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唐长安与黄土原的利用

唐长安城南倚秦岭山地的终南山，北临渭水，东至灞、浐二水，西有沣水。大体说来是一个长方形区域。其间“川原秀丽，卉物滋阜”，曾为隋文帝所称道，因而“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并为唐代所因袭。唐长安城瑰伟雄壮，为国内所少有，即在域外，亦为名都。当时能够具有如此规模，固在于人为筹谋，亦由于善于利用黄土川原的自然环境，今略为论述，以见当年的雄图盛举。

一长安城与乐游原和六坡

汉长安城呈不规则的斗形，唐长安城则是齐整的长方形。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据考古测量，外郭城东西长约9700米，南北长约8600米。东面三门，自北而南为通化、春明和延兴门。西面三门，自北而南为开远、金光和延平门。东、西两两相对的三门之间有大街想通。南面三门，中明德门，东启夏门，西安化门。北面三门，中景曜门，东芳林门，西光化门。北面三门偏于北城墙西部，不与南面三门两两相对，通往南面三门的大街不能和北面三门端直相通。除了通往城门的大街，还有其他街道。共同计之，东西大街十一条，南北大街十四条。在大街两侧有排列整齐的里坊，共有一○八座。里坊有墙、有门。坊内还有巷有曲。里坊是官吏、百姓和其他一般人们聚居的地方，县廨、府廨以及各州郡的进奏院也设在里坊之中。长安城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宫城在外郭城北部正中，东西长约2820米，南北长约1492米。宫城中部为宫殿区。帝王的正殿太极殿位于此区南部。宫殿区北面正门即玄武门，略偏西部。南面正门为承天门。宫殿区东为太子居住的东宫，西为宫人居住的掖庭宫。皇城在宫城南面，中隔横街。皇城无北墙，东西两墙与宫城东西两墙相接。横街因而东西两面有墙，也有门。皇城东西长同于宫城，南北长约1843米。其南面正门为朱雀门，北与承天门端对，南与明德门端对。三座门之间有大街相连。朱雀门至承天门一段称天门街；朱雀门至明德门一段称朱雀街。这条南北向的大街宽150米，是南北向大街中最宽的一条，横街则是东西向最宽的一条，宽450米。皇城内，南北向街道除过天门街，还有六条；东西向街道五条，共为十二条街道。街道两侧列置中央机构及附属于中央机构的其他设置。唐皇城的东、西和南面皆筑有城墙，这是以前各朝代所不曾有的，而是从隋朝开始的。《长安志》说：“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于是中央机构与一般民居、官吏住宅以及商业活动区域分开。

宏伟的唐长安城未建在汉长安的基础上，而是另建新城。汉长安城南依龙首原，北濒渭水，南北距离短促，空间不免显得狭小，都城发展余地不恨宽绰。隋初建置大兴城，已经提出汉长安城位置的这一不足之处。于是改建于龙首原上，再往南就是城南诸原分布的地方。城的东部还包括乐游原大部分。《长安志》：“帝城东西横亘六岗”。所谓六岗就是宽窄不等陡起的黄土条块。《雍录》称之为六坡，并说六坡是龙首原脉。其实，据今勘测，六坡与乐游原一脉相连。从乐游原北坡、西坡、南坡迤逦而西形成三坡，也就是六坡中得第四、第五和第六这三条坡。

六坡从最高到最低，海拔高度并不相同。但是东部最高，向西逐渐降低则是相同的。建在六坡上的唐长安城地势也随之东高西低。最南的第六坡的最高处为455米，其北的第四坡也就是乐游原最高处为450米，是次高的。因此，长安城地势又不免呈东南高西北低。

长安城如何利用六坡而建置？据《长安志》，当宇文恺营建大兴城时已经提出六坡象乾卦六爻，故于九二即第二坡置宫殿，作为帝王居处，九三即第三坡立百司，九五即第五坡贵位，常人不可居，故设玄都观和兴善寺。依照此说，六坡从北数第一坡当在城之北，第二坡最东高处海拔410米，最西405米，太极宫建在410米等高线最西端。这里仍是第二坡高地。但是如果和北面第一坡相比太极宫则显得位置低下，因为第一坡东部最高445米，西部最低420米，端对太极宫处尚有440米的高度。第三坡东端高425米，最西低405米，百司所在地的皇城乃在此坡的中段，也是410米，恰与宫城所在高度相同。第四坡东端最高425米，西端最低410米，大体在春明门与金光门大道之南。第五坡最东为乐游原，高达450米，最西410米。此坡也就是位贵的地方，所以在朱雀门街东第一街第五坡靖善坊和西第一街第五坊崇业坊分别设大兴善寺和玄都观。第六坡东部最高处达460米，最西也有415米。这处最高地当初建长安城时已看到地过高不宜居民，所以用两坊之地辟为游览胜地曲江。曲江北隔二坊的升平坊在乐游原最高之处。据《长安志》说：乐游原“地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具体说，乐游原横亘于长安东城内外，主体延袤于新昌、升道、宣平、升平诸坊，其最高处乃在升平坊。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在这里建乐游庙，唐代余址尚存。太平公主在原上置亭游赏。此后，这里成为唐人长期登临游赏的又一处胜地。

六坡并不平坦，有陡地也有低地。元和四年（809年），俘获的恒阳（治所在今河北曲周县）马奉忠等三十人，被逮送长安，“斩于东市西坡资圣寺侧”。此事见于《太平广记》一二二《马奉忠》。东市位于朱雀门街东第四街第五、六两坊，资圣寺乃在朱雀门街东第三街第四坊，也就是在崇仁坊东南隅。两街相邻，东市西北隅和崇仁坊东南隅顶对，东市西坡则与资圣寺侧当属一地，既然称坡，则为高地。也就是说资圣寺所在是一处高地。高地之坡向东延伸到东市之西，坊、市之间的这段街道也在坡上。张说宅在朱雀街东第二街第四坊即永乐坊。具体在坊东南隅。此地本为侍中王德贞宅，张说得到此宅大加修葺。《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有人向张说提到，宅西北隅有取土坑三数个，皆深丈余，取土是在高地而非平地，土坑竟深达丈余，也足见永乐坊东南隅当时一处高地。还是这条街第二坊即崇义坊，《长安志》说，其西南隅本为唐高祖同昌公主驸马宅，后为英王园，却因为“其地湫下，无人居”。朱雀门街西第三街第五坊即延寿坊有古池。池在坊东南隅。吴融《题延寿坊东南角古池》说：“日斜时见钓人回”。所谓古池应是清流波动，此清流则当是漕渠从西流注。这处低地不仅是湫下，且聚水成池。外郭城里坊遍布住宅。选择建宅之地多注重陡起的地方。安禄山旧宅在朱雀街东第五街道政坊，唐玄宗以其隘陋，另选亲仁坊“宽爽之地”建造新居，此事见于《唐两京城坊考》引《禄山故事》。此坊在朱雀街东第三街第七坊。所谓宽爽地，当是既高且广的地方。最东一列里坊北端，也是太极宫所在“九二”之地的最东部，据说“尽一坊之地筑入苑”，而成为十六宅的居地。《长安志》于此引《政要》说：“先天之后，皇子幼则居内。东封后，以年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之，名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十六宅的名称后来还有所更动，这处地方不同于其他里坊是明显的。太极宫虽未建在“九二”最高处，但九二最高处却是王宅居地。从十六宅向南隔两坊，是为隆庆坊。《长安志》说，原为唐高宗时五王子宅，宅临大池。唐玄宗即位后，改坊名为兴庆，又并其他王宅，开远二年（714年）置为兴庆宫。此处与皇城同在“九三”之位，也是最东高起之地。又南隔两坊是靖恭坊。坊西北隅为唐中宗长宁公主驸马杨慎交宅。宅内因土筑山，引水成池，也是一处高地。既然人们注重住宅建在高地，而长安地势又是东南高西北低，则皇亲国戚和达官勋爵的住宅，当尽力建在朱雀街东。皇亲贵戚举例已如上述，达官勋爵也可以数例说明。不过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住宅在街东高地，街西另辟私家园林。这一特点则进一步说明长安地势的特点，还说明住宅建在高地而不建在街西低地的趋势。裴度征讨淮西，平吴元济，功盖一时。他建宅于朱雀街东第二街第四坊即永乐坊。因为这里恰当“九五”贵位的第五坡的一处高起之地，因而有人说他“宅据岗原”而心怀窃位。他的游赏园林却建在朱雀街西第二街第三坊的兴化坊。郭子仪平定安史叛军功垂当世。他建宅于亲仁坊，占有此坊四分之一的面积。他的园林却在朱雀街西第三街第十二坊大通坊。李晟败朱泚保卫了长安城，是唐末著名功臣。他的住宅在朱雀街东第三街第十一坊永崇坊。他的大安园却在大通坊南的大安坊。前述安禄山旧宅、新宅都在朱雀街东，池亭园林则在朱雀街西第二街第六坊即宣义坊。前面提到在所谓“九五”的第五坡设大兴善寺和玄都观以当贵位，两所寺观在朱雀街东西两侧端对皇城。著名的寺观当还有若干也是建在高地上。最东一列里坊中的新昌坊在乐游原上。坊南门之东有青龙寺。《长安志》说：青龙寺“北枕高原，南望爽山岂，为登眺之美”。这三寺观都是初建为寺观的。此外有初为邸宅后改为向东第三街第七坊即崇仁坊西南隅有咸宜女冠观；再东第四街第一坊即长乐坊东半部为大安国寺。这三所寺观本来都是初建为寺观的。此外有初为邸宅后改为寺观的。如朱雀街东第一街第八坊即保宁坊，全一坊为昊天观；再向东第三街第七坊即崇仁坊西南隅有咸宜女冠观；再东第四街第一坊即长乐坊东半部为大安国寺。这三所寺观本来都是唐睿宗为晋王时的藩邸，后来陆续改立寺观。前面提到崇仁坊东南隅资圣寺。寺所在坊墙外的坡处就是刑人的地方。此寺并非初建，乃是贵为皇亲的太尉长孙无忌宅改立的。以上所举寺观初建选择高地，改立也在高地。后者又说明皇室贵族住宅初建多选择高地。

隋初建大兴城时，不仅提出汉长安城所在空间狭小，不利发展的不足，还提出那里水咸苦不宜于人的缺点。新都建在龙首原上，终南山北，东临灞、浐，西有沣水，潏水在其南，渭水在其北，也不算很远。新都既在黄土原上，又在诸水之间，便于引用。新都初建时就开始修渠引水入城。入城的水有三渠。《长安志》说：隋开皇三年（583年）修龙首原，初称浐水渠，是引浐水成渠的。引浐水的龙首堰在今马腾空村附近原坡上。渠水出堰后沿浐水西岸北流，西至长乐坡西北分为二渠，东渠北流入禁苑，西渠南流，经通化门南入城，曲折入皇城，又北入宫城，再北入禁苑。也在这年，引交水修永安渠。《长安志》所记交水有二处。一处说“福水即交水也”，并引《水经注》说“上承樊川御宿诸水”。一处说：永安渠“引交水西北入城”。从这两处所记可以说明三点：一、交水又名福水。二、交水上源为樊川诸水。樊川诸水汇潏水为大川，则交水上源即潏水。三、交水是连通潏水与沣水支流的一段渠道，早在隋唐之前已修成。因为交水又名福水，引水堰也称福堰。据《类编长安志·泉渠》，因引水处在香积寺，故又名香积堰。虽说福堰引交水，实际是引用潏水，因为潏水在前代已引用补充沣水而供昆明池用水。永乐渠沿神禾原流至大安坊西南隅入城，直北入禁苑。清明渠修建于隋开皇初，年代不详，水源为潏水，引水处在今杜曲镇少陵原下。沿少陵原西北流，至渠北村，村在今杜城村近处。以下流程有二说。张礼《游城南记》说：“西北流，入京城”。《长安志》说：“又屈而东北，流入京城”。从今存清明渠遗迹看来，后者所说为是。入城之处在安化门西侧。入城后直北，经皇城、宫城入禁苑。上述三渠在禁苑合流北入漕渠。

这三条水渠是长安城主要供水源。宫城和皇城既用龙首渠水，也用清明渠水。宫城中玄武门东池用龙首渠水，玄武门西、南二池用清明渠水。龙首东渠在入城后又分一支西南流入兴庆宫龙池。也就是原来的大池。这个池因渠水注入，浸滋扩大，占地数顷，深达几丈，是龙首渠水戏中最大池。外郭城东部半以北的坊里也用龙首渠一部分水。东市东北隅有放生池临近兴庆宫，龙池水引出后一部分就流入此池。前面提到的原崇仁坊和长乐坊睿宗藩邸、长孙无忌宅就用龙首渠水。朱雀街西、安化门街东的里坊都可引用清明渠水。前述兴化坊裴度池亭、宣义坊安禄山池亭都是如此。安化门街西的里坊则用永乐渠水。如前述大通坊郭子仪园，大安坊李晟大安园和延寿坊古池都是。外郭城西部还有一条漕渠。早在唐代以前就有一条引潏水渠道，北流，傍汉长安城西人渭水。因为此渠运终南山木故也称漕渠，后世讹为皂河，盖漕、皂字音相近故尔，唐天宝初年，京兆尹韩朝宗引漕渠水人金光门，东流经一坊之距入西市西北隅放生池，又东流入永安渠。此漕渠运终南之木储于西市放生池。引漕水之处当在丈八沟。

前已述及外郭城东北部里坊用龙首渠水。那么东南部用什么水？东南部用的是曲江水，或称黄渠水。《剧谈录下》说，秦汉时曲江处因泉水汇集为自然水体，名汉武泉。隋宇文恺设计大兴城时建为池。唐开元时再加疏凿，成为胜境，是唐代著名风景区。曲江水深可以行船，用水当时是很多的。这样的曲江仅泉水为源是不足以用的。张礼《游城南记》说，开元时，修黄渠引终南山义谷水。义谷即今大峪。黄渠沿少陵原北流人鲍坡。鲍陂在今鲍陂村，是黄渠水库。水出鲍陂仍沿少陵原北流，又西北流，从东南人曲江。黄渠水又从曲江分二支流出，一支东北流至乐游原再折向西北；一支西北流，屈曲于里坊之中。黄渠不仅是曲江的主要水源，也是唐长安城东南部水源，诸多住宅和寺观都用黄渠水。因为水从曲江流出，人们通常就说坊里中得屈曲流水为曲江，而不称之为黄渠水。前述保宁坊晋王宅池、亲仁坊安禄山宅池亭就是引曲江的。还有朱雀街东第三街第十一坊即晋昌坊，有占东半坊的大慈恩寺，其寺内之池、寺南门外池以及西邻的楚国寺也是引曲江水的。

修渠引水入城只够部分用水，不足之处，井泉可以补充。确有记载的井泉为数不少。这里仅述数例，以见一斑。朱雀街西第四街第四坊即醴泉坊，坊内西北部有七井，井水甘冽，寺供宫廷饮用。为管理这一井群隋初曾设醴泉监，唐代改为醴泉寺。兴庆宫西南部也有井群。皇城内太庙原为隋太府寺玉作坊，有井。里坊中的井泉比较普遍。大兴善寺、大慈恩寺、青龙寺等处无不有井。姚合《新昌里》诗：“旧居常乐坊，井泉浊而咸。新屋新昌坊，井泉清而甘”。他的新旧两宅都有井泉，也足见人们对住宅内凿井是很重视的。姚合《街西居》诗又说：“浅浅一井泉，数家同汲之”。这当是坊内巷曲中凿的井，百姓共同使用。《唐会要·五坊宫苑使》条有这样一条记载，据说贞元时，五坊小儿在里坊街巷中张捕雀网，有时张网在井上，不许人汲水，若走近井，就诬说供奉惊走鸟雀，继而痛打，再勒索钱物。这条记载当然说明坊内有公用井。公用井本来利于百姓饮用水，却被五坊小儿用以勒索百姓。

设计长安城利用了黄土六坡和水。黄土原疏松的土质又给长安城带来其他不便。大风吹袭，尤其冬春季节，带来黄土。《新唐书·五行志》记载武德二年（619年）至天佑元年（904年）将近三百年间，长安“飞沙扬尘”、“雨黄土”、“大风雨土”、“雨土”等十五次。这仅是较为严重的风吹落土，严重到“土雾昼昏”长达一昼夜。修在六坡上的街道，在不时增添浮土，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多有泥泞。在繁华的大街上，车骑喧喧行人众多，行路不便。改善这种街道状况已到唐代后期。《唐会要·道路》：“天宝三载五月，京兆尹萧昊奏请于要到筑甬道，载沙实之，至于朝堂，从之。九月，又广之”。所谓甬道就是在至于朝堂的要道上辟人行便道，上面铺沙，后来又加宽。张籍有《沙堤行》，李贺有《沙路曲》都是写铺沙街道的诗。这样的街道也称为“沙堤”或“沙路”。白居易《官牛》诗：“官牛官牛驾官车，浐水岸边般载沙。一石沙几斤重，朝载暮载将何用？载向五门官道西，绿槐荫下铺沙堤。昨来新拜右丞相，恐怕泥涂污马蹄”。这诗虽以官牛为题却写写沙堤。铺沙来源于浐水。朝堂要道即五门官道，五门乃大明宫前丹凤、望仙、建福、延政、兴安五座城门，唐人合称“五门”。朝堂也代表大明宫。这条要道铺沙成为定制。丞相多所更迭。《国史补》：“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城东街”。从宰相住宅铺沙路到近于朝堂要道，则是随宰相人事变动而更改的。以沙铺路，减少飞尘，减少泥泞，便于人行，改善环境。正如张籍诗所说：“长安大道沙为堤，风吹无尘雨无泥”。宰相骑马朝会，马蹄也减少泥污了。

二禁苑与龙首原

隋唐长安在龙首原上，龙首原更向北延展。伸展的部分同样需要充分利用。在当地建置禁苑。《长安志·宫室》：“禁苑在宫城之北，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三里，东接灞水，西接长安故城，南连京城，北枕渭水”。禁苑的范围与龙首原向北伸展的部分大体相同。只是东到灞水入渭处，西有汉故城一部分，这东西两端记述更为细致。隋开皇元年（589年）建，称大兴苑，唐改为禁苑。禁苑是皇家苑囿，寻常人和百官非帝诏，是不能入内的。

唐朝如何利用禁苑的？

禁苑四周有墙，墙设门。东面二门：北昭远门，南光泰门；西面二门：北玄武门，南延秋门；北面三门：中启远门，西永泰门，东饮马门；南面三门：东芳林门，中景跃门，西光化门，这三门按说应建在禁苑南墙正中，与苑北墙三门端对，但因为禁苑南墙就是长安城北墙，宫城又在城北中间，这三门只能建在苑南墙偏西的位置上。与汉代苑囿相比，四周筑墙是禁苑的特点。

宫城的东、西、南三面距外郭城都有一段距离，三面城墙都起到一定的保卫作用。北面宫墙就是外郭北墙的一段，这就显得不足。况且其所在位置地势较低，地理形势也显得不强。龙首原北部恰为高大牢固的屏障，从北面保卫长安城的重心宫城。龙首原北的渭水上，汉代建有三座渭桥，唐代犹存。东渭桥在今西安市耿镇东，当灞水入渭以下的地方。中渭桥在今西安市西北的十二公里处，正对汉长安城北面三门中最西的城门，即横门。桥因而也称横桥。西渭桥在今西安市西约二十五公里之处，因正对汉长安城便门，故名便门桥，唐代称为咸阳桥。三座渭桥是在渭水的三个渡口附近架起的，平时是交通必经之地，战时是屯兵之所，是敌对双方争夺的地方。禁苑东有灞水。灞水的重要性与白鹿原有关。白鹿原东南起自蓝田终南山下，西北至于浐、灞交会处。灞、浐交会处和灞桥附近已是平川。然而浐水西岸还在长乐坡下，登上长乐坡才可到唐长安城。灞、浐两水和白鹿原可以阻挠从东方和东南方来的进攻。禁苑地理形势可以利用发挥保卫唐长安城的军事作用。

龙首原北部东端原有一座射殿，唐贞观八年（634年）以宫城太极殿低潮，另备太上皇清署为名，在射殿基础上建永安宫，次年改称大明宫。太上皇直到病逝前从未迁居大明宫。龙朔二年（622年）高宗因风痹病又以太极殿低潮为藉口，再修大明宫，并常住于这里。以后帝王经常以大明宫为重要朝会之所。就在龙朔二年又建含元殿，即大明宫正殿。大明宫南面在外郭城上新建五座宫门，即前面提到的五门。最中的是丹凤门。据考古发掘，大明宫遗址在丹凤门正北约六百米处的龙首原上，其地是龙首原东部较高处。含元殿台基前设长约七十迷的南北向三条平行的阶梯斜坡，斜坡间有砖石阶道，中间一道宽二十五米余，两侧各宽四、五米，中间与两侧间隔八米。当时称为“龙尾道”。大明宫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宫殿。一代朝会正衙转到禁苑之内，宫城低潮不利帝王久住是一个原因，不过位置偏低不利于防变也是一个原因。大明宫高据岗阜，形势优越。正如《两京新记》所说：“命司农少卿梁孝仁充使制造此宫，北据高岗，南望爽山岂，终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窥”。这段话是《太平御览一七三》引用的。显然这里适于掌握长安城全局。大明宫建在禁苑内，更加强了禁苑的政治作用。此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是一个原因。唐王朝到高宗、武则天时，已经过高祖和太宗长期用兵，周边政权及邻国多与唐政府友好相处，交往频繁，唐朝的国际地位超越前代。另建一所这样的新宫，可以显示大唐帝国不同凡响的政治气魄。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绛帧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亻风声归向凤池头”。不仅记述大明宫殿宇的轩昂，“万国衣冠拜冕旒”诗句尤显示了唐王朝的声威和帝王的尊严。

禁苑的政治作用最主要的当在军事。这一点最突出的则是唐代后期李晟打败朱泚叛军的战争。朱泚曾任泾源节度使，发动兵变，盘踞大明宫含元殿，控制全城。唐德宗仓促离开长安，驻跸奉天。奉天县治今陕西乾县。李晟奉诏从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城）带兵由蒲津渡黄河。李晟军队驻扎在东渭桥之北。他认为东渭桥横跨渭水。控制这里，可以切断叛军首尾。还可以伺机而进，采取主动。这是李晟控制龙首原东战略要地，从而取得胜利的第一步。继之李晟带兵抵通化门，不久即回，这仅仅是一次显示武力，威慑叛军的行动。此时，李晟的将领提出立即攻打外郭城，再进军大明宫。李晟不同意。他认为如果先收复坊市，街陌狭隘，还有居民。双方在这里打仗，将会引起居民恐惧和混乱。而且叛军重兵在禁苑。先攻禁苑，既打击叛军重兵，又不致造成坊市混乱，这是上策战略。再说，先攻禁苑，再取外郭城，是先占高地，再取低地，有如高屋建瓴，是上策战术。于是在月黑之夜，李晟从东渭桥调到一部分军队到光泰门外米仓村，靠近京城。光泰门外地战争，李晟战败叛军，乘胜进入光泰门，再战，又败叛军。光泰门之战的胜利是第二步。继之，李晟军队又在夜间挖开北面苑墙约长二百步。当天亮之后李晟率军直抵苑墙神麚村处，叛军已树木栅，但是这决不可能抵御李晟军队的。这是李晟军队胜利的第三步。当天李晟军队入长安城。他的重兵驻在四处。一是含元殿，二是望仙门侧，三是章敬寺。寺在通化门外南侧。四是大安国寺，这里又是李晟亲自驻屯。这四处都在长安城东内外，为重要的黄土坡高起的地方。也都在大明宫附近。大明宫东北隅白华殿试朱泚僭号之地，又是龙首原最高点，李晟势必屯兵于此。

禁苑是皇家苑囿，设有诸多活动场所。在大明宫之外，据《唐两京城防考》所载，以亭命名的有十六处，以宫命名的有七处，以桥命名的有五处，以坡命名的有一处，以殿命名的四处，以园命名的有三处，以院、圈、楼命名的又各一处。还有球场。

唐代帝王往往诏命群臣陪同在禁苑场所活动。临渭亭临近渭水，秋季，他们登高节于临渭亭登高远眺。唐中宗以《九月九日幸临渭亭得秋字》为题成诗。诗序：“陶潜盈把，既浮九醖之欢；毕卓持鳖，须尽一生之兴”。表达了他们的游赏逸兴，春时他们在此亭临水祓禊。群臣因而有《上巳日祓禊渭滨应制》诗章。冬雪时候，他们也曾登临此地，苏頲诸人故有《游禁苑幸临渭亭遇雪应制》为题诗。梨园亭在光化门北，内设球场，在他们分朋夺筹之后，崔湜写《幸梨园观打球应制》诗。《唐诗纪事》有一则说：“张仁亶自朔方入朝，中宗于西苑迎之，从臣宴于桃花园”。园在桃花亭，亭距西苑也就是宫城较近。宴饮重臣有时也在禁苑。

漕渠也流经禁苑之中。这条漕渠始修于隋开皇四年（584年），用工数月。初名广通渠，因为用作漕运，故也称漕渠。流路基本与汉漕渠同。隋末一度废弃。唐天宝元年（742年）复修，一年余渠通。漕渠西起今咸阳市西。当地筑有兴城堰以引渭水，傍渭东流，合沣、潏二水；入禁苑后又合永安、清明、龙首三渠；出苑绝浐、灞二水；东流至华阴县永丰仓再入渭水。鱼藻宫就在漕渠之北，距离半公里。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漕渠“因古渠会灞、浐，经广运潭，至（华阴）县”。古渠即汉、隋漕渠。广运潭凿于天宝初年，《旧唐书·韦坚传》：禁苑“东面有望春楼，楼下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望春楼即望春宫楼。禁苑中有南、北二望春宫。南望春宫在长乐坡上。长乐坡在龙首原下，禁苑之东，直到浐水岸侧，长约四公里。是长安东出大道。大道上不可能修建可以停泊多只漕运大船的池潭。米仓村也在潭侧，仓为转储漕粮的处所。广运潭乃在北望春宫东。所谓“望春楼下穿广运潭”也就可以理解了。更具体地说潭在哪里？停泊漕运大船的广运潭，当需要不断的供水，需要较大的水体，需要广阔的陆地。在长乐坡北、龙首原东只有浐、灞相会附近具有这样的条件。《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兴城、五门、六门、龙首、泾堰、滋堤，凡六堰，皆有丞一人，从九品下”。六堰应是长安附近的重要堤堰。这里提到滋堤堰，却未说明在哪里。《隋书·高祖纪》说，开皇中改灞水为滋水。以滋名堰，当为引滋水堤堰，也就是引灞水堤堰。而灞水上别无受到如此重视的堤堰，则滋堤堰应是引水入广运潭的堤堰。我国古代修渠尽量利用地势和自然水体，修潭也是一样，广运潭因此在浐、灞交会附近又以浐水一段为水体再扩大。也只有这里更近于北望春宫楼下。广运潭最大规模的一次停泊漕船，也是韦坚主持的。他在汴宋备小斛底船三二百只，船各竖牌写属地，运载当地名、特物产，例如：广陵郡船堆积出产的锦、镜、铜镜、海味；南海郡船装载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船中皆有米；吴郡船载三破糯米、方文绫。广陵郡治今江苏、扬州市，南海郡治今广东广州市，吴郡治今苏州市，凡数十郡。停泊在广运潭的船只“连墙数里”；这个数字绝非广运潭所能容纳，这里只能说漕船也停在潭外浐水中。驾船人皆载大笠，穿宽袖衫和芒鞋，显示出吴、楚各地民俗。船上妇女百人，皆鲜服靓装，齐声唱进，鼓笛胡部配乐。这样的场面，引来“观者如山”，使得京城百姓“人人骇视”。唐玄宗在望春宫接受诸郡轻货，欢悦异常。在他的诏书中说：“古之善政者，贵于足食，欲求富国者，必先利人，朕关辅之间，尤资殷瞻，比来转输，未免艰辛，故置此潭，以通漕运。万代之利，一朝而成，将允叶于永图，岂苟求于纵观”。表达了他对广运潭也是漕渠“万代之利”的肯定。种类繁多，质量俱佳的物品，显示了国富民殷的经济，显示了国力强大。

三城南与诸原

唐人有“韦曲城南锦绣堆”诗句。在他们心目中锦绣城南市一个独特的区域。

城南黄土原适于农业。原的坡度一般在5度左右，有适当的水利可以改造成为肥沃土壤。源于终南山的诸水又具备灌溉条件。唐人往往称赞这里的土壤。刘得仁《书事寄万年厉员外》有“土膏冬麦覆，人海昼蒙尘”句，温庭筠《宿沣曲僧舍》有“沃田桑景晚，平野菜花香”句。黄土经过改良成为“土膏”、“沃田”。年降水量约550至700毫米，虽然春季多有旱象，但仍适于经营多种农业。主要粮食作物有黍、稻、麦、豆。我国种黍历史悠久，到了唐代黍依然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钱起有两首诗说到城南种黍。《观村人牧山田》：“禾黍入寒云，茫茫半山郭”。《谷口新居寄新省朋友》：“种黍傍烟溪，榛芜兼沮洳”。终南山坡地也适宜种黍。西汉中叶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今汉中，俗不好麦，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这里种麦当也自汉代盛行。到了唐代，这里种麦已是普遍。如果说对黍的重视是由于它适应性强，那么对麦的重视则因为麦作高产，单位面积高于黍的产量。两者各有优点，人们往往并提。韩愈《元和圣德诗》：“天赐皇帝，多麦与黍”。不过似乎重视麦更甚于黍，以致用麦作为唱和与奉诗的内容：《奉诗麦垅多秀色》、《麦穗两岐》，前者为汪极诗，后者为郑畋诗。无可《奉和裴舍人春日杜城旧事》：“麦软土如泥”，皇甫冉《沣水送郑丰户县读书》：“麦秋中夏凉风起”，暮春人们在郊野路上看到的是“麦垅青青断人目”，从不同季节记述了麦的生长环境和广泛种植的景观。稻的种植，凡是水源可及的地方都有可能。仅韦庄《户杜旧居二首》：“秋雨几家红稻熟，野塘何处锦鳞肥”。“一径寻春渡碧波，稻花香泽千畦。”已刻画出长安城、户杜一带，渠道纵横，绿水潺潺，稻秧肥美的水乡风貌。李端《暮春终南寻柳处士》：“种豆初成亩”，则反映出终南山下也宜于种豆。蚕桑在唐人心目中与麦同样重要。韩愈《游城南十六首》：“麦苗含穗桑生椹，共向田头乐社神”，记述了麦桑收成在望时候村民欢乐的活动。唐前期庸调的征收，帛、绢是主要部分。城南属长安、万年二县所辖，二县属于京兆府。《元和郡县图志》记京兆府赋帛、绢。二县当不为例外。白居易诗说到杜陵老叟曾经“典桑卖地纳官租”，杜甫诗说自己：“杜曲幸有桑麻田”，杜陵和杜曲都是万年县地，在城南东部。温庭筠《夜宿沣西僧舍》时记述附近“沃田桑景晚”，沣水属长乐县，在城南西部。也就是说，从东到西，城南普遍种桑。

唐人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韦杜两族世居城南。身居显要官职者代有其人，且与皇室有着姻亲关系。这也就是“去天尺五”的缘由。他们在城南聚族而居。据《游城南记》，今韦曲当时就有东韦和西韦两系族人，这里既是他们的祖籍之地，也是别业所在。韦庄以别业为诗题的诗有《户杜旧居》、《过樊川旧居》。杜氏家族则以杜曲为中心聚居。杜佑郊居在杜曲原下、潏水近处。刘禹锡《题王郎中宣义里新居》：“爱君新买街西宅，客到如游户杜间”。户杜即城南，以城南幽静的环境，赏心悦目的池亭比拟城内住宅，不仅赞美住宅，也抒发了人们对城南的向往，因而在城南多置别业。韩庄在韦曲东南，为韩愈别业，孟郊、张籍都有游韩庄诗记胜。又东南有郑虔的郑庄，李商隐有《过郑虔旧隐》诗。牛僧儒别业在韦兆，见于《新唐书》本传。杜甫别业在杜陵，所以他自称“杜陵野老”，“杜陵布衣”。以上举例都在少陵原上下。神禾原侧潏水之旁瓜洲村近处有郑潜耀驸马的别业莲花洞，杜甫曾以诗称赞。相距不远就是裴度别业。终南山沣谷沣水西侧有韦应物别业，他在诗题《登西南冈卜居遇雨寻竹浪至沣壖带数里清流茂树云物可贵》和另一首诗：“登高创危构”句记述这处别业。不过他在又一首诗《岁日寄京师诸端武等》还提到杜陵另一别业。如果说沣谷是城南终南山最西谷口，最东当是义谷。义谷北有员半千的员庄。员庄南对终南，北倚白鹿原。当地村民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员庄”。所谓天堂，足见其环境优美，经济富实。除过高官贵戚在城南置别业，所谓处士也有别业。钱起《春暮过石龟谷题温处士林园》诗，就是写这位处士别业的。石龟谷即今石鳖谷。杜甫诗所吟咏的何将军山林，在塔坡。塔坡又在神禾原北岗阜上，下临潏水。这所别业就是以水和竹最盛。清幽静穆的川原上下，也多高僧修行解经的寺院。城南有所谓八大寺。兴教、兴国、华严、牛头四寺在少陵原上，法幢、禅定、云栖、观音四寺则在神禾原上。神禾原北部还有香积寺，端对子午谷。终南山谷口附近，如小义谷有清禅寺，楩梓谷有信行禅师塔院即后来改称的百塔寺，沣谷东南有丰德寺，初建于武德时的太和宫本为夏宫，元和元年（806年）改为翠微寺，寺下黄谷外又设翠微下院，便于百姓行香。此外还有兰若和精舍，如李涉《题白鹿兰若》就是写白鹿原上兰若的。这个兰若有着“只去都门十里强，竹阴流水绕四廊”的环境。韦应物诗多次记述沣谷的善福精舍，《沣谷西斋寄诸友》自注曰：七月中善福之西斋作。《寓居沣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前者有“绝岸临西野，旷然尘事遥”句。后者有“万木丛云出香阁，西连碧涧竹林园”句。两句诗表达了诸多高官显贵以及处士逸人在庶务之余游赏寺观，寄居精舍，寄情山水之间，得到短暂清净生活的乐趣。为此必当建寺院、置别业于城南诸原之间。

城南诸原也有军事意义。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叛乱叛军攻入长安城。据《旧唐书·郭子仪传》，至德二年（757年）郭子仪率唐军一年中先后两次进攻安禄山叛军。五月战于清渠。唐军从凤翔向东，在西渭桥渡渭水，屯于潏水西。叛军据守在清渠。清渠在潏水西。这一带一片平原，唐军没有地形优势，相持七天，战败，九月再战于香积寺北。唐军汲取前次教训，不战于平原旷野，而选择了地形起伏的香积寺一带。唐军从武功渡渭向南，沿终南山东经周至、户县入长安，在香积寺南陈兵三十里，叛军十万人在香积寺北。香积寺近处，东有潏水，西临沣水，南为神禾原。叛军处在原与水包围中。唐军南北夹击，仅短短一天，杀敌六万，取得胜利，收复长安城。

唐长安建置在黄土原上，合理利用诸原和诸水，巩固了政权，建设了经济，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该文原载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1998年4月，作者：曹尔琴，原西安联合大学（现西安文理学院）教授，长期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研究历史地理学达半个多世纪，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参与出版专著7部，在学界享有盛誉。曾担任西安联合大学历史系主任、《唐都学刊》副主编、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兼祕书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西安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等社会职务。原创授权发布，转载注明出处：来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真有趣（lszyq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