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2014年日本隋唐史研究

2014年与2013年一样，有关《天圣令》、国际关系、佛教的论著很多，新的关于铁勒的研究有所增加。广泛利用石刻史料与出土文书这一点，也与历年相同。此外，念及魏晋南北朝向唐、或唐向五代宋发展，即突破一个王朝框架的成果，各领域均能看到。

律令  礼仪  制度

2013年夏天召开了“《天圣令》与东亚”学术研讨会。《唐代史研究》第17号推出“特集”，刊登了会议论文。以此为代表，利用《天圣令》取得的成果引人注目。此外有中村裕一《大唐六典的唐令研究》（汲古书院）。此书质疑《大唐六典》所载唐令为“开元七年令”的通说，值得关注。有关此书，期待专业书评。

利用《天圣厩牧令》的成果有两篇。速水大《唐代的身份与职务的关系》（《唐代史研究》17）考察了《天圣厩牧令》所见与监牧相关的职掌和身份的关系，认为身份的贵贱反映在职掌统属关系上；在异身份同任务的场合，身份高者能得到价值较大的报酬。文章将身份制原理贯彻到了监牧官吏的配置及俸料报酬之中。林美希《唐前半期的厩马与马印》（《东方学》127）探明了唐朝马的管理体系，以及将良马从地方集中到中央即马的交纳系统。

佐藤ももこ《关于唐代通行证的考察》（《史泉》120）考察了“过所”、“公验”，以及《天圣令》所见“行牒”、“往还牒”，并分析了这些通行证相互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指出：“过所”可以实现远距离移动，但颁发过程烦杂；“公验”可作为近距离移动的补充，但不能通过关口；因此，“往还牒”或“行牒”作为能够近距离移动并通过关口的通行证，具有代替前二者的功能。吉永匡史《天圣捕亡令与身份制》（《唐代史研究》17）以《捕亡令》为线索，特别从“追捕”的角度，逼近了唐、宋以及日本奴婢制的特质。

军礼研究方面。丸桥充拓《中国射礼的形成过程》（《社会文化论集》〈岛根大学〉10）认为“射礼”本来同时具有军事与非军事性质，但到《开元礼》，被划分了“军礼”中。文章追溯了自唐代之前开始的这一射礼形成过程。王博《关于唐代的讲武礼》（《史滴》36）探明了讲武礼的概念、仪式程序，指出讲武礼本是向朝廷内外宣示皇帝和帝国权威的一个大的活动，但到唐后期，演变为对皇帝与禁军之间联系的一种再确认。关于皇帝陵，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陵诸问题》（《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文学研究科45）指出从汉到唐，皇帝陵即使营造之后，在一个王朝内，也要维持最低限度的管理；在中国，庙祭比陵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村落制度方面，可举出石野智大的以下3项成果。①《隋代乡里制下的里长》（《东方学》128）指出隋代乡里制的末端是村落组织的“里”。“里”的责任者是“里长”。文章主要利用《秘丹墓志》验证了“里长”的特征，并探明了“里长”的出身阶层与职掌。②《武周村落制度史料的复原研究》（《明治大学亚洲史论集》18）由《金轮石幢》的供养人题名人手，确认了“里正”与“坊正”的并存。同时指出：唐代村落制度的特征是所谓“乡一里”与“坊·村”的二重构造。其中在唐前期，“乡一里”系统和“坊”的并置未能确认。但从《金轮石幢》看，即使在唐前期，“里”和“坊”的并置已经很明确了。③《唐代前期村落制度构造的再探讨》（《唐代史研究》17）整理了唐《户令》第一条复原研究的变化过程，进而将与此令相关联而展开的、关于唐代村落制度构造先行研究的问题点抽出，利用石刻史料论证了从唐前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村落制度下的二重构造。

政治  经济  军事

冈野诚《唐玄宗时期的县令诫励二碑与公文书书式》（《明治大学亚洲史论集》18）从书式角度分析《敕处分县令碑》《令长新诫碑》，复原了敕牒、勅旨，进而探明了它们从裁可、发给，到传达至县令的整个过程。北川俊昭《杜佑列传考》（同上）通过比较、分析《旧唐书》《新唐书》的《杜佑传》，尝试着将极度荣达的宰相杜佑，作为政治家进行了再评价。万晋《唐安史之乱后的河南尹》（同上）指出：安史之乱后的洛阳，虽然政治地位下降，但从河南尹的人选和兼官状况分析，其在财赋转运体系以及军事版图上的重要性并无变化。高濑奈津子《穆宗文宗时期财政三司的人事变迁与财政运营》（同上）瞩目于穆宗至文宗时期财政使职的人事状况，探寻皇帝、宰相、宦官各自影响力的变迁，使唐后半期财政使职权限之大，以及财政在国政中的重要性浮现了出来。小岛浩之《唐代后半期的官僚人事与八儁》（同上）将“八儁”理解为根据“隔品规定”制度建立的、用最小迁转次数就能达到宰相的一条升迁路径。松本保宣《关于唐末五代前半期的朝仪》（《立命馆东洋史学》37）从与唐制关联、继承的观点，考察了后梁、后唐的常朝和起居、人阁之仪，阐明了从唐末到后唐之间产生的变化。岛居一康《杨炎两税法的课税构造》（《唐宋变革研究通讯》5）重新检验了以往日野开三郎提出的两税法课税“六原则”，认为这“六原则”都不能成立。

军事方面。平田阳一郎发表了两篇文章：①《关于隋代的“给使”》（《沼津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研究报告》48）；②《皇帝和奴官》（《史滴》36）。其中①指出：北朝后期有一种习俗，即奴隶或家仆等本来身份很贱的人，一方面“给使”于主家，同时作为军人或官僚也很活跃。隋炀帝亲卫队的“给使”就继承了这一习俗。它被证明是北魏以来鲜卑北族社会的传统，是君臣间特殊结合关系的一种形态。②文从北朝到唐中叶的长时段内考察了皇帝亲卫兵，认为唐朝继承了君臣间特殊的结合关系，延续了北朝以来游牧军制的性质。文章将位于禁苑的“北门奴官”视为类似那可儿·怯薛的性质，这一点意味深长。另外，文章还提示说：宦官与“北门奴官”具有同样属性。此类宦官的抬头，是属于游牧系统国家的唐朝才有的政治现象。这一观点是宦官研究的新角度，期待着今后的深人讨论。

齐藤茂雄《唐后半期的阴山与天德军》（《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47）分析了通称为《驿程记断简》（羽032）的文书，认为位于西部阴山地区的天德军，作为军镇，其职能的重点在于与游牧民的外交方面（编译者按：此处所谓“外交”以及下文所谓“国”、“国际关系”等，其内涵有的与我们现在的理解不同，敬请留意）；而阴山南麓的振武军，其职能是在军事上的支撑作用。文章明确了两个军镇的不同职能，阐明了阴山南麓作为农耕民与游牧民的连接点，是军事和外交上的重要地域。山根直生《藩镇再考》（《七隈史学》16）重新考察了以往用“藩镇”一语概括起来的“方镇”与“藩镇”，认为二者有明显区别。文章还展望了藩镇研究的未来，指出在以下问题上取得成果的可能性：从“方镇”制度传播的角度再考察唐朝在周边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影响力，以及探求“藩镇”实力的由来。山根直生《唐宋两朝的地理样态与疆界》（《史学研究》285）运用他所提出的“国家统合地理样态”说，从与地理样态的关联，尝试重新理解国家的疆界问题。文章整理了由唐至宋“州”级等差的变迁，在提取其特征和相互关系的同时，考察了太祖朝的北宋与北方之间，以及北宋时期宋、越之间各自的疆界。

本年度陆续出版了一些重要著作。栗原益男《唐宋变革期的国家与社会》（汲古书院）收入了有关唐末五代藩镇研究，以及政治社会史等方面的论文。池田温《唐史论考》（汲古书院）涉及氏族制和均田制，内含未发表的论文。两书均期待专业书评。

城市。妹尾达彦《东亚城市时代的形成与城市网的变迁》（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非洲·欧亚大陆的都市与国家》，中央大学出版部）主要以7至8世纪为焦点，整理了非洲·欧亚大陆的历史构造，论述了东亚城市时代的诞生，以及以都城为核心的城市网的形成。盐卓悟《唐宋时代的夜市》（《东洋史研究》73－2）立足于汉、唐、宋夜市的相关性和不同点，考察了宋代城市中夜市的形成过程，认为“唐代型夜市”具有为“宋代型夜市”所继承的性质，特别是8世纪后半期因坊制弛缓，“唐代型夜市”随即扩大，最终发展为“宋代型夜市”。久保田和男《关于宋都开封的旧城与旧城空间》（《都市文化研究》16）比较分析了宋都开封旧城的空间构造与隋唐都城的皇城，认为旧城具有宋朝实现“与民同乐”的政治空间的作用。

国际关系。当我们看到“国际关系”时，探求当事国双方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岩尾一史、植田喜兵成智的成果令人关注。利用了藏语史料和汉语史料的岩尾一史《古代西藏帝国的外交与“三国会盟”的成立》（《东洋史研究》72－4）重新考证了唐、吐蕃、回纥之间的三国会盟，认为实际上包含南诏，应是四国会盟，但是四国并未同会一堂，会盟是在吐蕃主导下，由吐蕃分别与各国结成的、两国同的“伙伴会盟”文章的论证清晰明快。与此相关联，岩尾在《再论〈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敦煌写本研究年报》8）中指出，羽689号文书是言及三国会盟的敦煌汉文文书，与有名的取x1462＋P.ch.3829号文书属同一文本，并且能补足这两件文书缺损的后半部分。植田喜兵成智《唐人郭行节墓志所见罗唐战争》（《东洋学报》96－2）探讨了与罗唐战争有深度相关的唐人郭行节墓志，证明了671年唐朝曾向新罗派遣征讨军，而以前有关记载只残留在朝鲜方面的史料《三国史记》中。文章指出，罗唐战争与高句丽和百济遗民的动向有很深关系，具有复杂的构造。同作者《罗唐战争终结期纪事所见新罗的对唐意识》（《史滴》36）对《三国史记》中的史料加以批判后，探讨了新罗方面对罗唐战争终结的认识，发现在战争终结时期，新罗对唐朝有着强烈的对立意识。此外，与新罗人相关，还有拜根兴《关于新公开的在唐新罗人金日晟墓志》（同上，王博、小二田章译）。文章分析了新罗人金日晟的墓志，考察了他的出身、入唐后事迹，以及葬送礼仪等问题。

本年度围绕在唐百济人祢军墓志中“日本”的解释，讨论依然热烈。①井上亘《祢军墓志“日本”考》（《东洋学报》95－4）将“日本”指百济的说法置于一旁，认为它指倭国，是具有“日域”意义的含有倭人语言习惯的汉语。②气贺泽保规《东亚地区的“日本”之始》（《白山史学》50）也得出结论说“日本”指倭国（及其领域）。不过，在两篇文章中也能看到不同点：例如相对“日本”而言，“风谷”何指？①解释为高句丽，②解释为百济。还有，“日本”是否为国号等。③葛继勇《祢军出使倭国与高宗泰山封禅》（《日本历史》790）探讨东亚的国际关系，阐明了祢军出使倭国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认为“日本”指朝鲜半岛诸国、特别指百济的说法，是比较妥当的。同作者还有《东亚形势中祢军的活动与历官》（《朝鲜学报》230）考察了祢军投降唐朝后的历官，以及任官时期与任官背景。

速水大《开元二十二年的唐与契丹》（《明治大学亚洲史论集》１８）通过考证近年从《永乐大典》中发现的《曲江集》佚文“敕书二种”及其他史料，考察了开元二十一至二十二年唐与契丹的关系。藤野月子《对契丹基于和中原王朝婚姻而采取的外交政策的认识》（《史渊》151）寻求认识唐至北宋时期契丹基于婚姻的外交政策，认为契丹以在唐代的降嫁事例为依据，针对五代诸王朝和北宋，巧妙地将婚姻作为外交政策来运用，以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菅沼爱语《唐朝通过和蕃公主采取的外交战略》（《总合女性史研究》31）从唐朝外交战略的观点考察了因和蕃公主的职务和降嫁而获得的外交上的好处，以及周边方面求婚公主的理由等问题。同作者《唐代外交政策中的“谋略”及其背景》（《史窗》〈京都女大〉71）从非正式的外交、特别是“谋略”角度考证了唐代的外交关系。

遣唐使方面。稷本淳一《遣唐使的作用与变质》（《岩波讲座日本历史3》）在唐代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将遣唐使所起作用分为三个时期予以论述。酒寄雅志《遣唐使的航路》（《栃木史学》28）指出，遣唐使的航路受周边诸国国内事件，以及与这些事件相关的政治、外交关系的影响。森公章《宽平年代遣唐使再说》（《白山史学》50）从政治背景及对外政策的关联出发，论述了宽平年间遣唐使计划的历史地位。

广濑宪雄出版了《古代日本外交史》（讲谈社），该书以作者的外交史成果为中心，从与东部欧亚大陆的关系人手，重新把握古代日本。李成市《六至八世纪的东亚与东亚世界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叙述了６至８世纪东亚的政局和形势，认为若看“日本”国成立的诸条件，则东亚世界作为与古代国家的法和国家秩序的成立有着很深关系的地域世界，是不能轻视的。

非汉族。森部丰编《粟特人与东部欧亚大陆的文化联系》出版。该书公开发表了以编者森部为首，包括吉田丰、影山悦子等粟特研究专家，以及各相关领域研究者分担完成的最新粟特研究成果，对把握涉及多方面的粟特研究现状十分有用。与隋唐相关，收有以下文章：齐藤达也《中国的粟特姓的历史》概述了粟特姓的定义、成立过程、使用状况。中田美绘《唐代中国的粟特人与佛教》介绍了在唐代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以各种形式与之相关联的粟特人。石见清裕《〈天圣令〉与唐代粟特人》通过分析《天圣令》，认为可能由于开元七年令规定的重税负担引起了六州胡的反乱，进而导致了安史之乱。荒川正晴《吐鲁番的粟特人》阐明了吐鲁番从高昌国时代向唐朝统治时代的转变中，粟特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是如何演变的。赤木崇敏《粟特人与敦煌》概述了直至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粟特人，认为在吐蕃统治时期以后，粟特人的共同体虽然丧失，但获得了社会地位，构筑了可与汉人望族比肩的一股势力。福岛惠《长安、洛阳的粟特人》利用粟特人墓志，概述了从北周至唐朝长安、洛阳粟特人聚落的状况，论述了粟特人适应城市特性而采取的灵活居住方式。山下将司《北朝末至唐初的粟特人军府与军团》与森部丰《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的北中国政治史与粟特人》通过二人不知疲倦地持续研究，概观了居住在中国的粟特军人的形象。此外关于突厥、回纥与粟特人的关系，还有铃木宏节、齐藤茂雄、大泽孝、松井太的论文。

对唐朝统治下具有持续影响力的铁勒人的关注，在本年度显著高涨。石见清裕《羁縻统治时期的唐与铁勒仆固部》（《东方学》127）依据2009年在蒙古发现的《仆固乙突墓志》分析了墓主与仆固部，同时明确了羁縻统治时期蒙古高原铁勒诸部的地理分布状况。山下将司《唐“元和中兴”中的铁勒军团》（《东洋史研究》72－4）探明了活跃于元和年间讨伐藩镇等战争中、铁勒出身的李光颜兄弟的背后势力，认为唐的军事体制不仅在前半期，即使在后半期也依靠骑马游牧民的支撑。西田祐子《武则天时期“铁勒四部南徙”再考》（《内陆亚细亚史研究》29）对铁勒的四个部族聚齐后一起移向河西的“铁勒四部南徙”事件进行了重新考证。文章首先对构成解释前提的《新唐书》加以严谨的史料批判，然后阐明：实际上铁勒各部是彼此分散地移向唐朝的。期待着今后更加关注铁勒个别集团的特殊性，以深化该领域的研究。笠井幸代《六至九世纪汉文史料所见古突厥语的汉字转写》（《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29）从编纂史料与出土文献中收集了６世纪中叶到９世纪中叶流入中国的古代突厥语的音译词汇，査明音译是依据一定规则进行的。文章指出“突厥”应复原为Turkut，并且其中的“－t”是粟特语的复数接尾词。

关于吐蕃，旗手瞳《吐蕃对吐谷浑的统治与噶尔氏》（《史学杂志》123－1）认为青海地区是吐蕃进入中亚与中国的重要据点，吐谷浑在当地拥有很大势力。吐蕃是如何统治青海地区和吐谷浑的呢？文章以与其统治密切相关的噶尔氏为焦点进行了考察。同作者《大英图书馆藏IOL Tib1253文书译注考》（《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29）展示了古藏文书写的文章标题所列文书的译注。文章通过缜密考辨，阐明了吐蕃统治下由吐谷浑人构成的塔穆辛钦千户的千户长的任命过程

宗教  美术  文化

    与佛教相关的成果格外多。江川式部《关于唐代的沙门敕葬》（《明治大学亚洲史论集》18）整理了有唐一代沙门敕葬的沿革，文章还涉及对佛僧死后的赠官和赠谥、赐塔号的实施状况、唐朝方面谥号选定手续，及其传达到寺院的方法等，是探索唐朝与佛教界关系的最新研究，值得关注。佐藤裕亮《南北朝隋唐时代弘农华阴的佛教徒》（同上）追踪了具有关中门阀代表的弘农杨氏出身的僧侣们的事迹。米田健志《唐代的内道场与内供奉僧》（佐藤文子、原田正俊、堀裕编《佛教连接亚洲》，勉诚出版）从制度层面考察了唐代的内道场，指出内道场虽然位于大内，但并非常设；僧侣为出入内道场需要有“内供奉”官衔，在“内供奉”出现之前，则每次都要得到诏敕的许可。大西磨希子《圣语藏本〈宝雨经〉》（《敦煌写本研究年报》8）注意到圣语藏本《宝雨经》中的则天文字，认为其原本很可能是武周时期《宝雨经》译出后，为颁于天下诸州而在宫廷内书写的诸本之一。仓本尚德《龙门北朝隋唐造像铭所见净土信仰的演变》（《东亚佛教学术论集》2）分析了为数众多的造像铭，是阐明自北朝至唐有关生天、净土信仰演变的力作。林韵柔《中国中世僧侣出家因缘》（原田正俊编著《日本古代中世的佛教与东亚》，关西大学出版部）将《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所见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有关出家的因缘类型化，按照时代论述了各自的特征。

与圣地五台山相关的论著，有林韵柔《唐代“巡礼”活动的建立与开展》（《明治大学亚洲史论集》18）。文章以五台山为中心，描述了唐代中国巡礼活动的确立与开展。关于唐灭亡后的五台山，中田美绘《沙陀的唐中兴与五台山》（《日本古代中世的佛教与东亚》）从“唐中兴”观点考察了沙陀后唐建国时五台山所起的作用。大岛幸代《关于敦煌地区骑狮文殊像的驭者像》（《明治大学亚洲史论集》18）从五台山文殊信仰传播与发展角度，考察了与五台山相关且发展了的、骑獅文殊的眷属胡人驭者在敦煌的变化。文章指出，将驭者形象稍加改变，就使其具备了当地特有的意义。

佛教美术方面。西林孝浩《初唐末期大画面变相图的新发展》（《立命馆文学》635）分析了敦煌莫高窟第217窟主室内的变相图，指出图由4种变相组成。文章认为，变相图与标榜继承了印度佛教正统的中原佛教界存在联动关系。大西磨希子《九品来迎图考》（林温编《图像学Ⅱ》〈佛教美术论集3〉，竹林舍）通过分析敦煌莫高窟的九品来迎图，论述了唐代变相图的空间认识特色。文章以是否“娑婆世界”来明确区分画面的构成。如上所述，近年有关佛教史研究的论著有所增加，研究手法、内容涉及多方面。今后有必要进行整体的综合研究。

《佛教连接亚洲》一书虽然意图是在亚洲史中定位日本佛教，但有关中国佛教的内容也很丰富，在研究视角等方面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田中史生编《入唐僧惠萼与东亚》（勉诚出版）地毯式搜集了与入唐僧惠萼相关的史料并加以整理，同时收录相关研究论著三种。期待着今后充分利用与惠萼相关的史料，并将其应用到多方面的研究中去。

佛教之外，王国尧《中唐儒学复兴运动与晚唐五代儒学》（《明治大学亚洲史论集》18）考察了唐宋时期儒学地位的变迁。高桥睦美《唐玄宗〈道德真经〉御注御疏中所见“冲气”“冲用”》（《集刊东洋学》Ⅲ）分析了《道德真经》御注御疏中的“冲气”和“冲用”，目的是要理解“妙本”概念，而这一概念与《老子》的“道”相关，值得重视。此外，荣新江（村井恭子译）《〈兰亭序〉及〈尚想黄绮〉帖在西域的流传》（东方学研究论集刊行会编《东方学研究论集：高田时雄教授退职记念》日英文分册，临川书店）分析了吐鲁番、和田出土的《兰亭序》及《尚想黄绮》文书，认为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渗透到西域的具体证据。

史料  考古  译注

   佐藤智水等《隋代造塔、造像铭文的调査、研究》（《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52）刊载了隋代造像造塔铭的目录，以及山西省和顺县隋代摩崖造像记。西村阳子《山西省代县的晋王墓群》（《非洲·欧亚大陆的城市与国家》）作为搜集沙陀突厥史料的一环，将晋王墓群中的李克用墓、李存孝墓、柏林寺的来历与现状，依据文献史料和现场调査得到的数据进行了整理。

高濑奈津子、江川式部《〈封氏闻见记〉译注（一）》（《札幌大学综合研究》5）是为唐代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的解题和译注。林俊雄《2013年西安发现回鹘王子墓志》（《创价大学人文论集》26）用日语和英语发表了新发现的由汉文和鲁尼文（古突厥文）书写的《回鹘王子墓志》的解读文例。与音乐相关的译注，有中纯子、幸福香织《〈太平广记〉乐部译注稿（一）》（《中国文化研究》30），以及隋唐乐府文学研究班《〈旧唐书·音乐志〉译注稿（一）》（《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35）。太平广记研究会的《〈太平广记〉译注（二十三、二十四）》（《中国学研究论集》３２）也陆续刊行。

如文章开头所述，跨数个王朝的研究在各领域都能看到。这些研究不仅在横的广阔的地理视野中把握隋唐时代，而且将其重新置于纵的长时段的视野下。这是值得欢迎的倾向。此外，在中央欧亚大陆与东部欧亚大陆等广袤的地域范围内，由于缜密的考证已有相当积累，因而一些大型成果已经出现，另外一些大型论著的出版今后也可以预见到。但是另一方面，尽管我们举出了基于缜密考证而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但在个别领域中还只限于研究信息的发表。因此，回归历史学的整体意识，明确自己研究的意义与所处位置，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24编第5号《2014年的历史学界》。又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来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真有趣（lszyq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