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教科书：英国时尚小说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编者按

十九世纪初，英国社会涌现出一批被称为时尚小说的流行读物。这些以描绘上流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不仅受到了中产阶级的广泛阅读与大力追捧，也得到了土地贵族的关注。事实上，在中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于经济、政治与社会领域展开较量且双方斗争集中外显于政治领域的1832年前后，文化正上升为双方博弈的新场域，时尚小说则在这一隐蔽的新场域中充当了土地贵族的意识形态工具。此后，当中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发生逆转的态势逐渐成形，文化领导权随之更迭，时尚小说的衰落与适应新时代精神的小说的兴起便成为历史的潮流。

作者简介

陈智颖，女，发表本文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

1795年，伦敦上演了一出名为《旧市新秣》（New Hay at the Old Market）的戏剧，《批判性评论》（The Critical Review）称其“对话轻快，触及当下”[1]，其中一个“当下”便体现为中产阶级的孩子们重新定位自身所属阶级的迫切愿望：剧中主角戴戈伍德直言，“我的父亲在伯明翰是一名杰出的纽扣制造商……但我的热情远在纽扣之上……我渴望能够从事一个自由的职业”[2]。

事实上，戴戈伍德在十九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许下的愿望并不难实现。随着工业革命的行进，中产阶级逐渐在经济领域取得优势地位。以制造业、采矿业与建筑业为例，中产阶级在这三个领域每年所创造的财富总值从1801年的5430万英镑增加到1821年的9300万英镑，在国家总收入的占比由23.4%上升到31.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地贵族所把控的农业、林业和渔业在1801至1821年间所创造的年财富值仅从7550万英镑增至7600万英镑，且在国家总收入中的占比从32.5%降至26.1%。1821—1831年，中产阶级所从事的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与土地贵族把控的农业、林业和渔业在国家年收入占比中的差距继续拉大，前者从31.9%增至34.4%，而后者则从26.1%降至23.4%；换言之，到1831年，前者占比比后者高出了11个百分点。[3] 诚如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所言，这个时期由于“资本的积累与制造商、经销商、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存在，社会面貌全方位地经历着改变，以资本获利的中产阶级群体由此获得了不小的财富”[4]。

此外，在十九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也同戴戈伍德的父亲一样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发展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并为他们的儿子实现自由选择职业的愿望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1809—1819年，在不拥有地产的中产阶级中，有1位身家超百万英镑、3位身家超50万英镑，而在1820—1839年，这一数字分别增至4人与24人；同时，1809—1829年，身家较50万英镑低一级别的富裕中产阶级达到了154人。[5] 在这些顶级中产阶级富豪的背后，更有着数以万计正处于上升期的普通中产阶级。在金钱的支撑下，中产阶级新富及其子弟“远在纽扣之上”的雄心壮志进一步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土地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土地贵族如何抱怨“为什么理发师、鱼贩子或香料商的孙女竟有权做这做那”[6]，或是哀叹自己被迫“自降身段是多么可悲”[7] ，中产阶级已然在各个方面深深侵入贵族的社交生活。双方在歌剧院拥有同等规格的包厢，入住伦敦的同一高档街区，经人介绍相互认识等新鲜事逐渐成为英国社交界的新常态。诸如股票经纪人等中产阶级新富甚至进一步进军曾经由土地贵族牢牢把持的政界，虽然他们的数目并不庞大。[8] 更令土地贵族感到忧虑的是，个别中产阶级当选议员仅仅是撼动他们在政治领域霸权地位的开始。在1820年代，是否进行议会改革，即是否分配给新兴工业城市更多的下议院议席，开放选民资格，允许达到一定财产限额的中产阶级参政成了举国上下热议的话题，并由此“散播出一股日渐普遍与确切的情绪……即支持对这个国家的政府管理做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改变”[9]。

十九世纪初的英国下议院

随着紧张的政治氛围持续蔓延发酵，处在风口浪尖的中产阶级与土地贵族都在为自身所属阶级即将迎来的变化而权衡考量：前者愈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企图向上流动的野心，后者则小心估量着前者的这种野心所带来的冲击。此时的英国社会正像夏尔·波德莱尔所形容的那样，处在“民主的力量并未足够强大而贵族的势力仅被部分削弱的过渡时期”[10]。就在人人都感到社会变革即将到来之际，文化领域也同样悄然酝酿着一场革新，它为“热情远在纽扣之上”的中产阶级提供了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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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年，《每月评论》的撰稿人观察到，“我们国家似乎正在进行着一场关于品味的变革……最近出现了一批被称为时尚小说（fashionable novels）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11]。同年，文学评论家威廉·哈兹里特认定西奥多·胡克（Theodore Hook）是开此类小说之先河的“才华横溢的作家”，并同时将时尚小说的内容概括为：“该派有造诣的作家不会描述任何男主人公的内心活动，而是聚焦于他的穿衣打扮，将他塑造成一位具有典型性的时尚人士，借他之口说几句俏皮话……接着，这位作家会列出女主人公常去的服饰店的地址，以免读者臆测她与品位欠佳之人有交集，并告诉读者上流社会人士用银叉吃鱼。”[12] 正如这一概括所示，这类小说的人物设定与情节刻画都是以往不曾有过的，它们呈现给读者的不再是男女主人公丰富的内心或传奇的经历，而是最琐碎细微的日常生活——上流社会人士的衣食住行。

在《青年公爵》一书中，时尚小说作家本杰明·迪斯累利如此调侃这种通过堆砌上流社会生活日常而创作的三卷本小说：“取一对手枪、一包纸牌、一本烹饪手册和一套方阵舞的新动作，同半个动机不纯、一个完美无缺的婚姻相混合后，把它们均匀分为三份。”[13] 事实上，散布于这类小说中的上流社会细节远不止决斗、打牌、晚宴和舞会，“从室内家具到女主人公的情绪……怎样挂窗帘、罩椅子、打理头发、嘴唇微颤、潸然泪下、清嗓子”[14]，再到“高档外套、丝绸长袜、鲜花、歌剧院包厢、决斗、私奔、圣乔治教堂、用银丝带包裹的礼品、八名男仆、四个车夫、匹配车夫人数的马匹、不易察觉的笑容、微微落泪、哀悼辞世的叔叔，以及任何能够保证篇幅要求的元素”[15]，时尚小说都进行了详尽而精确的描述。这类“像是给每一页都洒满钻石碎屑”[16]的细节描写，远非时尚小说作者为凑字数而随意所为的想象，而是他们为自己的目标读者——从未进入过上流社会之人——所量身打造的虚幻世界。关于这些被反复提及的上流社会生活细节，《杂志月刊》为小说《阿尔马克斯舞会》（Almack’s）撰写的书评颇具代表性：“该小说作者致力于以最为丰富、生动而精准的内容向公众展示‘上流社会的生活’，而这一生活此前从未进入过公众视野。”[17] 对此，时尚小说作家摩根夫人（Lady Morgan）也坦言道，自己小说的主要读者并非“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哲学家或学生”，而是“成群的中产阶级读者”。[18]

在俱乐部打牌的上流社会人士

恰如《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的撰稿人所评论的那样，为阅读到“这些宣称囊括了高雅生活的精髓、由才华横溢的大师写成的小说……成百上千的读者将钱花在‘付费阅读’上……他们焦急地盼着一本本令人厌恶的小说从工厂里生产出来”，其结果便是，为吸引更多的中产阶级读者成为会员，“流通图书馆的经营者必须买下这些小说，最初是买一打或二十本，有些时候甚至会买上百本”[19]。根据1838年伦敦统计协会（London Statistical Society）列出的《圣乔治、圣詹姆斯与圣安妮教区内的十家小型流通图书馆馆藏情况统计表》（The Number of Books Found in 10 Small Circulating Libraries in the Parishes of St.George，St.James and St. Anne），这些伦敦地区的小型流通图书馆一共购入了2192部图书，其中，胡克与爱德华·利顿-布尔沃（Edward Lytton-Bulwer）等人的小说有41部，占全部库存的1.87%；知名时尚小说有439部，占全部库存的20%；模仿时尚小说的作品有1008部，占全部库存的46%。若把质量参差不齐的同类作品都归类为时尚小说，那么在2192部馆藏中，时尚小说一共有1488部，占全部库存的67.87%[20]。可见，至少在伦敦地区，自时尚小说开始流行的1820年代初至其在流通图书馆库存所占比重的数据被统计出来的1830年代末，这类小说已发展成为极受中产阶级群体喜爱的休闲读物。鉴于伦敦地区在整个英格兰文化版图中的中心地位，这种趋势颇具代表性，或也可部分说明时尚小说在英格兰其他地区的受欢迎程度。

饶有意味的是，似乎正是考虑到了作品目标读者的心理预期，时尚小说作家无一例外都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贴上了脸谱化的标签：生来便活跃于上流社会的土地贵族永远优雅完美，而通过后天努力才进入上流社会的中产阶级则始终由内自外地展现着粗俗。这一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时尚小说对不同阶级年轻女性身体的描述中：贵族出身的女主人公“纤长优美的双手与胳膊是恰到好处的四等分，像是纹章学对她们的天然标识”[21]，而中产阶级女性则“有着壮实泛红的手肘、如肉豆蔻碎粒般的皮肤，打扮得同时尚杂志里的模特一模一样，身上散发着可怕的麝香味”[22]。换言之，在时尚小说中，土地贵族有着一种为纹章学所背书的与生俱来的天然美，而中产阶级则是难以融入文明社会的野蛮人，“粗俗到不可估量”[23]。除了容颜与身形，时尚小说中中产阶级的其他一切也都被土地贵族的优雅衬托出了令人厌恶的粗鄙：土地贵族永远都在小口品尝摩泽尔白葡萄酒，精致地吃着沙拉，中产阶级则大口灌着波尔图红葡萄酒，不知节制地吃着大块的牛羊肉[24]；即便是在“海水几近漫过他的脖颈，亦或是［在］快要跌落悬崖”[25]的危急时刻，土地贵族仍然保持着优雅与得体，而中产阶级，哪怕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牙医和律师，也始终都是“进门时搓着双手、大口喘气”[26] 的粗人。

借散步展示优雅身形的上流社会人士

于是，通过反复强调土地贵族与中产阶级极端两极化的形象，上千部时尚小说作品使得自己制造出的关于这两个阶级的话语在中产阶级的大量阅读中得到了巩固与强化：一提到土地贵族，人们便不假思索地联想到优雅一词，而中产阶级则让他们条件反射般地瞬间将之与粗俗建立起联系。当中产阶级读者一次次翻开一本本最新出炉的时尚小说，以探究真理的架势研读土地贵族的一举一动，并同时因自身所属阶级而愈加自惭形秽之时，对他们而言，时尚小说或许便不再仅仅是休闲读物，而是他们了解与学习上流社会的教科书；尤其是在他们逐渐接受了这一被制造出来的阶级形象固有观念之后，大多数中产阶级读者甚至更可能近乎虔诚地相信这些小说充满了关于如何学会优雅、如何克服粗俗的全部知识。

或许正是为了强化与利用自己目标读者的这一心理，时尚小说作家在其围绕品味所展开的对上流社会生活图景的描述中，经常使用“应该”（should）与“必须”（must）这两个分别暗含建议与命令语气的情态动词，诸如“年轻的女士应该控制煮鸡翅的摄入，精致的绅士不应该大口喝霍克酒和苏打水”[27]、“正如每一位有品位的男士都应该做的，他一到佛罗伦萨就直奔美术馆”[28]、“我们必须用衬垫……必须抵制后摆过大过宽的外套”[29]、“制造轰动十分容易……但若想保持住这种轰动，你必须做到举重若轻”[30]之类的言论频繁出现在小说人物对话中。就这样，当大部分中产阶级读者将这些言论奉为关于品味的金科玉律时，以品味为表征的文化霸权便以一方压制另一方的形式得以实现：通过对每一项社交礼仪进行立法，时尚小说为优雅（必须/应该遵守的准则）与粗俗（必须/应该杜绝的事宜）做出了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界定，优雅/土地贵族的生活方式也由此达成了对粗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绝对压制。

在《伦敦娱乐》一文中，查尔斯·狄更斯如此描述中产阶级举办的舞会：“不少女儿是流通图书馆注册会员、全家都喜爱阅读时尚小说的商人与职员家庭，谦卑地模仿着阿尔马克斯舞会的样式，一伙伙地聚集在一起，在一家二流酒店昏暗破旧的大房间里跳着方形舞。他们就像是一群令人羡慕的享有特权的少数派，洋洋自得地边跳边展示着绝无仅有的时尚与愚蠢。”[31] 可以想象，当众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们一次次光顾流通图书馆，为全家借回最新出炉的时尚小说，急切地学习小说所描写的一个又一个伦敦社交界生活场景，期盼通过模仿使得跻身上流社会成为可能之时，她们与自己的家人已然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被安排的中产阶级的命运，像狄更斯所描写的在二流酒店举办二流舞会的商人与职员家庭一样，洋洋自得地幻想着自己过上了土地贵族的生活。

上流社会的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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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小说中的上流社会土地贵族不仅仅是中产阶级读者的学习对象，更是小说作者本人的自我欲望投射，恰如时尚小说作家伯里夫人所言，“实际上，绝大多数声称描绘上流社会的作品是由没有机会进入这一社会的人所写的”[32]。在时尚小说作家群体中，除兰姆夫人（Lady Lamb）、诺曼比侯爵（Marquess of Normanby）、托马斯·李斯特（Thomas Lister）等寥寥数人外，绝大多数都来自中产阶级或身为落魄贵族，而后两者投身时尚小说创作的主要原因，诚如《塞西尔》中的主人公所坦言，是“为了金钱与名望”[33]。利顿-布尔沃便是一位渴望成名的落魄贵族，其父所属的布尔沃家族的历史可追溯至诺曼征服时期。利顿-布尔沃对自己出生于中产阶级街区这一事实始终耿耿于怀——“我出生在贝克街31号，我想这也是我如此厌恶这条街的原因”[34]。家道中落是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让他自孩童时期起便萌生出“成就一番事业并青史留名”[35] 的雄心壮志，而投身时尚小说创作、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自己的家族历史资源就成为他所选择的成功捷径。中产阶级出身的迪斯累利同样寄希望于以时尚小说作家的身份在上流社会声名鹊起，其小说中为踏入政界与社交界而步步为营的主人公便是他的自我投射，他在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心声：“我将自己强烈而真实的雄心抱负写进了《维维安·格雷》（Vivian Grey）。”[36] 不同于利顿-布尔沃与迪斯累利，身为乐师之子的胡克更看重的是创作时尚小说所带来的巨额收益：因为在担任毛里求斯财务大臣期间造成了巨大财务损失，负有领导责任的胡克锒铛入狱，在狱中，负债累累的胡克为了还债开始创作时尚小说。[37]

对不少中产阶级女性作家而言，创作时尚小说多为生活所迫。父亲过世后利蒂希亚·兰德勒（Letitia Landon）要承担养家重担，凯瑟琳·戈尔（Catherine Gore）要替丈夫还债，这是她们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的主要动力。但是，对于诸如布莱辛顿伯爵夫人（Countess of Blessington）和摩根夫人等通过婚姻而享有贵族头衔的女性作家来说，因出身而处于上流社会边缘位置的她们则期盼借写作来提高自己在社交界的声望。此外，尽管女性作家中不乏与卡罗琳·诺顿（Caroline Norton）和伯里夫人一样出身土地贵族阶层的贵妇，但因受丑闻影响或婚姻无法提供物质保障，她们依然被排挤出了社交界的中心，因而金钱与名望同样也是她们投身时尚小说创作的主要原因(see Silver: 27, 193-196, 267-270)。[38]

布莱辛顿伯爵夫人像

此外，在时尚小说盛行阶段，进入这一名利场捞金的还有更多并未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中产阶级写手，正是他们的仿作确保了流通图书馆的大量馆藏，恰如《维维安·格雷》的主人公所调侃的那样，小说《特里梅因》（Tremaine）的作者“可能是瑞得先生，或是斯宾塞·珀西瓦尔先生，或是戴森先生，或是戴森小姐，或是鲍尔斯先生，或是白金汉公爵，或是沃德先生，或是一位年轻军官，或是一位英格兰北部的老牧师，或是一位英格兰中部的中年律师”[39]。迪斯累利的这番调侃或许也不乏自嘲：当他的父亲听闻他的第二部时尚小说的名字后，第一反应竟然是：“《青年公爵》！关于公爵，本知道些啥？”[40]

不过，尽管包括迪斯累利在内的绝大多数时尚小说作家及其模仿者在创作之时并不属于上流社会，或仅处于其中的边缘位置，但对他们而言，写出一部描绘上流社会生活的时尚小说也并非难事，因为促使时尚小说产生与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当时的新闻界对上流社会方方面面的整体关注：诸如晚宴、舞会、决斗、度假、订婚、婚礼、葬礼、当季服饰、房屋装修、歌剧广告、戏剧评论、最新到达或离开伦敦的名流等包罗万象的社交界动态都会被写成新闻，刊登在《早报》（Morning Post）、《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先驱晨报》（Morning Herald）等每日发行的报纸上。评论文章《时尚小说》便揭示了其中的玄机：“如果读者了解小说出版与报纸专栏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大量可供选取的素材。”[41] 同样，穿插于小说基本情节中的对上流社会生活的细描也是时尚小说作家仔细打磨的重点。为准确再现这些不足为圈外人道的细枝末节，贵族人名录、贵族谱系录、议会辩论实录、宫廷日程表、烹饪指南、时尚杂志、法语词性手册等读物都是时尚小说作家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一篇1829年的评论文章更是以《阿尔马斯克舞会》的作者玛丽安·哈德孙（Marianne Hudson）为反面例证，强调这些工具书对于圈外作家的重要性：“我们强烈建议那些用英语熟练写作的绅士仔细研读最新出版的一本法语词性手册。只需要三便士，就可以避免像《阿尔马斯克舞会》的作者那样因一再出错而陷入尴尬窘境。”[42] 相较于被批在细微处露怯的哈德孙，坦言“写作时手头必须备有贵族人名录、宫廷日程表、路易斯·伍德的食谱、贵族谱系录、《时尚杂志》（Journal des Modes）”[43]的兰德勒则收获了《新杂志月刊》撰稿人的肯定：“在小说出版后不久，我们得知作者为一名女性，这令我们更加钦佩，并对她的身份更加好奇了。她年轻吗？漂亮吗？一些攀龙附凤之人还会好奇，她富有吗？”[44] 换言之，兰德勒凭借关于上流社会的丰富知识储备，完美地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位圈内人。显然，时尚小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并非作品的文学价值，而是他们拼凑出来的小说内容能否精准复制上流社会土地贵族的生活，以及这一复刻能否满足中产阶级读者的阅读期待。与此同时，为获得持久的声望与稳定的经济来源，大部分中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唯有笔耕不辍，方能以源源不断推出的新作持续吸引出版商与读者大众的关注。

兰德勒像

针对时尚小说作家这种保量不保质的拼凑式创作模式，绝大多数权威期刊表示出了强烈的批判态度，尽管这些作家的作品备受读者大众的追捧：《观察家报》将时尚小说形容为“最缺乏独创性、最浅薄无内涵的文学派别”[45]；《布莱克伍德杂志》同样毫不留情地给出了“一本本令人厌恶的小说从工厂里生产出来”[46]这个评价；《文艺协会》更是自时尚小说出现之日起便不断撰文预测其即将消亡[47]。事实上，自胡克于1824年发表《说话与做事；或，生活札记》至1841年戈尔出版《塞西尔》[48]，这一时期每逢有新的时尚小说出现，该小说便逃不掉备受中产阶级读者推崇却为主流文学评论界所不齿的命运。在时尚小说流行黄金期已过的1846年，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回顾道：

诚然，时尚小说并不具备很强的文学价值，这一为文学评论家一眼便可识出的硬伤正是此类小说在其流行的黄金期遭到主流评论界贬低的主要原因；但在这个显而易见的硬伤的遮蔽下，当时的评论家没有意识到，这类“流行于不符合时尚标准的阶级”的小说，其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文学性本身，而是“小说产生的巨大反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切实益处”。恰如轻薄镀金完美地将铸铁的内在价值隐藏在其极具迷惑性的外壳之下，时尚小说中“满是钻石碎屑”的奢华生活与不容置疑的品味权威所巧妙掩盖的正是大部分对上流社会生活心驰神往的中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的土地贵族的决心：“让不列颠的土地贵族团结在秩序之下，让土地贵族的根基在天地万物间屹立不倒！”[50] 英国议会的重要成员霍兰德勋爵（Lord Holland）在1826年便指出，“党派政治已然不复存在，辉格党还是托利党、福克斯派还是皮特派、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不再是区分的标签，阶级与利益的分野成了人们选择不同阵营的考量”[51]。面对中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各个领域带来的猛烈冲击，如何让土地贵族屹立不倒正是主要来自这个阶层的托利与辉格两党成员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争论不休的重要议题，该议题集中体现为是否实施议会改革以在政治上拉拢中产阶级。1832年通过的《改革法案》为土地贵族与中产阶级双方带来了一个共赢的结果：在土地贵族成功避免了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的联合及其可能导致的激进主义回潮的同时，中产阶级也以温和的方式达成了其向政治领域进军的愿望。[52]

1832年《改革法案》的羊皮纸卷首

就在土地贵族与中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与社会领域展开较量且双方斗争集中外显于政治领域的1832年前后，文化正上升为双方博弈的新场域，而时尚小说恰恰在这一新场域中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土地贵族的意识形态工具。对此伯里夫人总结道，“永远渴望跻身更高阶级与将入侵者挡在外面是这片土地上一些最伟大之人所关心的事。在小说中，这一渴望会受到谨慎的估量”（qtd.in Silver:27）。时尚小说对上流社会生活及其生活准则事无巨细的描写，让“渴望跻身更高阶级”的中产阶级看到了希望与具体的实现途径，而小说中所确立的难以跨越的品位等级又为土地贵族“将入侵者挡在外面”提供了让人信服的理由。

与此同时，诚如小说《圈内人》（The Exclusives）的书评——“小人物乐于谈论大人物的生活，而大人物乐于听到有人谈论他们……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阅读并且谈论这些作品”[53]——所表明的那样，作为大人物的土地贵族同样也阅读并密切关注着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流社会人士在时尚小说中的形象，比如乔治四世这个英国最有权势却常常丑闻缠身的土地贵族也时刻关注着时尚小说的最新动态，更对之表露出了难得的欣赏态度。涉猎广泛的他将利顿-布尔沃的《佩勒姆；或，绅士历险记》（以下简称《佩勒姆》）收藏在自己的每一处住所中，在同一作者的《断联者》（The Disowned）还未出版之时便两次派人取书阅读[54]，而且逝世当年还阅读了戈尔的《女人如此；或，当今礼仪》（Women as They Are; or, The Manners of the Day），并称其为“这是至今所出版的写得最好、最有趣的一部小说”[55]。

乔治四世的漫画形象

而处于上流社会不同位置的人也常常会对同一本小说做出不同的反应。当兰姆夫人因与婆家关系变僵而决定借小说回击，遂以自己与拜伦勋爵的情事为主线写作并出版小说《格兰纳尔万》（Glenarvon, 1816）后，对伦敦社交界略知一二的约克郡土地贵族安妮·李斯特（Anne Lister）就敏锐地察觉到这本有意思的读物可能会在伦敦掀起不小的风波：“我认为卡洛琳·兰姆夫人的《格兰纳尔万》写得相当好，但它是那种非常危险的书。”[56] 果不其然，这本“危险的书”一经出版便将书中诸多人物的贵族原型及作者本人推上了风口浪尖：因被视作主人公原型而被不断问及情节真实性的拜伦气愤地将《格兰纳尔万》称为“这该死的小说”[57]；兰姆夫人的丈夫及夫妻双方的一众亲戚则因被迫卷入丑闻而选择与作者保持距离；对自己在书中的形象十分不满的泽西夫人更是一度将兰姆夫人列入阿尔马斯克舞会的黑名单（see Silver: 18-19）。兰姆夫人这部作品在上流社会所引发的这些反应表明，土地贵族更在意的是暴露于公众的绯闻逸事对自己或他人的声誉在圈内所造成的影响[58]，至于小说的远距离中产阶级读者会如何评价，土地贵族的态度似乎颇为豁达，正如《青年公爵》的主人公所言，“让他们盯着看吧，我们生来就是被观看的，这是我们的使命”[59]。

被写入小说的土地贵族清楚地知道观看与被观看正是中产阶级与自己约定俗成的一种相处模式，这些无伤大雅的绯闻逸事不仅不会动摇上流社会在中产阶级读者心中的地位，反倒会让后者对上流社会更加好奇。因此，尽管《格兰纳尔万》在出版后几周内便再版了三次，克莱尔·克莱尔蒙特仍然在给拜伦的信中表示，“虽然我们做了各种尝试，但仍然看不到《格兰纳尔万》。这个城市有许多不错的图书馆，我们都去看了，但每一家都被借光了”[60]。显然，在克莱尔蒙特找不到书的同时，不少中产阶级家庭正如痴如醉地读着这本刻画上流社会“真实生活”的圈内之作。对此《都柏林大学杂志》的撰稿人评价道：“只要土地贵族愿意以沉默的方式蔑视描绘他们的漫画家，他们就不用担心流通图书馆能够让公众中有才智的那部分人低估他们的地位。”[61]  

拜伦像

在一定程度上，土地贵族对《格兰纳尔万》的态度代表了他们对更多以描绘上流社会生活细节为主要内容的时尚小说的态度。尽管小说中或真或假的情节不时会在土地贵族内部造成或大或小的冲击，但正是由于他们对外所表现出的坦然而不加制止的姿态，所谓的圈内密事便也如诱饵般吸引着广大中产阶级读者不断捧起一部部最新出版的时尚小说。而阅读过后，广大中产阶级读者所掌握的便不止是最初吸引他们的上流社会圈内密事，他们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土地贵族在各方面的权威地位，并在土地贵族与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战中不战而退。

作为这场意识形态战中土地贵族的执笔人，时尚小说作家也因此在战争取得暂时性胜利后受到了幕后指挥的嘉奖，不少怀揣雄心壮志的作家甚至利用土地贵族的赏识，将目光投向上流社会，并由此实现了个人或家族的阶级跨越：在时尚小说风靡英国的大街小巷之后，利顿-布尔沃凭借知名作家的身份，跻身为伦敦社交界的重要人物，在进军政界后从后座议员一路成长为权倾一时的内阁大臣；迪斯累利结识了林德赫斯特勋爵（Lord Lyndhurst）、阿尔佛雷德·德·奥赛（Alred D’Orsay）、伦敦德里夫人（Lady Londonderry）等政要名流，在他们的鼎力相助下，成为顶级俱乐部的座上宾，顺利进入政坛并最终登顶首相之位；胡克依靠写作每年收入近千英镑，在出狱后就搬到位于伦敦市区中心地段的圣詹姆斯居住，重新进入了奢华的上流社会；布莱辛顿伯爵夫人凭借创作小说的报酬及其在文学圈的声望，摆脱了主流社交界的排挤，成为自己创办的沙龙的女主人；兰德勒作为布莱辛顿伯爵夫人沙龙的核心人物，过上了社交界人士的生活；戈尔则欣慰地看到自己的一双儿女成为上尉与贵夫人，而这似乎比她的文学成就更令她感到骄傲（see Silver：52）[62]；摩根夫人更是在收到每年300镑的政府资助后，毫不掩饰地对其友人表露出相似的骄傲：“看看我已经写了多少本书！有哪个女人获得过比我更光鲜的身份？我亲爱的，今晚我有三场晚宴的邀约，一个来自公爵夫人、一个来自伯爵夫人、还有一个是一位外交官发出的……我是谁？一位享有政府津贴的文人！”[63]

在凭借土地贵族的赏识而成功地为上流社会所接纳后，这些知名时尚小说作家更加注重彼此互通有无，并在纷繁庞杂的伦敦社交界内部搭建出一个个外人难以企及的文学圈。以布莱辛顿伯爵夫人创办的沙龙为例，当兰德勒、迪斯累利与利顿-布尔沃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后，这四位作家之间联系紧密。除与沙龙内上流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日常交往，作为同行的他们还经常阅读与点评彼此的作品，甚至为友人作品撰写言过其实的书评或直接在自己的小说中给予友人作品极高的评价（see Silver:181, 293）。[64] 借助这种极具排他性的“伦敦社交界内部文学圈”，这四位作家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得以在上流社会立足的所谓文学成就，在提携获得他们认可的内部人士的同时，也将更多不知名的“二流作家”拒之门外。这种排他性文学圈不仅帮助圈内作家垄断行业上升通道，更帮助他们逐步实现对资本的垄断：诚如迪斯累利所言，“每个人都想通过时尚小说大赚一笔”[65]。就这样，在声名鹊起的同时，这些作家的财力也日渐雄厚：迪斯累利的稿酬从《维维安·格雷》的200镑增至《青年公爵》的500镑；利顿-布尔沃的稿酬从《佩勒姆》的500镑增至《断联者》的800镑；至1837年，布莱辛顿伯爵夫人的年收入已增至近2000镑。[66]

迪斯累利像

这些作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创作时尚小说对他们而言并非目的而是手段；不过，尽管如此，处于时代洪流中的他们却在追名逐利的同时摸清了时代的脉搏，并对之进行了精准的复刻。例如，戈尔在1830年就敏锐地注意到，“蒸汽机的速度似乎正要求着叙述，对话与论说都相应地高速运转起来”[67]。的确，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与城市的扩张，中产阶级在充当推动英国社会变革的主力军的同时，也日渐呈现出打破上流社会政治-文化垄断的态势，而作为描绘与宣扬上流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时尚小说必须对上流社会时刻发生的变化迅速做出回应——“刻画有几分浮躁的时代中闪现的生活方式”[68]，也唯有源源不断地推出描绘上流社会最新动态的作品，时尚小说作家方能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站稳脚跟。正因如此，这些洞察到了阶级关系微妙变化的作家在对上流社会进行精准复刻的同时也并非完全忠实于自己的土地贵族传声筒的角色。在《改革法案》浪潮刚刚褪去的1833年，利顿-布尔沃在文集《英格兰与英格兰人》中这样评价包括自己在内的时尚小说作家在这场政治变革中发挥的作用：

恰如利顿-布尔沃所言，以精准复刻为创作原则的时尚小说作家并没有一成不变地将上流社会描绘成一个理想世界，而是在察觉到部分中产阶级读者因进入上流社会无望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后，积极调整自己的叙事视角以迎合读者。尽管一部部时尚小说因其不具备更高的文学价值而被视为“稻草”般可随意践踏遗弃的休闲读物，但它们却追踪到了阶级关系的最新动态，精准地反映了快速变化的时代风向，即土地贵族与中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不断变化着的力量对比及这种对比所导致的双方心态的微妙变化，而这些看似与垃圾无异的稻草汇聚在一起所预示的则是一场即将到来且土地贵族越来越难以招架的暴风雨。

利顿-布尔沃像

3

如果在《改革法案》颁布的1832年前后土地贵族相较中产阶级在政治领域仍然看似占据绝对优势，那么随着这项法案在此后35年间议会选举中的运用，双方政治实力的逐步逆转已然成为定局。根据《改革法案》，“56个腐败选区被废除，30个较小的选区失掉一个席位。在伦敦和其他新兴工业城市，新设了40多个新选区……［在对选举人的财产资格进行调整以后，］全国选民大约增加了30万，即由1831年的51万增加到81万”[70]，其中，大量来自新兴工业城市的中产阶级成员构成了这新增的30万选民中的中坚力量。对此，托马斯·朗兹在《致广大约翰牛家庭的一封信》中颇为夸张地评论道，“《改革法案》备受期待，它充分且完全地吸纳了人民的代表，即中产阶级”[71]；《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的撰稿人更是直言称，“通过《改革法案》，政治权力被移交给了在选民中占很大比重的中产阶级”[72]。显然，选民队伍的壮大证明中产阶级凭借《改革法案》抢夺到了相当分量的政治话语权。

除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成员被赋予选民资格，1832年的《改革法案》还是议会下院逐步“中产阶级化”的重要契机：1832—1847年间，下院中享有贵族头衔的议员占比为42%，至1865年第二次议会改革前夕，这一比例降至33%；其中，绝大多数空出的席位由中产阶级出身的下院议员所填补。[73] 土地贵族的江河日下与中产阶级的高歌猛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极大地激发了后者对自身所属阶级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在出版于1835年的《关于英格兰贵族的一些思考》一书中，化名为艾萨克·汤姆金斯的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评论道：“作为国家的一部分，中产阶级而非上层阶级有权利获得其应有的尊重……正是通过他们、经由他们且为了他们，政府的组织架构得以建立、维持与规划。”[74] 在布鲁厄姆笔下，中产阶级不再是时尚小说所描述的土地贵族的忠实信徒，独立且有为的他们已成长为推动国家与政府良好运转的关键，而这本书在出版当年便再版13次的惊人销量更是证明，这一观点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或者说中产阶级人群中得到了极大的认可。[75]

在夺取到了相当分量的政治话语权后，中产阶级必须面对的下一个挑战便是摆脱其在经济领域备受制约的尴尬处境。《关于英格兰贵族的一些思考》出版后不久，布鲁厄姆再次化名马修·希克斯，发表了《致艾萨克·汤姆金斯的一封信》，并在其中通过与底层民众的共情，巧妙地把中产阶级描述为被迫缴纳高昂税费的冤大头：“我们不是穷人的压迫者，我们甚至比他们更多地遭到土地贵族的压迫……到目前为止，我们中产阶级所缴纳的税款比整个国家其他人所缴纳的加起来还要多……我们中产阶级是土地贵族奢侈生活的受害者，只有我们是。”[76] 的确，令当时的中产阶级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尽管他们与土地贵族在经济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已发生了不可逆的反转，并为此缴纳了大量税款，但由于1815年《谷物法》（Corn Laws）的存在与实施，他们还是需要为土地贵族享有的特权买单：根据《谷物法》的规定，当国内谷物价格低于每夸脱80先令时，政府便禁止进口国外谷物；虽然在1815年之后的几年里政府对国外谷物能否进口与进口谷物的关税定价做出过一定调整，但《谷物法》始终以保证作为谷物贸易最大受益人的土地贵族的最大利益为目标。1839年，各行业各地区的中产阶级终于联合在一起，在经济领域对土地贵族进行反击，全国性的“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就此成立。1839—1845年，全国范围内又相继成立了三百余家地方性反谷物法协会。[77] 在这些协会所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与坚持不懈的政治施压下，《谷物法》最终于1846年被正式废除。

1846年的反谷物法同盟集会

在《谷物法》被废除前夕的一次下院发言中，实现了从时尚小说作家到政治家身份转变的迪斯累利坦言，“我们从这场论争中所确定的不止是废除《谷物法》的势在必行，更是权力即将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即拥有知识与财富的英格兰制造业群体”[78]。诚如迪斯累利所言，《谷物法》的废除是中产阶级从土地贵族手中夺取经济霸权的关键性一步，也是中产阶级从此建构符合自身阶级利益的经济版图的第一步。在踢掉土地贵族所埋下的《谷物法》这块最大的绊脚石后，中产阶级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陆续推动了各项商品关税的废除，至1850年，“不列颠几乎是除开酒精以外它所生产的一切物品的一个开放的市场了”[79]，而这正是中产阶级期盼已久的结果。

如此，随着1832年《改革法案》的实行与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土地贵族与中产阶级稳步进行着双方在政治与经济领域领导权的更迭。不过，对于逐渐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取得支配地位的中产阶级而言，仍被土地贵族长期垄断的文化领导权则是他们必须继续攻破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中产阶级在其尚处于文化弱势的摄政王时期被土地贵族贴上的粗俗标签已然成为不可接受的陈词滥调，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扬眉吐气的他们“必须占有倒台的贵族阶级传下来的文明化了的美学遗产，从而用一种能够渗入群众的意识形态（文化）把自己装备起来”[80]。正是通过在时尚小说流行之际不断对其进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从不同侧面对自身形象进行重塑，中产阶级完成了这样的装备。

《弗雷泽杂志》堪称对时尚小说进行持续批判的中产阶级报刊代表，自1830年创刊以来，尽管自身并非专门的文学类期刊（除文学评论外，该杂志刊发的文章涵盖了政治、哲学、神学、科学等多个领域），但相关的抨击性短文始终占据着该杂志的重要版块，并对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夏洛蒂·勃朗特身上。少年时期的勃朗特热衷于将男女主人公塑造为俊男靓女并为之创作肖像画，在她于1829—1833年间创作的习作插图中，杰菲娅·伯德夫人身着由长串珍珠点缀的华丽长裙，季诺碧亚·埃林顿侯爵夫人戴着宝石制成的耳环、项链与手链，杜罗侯爵穿上了做工精美、款式考究的军服，作家亚历山大·苏尔特则看起来像拜伦勋爵一样高贵而略显忧郁。[81] 借助她尤其钟爱且为之创作过多篇习作的男主人公查尔斯勋爵，少年勃朗特也暗示了自己对上流社会的态度：“我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我喜欢它的社交礼仪、它的华贵与光彩。身处其中的人们就像是进入了一个魔法世界。我喜欢研究他们的性情，他们思考、说话与行动的方式。”[82] 但是，自《弗雷泽杂志》创刊起，勃朗特对上流社会的态度似乎慢慢改变了。勃朗特是这份杂志的长期读者，在1832年写给弟弟的信中，她提到自己“特别开心姨妈同意订阅《弗雷泽杂志》”[83]；多年后（1847年），在写给自己的出版商威廉姆斯的信中，她仍然提到自己“设法从其他地方读到了《弗雷泽杂志》”[84]。结合勃朗特此后创作风格的转变，《弗雷泽杂志》或许功不可没。

勃朗特在少年时期为小说人物杰菲娅·伯德夫人创作的肖像画

不过，《弗雷泽杂志》只是试图在微观层面对时尚小说进行精准打击，在批判作品的同时攻击时尚小说作家、读者与宣传时尚小说的杂志编辑。在《弗雷泽杂志》的撰稿人笔下，“时尚小说作家是智力遭到阉割的人”[85]，宣传时尚小说的杂志编辑所做的工作是“与一群古板的老处女、他人的情妇和势利的贵妇人交流着阅读低级文学所产生的女性化的乐趣”[86]，而时尚小说的读者则无法通过阅读使自己更加优秀或更聪明[87]。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弗雷泽杂志》未能完成在宏观上扭转时代审美风尚这一任务；事实上，这个任务被交给了1840年代开始出现的致力于打造中产阶级绅士的时尚指南[88]。

中产阶级时尚指南装备本阶级的第一步，便是对何为粗俗进行再界定。在1849年出版的时尚手册《英格兰绅士：他的原则、主张、礼仪与追求》中，该书作者如此指导致力于将自己打造为绅士的中产阶级读者：“你也许可以把这句话作为箴言谨记：一个穿着太过讲究的人，就其品味而论，他可以被视作一个粗俗的人……只要你开始过度在意、费心打理你的着装……从这一刻起，你就变得粗俗了。”[89] 无独有偶，出版于1850年的时尚指南《价值一先令的建议，关于礼仪、举止与着装》同样将目光聚焦于对粗俗的解读：“精美华丽的服饰只能引起粗俗之人的注意，而这类服饰也常为思想粗俗之人所穿。”[90] 显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学家眼中，过度讲究穿着便是粗俗，而经由这一对粗俗的全新界定，中产阶级便打破了此前被土地贵族牢牢掌控的关于何为优雅的条条框框，并转而不着痕迹地将这些条条框框反过来变成界定粗俗的指标，使得致力于将身体的每一处细节都打磨到极致优雅的土地贵族在维多利亚人看来俗不可耐。

由此，在全新的舆论场中，土地贵族不再拥有定义阶级形象的话语权，而抢夺到了话语权的中产阶级则进一步通过对绅士这一概念的全新解读推广本阶级的价值观念，使之成为一项社会共识。《英格兰绅士：他的原则、主张、礼仪与追求》这样教导它的年轻读者：“成为一名绅士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不是他的身份——他可能会损害它的声誉；不是他的权力——他可能会滥用它；不是他的风度与才能——你可能会鄙夷这些。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是，一个人若拥有高尚的道德品性，他的行为会更有光彩，并使得他与周围的普通大众完全地区分开来，而这样的人称得上是一位绅士。”[91] 在中产阶级于美学层面将土地贵族所标榜的自我阶级形象贬斥为粗俗之后，这一绅士新标准无疑是他们在道德领域取得的又一次胜利。身份、权力、风度、才能等衡量指标全被舍弃，道德品性被提升为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这个绅士判定标准从客观外在条件转向主观内在德行的过程，也正是土地贵族在与中产阶级所展开的关于绅士命名的较量中逐渐落入劣势的过程。在唯有高尚的行为才能被认可为绅士行为这一观念的影响下，身份、权力、风度、才能等这些曾经为土地贵族所把控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便再也不能够被征用为象征资本，土地贵族唯有认同并遵守新的约定俗成的社会道德观念方可保证其在新场域的稳固地位。因此，在时尚小说的颓势已彻底不可逆转的1844年，沙夫茨伯里伯爵便敏锐地指出，培养土地贵族后备力量的伊顿公学必须有所改变：

当优雅的风度被认为是粗俗的拿腔作调、高尚的德行才是绅士的保证成为社会共识之后，中产阶级为摆脱土地贵族的美学压制而按照自己对自身所属阶级的理想化阐释而塑造出来的形象，也成为包括土地贵族在内的各阶级都认同的绅士形象，沙夫茨伯里伯爵关于伊顿公学急需转变教育理念的这番评论更是表明，新的主导性话语已然在社会体系的运转中开始产生影响。

作为社会体系运转中的重要一环，每个时代的作家都不自觉地担负着通过描写小说各色人物的嬉笑怒骂将该时代的主导性话语转变为不言自明的时代精神的历史使命。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而言，他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对绅士形象的再创造。小说《名利场》中的威廉·都宾即是长期撰文抨击时尚小说的作家威廉·萨克雷[93]按照新的时代精神所塑造出来的男主人公形象。在萨克雷的笔下，少年时期的都宾“因学不好伊顿公学出版的那本绝妙的拉丁语文法书，在学校总是最后一名”[94]，而其杂货商人的家庭出身与破旧且不合身的衣服更使他常常遭到同伴的嘲讽，即使在成年成为一名军官后，都宾仍然保持着在他人看来很不体面的外表与举止：他“脸色蜡黄、说起话来有些大舌头”（Vanity：562）、“手大脚大耳朵也大……身上穿着的缀有盘花纽扣的军服奇丑无比……他鞠躬的姿势，笨拙得无人能及”（Vanity：40）。然而，其貌不扬且举止笨拙的都宾却被萨克雷赋予了一切高贵的内在品质：“他为人正直、有头脑、待人诚恳又谦逊、善良又热心”（Vanity：562），在战场上他英勇地冲锋陷阵，是一名在军队备受尊敬的将士；在日常生活中，他十分珍惜与乔治·奥斯本的友谊，时常指出奥斯本的不当言行，而每当奥斯本因欠债而身处困境时，他又会毫不犹豫地慷慨相助；对心上人艾米丽亚·赛特利，都宾的感情始终坚定不移，即使这份感情得不到回应，他也仍然尽最大的可能守护着心上人，而且从未因艾米丽亚的家道中落而改变过一分一毫。

1848年版《名利场》插图：都宾与艾米丽亚

正如萨克雷借叙述人之口所评价的那样：“在我们认识的人里面，有上百位打扮得很是讲究，有十多位能够做到礼仪周到而得体，更有一两位运气好的成功打入了时尚社交圈，并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但是，他们当中又有几位算得上是绅士呢？”（Vanity：562）在全新的评价体系下，都宾无疑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绅士。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维多利时代的读者同《名利场》中的各色人物一道，逐渐意识到时尚外表的无足轻重与高尚德行的难能可贵，混迹于上流社会多年、阅历丰富的蓓基·夏普更是极力劝说艾米丽亚与这位“百里挑一的绅士”（Vanity：618）结合。小说结尾，当艾米丽亚与都宾再次相遇时，作为全书中的重要元素，都宾的旧大衣再一次出现在了读者面前。正是在这件此前为其主人招致无数嘲讽的旧大衣下，都宾将艾米丽亚揽入怀中，而读者也在感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同时更加明确了究竟何为百里挑一的绅士。

随着新的绅士观念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小说中不同阶级不同性别的主人公形象都迎来了一场“绅士化”的变革。不论是身为土地贵族的爱德华·罗切斯特，还是出身中产阶级的简·爱，他们都与时尚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形象迥异：罗切斯特“橄榄色的脸庞毫无血色，前额宽大，眉毛粗密、眼睛深邃、五官粗犷、嘴巴紧闭”[95]；简·爱则认为自己戴上珠宝就会显得“奇怪且不自然”，穿上由镶有蕾丝花边的绸缎制成的衣服便会如同“一只穿着滑稽戏演员外套的猴子”[96]。身为小说作者的勃朗特更在1848年致信其出版商威廉姆斯，表示她不希望《简·爱》的第二版中出现插图：“如果要给《简·爱》配插图的话，那么必须由其他人而非作者来绘制。不过，我还是希望不要给我创作的人物作画：布尔沃和拜伦笔下的男女主人公是很不错——都是俊男靓女；但我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并不漂亮，因而用理想中的肖像画展示他们并不合适。即便作最乐观的估计，我也一直都认为这种展示徒劳无益。”[97] 

当勃朗特把《简·爱》献给萨克雷，并在序言中称他为“当今时代的第一位社会改革者，一个致力于将扭曲的社会体系拨乱反正的重要人物”[98] 时，她所暗示的是，对于她这一代中产阶级而言，以《弗雷泽杂志》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属性明显的期刊和以萨克雷为代表的新时代作家在他们的生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二者对旧文学权威的“破”与对新时代文学的“立”帮助他们在思想上从少年过渡到成年，在审美情趣上从摄政王时期过渡到维多利亚时期。订阅《弗雷泽杂志》多年并认为萨克雷的作品是对社会体系的“拨乱反正”的勃朗特便是这样一个鲜活的时代样本：在《简·爱》之后，她写于少年时期的不成熟习作就此被尘封家中，并在记忆中被淡忘。

勃朗特像

一同被尘封在历史角落里的还有曾经风光无限的时尚小说，只有极少数或由于作者名气或由于较高的作品质量而流传了下来。即便如此，那些得以幸存的作品在再版时仍然无奈地遭到了大量删改。例如，相比于1828年版《佩勒姆》，在1849年版中，主人公佩勒姆身处的场景由镜面装饰的梳妆室改为四面都是书柜的议事厅；纯金打造的室内摆设变成了弗兰芒与意大利流派的画作；诸如与浅玫瑰色的浴室外墙相呼应的贝壳状白色大理石浴缸、在微风的吹拂下前后摇曳而散发出香味的淡色窗帘等描绘则全被删除。[99] 而1854年版更进一步删改了类似细节：文森特勋爵想要购买的物件从古龙水变成了封蜡；佩勒姆刮胡子时使用的杏仁膏变成了肥皂，而他喜爱的狮子狗、古龙水、波希米亚玻璃等玩意则通通消失不见了。[100] 没能逃脱掉删改命运的还有时尚小说经典之作《维维安·格雷》与《青年公爵》。恰如1853年版《青年公爵》广告中对迪斯累利的评论——“年轻作家容易陷入矫揉造作与骄傲自满，这是十分错误的；但我们应对其青年时期的做作与矫情表示理解”[101]——所暗示的那样，在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围追堵截之下，时尚小说作家中的遗老若想在维多利亚时代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承认自己在思想不成熟之际所创作的时尚小说矫揉造作，并放低身段，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大段删改以适应读者的新品味。

这些大浪淘沙之后流传下来的极个别时尚小说已然足够幸运，它们的绝大多数同类则难以逃脱绝版的命运。不过，对于受尽时尚小说嘲讽的中产阶级而言，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喜事。1849年，《弗雷泽杂志》的一篇书评撰稿人便语气欢快地写道：“现在它们［时尚小说］是最不时尚的小说了，它们借英格兰贵族的荣誉之名所模仿的社会也永远不复存在了。”[102] 随着时尚小说的衰落与小说男女主人公形象的革新，年轻一代中产阶级所憧憬与选择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继续从事中产阶级传统行业。1841—1861年，在英格兰与威尔士从事制造业、商业、公共与专业性工作的人数占各行业从业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从27.1%、10.7%、3.6%增至33.0%、11.1%、5.3%。[103] 身为法官之子的约翰·柯勒律治便是其中的典型：他没有将跻身上流社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是追随父亲的步伐成为一名法律行业的从业者，并坚定地在这一领域工作多年，最终被授予英格兰皇家首席大法官一职。正如初入法律行业的柯勒律治在1855年对其父的表态——“我可不想强迫自己去当一个懒惰成性的腐朽贵族，（请原谅我这么说，）我全身心地痛恨和鄙视这个阶级”[104]——所表明的那样，在中产阶级形象逐渐成为社会运转的标杆后，土地贵族的阶级形象也重新被定义，优雅奢华成为懒惰腐朽的代名词，而在中产阶级的传统行业中立业扬名则是年轻一代中产阶级成员在新时代主动做出的选择。

[1] Anon.，“New Hay at the Old Market；An Occasional Drama, in One Act”, in The Critical Review, or, Annals of Literature, vol. 15 (Oct. 1795), p. 226.

[2] George Colman (the Younger), New Hay at the Old Market: An Occasional Drama，London：Cadell and Davis, 1795, p. 10.

[3] See Phyllis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66.在国家年收入的占比中，除上述行业外，1801—1821年，商业与交通从17.4%降至15.9%；政府与其他从15.8%降至13.1%；住房从5.3%增至6.2%；家庭与个人从5.5%增至5.7%；海外收入在1821年国家年收入中占比为1.0%（1821年之前无统计数据）（see Phyllis Deane and W. A. 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p. 166）。

[4] Thomas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ed with a View to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London：John Murray, 1820, p. 35.

[5] See W. D. Rubinstein, Men of Property: The Very Wealthy in Britain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1, pp. 62-66.

[6] Lady Bury, Flirtation: A Novel, vol. II, London: Henry Colburn, 1828, p. 282.

[7] Lady Bury, The Separation: A Novel, vol. I,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0, pp. 36-37.

[8] See Edward Copeland,  The Silver Fork Novel：Fashioning Fiction in the Age of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81-82.

[9] Robert Peel, “Mr. Peel to Mr. Croker. Extract. (23 March, 1820)”，in L. J. Jennings, ed., The Croker Papers: The Correspondence and Diaries of the Late Right Honourable John Wilson Croker, vol. 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1884, p. 156.

[10] Charles Baudelair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trans. & ed. Jonathan Mayne，London: Phaidon Press, 1995, p. 28.

[11] Anon., “Recent Novels and Tales”, in Monthly Review, vol.5 (Jun.，1827)，p. 262.

[12] William Hazlitt, “The Dandy School”, in Examiner, 18 Nov. 1827, p. 722.尽管哈兹里特将1824年发表第一部时尚小说《说话与做事；或，生活札记》（Sayings and Doings；or, Sketches from Life）的胡克定为时尚小说的开创者，但笔者认为胡克仅仅是最早写作这类小说的知名作家。早在1824年前就已有数部由不知名作家所写且充分具备时尚小说元素的作品问世。据笔者不完全考证，最早具备时尚小说元素的三部作品为：《时尚的派别》（The School of Fashion，1800）、《伦敦的冬天》（A Winter in London，1806）与《生活如此》（Life as It Is，1808）。此外，因哈兹里特评论此类小说“告诉读者上流社会人士用银叉吃鱼”，部分后世研究者将其命名为“银叉小说”（silver-fork novel）。在该类小说流行的十九世纪前期，为公众所熟知的类别名称为“时尚小说”或“时尚生活小说”（novels of fashionable life）。本文采用“时尚小说”这一称呼。

[13] Benjamin Disraeli, The Young Duke, vol. II,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1, p. 22.

[14] ]Anon., “The Art and Mystery of Fashionable Novel Writing”, in Monthly Magazine，vol. 15 (Feb., 1833), p. 75.

[15] Anon., “How to Cook up a Fashionable Novel”, in 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 vol. I (7 Aug., 1841), p. 39.

[16 ]Catherine Gore, Women as They Are; or, The Manners of the Day，vol. II，London：Henry Colburn，1830，p.235.

[17] Anon., “Almack’s，a Novel”, in Monthly Magazine，vol. 4 (Jan.，1827), p. 100.

[18] Qtd.in Ellen Miller Casey, “Silver-Forks and the Commodity Text：Lady Morgan and the Athenaeum”，in Women’s Writing, 2 (2009)，p. 257.关于下层阶级是否为时尚小说的主要读者，笔者认同艾比盖尔·布歇的观点：尽管在时尚小说流行的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报纸的价格大大下降，并为部分下层阶级提供了通过报纸阅读连载于其上的时尚小说的可能性，但鉴于绝大多数针对时尚小说的宣传与评论性文章都发表在诸如《布莱克伍德爱丁堡评论》（Blackwood’s Edinburgh Review）、《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观察家报》（The Examiner）、《文艺协会》（Athenaeum）等面向中产阶级的报刊上，我们或可断定时尚小说的主要读者是中产阶级而非下层阶级（see Abigail Boucher,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Aristocracy，Class, Consumerism, and Commodification in the Silver Fork Novels”，in Nineteenth-Century Contexts，3 ［2016］，p.173。

[19] Anon., “Fashionable Novels ［From Blackwood’s Magazine for September］”，in Examiner，4 Sept. 1831，p. 565.在十九世纪初，一套三卷本时尚小说的价格稳定在31先令6便士。以英国社会在1830年的薪资水平为例，一套三卷本时尚小说的价格相当于一名熟练工匠工作一周才能拿到的薪酬。此外，以流通图书馆针对每次仅借阅一本书所收取的年费为例，巴斯的巴雷特图书馆在1818年与利物浦的克鲁夫人图书馆在1840年的年费定价分别为30先令与21先令。因而，对于广大中产阶级而言，借阅而非购买是他们阅读时尚小说的首选方式（see William St.Clair，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 666）。

[20] See Edgell Wyatt Edgell, “Moral Statistics of the Parishes of St.James, St.George, and St.Anne Soho, in the City of Westminster. Supplementary to the Third 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i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vol. 1 (Dec.，1838), p. 485.爱德华·利顿-布尔沃与胡克同为知名时尚小说作家。爱德华·利顿-布尔沃在1843年后遵照其母亲遗愿，改名为爱德华·布尔沃-利顿。本文对该作家的称呼采用其在1843年前使用的名字，也即该作家写作与发表时尚小说时期为公众所熟知的姓名。

[21] Rosina Lytton-Bulwer, Cheveley; or, The Man of Honour, vol. III, London: Edward Bull, 1839，p. 53.

[22] Theodore Hook, Sayings and Doings; or, Sketches from Life, vol. I, London: Henry Colburn, 1825，p. 85.

[23] Theodore Hook, Sayings and Doings; or, Sketches from Life, vol. I，p. 85.

[24] See Anon., “How to Write a Fashionable Novel”, in The Metropolitan Magazine，vol. 6 (Feb.,1833)，p. 189.

[25] Anon.，“How to Write a Fashionable Novel”，in The Metropolitan Magazine，vol.6 （Apr., 1833）p. 390.

[26] Catherine Gore, Cecil; or, The Adventure of a Coxcomb, vol. I，London：Richard Bentley, 1841，p. 48.

[27] Lord Normanby, Yes and No: A Tale of the Day, vol. I, London: Henry Colburn，1828，p. 137.

[28] Thomas Lister, Granby: A Novel，vol. I，London：Henry Colburn，1826，p. 140.

[29] Edward Lytton-Bulwer, Pelham；or, The Adventures of a Gentleman，vol. II，London：Henry Colburn，1828，p. 61.

[30] Catherine Gore，Cecil：or, The Adventure of a Coxcomb，vol. I，pp. 76-77.

[31] Charles Dickens, “London Recreations”, in Charles Dichkens, Sketches by Boz: Illustrative of Every-Day Life and Every-Day People (1836)，London：Chapman and Hall，1839，p. 100.

[32] Lady Charlotte Bury, Journal of the Heart，London：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1830，p. 93.

[33] Catherine Gore, Cecil：or，The Adventure of a Coxcomb，vol. I，p. 239.

[34] Qtd.in Leslie Mitchell, Bulwer Lyt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 Victorian Man of Letters, London & New York: Hambledon and London，2003，p. 1.

[35] Qtd.in Marie Mulvey-Roberts, “Fame, Notoriety and Madness：Edward Bulwer-Lytton Paying the Price of Greatness”, in Critical Survey，2 （2001），p.118.

[36] Qtd.in Michael Flavin, Benjamin Disraeli：The Novel as Discourse，Brighton：Sussex Academic Press，2005，p. 4.

[37] See Alison Adburgham, Silver Fork Society: Fashionable Life and Literature from 1814 to 1840, London: Constable, 1983, pp. 44-52.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Silver”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8] See also Harriet Devine Jump, “Introduction”, in Harriet Devine Jump, ed., Silver Fork Novels, 1826-1841, vol.2,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5, p. xix; April Nixon Kendra, Catherine Gore and the Fashionable Novel: A Reevaluation, PhD thesis,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2003, p. 5; Susanne Schmid, British Literary Salons of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20-122; Alison Adburgham, Women in Print: Writing Women and Women’s Magazines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Accession of Victoria,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2, pp. 253-255.

[39] Benjamin Disraeli，Vivian Grey，vol. I，London：Henry Colburn，1826，p. 153.

[40] Qtd.in Edward Copeland, The Silver Fork Novel：Fashioning Fiction in the Age of Reform，p. 117.

[41] Anon., “Fashionable Novels [From Blackwood’s Magazine for September］”, p. 565.

[42] Anon., “Fashionable Novels”, in The Edinburgh Literary Journal, or, Weekly Register of Criticism and Belles Lettres, 18 Jul.1829, p. 85.

[43] Qtd.in Harriet Devine Jump, “Introduction”, in Harreit Devine Jump, ed., Silver Fork Novels, 1826-1841, vol.  2, p. xviii.

[44] Anon., “Romance and Reality, by L. E.L.”, in The New Monthly Magazine, vol. 31 (Dec., 1831), p. 546.

[45] William Hazlitt，“The Dandy School”，p. 722.

[46] Anon.，“Fashionable Novels [From Blackwood’s Magazine for September］”，p. 565.

[47] See Ellen Miller Casey, “Silver-Forks and the Commodity Text: Lady Morgan and the Athenaeum”, pp. 253-254.

[48] 正如笔者在此前的脚注中所说，时尚小说的出现早于1824年；而关于时尚小说的终结，尽管不少研究者认为《塞西尔》（该小说以中年主人公塞西尔的视角回顾摄政时期的上流社会生活）的出版标志着该小说类别退出文学舞台，但此后直到1860年代，仍有此类小说得以出版。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以1824年和1841年为节点划分时尚小说流行的黄金期有一定道理，因为绝大多数时尚小说出版于这一时期。

[49] E. A. Poe, “Fashionable Novels”, in The Mirror of Literature，Amusement，and Instruction，11 Apr. 1846，p. 237.

[50] Catherine Gore, Pin Money: A Novel, vol. II, London: Henry Colburn，1831，p. 173.

[51] Qtd.in Dror Wahrman, Imagining the Middle Class: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Class in Britain, c.178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 233.

[52] See Dror Wahrman, Imagining the Middle Class: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s of Class in Britain, c. 1780-1840, pp.  245-254, p. 344.

[53] Anon., “The Exclusives”, in The Athenaeum and Literary Chronicle, 16 Dec.1829, p. 782.

[54] See Nigel Rodgers, The Dandy: Peacock or Enigma, London: Bene Factum Publishing, 2012, p. 72; The Earl of Lytton, The Life of Edward Bulwer, First Lord Lytton, vol. I,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3, p. 212.

[55] Qtd. in Harriet Devine Jump, “Introduction”, in Harriet Devine Jump, ed., Silver Fork Novels, 1826-1841, vol. 6,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5, p. x.

[56] Anne Lister, “Tuesday 16 September ［Scarborough］” (1823), in Helena Whitbread, ed., I Know My Own Heart: The Diaries of Anne Lister, 1791-1840,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96.

[57] Lord Byron, “Letter from Lord Byron to Countess Teresa Guiccioli” (1820), in Leslie A. Marchand, ed., Byron’s Letters and Journals, vol. 7, London: John Murray, 1977, p. 37.

[58] See W. Hepworth Dixon, ed., Lady Morgan’s Memoirs: Autobiography,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vol. II, London: William H. Allen & Co, 1862, pp, 198-213.

[59] Benjamin Disraeli, The Young Duke, vol. I,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1, p. 178.

[60] Claire Clairmont, “Claire Clairmont to Lord Byron” (1816), in Marion Kingston Stocking, ed., The Clairmont Correspondence, vol.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7.

[61] Anon., “Novels of Fashionable Life”, in Dublin University Magazine, vol.12 (Jul., 1838), p.6.

[62] See also Leslie Mitchell, Bulwer Lyt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 Victorian Man of Letters, pp. 207-219; David Cesarani, Disraeli: The Novel Politicia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50-81; Susanne Schmid, British Literary Salons of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pp.121-136; April Nixon Kendra, Catharine Gore and the Fashionable Novel: A Reevaluation, p. 5; Anon., “A Tabular View of Testimonials and Remarks Conferred on Persons Eminent in Literature, Science, Art, Legislation, Railway Enterprise, Military and Naval Service, etc., etc., within the Present Century”, in John Britton, The Autobiography of John Britton, Part I, London: Printed for the Author, 1849, p. 7.

[63] Qtd. in Alison Adburgham, Women in Print: Writing Women and Women’s Magazines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Accession of Victoria, p. 255.

[64] See also Letitia Landon, Romance and Reality, vol. I, London: 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 1831, p.198; Leslie Mitchell, Bulwer Lyt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 Victorian Man of Letters, p. 95, p. 99.

[65] Qtd. in William Flavelle Monypenny,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 Earl of Beaconsfield, vol. I,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3, p. 123.

[66] See David Cesarani, Disraeli: The Novel Politician, p. 43; Marie Mulvey-Roberts, “Fame, Notoriety and Madness: Edward Bulwer-Lytton Paying the Price of Greatness”, p. 121; Harriet Devine Jump, “Introduction”, in Harriet Devine Jump, ed., Silver Fork Novels, 1826-1841, vol.4,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5, p. viii.1830年代的200镑、500镑、800镑、2000镑相当于一名熟练工匠工作1000天、2500天、4000天、10000天所能拿到的薪酬。

[67] Catherine Gore, Women as They Are; or, The Manners of the Day, vol. III, London: 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 1830, pp. 123-124.

[68] Anon., “Advertisement”, in Benjamin Disraeli, The Young Duke, London: David Bryce, 1853. 原文无页码。

[69] Edward Lytton-Bulwer, England and the English, vol.II, New York: J. & J. Harper, 1833, pp. 73-74.

[70] 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9-290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全国选民的总人数增长了近30万，但由于性别与财产的限制，选民在全国成年居民中的比例仅从5%增长至8%（详见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第290页）。

[71] Thomas Lowndes， A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Wide-Spreading John Bull Family，London：Hatchard，1833，p. 55.

[72] Anon., “The Chartists and Universal Suffrage”, in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vol. XLVI (Sept.，1839)，p.  295.

[73] 详见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5页。

[74] Isaac Tomkins (pseud.), Thoughts upon the Aristocracy of England，London：Henry Hooper，1835，p. 18.

[75] See Dror Wahrman，Imagining the Middle Class: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Class in Britain，c. 1780-1840，p. 333.

[76] Matthew Hicks (pseud.)，A Letter to Isaac Tomkins, London: Richard Groombridge, 1835，pp. 3-6.

[77] See Paul A.Pickering and Alex Tyrrell, The People’s Bread: A History of the Anti-Corn Law League，London & New York：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pp. 253-260.

[78] Benjamin Disraeli, “Mr. Miles’s Amendment” (20 Feb., 1846)，in T. E. Kebbel，ed.，Selected Speeches of the Late Right Honourable the Earl of Beaconsfield, vol. I，London：Longmans, Green, and Co.，1882，p. 143.

[79]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5页。

[80]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页。

[81] See Christine Alexander and Jane Sellars, The Art of the Brontё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67-168, pp.215-219.

[82] Charlotte Brontё, High Life in Verdopolis: A Story from the Glass Town Saga, ed. Christine Alexander,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5, p. 3.

[83] Charlotte Brontё, The Letters of Charlotte Brontё: With a Selection of Letters by Family and Friends, vol. I, ed. Margaret Smi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 112.

[84] Charlotte Brontё, The Letters of Charlotte Brontё: With a Selection of Letters by Family and Friends, vol. I, p. 571.

[85] Anon., “The Dominie’s Legacy”, in Fraser’s Magazine for Town and Country, vol. 1 (Apr., 1830), p. 321.

[86] Pierce Pungent, “Literary Characters”, in Fraser’s Magazine for Town and Country, vol.1 (Jun., 1830), p. 567.

[87] See Anon., “Mr. Edward Lytton Bulwer’s Novels”, in Fraser’s Magazine for Town and Country, vol. 1 (Jun., 1830), p. 512.

[88] 在时尚小说流行年代所出版的时尚指南以教授贵族式优雅穿搭为主要内容，针对它们的主要目标读者群，它们甚至会贴心地为一些囊中羞涩却又向往贵族式优雅的中产阶级读者提供省钱的妙招，例如《穿衣的艺术》的作者就指出，购买一身高档的外套、裤子与背心需7英镑3先令，而采购三码同等品质的布料并缝制成套则仅需4英镑8先令，如此便可省下约40%的开销（see Anon, The Whole Art of Dress, London: Effingham Wilson, 1830, pp. 7-8）。

[89] Anon., The English Gentleman: His Principles, His Feelings, His Manners，His Pursuits，London：George Bell, 1849，p.102.

[90] Adam Blenkinsop, A Shilling’s-Worth of Advice, on Manners, Behaviour & Dress，London：Adam Blenkinsop，1850，p.33.

[91] Anon., The English Gentleman: His Principles, His Feelings, His Manners, His Pursuits，p. 21.

[92] Earl of Shaftesbury，“Diary for 21 Nov.1844”，in Edwin Hodder，ed.，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Seventh Earl of Shaftesbury，vol. II，London，Paris，New York & Melbourne：Cassell & Company，1886，p. 77.

[93] 除在《弗雷泽杂志》发表诸如《想象八卦》（“Picture Gossip”）、《男人与外衣》（“Men and Coats”）、《报刊的兄弟》（“A Brother of the Press”）、《价值半个皇冠的廉价知识》（“Half a Crown’s Worth of Cheap Knowledge”）等数篇以利顿-布尔沃为讽刺对象的评论文章外，萨克雷还同时为《纪事晨报》、《泰晤士报》（The Times）、《笨拙杂志》（Punch）、《大不列颠》（Britannia）、《外国评论季刊》（Foreign Quarterly Review）等多家报刊杂志供稿，他以抨击时尚小说为主要内容的文章也经常出现在其中（see Anthea Norma Trodd, Thackeray and Bulwer: A Study of Their Literary Relationship, PhD thesi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4, pp. 284-288）。

[94]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Vanity Fair: A Novel without a Hero，London：Bradbury and Evans，1848，p. 34.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Vanity”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95] Charlotte Brontë, Jane Eyre: An Autobiography，London：Smith，Elder & Co.，1869，p. 176.

[96] Charlotte Brontë，Jane Eyre：An Autobiography，p. 264.

[97] Charlotte Brontë, The Letters of Charlotte Brontë：With a Selection of Letters by Family and Friends，vol. II, ed. Margaret Smith,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 41.

[98] Charlotte Brontë, Jane Eyre: An Autobiography, p. vii.

[99] See Edward Lytton-Bulwer, Pelham; or, The Adventures of a Gentleman (1828), vol. II, p. 76; see also Edward Lytton-Bulwer, Pelham; or, The Adventures of a Gentleman,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49, p.119.

[100] 1828年版中文森特勋爵想要购买的古龙水（see Edward Lytton-Bulwer, Pelham; or, The Adventures of a Gentleman [1828], vol. II, p.42）在1854年版中变为了封蜡（see Edward Lytton-Bulwer, Pelham; or, The Adventures of a Gentleman, vol. II,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Co, 1854, p. 122; 1828年版中佩勒姆刮胡子使用的杏仁膏（see Edward Lytton-Bulwer, Pelham; or, The Adventures of a Gentleman, vol. I, London: Henry Colburn, 1828, p. 55）在1854年版中变为肥皂（see Edward Lytton-Bulwer, Pelham; or, The Adventures of a Gentleman, vol. I,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Co, 1854, p. 20）；1828年版中的波西米亚玻璃以及狮子狗和古龙水（see Edward Lytton-Bulwer, Pelham; or, The Adventures of a Gentleman [1828], vol. II, p. 71, p. 150）在1854年的版本中被删除。

[101] Anon., “Advertisement”. 原文无页码。

[102] Anon., “Recent Novels”, in Fraser’s Magazine for Town and Country，vol.39 (Apr., 1849)，pp. 418-419.

[103] See Charles Booth, “Occupations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1801-81”, i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49 (Jun., 1886), pp. 414-415.

[104] 转引自劳伦斯·詹姆斯《中产阶级史》，李春玲、杨典译，李春玲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13页。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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