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乌克兰虽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却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的俄族区，以及西部的乌克兰斯拉夫人聚居区。波兰总说最大的悲哀是距离俄罗斯太近，实际上，这话由乌克兰来说更合适。乌克兰的不幸，是睡在俄罗斯旁边。而乌克兰的不幸，因其曾是前苏联的一部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黑土地，乌克兰也被誉为世界的粮仓。但就是在苏联统治时期，这块土地上却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1200万人死于饥饿，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无数知识分子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送进集中营。而斯大林在这块土地上制造的悲剧还远远不止于此。这段令人发指的历史，让俄乌之间没有重来的可能。

1929年，列宁逝世五年之后，通过一系列政治斗争，约瑟夫·斯大林最终成为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在他的带领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改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走向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

这些都是教科书中就能看到的知识。今天来说说教科书中并没有怎么提到的事情，那是一场改变了整个俄罗斯民族认同，影响了俄罗斯、乌克兰乃至白俄罗斯等国家民族，同时也是斯大林和整个苏联难以抹去的污点——乌克兰大饥荒。这场大饥荒也是让乌克兰至今对俄罗斯都深恶痛绝，一直想努力跟其正面硬刚的关键所在。

斯大林与列宁

1929年，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下，苏联的经济和民生已经开始走出苏俄内战的阴霾。然而当斯大林掌握苏联最高权力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从美国华尔街迅速席卷了全世界。

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所带来的破坏，以及在这破坏之后欧洲许多国家蠢蠢而动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都让斯大林感到锋芒逼人。作为一个经历过苏俄内战洗礼的人，斯大林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记忆犹新，在欧洲国家经济萧条政局不稳的情况下，谁都无法保证苏联不会是他们用来刺激国内经济，转移民众矛盾的牺牲品。

斯大林对于按部就班的新经济模式并不感兴趣，为了能够稳固自己的政权并且为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斯大林恢复了在内战中所进行的分配制度，并且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强力推行苏联的工业化进程。这种经济模式就是我们熟知的“斯大林模式”。

在斯大林的经济计划中，农村是不折不扣的牺牲品。在帝俄时代，俄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出口总值位居世界第一，经历了新经济政策的恢复，俄国农业也逐渐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因此如果能够将整个农村的资源进行集中，那么苏联就可以得到工业化建设的重要资金。然而这种损害农民利益的发展方式很快就遭到了乌克兰地区农民的强烈抵触。

乌克兰是俄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最为重要的地区，帝俄时代整个俄国的农业产量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来自乌克兰的大平原。在尼古拉二世时期的斯托雷平改革时期，俄国放宽了对于经济的控制，这使得乌克兰地区的农业发展开始脱离了俄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这种趋势一直延伸到了苏联时期。

显然，斯大林对于乌克兰农民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不满意。作为新经济政策的受益者之一，乌克兰在列宁时代诞生出了大批的富农，这些富农对于加入斯大林所制定的集体农庄可谓敬谢不敏。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对于斯大林在乌克兰地区计划经济的推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为了能够压制这些富农，斯大林在乌克兰实行了高压手段，对农产品进行强制征收，但是乌克兰农民的不合作态度此时也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宁可将牲畜宰杀也不愿意上交国家。

为了杀一儆百，苏联政府将大量农民逮捕，他们被判极刑或者流放西伯利亚。到了1932年，虽然已有70%的乌克兰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但是他们极低的生产积极性却造成了乌克兰的农业产量远低于苏联政府的预估水平。

1932年，苏联莫斯科方面突然对乌克兰提出了一个令他们目瞪口呆的要求——向苏维埃上交770万吨的粮食。这个要求立即遭到了乌克兰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因为谁都明白，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使如此，莫斯科方面仍然保持了极为坚决的态度，中央高官维雅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更是在会议中明确向乌克兰共产党表明了莫斯科方面对这一决定的强硬态度，甚至这一决定绝不容许有任何的质疑，凡是反对减少粮食份额的言论都被视为“反布尔什维克”。到了1933年，乌克兰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出于缓和灾情的考虑，苏联政府和乌克兰当局向灾区运输了32万吨粮食以作为补助。

然而在灾情还在不断扩大时，苏联政府为了能够完成770吨的硬性粮食指标开始向农民强制征粮。

在1932年的征粮过程中，为了能够征集足够数目的粮食，苏联政府实际上已经将乌克兰的农村闹得鸡飞狗跳。苏联政府严惩任何私藏粮食的行为，并且通过高压和严刑来试图完成目标。因此到了1933年大饥荒来临时，无助的农民唯一的希望便只剩下苏维埃政府的救济。尽管在农村的仓库中依然有着用于非常时期的粮食，但是乌克兰的农民们却很少能够得到这些粮食。

当时，乌克兰的城市依靠着储存的粮食进行着配给制度安然度日，村庄里的党干部同样不用为饥荒而发愁，相比之下农民逐渐被逼上了死路。苏联政府封锁了乌克兰通往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国境线，并且在此时农民们前往城市也被认为是违法的。在严格的管制之下，农民们只能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降临。

农民们为了一小块面包或者黄油常常倾家荡产，而人食人的惨剧也普遍出现。在俄罗斯的库班地区，这里是乌克兰移民在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聚居区，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哥萨克聚居区，在这里哥萨克农民们遭到了和乌克兰农民们一样的对待，显然苏联政府还在因为他们在内战时谋求独立而耿耿于怀。

乌克兰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有争议，甚至有人认为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达到了惊人的1200万，乌克兰官方也曾表态认为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占了当时乌克兰人口的四分之一。然而即使灾难如此的惨烈，苏联政府却又开始了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大清洗。在1933年，一大批的乌克兰党政干部以参加波兰地主和德国法西斯组织的乌克兰军事组织为由被逮捕，在1933年到1934年的时间里，乌克兰所有的文化机构，无论是科学院、剧院、媒体、科技所，全都遭到了“契卡”的重点关照，这一结果便是作为苏联第二大民族的乌克兰人所使用的乌克兰语，此后便迅速衰落，俄语作为苏联的官方语言充斥了整个苏联。

关于这场灾荒的性质基本可以定性为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即使没有1933年的旱灾，苏联政府对于乌克兰地区远超实际的粮食指标也毕竟会造成严重的灾难。并且这场大饥荒以苏联政府的处理能力实际上是可以回避的，但是苏联政府却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恶化了乌克兰大饥荒的情况，不仅仅是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库班地区的举措也不得不令人怀疑，苏联在乌克兰大饥荒中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是有意为之的“种族灭绝（Голодомор）”。这场灾难在苏联的民族关系之间所产生的裂痕是巨大的，它直接导致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两个民族自此失去了重新组成俄罗斯民族的可能性，罗曼诺夫王朝百年来弥合两族的努力也彻底化为泡影。因此，二战时期乌克兰产生了无数亲纳粹分子，甚至到今天还在努力与俄罗斯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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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三十年代大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