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创新
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不言而喻，其都城建设影响深远。因此，研究秦汉时期的都城对于了解整个秦汉史意义重大。“汉承秦制”反映出汉王朝对秦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在都城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实质上汉长安城就是在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难免要受到秦都咸阳的影响。但汉长安城在规划建设中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在继承中求改革，求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汉长安城对秦咸阳都城的继承
1.都城位置
汉长安是在秦咸阳遗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司马迁讲:“汉长安，秦咸阳也”。[1]司马贞《索隐》:“应劭云:`今长安也',所谓长安,故咸阳也”,都说明了这一史实。张衡《西京赋》云:西汉长安“乃览秦制,跨周法”,[2]《三辅黄图·序》也云:“武昭,治咸阳,因以汉都”。秦咸阳从惠文王以后,就不断向南扩展,在渭河以南修建了章台、兴乐宫、甘泉宫、信宫、阿房宫及七庙等建筑,欲以渭南秦宫代替渭北秦宫。刘邦夺得天下后,欲都洛阳,经刘敬、张良等的劝说,建都长安。修缮扩建秦的兴乐宫而改为长乐宫,在章台基础上建未央宫,在甘泉宫基础上建桂宫。即汉长安城是在秦都咸阳基础上建立的,说明在都城选址上是汉承秦制的。
2.宫苑结合
秦汉都城都修建有上林苑,以供帝王狩猎之用,这是秦汉统治者一种豪华的享乐方式。秦以前的统治者往往把宫殿与苑囿分开;而到了秦汉时期则在苑囿中修建很多宫殿,这样皇帝既可以在苑囿中行猎,也可以在苑囿中处理朝政。
秦的上林苑是从秦惠文王时开始建造的,秦始皇时扩大规模,形成西到沣水、南到终南山、北到渭河、东到宜春苑的庞大规模。汉上林苑是在秦上林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比秦上林苑规模更大,《关中记》记载汉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上林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宫和苑结合在一起的园林建筑，秦上林苑中有阿房宫等，汉上林苑中有建章宫、甘泉宫、宜春宫、五柞宫等，形成“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的局面。[2]秦在上林苑中的许多宫殿是秦始皇经常光顾之地，汉武帝经常在建章宫、五柞宫、鼎湖宫、葡萄宫处理政事，会见外国使者，汉武帝最后竟然死在五柞宫中，充分说明了秦汉时期宫苑结合的特点。
3.秦宫汉葺
秦都咸阳修建了众多的离宫别馆，特别是在关中地区尤甚。据记载关中有宫殿300处，关外有400余处，仅咸阳都城附近300里内宫殿就有270处。正如《史记正义》引《庙记》云:“北至九嵕甘泉,南到长杨五柞,东到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咸阳附近的离宫别馆除过被项羽火烧的以外,后来大多被西汉修葺使用。如宜春宫、长杨宫、五柞宫等。实质上汉上林苑中众多的离宫别馆是修葺秦宫而继续使用的。
秦始皇采用复道、阁道、甬道把各个宫殿连接起来。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秦始皇迷信怕死,派方士到东海求仙药,方士们以种种借口为幌子，要秦始皇“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1]秦修建的阁道有从咸阳到临潼的，也有从阿房宫到渭北咸阳和终南山的。“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1]
宫殿之间的这种交通连接方式，到汉代时继续沿用。“桂宫周遭十里,内有复道横北渡,西至神明台。”[3]为了使城墙外的建章宫与城内的未央宫等建筑浑然一体,在西城墙上修建阁道,把两宫紧密联系起来。
4.宫殿均为高台建筑
秦都城咸阳中的宫殿均为高台建筑,从已发掘的一、二、三、六号建筑遗址和阿房宫遗址来看就是如此。秦的离宫别馆也是如此,如梁山宫、林光宫等,印证了史书上记载的秦国“高台榭,美宫室”。之所以要修高台建筑,其一是为了防止潮湿,其二是为了显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宫殿修在高处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汉长安城也是一样,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等均是如此,至今仍留下高大的夯土台。
5.在都城附近修建人工水池，美化都城并解决都城的用水问题
秦在渭北咸阳宫的东边修有兰池,据《三秦记》云:“秦始皇作长池,引渭水,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亦曰兰池陂。”这是秦在都城附近修建的自然景观,湖面可以荡舟游览,池边建有兰池宫,秦始皇常游于此。其具体位置在今咸阳宫以东的杨家湾。这里现在是一个呈簸箕形的大湾,北、西、东三面有高约5米的岸畔,南面开阔平坦与渭河之滨相连。此人工水池除了在都城附近营建风景区以外,也有供应秦都城咸阳用水的作用。
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开凿的。开凿的原因据《汉书·食货志》云:“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即修建昆明池是为了操练水军,讨伐西南夷,但绝非唯一目的,它也是汉武帝为上林苑开辟的著名风景区,从“列馆环之”即可看出目的。宋人程大昌《雍录》云:“其始凿也,固以习战,久之,乃为游玩之地也。”[4]而且昆明池也是汉长安城西南的总蓄水库,以供给汉长安城的用水,即“城内外皆赖之”。昆明池遗址在今长安区斗门镇东一带,这里现为一片低地,地势比周围低2～ 4米,其面积约10平方公里。秦汉上林苑中也有众多的水池。
6.帝陵旁建邑
秦在始皇陵旁建丽邑，开创了中国古代陵旁建邑的先例。位于秦始皇陵北刘寨村一带。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徙三万家丽邑”,即迁徙3万家到丽邑,反映出当时对修建秦始皇陵的重视。丽邑和当时的县行政级别是一样的,但其地位明显高于县。
西汉时共有十一个帝陵，有七个帝陵设置有陵邑。其中有五个位于咸阳原上，包括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因此，历史上又把咸阳原称为“五陵原”。另两个陵邑位于长安城东南的杜陵和霸陵。这些陵邑成为汉长安城的卫星城，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不少人口。
帝陵的规划是都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和都城的关系非常密切，一般都在都城的附近，以便于管理。在陵旁建邑，一是为了供奉陵园，二是为了迁徙关东大族，以便强干弱枝，拉拢势力，巩固统治。
7.在都城规划上均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
秦汉都城的建设规划中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秦都咸阳的建设规划据史书记载:“廿七年……焉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名信宫为极庙,象天极”。“三十五年……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1]“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把咸阳都城和天极观念结合起来营建，是为了显示王权至上和君权神授的思想，从其整个实施过程可看出具有上下对应关系。所谓对应关系，是指都城建筑物平面各点与空中星象平面各点具有垂直的投影关系。秦人在其都城的设计中，把冬至前后傍晚位于咸阳天顶的银河和仙后星座傍围的主要星宿与渭河横桥附近的主要宫苑的位置，安排在一条垂直线上，使天象与地面互相对应。
以渭河代表天汉，天汉即现在的银河，冬季每夜横亘天空，各个星宿分布于银河中及其两岸，璀璨夺目,地面上渭河东西横穿咸阳,两岸宫殿林立,与天上的星群一样,坐落于银河的两岸。
以咸阳宫代表紫宫,紫宫即“紫微宫”，是天帝所居的宫室，即咸阳宫的设计仿效天上的紫微宫。“咸阳宫，因北陵营建，端门四达，以则紫宫”。古代的星象学,把天上的星象分为五大星区,称为五宫,即东宫、西宫、南宫、北宫、中宫。中宫在天空星宿的分布中属于居中位置。既然中宫星区是天上星宿的中心,当然也是主宰万物的天帝的居所,所以又称紫宫。而处于紫宫即中宫星区最中心位置的便是天极星,即北极星。显然北极星是位置最尊贵的星。
以横桥代表阁道。横桥是秦为了连接咸阳都城渭河两边而修建的，“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织女要与牛郎见面通过鹊桥相会,以表示天上的星象。以阿房宫代表营室,“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三辅黄图》亦云:“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天极即北极,是天帝所居星宿。横过天河的六星为阁道,通过天河的一星叫“营室”，其意为阿房宫象天帝所居的营室,天帝从天极出来,经过阁道,横渡天河而达于营室、紫宫,皇帝如天帝降临人间来统领万民,从而为其长久统治制造舆论。实际上秦始皇是把自己这个人间皇帝比作天帝。
秦都咸阳的建筑布局，以渭河为纬向轴线，以咸阳宫为经向轴线，以两线交点横桥为中心向四周散布。形成了以咸阳宫和阿房宫为中心的都城区及向外扩展的京畿地区(即内史区)。咸阳城横跨渭河,以地势高亢之渭河南北区为主体,呈俯瞰全城之势。这种地理条件，确有利于运用天体规划观念，以展新姿，从而显示帝都之尊。
以广阔京畿为规划基础,又与运用天体规划观念巧妙结合,这是秦咸阳改造规划结构的又一新发展。秦人又修建了甬道、复道、阁道等,将咸阳城周围二百里内大批宫观连成一个有机整体,摹拟天体星象,环卫在咸阳城外围,更加显示“天极”———咸阳宫的广阔基础,也突出了它的尊严。如果再结合以咸阳城为中心的全国水陆交通网络来观察,更令人感到这套规划结构的磅礴气势和君临天下的宏伟壮观,是秦始皇好大喜功性格的具体体现。
汉长安城也如此。汉长安城形状既非正规的长方形,也不是正方形,而是不规则的长方形。除东城墙以外,其余三面城墙多有曲折。因此,西汉长安城被称为“斗城”,实质就是效法“天人合一”思想的结果。《三辅黄图》指出:“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三辅旧事》也云:“城形似北斗也”。《周地图记》亦云:“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后来的《元和郡县图志》《长安志》《类编长安志》等史书都相信此说。
甚至在汉长安城南的昆明池修建中，也与天象联系起来。《三辅黄图》引《关辅古语》云:“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至今二石人还在。分立池的东西以象征天上的银河与星宿，至今这两座西汉石雕尚保存在原地，雕凿技法古拙纯朴，是我国现存的珍贵的早期石刻艺术作品。考古工作者已经在汉代墓葬中发现了不少的有关天文星象的例证。在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安理工大学汉墓中都曾经发现过带有天文星象的壁画墓。
何况汉代人如果只是因为地形原因或者先修宫殿后修城墙的话,完全可以把南面城墙再往外延伸扩大,并将其修直。没有必要修成“南斗”,使城墙弯弯曲曲。我想这一点汉代的建筑工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汉长安城形状的不规则是综合因素形成的，是在受到“天人合一”建都理念的影响下，充分考虑到利用地理环境，受到龙首原、渭河、泬河的制约。同时也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建筑师已能因地制宜,巧用地形，不拘泥于方形、圆形、长方形的限制，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灵活规划设计出当时世界上最宏伟壮观的城市，实在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因此，将都城建设与天文星象结合起来,以显示“君权神授”、皇帝替天行道是符合当时筑城思想的。
这种“天人合一”的筑城思想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中一直在发挥作用。
二、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创新
1.秦都咸阳无外郭城,而汉长安城则有外郭城
秦咸阳无外郭城，这是因为，一则这是秦人一贯的建都思想。从考古资料来看，雍城、栎阳未有外郭城，这是秦人筑城的显著特点，秦人从一进入关中，便是一个进攻性的民族，其思维方式是进攻型的，从秦穆公开始便以霸业为主要功业,独霸西戎,开地千里,益国十二。秦孝公时,欲复穆公之故地。到秦昭王、庄襄王、秦始皇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立志统一全国成为他们矢志不移的目标。因此,欲把都城修建成“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内外二城制不符合秦人的思维方式。二则秦都咸阳从孝公筑冀阙开始,一直就未停止扩建,从渭北延伸到渭南,甚至修建阿房宫欲代替咸阳宫作为朝宫。秦始皇本身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把都城的规模无限制地扩大,以至于要“表河(黄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1]即要把整个关中地区作为秦的都城。他不愿把自己束缚起来,修建的离宫别馆,“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6]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修建外郭城,也没有必要修建外郭城。三则秦人在对外战争中,除过晋国有几次深入秦国作战外,秦和东方的战争一般都在别国土地上进行,说明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多立于不败之地,修建外郭城完全不必要。而之所以修建宫城,纯粹是为了防止国内的反抗斗争,正因为如此,考古工作者迄今不可能找到外郭城的城址。
而汉长安城既有宫城,又有外郭城。至今仍依稀看到汉时外郭城的城墙遗迹。汉之所以修建外郭城,一是遵循传统的筑城模式,二是为了防止国内的反抗斗争。
2.汉长安城的文化设施多于咸阳
秦由于实行法家思想统治,以吏为师,所以在咸阳都城中的大思想家不如汉长安城多,人们的思想不如汉长安开放,加之秦始皇实行的焚书坑儒政策,导致社会上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即法家。西汉长安城在汉初时实行与民休养生息之政策,实行文化开放政策,废除“挟书律”,鼓励向政府捐书,言论自由。特别是到汉武帝时期,“广开献书之路”,使长安城中书籍堆积如山,为了保护和利用这些图书,皇帝在未央宫中开辟了天禄阁、延阁、广内和秘室等作为皇家图书馆。汉成帝时,又派陈农到全国各地征集图书,到西汉末年,长安的图书馆中藏书,仅天禄阁一处就有3万卷以上。同时在汉长安城外,建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最高学府——太学，太学创建于汉武帝时期,开始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个五经博士和50个博士弟子员。昭帝时增加到100余人,宣帝时增加到200人，元帝和成帝时,太学得到大规模发展,最后扩充为3000人。说明汉长安城在发展文化上比秦咸阳要好。
3.汉长安城的宗庙礼制建筑不同于秦咸阳
秦都咸阳有七庙,“一夫作难而七庙隳”，[1]“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1]七庙位于秦都咸阳的渭河以南地区,其所在位置当在秦甘泉宫以南、兴乐宫以西、章台以北。应该说秦的七庙在都城的要害部位。
西汉初年的宗庙建在长安城内,和秦的宗庙所在位置相似。刘邦父亲的太上皇庙位于长乐宫北边、香室街以南,高祖庙和惠帝庙在安门以内。到文帝庙时,修在长安城以南,约在今西安西郊十里铺与梁家庄之间。从汉景帝开始直到西汉末,皇帝的宗庙就都修在帝陵附近。如景帝庙就在阳陵附近,但离都城都不远。
秦人是功利主义者,对礼制建筑不很重视,因此文献和考古上很少发现秦咸阳有礼制建筑。而汉人则对礼制非常重视,儒家礼制思想对汉人影响很大,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对礼制更加重视了。因此西汉在都城附近修建了圜丘、明堂、辟雍、灵台、南北郊和社稷建筑。这些建筑中,有的在古城就已存在。周文王曾在都城丰京附近修筑过明堂、辟雍和灵台,西汉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建筑,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堂的形制一般是用茅草覆盖屋顶,顶为圆形,房子为方形,即“上圆象天,下方法地”,是汉明帝时由王莽建筑的,位于长安城南,安门之东,复盎门以西,即今西安市西郊任家口村东、十里铺西北。西汉的辟雍也在长安城南,即今西安市西郊大土门村附近。灵台位于长安城复盎门以南,即今西安市西郊任家口村东北,西安西火车站以西,小白杨村以南。南北郊是用来祭天地的。南郊是祭祀天的,在长安城南,位于今西安西郊周家围墙附近。北郊是祭祀地的,在汉高祖长陵附近。南北郊在同一条南北线上。汉长安城的礼制建筑,除北郊祀地以外,其余均在南郊,组成汉长安城的一个特别区。
《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实质上是按儒家思想设计都城的,对于信奉法家的秦人来讲没有任何约束力,因此在秦都咸阳的建设上看不到《周礼·考工记》的影响;而汉长安城在建制上有很多方面就是遵循儒家的筑城理论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都能说明这一点。汉长安城有12个城门,每面三个,东面城门由北而南是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城门由东而西是复盎门、安门和西安门;西面城门,由南而北是章城门、直城门和雍门;北面城门由西而东是横门、厨城门和洛城门。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每座城门都有3个门道。“面朝后市”制度在汉长安城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汉长安城的宫殿位于长安城的南部,如未央宫、长乐宫等,而反映商业市场的东市和西市则位于宫城的后面,长安的商业区都集中在长安城中宫城的北面。
汉长安城虽没有像《考工记》中所云的“国中九经九纬”,但城内的街道却是笔直的,被称做八街九陌。之所以未形成九经九纬,主要是由于汉长安城是先修宫殿,后修街道,道路的规划是随着宫殿的修建而进行的,并非隋唐以后都城那样,里坊整齐,街道端正。应该说汉长安城对隋唐长安城的建制是有很大影响的。
秦咸阳城在建造过程中完全是以实用为目的,汉以后的都城则受礼制思想的制约,隋唐以后直到明清都城基本未脱离《考工记》的思想制约,儒家的建都观念得到了深刻的落实。
汉承秦制，在都城制度上也是如此。汉代刘邦最初即住在秦栎阳城中,后利用秦的兴乐宫建成长乐宫,在章台基础上建未央宫,在桂宫基础上建甘泉宫等,实质上汉长安城就是在秦咸阳渭南宫殿群基础上营建的。不仅利用了秦原有的宫殿基础,甚至连筑城的制度也是继承秦的，即先修宫殿,后筑城墙。其都城附近的离宫别馆、苑囿也是对秦原有宫殿苑囿的修葺沿用，如秦关中的众多离宫,汉时继续沿用,汉上林苑就是在秦上林苑的基础上扩建的。
总体来看，秦咸阳和汉长安在都城规划上虽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但终因社会在不断演进,各自具体条件与要求也不同，又展示了两者的差别。从前文所分析的汉长安城规划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差别实质上正是汉人按照时代要求,进一步更新秦制、发展秦制的表现。
所谓创新，即是进一步改革秦制所继承的某些旧制传统,如上文谈到汉长安城宫廷区布局的革新,便是一个明显例证。所谓发展,是将秦人所探求的新规划意向,转化为新的现实，并加以充实、提高。长安城市区域规划的形成，不仅实现了秦咸阳规划所探索的城市区域宏观规划体制的新意向,而且通过实践加以丰富完善,从而推动封建城市规划向更新更高的层次发展。这是汉人对前期封建社会都城规划的重大贡献,也是发展秦制的主要表现。
汉长安规划对秦制的更新和发展,更启始了我国前期封建社会都城规划向广度和深度演进的新趋势,为我国新型封建城市的规划开拓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换言之,也就是汉人通过长安城规划的探索,对秦制再加以总结提高,演变而为前期封建社会的都城规划制度,以完成秦汉时代在我国都城规划建制中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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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故事[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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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6]张澍辑,陈晓捷注.三辅旧事[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该文原载《唐都学刊》2009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徐卫民，渭南市华州区人。博士，陕西省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主要从事秦汉历史和考古、历史地理、文化遗产等的研究。著有《秦都城研究》《秦公帝王陵》《秦汉历史地理研究》《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秦汉历史文化研究》等10多部学术专著，主编和参编著作20多部。在《光明日报》等杂志报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先后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奖4次和西安市多项奖励。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中国古都学会理事，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陕西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