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对西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西周都城丰镐既是西安建都之始，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城市；对之还应加强研究

这一问题因关系到判定我国古代城市的标准或原则问题，同时还与当今学术界对“城市”所作定义有关，因而是历史城市地理与城市史学术领域一个重大的理论性问题。由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认识角度不一,见仁见智，不同见解甚多。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是与西方城市平行发展起来的，已有五千多年历史”[1]；更有人论定距今约6000年的湖南城头山古城址是我国最早的城市。特别是后一论点在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展示出来，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城头山古城究竟是不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此说确否？能否采信？值得历史地理学与城市史学界加以关注，作出明确回应。笔者深信此说不确，特对之进行辩析；并认定西周丰镐应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城市。现就此问题提出个人初步见解，以求正于大家。

（一）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最早的古城遗址还有待深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论证

    城头山古城遗址，在湖南澧县车溪乡南岳村，是我国考古工作者1991年12月发现的一座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城遗址;据当时测定其建成年代距今约4600-4700年。因其年代早于此前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发现的一批古城遗址，诸如山东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古城、河南安阳市后岗古城与登封市告城镇王城岗古城等[2]；所以一度被认为是我国年代最早的古城址，并被列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3]。但时隔不久，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市西山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古城遗址，其建成年代为距今4800-5300年[4]。另有报道称其建成年代据碳十四测定为距今5450-4970±70年间[5]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一处版筑夯土城址。[6]其筑城年代早于城头山古城。之后，湖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又通过几次考古发掘，论定城头山城墙曾经四次修筑，其中第一期城墙建成时间距今约6000年。[7]因此，城头山古城址即被认定为当前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古城址。但因我国史前古城址之考古发掘与研究论证工作尚未开展的空间甚大，特别是中原地区极有可能发现年代更早的古城址，所以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最早的古城遗址，还有待更广泛深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论证。即使城头山古城址被认定是我国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古城址，但这类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址也并非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

（二）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并非城市

关于“城市”的定义，当代城市学家权威的见解是：城市是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人口，以非农业活动为主，承担一定地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能的地理实体[8]。以此准之，历史上的城市亦当具有上述基本的性质与特点。然而，我国历史时期“城”作为古代文明产生的一大标志性事物，虽然在原始氏族社会后期即在我中华大地上出现，但是当时筑城的主要功用与目的只不过是“所以自守也”[9]，仅是防御性设施。而且这批古城址规模不大，如城头山城址，平面略呈圆形，直径约310余米，面积为7.6万平方米左右；西山城址平面近圆形，南部被河水冲毁，城内面积估计为3万平方米左右。同时这些古城址功能性设施也很单一，均以房屋、窖穴为多，另有陶窑、墓葬[10]。上述考古研究成果证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仅是供原始氏族社会先民居住并保卫他们安全的聚落设施，显然尚不是城市。

（三）中国最早的城市是西周都城丰镐

当我国历史发展到夏、商时期时，出现了一批规模较新石器时代古城大许多的城址，特别是当时几座主要都城，如河南登封市王城岗之禹都阳城遗址、偃师市二里头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以及郑州市商汤亳都遗址、安阳殷墟商代后期都城遗址等。但从史籍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论，它们也只具“祀与戎”的政治、军事功能，尚不具备“城市”所应有之多方面职能[11]。

商代晚期，周族在今陕西关中平原崛起。至文王时，在今西安市西郊之沣水西岸建立丰邑。次年文王崩殂，其子武王继位，并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丰、镐二京隔沣水相望，实为一城[12]。武王以之作为政治中心，励精图治，历十二年，终于东向灭掉殷商王朝，使周王朝成为中华大地上替代商王朝继起的华夏一统之强盛王朝。

丰镐作为西周王朝主要都城，又被称为“宗周”。西周末年，丰镐为犬戎族攻入，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丰镐遭战火焚毁。之后在秦始皇修阿房宫与汉武帝修昆明池时，镐京遗址遭到进一步破坏，整个城址的规模与布局已很难全面复原。经近现代多年考古发掘与研究，在沣河两岸约15平方公里之遗址范围内，只发现了多座宫殿、宗庙、贵族与平民居址以及车马坑、青铜器窖藏、大型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遗址[12]。此外，据《诗经》等文献记载，还当有辟雍、灵台、灵沼等礼仪和游乐性设施。特别是记载都城丰镐规制，并成为后世都城设计圭臬的《周礼·考工记》中，明确记有“前朝后市”这一规划与建设内容。结合《周礼·司市》篇中所记，当时市已有多种类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同时，还设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担负“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职能之情况看，丰镐城中的“市”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再结合西周经成王与康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至中期时工商业日益兴盛，平民庶人中不少因从事工商业致富，商人地位提高，甚至可做官受爵这一历史发展状况看，丰镐城中不仅集中居住着一大批王族宗室与公侯贵族，还居住着人数不断增加的商贾与百工。他们与各类“市”相结合，使丰镐除具有政治、文化功能外，经济功能也愈益突显出来，因而使其具有了“城市”的性质与特点，成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其始建年代，即文王徙都于丰之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研究确定的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13]，与《史记·周本纪》所载相关内容推算，当在公元前1059年，距今已 3070年。

综上所论可以判定，中国最早的城市绝非城头山古城址，而当为西周都城丰镐。对此问题看来还需加强研究。

二、建议在丰镐遗址区兴建古都西安原生基点标志性建筑——灵台

《诗·大雅》中有《灵台》一诗，记述了周文王于公元前1059年建成丰邑，将都城由周原岐邑迁至丰邑，又率领族人建成灵台并进行击鼓鸣钟游乐等活动。

灵台是丰邑中唯一留下具体名称之重要建筑设施。应在现丰镐遗址区选一最佳处重建一座灵台。

兴建灵台既可表征古都西安悠久的建城与建都历史及其辉煌的历史功绩，树立它作为世界五大古都之一与中国八大古都之首以及中国最早的城市的壮丽形象；又能与世园会中表征西安当前走向世界，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长安塔隔西安城之中轴线东西对称，古今辉映。

灵台可为13层，以表征西安为我国历史上十三个王朝的都城；高可达113.3米，喻为西安作为我国古都历时1133年。

灵台之功用除标示古都西安之原生基点与展示古都西安历史文化外，还可作为举行大型庆典与学术研讨活动以及供作民间节庆游乐活动的场所。灵台内外可陈列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秦孝公、商鞅、汉高祖刘邦、娄敬、张良、萧何、隋文帝、宇文恺等在西安都城建设与城市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历史人物塑像；还可以收藏陈列记述研究古都西安发展历史与文化内涵的史籍文献及近现代论著。

三、西安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重点在于做好“水”文章

近年来，西安市为推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宏伟工作，在城市规划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面，围绕着“水”的问题，提出了不少口号与具体计划。基本思路都是在原所确立的“大水大绿”方针下，要恢复历史上的“八水绕长安”的美好景像；继之又提出达到“五里一池，十里一湖”的境界，在市区范围内修建多座大面积的湖泊，如广运潭、汉城湖、曲江南湖、昆明池等；在实现西咸一体化后，将渭河建成城中河。前不久的8月22日《华商报》还发表了多名专家的发言，宣称西安已进入“渭河时代”。总的目标是使西安成为一座“水韵之城”。重视水环境建设，大做水文章当然是应该的，特别还因为陕西省与西安市水资源不足，旱灾频发。但是要做好水文章还不能仅凭主观美好顾望，还得贯彻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先做好基础性扎实有效的工作。

所谓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对西安市及其附近区域之水环境与水资源及其变化状况进行科学考察及研究，掌握其演变趋向与规律，以便我们对全市之水资源与水环境有全面的认识，对水资源合理利用与水环境之治理、建设能做到心中有数，甚至能未雨绸缪。

去年10月17日在陕西省与西安市文史馆及长安大学承办的“长安文化与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论坛”上，我曾在《西安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与主要应对方略》中（该文后刊《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2卷第4期，2010年12月）针对国务院于2009年6月25日批准实施《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这一新的任务，建议将陕西省建设厅2008年拟制的《关中城市群建设规划》中提出的“保护‘两山一河’，建设生态关中”的构想（“两山”为关中南侧之秦岭与北侧之北山，“一河”即为渭河），扩大到包括甘肃省天水市在内的整个关中一天水经济区，也即渭河全流域。并继2009年12月6日通过陕西省文史馆致函时任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同志，建议陕西省政府组织开展整个渭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综合研究后，又进一步呼吁陕西省与甘肃省有关行政领导部门对渭河全流域之水环境及水资源进行深入考察，为进一步修订完善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水环境与水资源之保护、建设、开发、利用规划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次我在再次重申上述呼吁外，还补充建议，在陕、甘两省有关部门联合进行了整个渭河流域之科学考察基础上，两省间还应建立渭河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与水资源合理调配利用的管理机构，使渭河流域各项水环境治理工程与水资源调配工作能充分兼顾上、下游间的利益，科学和谐的开展起来；从而也保证地处渭河下游的西安市，其所需之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得到满足。

四、倡议在新修地方志中增设生态环境志，特别盼望西安市能率先行动，做出实绩

我国有着悠久的修撰地方史志之学术传统，作为正史之重要补充，在存史资政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共和国建立后，主要在改革开放后，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开展了数轮新修地方史志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检视此前已修成出版之各级各地方之地方志，均未见有生态环境志之篇章，大多仍沿袭旧志体例，设置自然地理篇（志）、自然环境篇（志）、地理环境篇（志），这当然也都是需要的。但鉴于上述篇（志）的内容，多为罗列当代之自然地理各要素的静态内容，没有涉及各自然地理要素之变化状况及与当地居民经济社会活动之相互影响关系，因而其存史资政之功效就相对显得不足。为了适应当前各级政府落实中央科学发展观，推进地方经济建设健康持续发展并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工作的需要，也为了更广泛地推动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工作的开展，笔者曾于2006年在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该文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3期，2006年5月）一文中，倡议我国各级行政区域在修编各自的地方志时，仿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新修《清史》中设置《生态环境志》的创新性举措，也增设生态环境篇（志），将本辖区内整个历史时期或近现代主要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据实记录下来，集中加以撰写。现正值我国各级政区开展新一轮地方志修编之际，特再次提出这一倡议，以期引起各级地方史志撰修领导部门与生态环境史学家们的广泛注意，并能得到切实践行。而如果能获得西安市文史专家与地方史志专家的积极响应率先践行，必将对各地之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发挥更加积极的存史资政作用，对我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工作也能产生促进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熊月之：《中国城市史：枝繁叶茂的新兴学科》，《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9日。

[2]上述古城据碳十四测定的具体年代详见严文明教授《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一文，载《文物》1981年第1期。

[3]见吕薇：《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7月22日。

[4]相关报道载《中国文物报》1995年4月10日第1版。

[5]张玉石、杨肇清：《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遗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

[6] 马世之：《中国史前古城》，第2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7] 见蒋迎春《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18日。

[8] 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之“城市”条，吴良镛执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9] 《墨子•七患》。

[10] 以上数据与内容详见钱耀鹏著《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第35-37页、32-3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11] 参见笔者主编：《中国八大古都》之郑州、洛阳相关部分，第138-154页、第194-206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

[12] 参见笔者与吴宏岐主编：《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之第四章“夏商遗址与周都丰镐”（孙福喜执笔），第109-114页，西安出版社，2003年。

[13]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48-49页，世纪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该文发表于《长安历史文化研究》第5辑，作者：朱士光，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贴专家。长期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学与古都学研究，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主编、参编著作15部，获国家与省、部级奖12项。原创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来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真有趣（lszyqwx），违者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