对学生的道德品行培养,要求学生严格按各种道德规范和礼节约束自己。他说：“若无礼以提防其身，则满腔一团私意，纵横四出矣。”他认为从“正己”入手,通过改过行善功夫,就能达到张载所说的“乾坤便是吾父母,民物便是吾胞与,将己身放在天地万物中作一样看，故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

与吕柟同时的杨爵,大力倡导“克己复礼之学”,认为“人若非礼则率意妄为”,从而把习礼视为把握人本性之善、制约人言论行为、完善人道德品节、实现为仁之道的重要途径和功夫,并把礼的内容和标准具体化,以适应不同地位和处境的人。

后来,冯从吾在关中书院讲学时,也始终坚持德教为先的原则,提出“讲学即讲德”，制定《书院会约》,规定了各种礼仪,着力于培养“粹然之养，卓越之识，特然之节”的真人品。他说：“学者须是有一介不苟的节操，才得有万仞壁立的气象。”明未清初的“关中三李”,继承关学传统,进一步阐发了张载“以礼教人”的思想。李因笃主张理学应以经学为本,为人应以“圣人为规矩”；李柏提出“当仁不让于师”,要求人们在道德修养上艰苦磨炼,防微杜渐;李二曲提倡“悔过自新”、“为学修德”,主张培养“真儒”。他还从《礼记》中摘录关于儒者的论述,写了《儒行篇》,以作为“真儒”的行为规范，要求从学者。

由此可见,从张载到李颙700年间，“关学世所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 (明儒学案·师说·吕泾野柟),“崇礼贵德”是关学源远流长的传统精神,虽然不同时期的关学学者,强调和侧重的具体内容不同，但其以礼为制、以礼教人、以德为先、以德为本的思想主旨都是一贯的。就恪守礼制的一面言之,“崇礼贵德”无疑有着保守性的局限,但其重视道德价值、培养道德人格的精神却包含着积极的因素,至今仍有着现实意义。

4.“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

在宋代理学的濂、洛、关、闽四派中,关学是最具求实精神的学派。关学的创始人张载,建立了以气为本的哲学体系,其理论深邃、逻辑严密、分析细致,达到了很高的思辨水平。然而,张载为学却不尚空谈,而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有着鲜明的求实作风。早在青少年时代,张载即向邠人焦寅学习兵法,并曾想组织兵力对西夏作战,解除西北边患，21岁时上书延州知府范仲淹，提出“边议”九条。走上治学道路之后,他依然关心当时的军事、政治，不把“道学”与“政术”视为“二事”。在他38岁至50岁的12年为政期间，“躬行礼教”、“敦本善俗”,建立了卓著的政绩。晚年回到故乡横渠镇著书讲学时期,一方面与弟子们读书论学、著书立说,另方面仍联系实际、关心时政、体察民情,并试验井田制。在他看来,治学讲学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实用人才,“学与政”应“不殊心而得”。张岱年说：“关学和洛学,两派的学风颇不相同。关学关注研究天文、兵法、医学以及礼制,注意探讨自然科学和实际问题… …洛学则专重内心修养,`涵泳义理',提倡静坐,时常`瞑目而坐'。”张载的这种“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也基本上为后代的关学家们所继承和发扬。

从宋末至清初,关学学者们无论是入仕为官,还是著书讲学,都表现了求实尚用的可贵精神。

元朝统一后,朱子之学北传入关,为关学复起创造了条件,尽管当时的关学受到了朱学的影响,但仍然保持着张载的“实学”学风。杨奂、杨恭懿、同恕诸人,治学总是从“志于用世”出发,“指陈时病”,“耻为章句”,其著述“往往有关名教”。

明代关学中兴,学者们虽然受到朱、王二学浸染,但其实学之风,持而不坠。吕柟、杨爵、马理、冯从吾这些代表人物,都不以“空谈性命”为尚,而是以“学贵力行”、“体用一原”为宗旨。

吕柟认为学问应“从下学做起”,把“做事”与“做学”统一起来。他说,“今人把事做事,学做学,分作两样看了,须是即事即学,即学即事,方见心事合一、体用一原的道理”,他还要求弟子们要“干禄念轻,救世意重”。

杨爵提出,为学既要“慎思不怠”,也要“有睹有闻”,主张深入实际,亲身体验,认识事物,应酬事态。冯从吾力倡“困而能学”、“学而能行”的习行学风,认为知识能运用于实践,才是真学问,他以学射为例,阐述学行结合的道理,说“学射者不操弓矢而谈射，非惟不能射,其所谈未必当。”明清之际,随着实学思潮的激荡,关学学者,在这时代思潮的大合奏中,又一次高奏起“经世致用”的乐章。

李因笃提出,研究经学的目的是通晓治国之道，有裨于国计民生。据此,他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结合现实,针砭时弊,陈献良策。例如,对于以科贡之法还是以选举之法选拔人才这一问题,他的看法是“天下必无无弊之法，善用之可也”。李柏针对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学风,倡导“石不言而自坚,兰不言而自芳,海不言而自深,乾不言而自刚”的笃实精神。

李颙更是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为己任,提出“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的重要思想。他说：“明体而不适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便是异端。”又说：“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立身要有德也,用世要有功业”。为了经世实用,他于政治、军事、律令、农田、水利、天文、地理无不广泛涉猎。他明确地把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立志”、“治学”、“做人”的崇高目标,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使自己成了明清之际国内实学思潮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实学精神，是关学700年来培育的优良学风,它不但在宋明理学中独具特色，也在整个中国的思想史、学术史上放射着光彩,是至今值得我们珍惜和学习的优良传统。

5.“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

关学学者,大都治学与做人并重,努力把真理追求和人格追求相统一。他们不但在学术研究上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在砥砺节操、锻铸人格方面,为学人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崇尚节操的精神也是由张载开风气之先的。张载中年时代,正是王安石任宰相行新法之际,对王安石的新法,张载在政治上是基本赞同的。但由于他是北方学者,在“南北异乡,用舍异道”的风气盛行之时,他又不能不同“旧党”多有联系,而与“新党”“语多不合”。加之其弟张戬(当时任监察御史)与王安石矛盾尖锐,使张载深感不安,觉得“时已失，志难成”。为了不卷入新旧党派之争,他毅然托病辞职,“谒告西归”,隐于“人不堪其忧”的穷乡僻壤,讲学著述为生,“处之益安”,其高尚气节,为时人所称道。

后来关学学者多能继此高风。明代吕柟、杨爵、冯从吾等人不但在学术上弘扬道德、重视节操、倡“仁心”、“善心”之说,立“正己”、“正心”之本,而且身体力行,躬身践履,养成了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超群拔俗的气节。他们少年笃学,刻苦攻读,孜孜不倦,进德修业,志在圣贤。或以“文必载道,行必顾言”为准则(吕柟),或以“做天下第一等人,为天下第一等事”为鸿志(杨爵)(《关学编·斛山杨先生》),或以“个个人心有仲尼”为箴言(冯从吾)。入朝为官时,刚正不阿,忠肝义胆,不畏权贵,直言敢谏,“直声震下”。

吕柟先后因上疏武宗、世宗“亲政”、“兴礼”、“勤学”,几乎被权倾朝野的宦官刘谨杀头,曾经被皇帝下狱、贬官；

杨爵因上疏批评皇帝“任用非人,兴作未已,朝讲不亲,信用方术,阻抑言路”而被世宗两度入狱究治,在狱中数年,被毒打折磨得屡濒于死而素志不移,泰然自若,最终被削职为民；

冯从吾任御史时,坚决与贪官污吏作斗争,冒死直谏指责神宗“朝政废驰”,两度被罢官,多次受宦官诬陷,而不改特然之节。

任职地方时,他们勤政廉洁,不收贿赂,拒收馈赠,兴利除弊,秉公执法。如吕柟为解州判官时“善政犁然”,杨爵任河南监察御史时,反对朝廷横征暴敛,冯从吾在河南长芦负责监政时,严厉打击不法商贾及税吏。

明代的关学学者大多走的是因“学著”而后为“官”,又因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而“辞官”为“学”的人生道路。吕柟曾两度辞官还乡,杨爵一次辞官,一次被罢官,冯从吾曾三次辞官,一次被罢官。这种从因“学”而“官”到辞“官”为“学”的曲折道路,也是他们的崇高节操的突出表现。

明清之际的关学家们,在天崩地解、朝廷更迭的历史风浪中,也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和坚贞卓绝的人格精神。

李因笃深感亡国之痛,矢志反清复明。被诏举为官时,力辞不赴,以死抗拒,后被迫受命不到一月,即以母老无依为由上书37次,终被获准回家养母。

李柏在改朝换代之后,隐居太白山中,躬耕田亩,攻读诗书,当朝廷由地方贡举他出仕时,断然拒绝。

与黄宗羲、孙奇逢并称“三大儒”的李颙(李二曲),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自奋自立,“超然于高明广大之域”、“自拔于流俗之上”,安贫乐道,终生不仕,明亡之后,坚持强烈的民族气节不肯臣事清廷,与顾炎武交往论学,共图复明大计。康熙时,他被举荐为“博学鸿儒”,在官府的威逼利诱下,自称病笃,坚不就任,甚至以死相抗,绝食六日。此后,屏居土室,反锁家门,拒不外出。康熙至陕时又欲召见,他以病恳辞不赴。

关学学者这种坚贞气节和高尚人格,受到当时士人和后代史家的高度赞颂。例如赞吕柟为“真铁汉”、“真祭酒”、“当代师表”、“家之孝子,乡之善人,国之忠臣,而天下之先觉天民也”(《关学论》)：誉杨爵为“直节精忠,有光斯道”(同上)、“万古清香雪里梅”;称冯从吾为“关西夫子”、“直声震天下”;颂李二曲为“天之北斗，地之泰山”、“志操高洁”。《明儒学案》中说：关学学者“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诚哉斯言！

6．“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

关学学者虽学有宗旨、业有专攻,但却在治学态度和方式上,遍览博采,不守门户,善于吸取各家之长，能够掌握多门知识。这其一，是由于他们的代表人物大都走的是“坚苦力学,无师而成”的学术道路;其二,与他们“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相关;其三,是因为关学在历史上没有如程、朱理学那样被作为统治思想受到封建王朝的大力扶植和着力推崇。张载作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曾被统治者封为“眉伯”,从祀孔子庙庭,但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以气为本”的本体论,并未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赞赏。所以，从总体上看,关学是宋明时期的一个民间学术派别。

关学的博取兼容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主张多方面探求知识,努力开拓广阔的学术领域。不少学者如张载、李复、韩邦奇、李颙、李因笃,不但提倡“博学”、“取众”,而且本身就是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医学家、律吕学家、文学家、诗人。他们善于学习和掌握当世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最高成果,并将其渗透于哲学、经学之中,建立起知识广博的学术体系。张载明确提出“惟博学然后有可得”,“学愈博则义愈精微”,“见物多,穷理多,如此可尽物之性”《经学理窟·气质》,大力提倡“取益于众”。杨爵也指出博学才能精通。李因笃提倡博学强记,他本人深谙经学,精于音韵,擅长律诗,颇通天文、历法、治河、漕运、盐政、钱法、史法诸术。李二曲主张广泛学习,认为“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他的治学领域十分广博。

二是能兼容各派学说,吸取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在学派分野中,往往保持一种中和性格。张载“少孤自立,无所不学”,苦心力索终于达到了“吾道自足,何事旁求”的程度,创立了别具特色的关学。张载之后,关学学者,一方面保持其宗儒、崇礼、求实的关学传统；另方面则出入于关学之外的其他学派。张载的亲炙弟子三吕和苏昞在张载去世后依附洛学,“及程门而进之”,使关学有了洛学“涵泳义理”的特点。但在学术主旨上仍“守横渠学甚固”,表现了兼容的态度。明代中叶,关学中兴,涌现出了一大批学人,其中高陵吕柟、三原马理、朝邑韩邦奇、富平杨爵、渭南薛敬之、长安冯从吾是其铮铮者。他们多受其他学派特别是受朱熹、王阳明之学的影响,既守关学的学旨,又蕴涵各家之长。吕柟的“仁心说”、冯从吾的“善心说”,显然有着王学“良知说”的烙印,但他们又以关学来调停朱、王,溶解朱、王。明未清初的李二曲,在理学自我批判的时代思潮中,对关学作了总结,其总结方式是按照“躬行礼教为本”的关学宗旨和“崇实贵用”的关学学风,将程朱陆王“融诸一途”,提出了富有特色的“悔过自新说”和“明体适用说”。关学这种博取兼容的学术态度,虽然会使“学统”不纯、“学绪”不贯、“学路”曲折,但却体现了兼容并包,不守门户,勇于吸收,善于融合的可贵精神。

三、现代启示

张载的气一元论本体论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重大成果,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的王廷相,推崇张载“太虚即气”的学说,认为“横渠此论,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开示后学之功大矣。”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极力推崇张载,一再宣称自己是张载气一元论的继承者,说自己平生的志向是“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19世纪以来的国外学者,也对张载的气论高度赞扬。有的说它“是11世纪关于感应原理的非常明确有力的叙述”，长期保持着“它的活力”,有的称其足以同“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以太”、“旋涡”说相匹敌。无论其评价是否恰当,都显示了张载哲学的杰出成就和影响。清初王夫之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子正蒙注·序论》)纵观中国哲学史,审视张载所处的座标位置及其深远影响,可以说,王夫之的评价并非过誉溢美之词。

关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学术思想学派,不但在学术思想上为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哲学史、学术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学术精神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尽管它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有着自身历史和地域的局限,如政治上较为保守,作风上比较拘谨,竞争意识淡薄,创新力度不足等等。但其中蕴含的重使命、崇道德、求实用、尚气节、贵兼容的优秀精神,对关中人有着重大的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培育了关中以至陕西人浑厚、坚实、耿直、质朴的文化性格;其次,它培育了关中学者勤奋、求实、严谨、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精神品格。

时至今日,关学精神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宝贵价值。它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意识和承担精神, 它的“旋起新知”、“勇于造道”的独创精神,它的“民胞物与”、“大心体物”的道德理想和宏大胸襟,它的重视节操、刚正不阿的人格追求,它的“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求实精神,它的博取兼容、不守门户的学术态度等等,不但是优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精神品格和治学作风的宝贵营养,更是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宝贵资源。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推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应该继承关学的优秀精神传统,克服其局限与不足,在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中,对其改造更新,将它发扬光大。也一定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关学的优秀精神重放光辉,再呈

异彩。正如北宋邵雍奉和张载之诗所云：

秦甸山河半域中，精英孕育古今同。

古来贤杰知多少，何代无人振素风！

参考文献:

[1]冯从吾.关学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李颙.二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4]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7[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10[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8[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0]程颢,程颐.二程粹言:卷上[A].二程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1]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A].张载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8.

[12]李钟善.陕西历代教育家评传[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13]张载.经学理窟[A].张载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8.

[14]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9[A].二程集(第1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王廷相.横渠理气辨[A].王廷相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17]王夫之.张子正蒙注[A].张载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8.

本文原载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小编整理编辑，图片部分来自网络，部分王建国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