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冯从吾与关中书院的教学思想及教学特点
书院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一种形式。它起源于唐代，本来是指藏书和修书的地方。五代时，一些封建士大夫受佛道寺庙教的影响，“往往择胜地而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朱文公文集》卷79《衡州石鼓书院记》见《四部丛刊》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上海书店1989年重印。）这样，书院成为官学之外开辟的一种讲学场所。宋元以来，书院越来越兴盛，原因在于官学衰落，私学腐败，使学校教育沦为科举的附庸，不能满足学者讲学的愿望。这样，具有自由讲学意味的书院愈来愈受到学者的欢迎。明清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干预和控制，书院有时兴盛，有时衰微，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作为教学机构和学术传播中心，书院不仅为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对传递学术思想、开创一代学风、丰富发展古代教育思想、积累和创造教学经验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历代以来，有识之士对书院教育的研究倾注了很多心血，前贤时哲对此也有大量的评述，出现了许多专门性著作和论文，为我们的地方学术和高校教育研究奠定了提供了重要资源。近些年，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复兴，尤其在陕西，关学研究和各类书院蓬勃而兴。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学校和书院的教育优势，培养出高素质人才，是教学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挑战。社会现实必须注重，历史经验不可忽视。明代时期，由著名学者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其教学经验和管理方法很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
关中书院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由于朝政腐败，天启六年〔1626年〕同东林、江右、徽州等一切书院全被拆毁，在有明一代仅仅存在了十七年。在这十七年中，冯从吾以弘扬关学为己任，发扬务实的教学风格，制定严格的学规校纪，从学人数达五千多，不仅造成其附近的西安府学、长安县学、咸宁县学的官学学生的流失，而且使西北各地甚至山西、河南、湖北、四川等地士子“川至云集”，成为全国闻名的学术传播中心和人才培养机构之一，享有“北方东林”之美誉。因此笔者根据《冯少墟集》中所存书院材料，主要对明代时期关中书院教学思想及特点进行了归纳论述，以便对于今天的教学改革有所启示。
一、“德教为先”的教学思想
关中书院创建后，冯从吾延请了周淑远、龙遇奇、萧辉之等一些学富德高的关中名儒共执教席，自己亲任院长，既负责书院的教学工作，又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工作，同时又是书院最著名的学者、主讲人，亲自授业解惑。虽然体制较为简单，但高素质的教学团体确保了教学的质量，十几年中，冯从吾全身心的投入书院事业，在其主持下，书院井而有序地发展壮大。面对数千听众，冯从吾有张有驰地执行他的教学计划。他很痛心朝政腐败、皇帝无能，也极力反对宦官专政，但他并没有对此失去信心，他把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归结于教育缺乏圣人之学。所以他以谨守孔孟之道、圣人之学为教学宗旨，严格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培养人才。这从书院与讲堂“允执”的取名即可知其用心：“书院名‘关中’，而扁其堂为‘允执’，盖借关中‘中’字，阐‘允执其中’之秘耳。”（明冯从吾《冯恭定公全书》卷15，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总162册卷5 ，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10月版。）“允执其中”源于《中庸》，意思是要遵守中庸之道。冯从吾是儒学大师，所从之学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的核心是“德”，“德教为先”也就成为关中书院教学的主要思想。为此，他要求全院师生做到“纲常伦理要尽道，天地万物要一体，仕止久速要当可，喜怒哀乐要中节，辞受取予要不苟，视听言动要合礼。”还说：“存此谓道心，悖此谓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一此者也。此之谓允执厥中，此之谓尽性至命之实学。”（《冯恭定公全书》卷12 《关中书院语录》。）为了使这一思想贯彻生员之心，冯从吾把它书写在允执堂右屏上，作为书院的堂训，人人必须遵守。围绕此中心，书院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如“士戒”（20条）、“关中书院语录”、“关中士夫会约”等，大到为人处事，小到日常规范，无所不包。兹择“士戒”数条，以窥其强调道德之严格：毋自恃文学违误父兄指教；毋妄自尊大侮慢宗党亲朋；毋在大庭广众中高谈阔论旁若无人；毋争强好胜擅递呈词；毋借人书籍不还及致损污；毋到人书房窥看私书薄籍及称夸文房器具；毋拣择衣服饮食及致饰车马等物；毋结交迷信相术之人；毋看《水浒》等违背纲常礼教书籍；毋轻易品评前辈著作及学问深浅、行事得失；毋见人贫贱姗笑凌辱，见人富贵叹羡诋毁；毋彼此约分饮酒游乐；毋哄人詈人并议论人家私事；毋作课之日轻易告假及彼此说话、看稿以乱文思；诸生必须互相尊重，尤其后辈必须尊重前辈，“如后辈途遇前辈，下车立道左，俟前辈过方登车”；“生徒彼此称谓或字或号，不必称翁，惟后辈于前辈仍用翁字，以见乡党重齿之意。”警告诸生慎听毋忽，否则一律严惩。同时《士戒》还规定：诸生可以监督讲官、学长，一旦师长有不率者，诸生当先鸣鼓以攻院长训导不严之罪。关中书院这种校纪严明、学长严于律己的做法，值得当今从教者学习和采纳。也正是这一点，才是关中书院享誉全国。当然，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员及深受儒学思想熏陶的冯从吾来说，在关中书院所推行的德教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士戒”中规定：不许看《水浒》等违背纲常礼教书籍；不许轻易品评前辈著作及学问深浅、行事得失等条款，具有典型的儒家特色。再如：不许争强好胜擅递呈词，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冯从吾本人就是因为不满宦官专权，上书熹宗，在无济于事的情况下才辞官办学的。所以他作出这样规定主要是不想让学生攀附官府之人过早的参与政治，静下心来学习，将来为国家服务。
从关中书院的教学宗旨和诸条律看，书院在教学过程中，始终把德行放在第一位。教育学生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做人，“无驰于功利，无溺于词章，无夺于毁誉”。（《冯恭定公全书》卷12 《关中书院语录》。）他还强调，做人要辨别邪恶、判别人禽，分清君子与小人，真正达到“有粹然之养，卓然之识，特然之节，才谓之真人品。”他又著了《做人说》，以阐发其思想。他更重视学生心理素质及思想素养的培养。《学会约》中写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故颜子好学不过不迁怒不贰过而止耳，无它奇术秘诀也。今吾辈发愤为学，断当自改过始。余每见朋友中背后多议人之过失，当面反不肯尽言，此非独朋友之过，或亦彼此未尝开心见诚，以过失相规四字相约耳。今顺与吾辈约以后会中：朋友偶有过失，彼此于静所尽言相告，令其改图，不惟不可背后讲说，即在公会中亦不可对众言之，令人有所不便。于已固不当以一眚而甘于自弃；于人亦不当以一眚而阻其自新，交砥互砺，日迈月征，即此便是学颜子之学，不然讲论虽多，亦奚以为哉。此改过所以为圣学第一义。故于约中特言之，其它不能具而悉也。”冯从吾处处强调“德”在学习与做人中的作用，使圣人之学成为教学的重要目标。对此，东林书院的院长高攀龙曾评价说：“少墟先生余同年冯仲好也，仲好少即志圣人之学，由庶常吉士为侍御史，言事罢归，闭关九年，精思力践而于圣人之道始沛如也。所在讲学论道为《集》凡二十二卷，余受而卒业焉，作而叹曰；此真圣人之学也。”（《冯恭定公全书》万历癸丑秋七月锡山年弟高攀龙序。）赵南星也有同感：“若冯少墟先生者则可谓明于圣人之学者也，夫明于圣人之学，然后能行……是以少墟先生之言是真能学圣人者也，是真能为君子者也，是真能使天下人为君子者也，先生进则直谏以匡时，退则修身以正人。是谓知行合一天下之真知也，言行相顾天下之至言也。”（《冯恭定公全书》万历甲寅秋七月高邑赵南星序。）从书院的各种规则和时贤对其评价来看，冯从吾所倡导的圣人之学，实际就是追求品德的完善和人格的完美，体现在教学上，就是“德教为先”的教育思想，这也正是关中书院能够迅速发展的基础。清代时期关中书院得以重建，这种思想一直被继承和发扬。
二、“务戒空谈、笃实行”的教学特点
务实致用是关学的主要核心，自从建立关中书院起，冯从吾始终把“务戒空谈，敦实行”的关学思想作为教学准则。关学，是北宋张载以来，在陕西的关中地区形成的一个重要理学派别。北宋时期，理学大师张载（号横渠）曾在关中讲学，宋王朝那时正逐步陷入社会危机。张载倡导“正学”，以礼为教，主张“学贵于有用”，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张载的门人多讲习兵法，议论践行周代井田制度，借以消除辽和西夏的外患，谋求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世人称张载之学为“关学”，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躬行实践。但是这种学风自宋代以后，长期处于湮没无闻的境地，直到明代中期以后，经过吕楠、马理等一批关中学者的努力，才重新获得了生机。迄至冯从吾一出，统理学张、程、朱、陆、王而一之，集“关学”之大成.对此，李二曲先生评价说：“关学一派，张子开先，泾野接武，至先生(少墟)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答董郡伯》，载《二曲集》卷17，中华书局1996年版。）综观而言，体现在教学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经世致用是宋代以后所倡导的一种学术宗旨和教学宗旨，“经世”意即治理国家和社会。一种学问能有益于治国安邦、国计民生，就被称之为经世致用，或称之“实学”。关中书院是以传授道德义理、培养圣贤人格为根本宗旨的，所以它把重视德育和发展理学作为自己文化教育的一个特点。但书院在强调德育的同时，同样重视培养学生治国安邦的才能，以及传授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用知识，并自觉形成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这种思想的形成与当时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万历末年，朝政腐朽，党争激烈。天启时，宦官魏忠贤专政，政治更为黑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抱道忤时的士大夫退居林下，以讲学评论时政为志，同黑暗的朝政抗争，以顾宪诚、高攀龙为首的东林书院尤盛。他们标榜务实的学风，要求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身为东林派的冯从吾和他主持下的关中书院也很关心朝政，由于受“关学”思想影响较深，在讲学中不象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那样大骂皇帝和宦官，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探讨。冯从吾深深地明白，做为学校，更重要地还是讲学，讲儒家之学，讲圣人之学，通过讲学让学生明白国家兴亡的大道理，培养新人才，探求挽救明朝危机的道路。所以书院规定儒家的“四书五经”为学生的必读书籍，同时还提倡学生旁通其它四部经书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性理大全》等著作。这样做，一方面便于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一方面增加些历史知识，以便他日为官行政之用。书院不允许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讲学也不论及政治。正如《学会约》中所言：“会期所论毋及朝廷利害、边报差除，毋及官长贤否、政事得失，毋及各人家门私事与众人所作过失及词讼、请托等事；亵狎戏谑等语。其言当以纲常伦理为主；其书当以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小学、近思录为主；其相与当以崇真尚简为主，务戒空谈，敦实行，以其等从容诚意，何等恳至即此实学。”可见，他把躬行实践的关学思想作为教学的准则，这种经世思想与宋明理学家“恁是天崩地险，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赵吉惠、郭厚安等主编《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的避世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华亭陈继儒评论说：“公（冯从吾）之学，务戒空谈，敦实行，即有商略毋及朝廷利害；边报差除毋及官长贤否；政事得失毋及家门私事、毋及词讼；请托毋讥谈前辈、毋倾陷同胞。崇俭德以敦素风，酌往来以通交际，严称谓以尊古谊，绝告讦以警薄俗，周穷约以厚廉靖，恤后裔以慰告德。”经世务实的做法，使关中书院很快成为全国有名的书院之一。
2、传授式的知识讲授和论辩式的学术讲会相结合。前者是书院教学的重要形式，以院内学生为主，外院学生亦可自由前来听讲，目的在讲授学术基本思想或重点阐发经义。讲授内容主要以书院的规定科目为准，如上节提到的儒家经典和主要史籍。讲授方法是由院长或主讲教授主持传授经典，逐次讲解字词及大意，学生也可以提出疑问，然后老师回答解决。后者大多是书院之间或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会、论辩会。讲会期间，往往就一个或几个问题，邀请各地尤其是不同学派和不同观点的学者阐发己见，听者提出问题，互相探讨、磋商，目的在论证或阐发一个学派的义蕴，或辨析不同学派之间的异同，或论辩学术观点的真伪，或交流学术研究的新意。这种形式富有自由讲学的意味，加之听众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自愿就学，很受学生的欢迎。讲会制度在当时的书院较为盛行，这与明代中叶以后“王学( 王守仁)”、“湛学”( 湛若水)兴起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在理学和书院发达的年代与地区，讲学之风大盛，发展成为一个、或几个地区的“联讲会”，有会规、会约，讲明宗旨，共同遵守，定期举行，成为制度，赴会者不远千里而来，人数之众达数百千。当时的陕西，书院遍布全省各地，与弘道、瀛州、集贤、正学、龙溪等书院相比，关中书院更具有影响力，被誉为“北方东林”。据《冯少墟集》记载，书院基本每旬举行一次小讲，每月举行一次大讲。每次大会讲日，听众都多达数千人，不仅西北诸省地，就连四川、湖北、河南、山西等地学者负笈而至。因为这种教学方式既可以是生员了解到不同学派的思想，加强学派之间的联系，又可以活泼教学气氛，相比之下，官学“不论德行，不问道艺猝然而命之，持牍而来，据座而坐”（叶春及《重师儒策》见《明经世文编》卷366，中华书局1862年版。）的授课方式就显得死板、枯燥。关中书院吸引了很多官学生员和当地名儒来听讲，造成长安府学、县学及咸宁县学官学生员的严重流失。书院人数的增加，使讲会规模越来越大，为了确保讲会的顺利进行，关中书院还制定了《学会约》、《士规》、《士戒》等制度，并颁布了《关中书院语录》。同时书院还解决外地生员的食宿问题，并对家庭困难及成家的学生给于一定的助学补贴，保证他们安心学习。求学者云集于此，关中书院一时名声大震。
3、教学主张在“未发”处下工夫。“在本源处透彻，未发处得力，而于日学常行，都要事事点简，以求合其主体”（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甘泉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是冯从吾教学中一贯坚持的主张。“在本源处透彻，在未发处得力”本来是冯从吾的治学准则，他认为做学问必须追根究底，探求渊源，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下工夫，并且要日积月累，勤勤苦苦的去做，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作为山长，他把这种治学方法运用于教学之中，对书院学子采取循序善诱，步步引导方式，教育后学要想与古时圣人才能相匹，必须刻苦用功，在“未发”处下工夫。他强调圣人并非圣贤，之所以成为圣人，也是刻苦学习的结果。并把这一道理写在《语录》之中，勉励后学努力学习。按他的话说:“自古圣人造诣岂止高出寻常一筹，盖高出寻常万万者，但不知圣人当日用何功才得造诣至此，亦不过以日用为体验，处以平淡为下手处耳。吾辈若能如此，常常用功不患不跻圣贤之哉。”（《冯恭定公全书》卷7《宝庆语录》。）除了要求学生用功深造之外，书院还要求学生必须博约。主要强调以自学为主，不懂的地方可以向高年级的学生或学长请教，不得留问题于明日。书院还规定学生不仅每天要诵书、温书、看书，而且要坚持作文、思索。关中书院的这些教学主张与方法，对今天的教育仍有可参考的实际意义。
4、举业与修业并重。关中书院的教学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封建统治者培养人才。科举是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材的一条主要途径，在有明一代科举极受人们重视，学校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积极参与。关中书院也一样，“自辛卯、甲午后，科第济济称盛矣。”并有许多科举出身的名徒，如焦源溥（三原人御史）、祝万龄〈西安人知府〉、党还醇（三原人知县）等，都是进士出身，为书院增光不少。“虽然书院之讲，固来专为科第，而即科第亦是见书院讲学之益。”而“今诸君讲学于此，故欲成为圣贤之名：德行必欲为颜（回）、闵（子蹇），言语必欲为予（宰我）、赐（子贡），政事必欲为由（冉有）、求（季路）、夏(子夏)，非徒仅仅成科第之名也者。”（《冯恭定公全书》卷15《关中书院科第题名记》。）当然，在冯从吾看来，科举并不是学生唯一的成才之路。为官出身的他，深深地感到，要改变明王朝现存的社会危机，仅凭作官是不行的。何况讲学的目的并不是把所有的人都培养成官员，而是想让学生具有各方面的能力，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所以关中书院在鼓励学生参加科举的同时，十分重视学生的修业（即个人修养），培养学生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各方面的能力。这种重视人才培养的观念，更是关中书院教学特色的体现。
总之，冯从吾在继承宋代书院传统学风的基础上兼采其它书院之长，是关中书院不仅成为明代全国著名的书院之一，而且成为传播关学思想的重要基地，为明清陕西理学的崛起与文风昌盛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虽然书院由于明王朝的腐败被一时所毁，但冯从吾的志节文章、教育思想一直为世人钦佩，尤其是书院所倡导的“德教为先”的治学原则与“务戒空谈、敦实行”的教学特点，更值得我们借鉴，并代代相传。
作者简介：贾俊侠，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献学、史学史、西安旅游文化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原创授权发布，转载注明出处：来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真有趣（lszyq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