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科书选文是语文课程知识道德价值实现的重要依托。在语文教科书选文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探讨语文课程知识的道德价值嬗变，发现其历经了兼容之道、偏狭之道、变革之道和多元之道的阶段。这种对历史的回眸和审视，旨在诊断并解析语文课程知识的道德价值脉相，据此为进一步深化语文课程知识的道德价值研判提供基于教科书选文的新视角。

语文教科书；选文；语文课程知识；道德价值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文学科的独特育人优势，育道德之人自然是其题中之意，而“正是课程决定着把学生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学生作为有思想、会思考，理性与情感同在、身体与心灵趋熟的独立个体，其成长成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与课程发生精神的相遇与交流”[1]。因此，探讨课程的育人价值成为推进学科育人实践的应然之思。我国语文教科书具有文选型特点，因此，语文课程的育人价值在教科书层面是有不同的选文表征的。语文教科书作为承载“法定知识”的产品，不是任何文学文本都可以被传授，只有选入教科书，文学文本才具有被传授的“资质”，而“对特定课程之内容的价值与意义的设定，这关系到何种知识以何种方式进入该课程之中”[2]。由此，选择什么样的文学文本进入语文教科书，这成为语文课程知识道德价值运作的重要环节。当然，选择意味着价值的博弈与取舍，到底要由什么选文来实现特定的道德价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具体而言，不同时期语文教科书的选文究竟是如何体现特定的道德价值旨趣？为什么选用的是这些选文而非其他？为什么要替换或增减这些选文而不是其他？为什么有些选文一直“受宠”而有些选文历经“坎坷”？这些问题的回应使得从选文维度审思语文课程知识的道德价值成为一个急需探讨的话题。正所谓鉴古知今，从语文独立设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以来四个时间轴上具体分析语文教科书的选文变迁，从道德价值的视角透视这种选文变化背后的道德价值变迁历程，为基于教科书选文维度的语文课程知识道德价值审视提供一种动态的、过程的、历时的分析思路。

二十世纪初，刚刚独立设科的语文课程一方面受到传统经学的影响，载经传经难以丢弃；另一方面，严格意义上的语文课程还在摸索中前进，兼容并蓄成为可能。由此，语文独立设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语文教科书呈现出多样化形态，出现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单位印制的语文教科书。在道德价值维度，这些版本的语文教科书在选文1上呈现出三大特点。

一是以言明道，比如，中华书局1912年《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五册中的选文《廉耻》，直接论说“廉耻”这一道德话题，以道德说教的方式实现道德价值；二是托人涵道，比如，中华书局1912年《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三册中的选文《郑和》、商务印书馆1936年《高级小学实验国语教科书》第四册中的选文《居里夫人》和开明书店1947年《少年国语读本》第一册中的选文《詹天佑》等，这些选文通过杰出人物及其事迹的宣传，发挥榜样的道德力量；三是借物传道，比如，中华书局1923年《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初级》第八册中的选文《万里长城》和1924年《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高级》第二册中的选文《庐山瀑布》，通过描绘祖国大好河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总体来看，这时期不同版本的语文教科书在选文上特别注重道德价值的负载，在选文类型上既有直接言说的论说文，也有榜样事迹的记叙文，还有借景启德的散文。

可以说，语文教科书的选文在这一时期以丰富的内容呈现和表达方式较好地实现了其道德价值的植入。归结起来，不仅有直接的以言明道，还有间接的托人涵道和借物传道；不仅有对民族英雄的道德赞颂，也有对国外伟人的道德宣扬；不仅对人进行道德感染，还对物进行道德激发。这里的“道”不仅包括个体自我的成人之道，还包括个体处理与国家、民族乃至社会、自然关系的大道。这种对“道”的兼容并包式的理解和灵活丰富的负载，为之后如何通过教科书选文更好地负载以及实现语文课程知识的道德价值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地的面貌焕然一新。走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教育获得了稳步发展的契机。中国共产党巩固建立的新政权，一方面需要通过学校教育驱除封建思想的影响，注重新价值的教育；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学校教育宣传新的理念、方针、政策，加强政治认同。语文课程作为承担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体现了鲜明的政治道德色彩，语文课程知识的道德价值明显偏向了“政治道德”一端。加之受“文革”影响，语文课程知识的道德价值在突出强调政治思想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由此，这一时期的语文教科书选文体现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语文课程知识丰富的道德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淹没于政治道德之中。

具体来看，这一时期的语文教科书选文2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伟人领袖自创的文章成为选文的重要来源。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科书中，毛泽东的作品入选教科书的有1952年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1961年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的《中华民族》《青年运动的方向》、1963年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等；此外，刘少奇、朱德、列宁等政治领袖的文章也有入选，这些选文用伟人领袖文章作为符号，直接传递了其政治道德价值。二是以描写伟人领袖为题材的文章在选文中占有重要比例。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入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纪念白求恩》《任弼时同志二三事》，1963年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入的《徐特立同志谈艰苦奋斗》等，这些选文通过高扬伟人领袖的思想、事迹、品性等承载了其作为精神向导的道德教化作用。三是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成为政治道德渗透的重要方式。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入的《战斗英雄董存瑞和郅顺义》《这样的战士》、1961年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入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这些选文以塑造符合时代需要的英雄人物为主题，讴歌英雄人物无私奉献、顾全大局等高尚品格，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化的鲜活素材。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语文教科书选文通过领袖人物的言传身教、英雄人物的生动塑造强化了道德价值承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固然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道德价值的基点在于人们之间的基于人格平等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承认”[3]。就此而论，因应这一时期政治建设的强烈诉求和“文革”中的迷失，语文课程知识的多重道德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一的政治道德价值。

改革开放掀开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新篇章，经历“文革”的教育急需恢复、调整和发展。语文课程经受前一时段思想偏指的影响，需要在“拨乱反正”中重新认识“文与道”的关系问题，就语文教科书的选文而言，急需重新考量其思想性问题。在时代背景和现实诉求双重驱动下，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的语文教科书选文迫切需要吐故纳新、变革调整。由此，这一时期的语文教科书选文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方面，时文和革命领袖选文弱化，经典名篇重新入选。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的全日制六年制中学语文课本（共十二册），全套选入革命领袖作品29篇，低于1980年修订试用版本的34篇；其中，毛泽东作品入选比例由1980年的6.6%下降到5%，[4]这说明，革命领袖作品作为选文强势地位在逐渐弱化。与此同时，赞颂父子亲情的朱自清的《背影》重新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中。名家名篇入选语文教科书，有效扭转了选文过于政治化的偏向。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以补充教材的形式重新被加强，补充教材成为语文课程知识道德价值传承的重要载体。比如，补充教材中新增为讲读课文的选文《强大的凝聚力》《长城万里行》《巍然天地之间》《中国人民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友谊，还是侵略？》等，[5]这些选文要么培养爱国情感，要么强化革命传统，要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篇目。当然，作为补充教材，以适应当时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时局出发，充分体现了语文教科书选文作为特定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载体的特殊意义。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的语文教科书选文，一方面弱化了革命领袖作品的入选力度，使语文课程知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时期浓烈的政治色彩渲染中返璞归真；另一方面因应时局之需，教科书选文的道德价值借由补充教材被负载。这表明，道德价值的负载和实现是语文课程知识不可剥离的内在属性，相比于前一时期，这一阶段的语文课程已经在变革中朝着同时强调思想性和工具性的自觉之路迈进，语文课程论域中的文道关系趋向和谐。

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国际交流的深化，人们越来越注意到通过教育培养具有公民素养的国际社会公民的重要性，加之经历整个二十世纪人们对语文课程中文道关系的反思与新理解，“文道统一”成为对语文课程性质的新共识。需要指出的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对文道关系中“道”的理解已经超出了传统道德之道和思想政治之道，而是走向了开放和多元，渐趋成为一种大道、大德。因此，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语文教科书选文在道德价值层面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注重从学生的体认角度渗入道德价值。比如，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初审通过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中，选入由《紫藤萝瀑布》《走一步，再走一步》等篇目组成的“人生体验”主题单元。通过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和体验，引起学生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生命的敬畏，这种从学生主体体认的角度渗入关于人生或生命的道德价值，而且以主题单元的形式组织，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二是着眼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丰富道德价值内涵。比如，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初审通过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册）中，选入《敬畏自然》《罗布泊，消逝的仙湖》《旅鼠之谜》《大雁归来》等篇目组成的“人与自然”主题单元，通过对环境以及生态问题的反思，倡导关注自然、保护自然的道德价值，这也是因为二十一世纪以来环境问题甚嚣尘上，语文教科书选文体现出的社会责任。

三是重证传统经典名篇的道德价值承载功能。如，朱自清的《春》和《背影》，都德的《最后一课》，鲁迅的《藤野先生》、《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和《孔乙己》等都入选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科书中。这些传统经典名篇重新进入语文教科书，再次负载了道德价值，一方面表明人们对于道德价值认识的某些不因时间而改变的一贯性共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发挥传统经典名篇的道德价值功能是语文课程知识道德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此外，就2016年秋季启用的“统编版”语文教科书来看，其实质变化之一是“通过选文篇目的调整更好地传递社会所倡导的良好道德风尚和核心价值观”[6]，从而更好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

可以看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语文教科书选文对道德价值的负载体现出明显张力。对道德价值内涵理解的深化和外延认识的拓展，以及对语文教科书选文何以吻合这种处于变化中的道德价值诉求的不懈探索，打破了语文课程知识基于单一乃至偏狭理解的道德价值负载。基于这个意义，如何负载多元之道就成为语文教科书选文及由此探索语文课程知识的道德价值实现的新方向。概言之，语文课程知识所要负载的这种多元之道意味着在对个人之道、社会之道和国家之道的和谐统一中走向新的道德共识。

从教科书选文的维度考究语文课程知识的道德价值嬗变，发现其经历了从独立设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兼容之道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改革开放前的偏狭之道阶段、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的变革之道阶段和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多元之道阶段。这种嬗变历程反映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推动语文教科书选文变化及其道德价值负载变迁的内在力量是社会核心的道德价值愿景；另一方面，语文教科书选文及其道德价值负载深受时局境况的影响。

实际上，从选文的角度探讨语文课程知识的道德价值问题，既不能忽略一定时期认知主体基于自我道德发展诉求而对道德价值的理解与期待，也无法回避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对主体道德价值诉求的规限与牵引。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通过教科书选文既保证充分满足认知主体的道德发展诉求，又确保主流政治道德价值的有效植入，也就是说，如何在个体道德发展需要与国家道德意志规约之间实现和谐相生、互相促进，这恐怕是语文教科书选文道德价值嬗变历程留给我们仍需深思的问题。毕竟，“真正的教育绝不是灌输，而始终是动态生成的，是在关系之中生成的”[7]，道德价值教育更是如此。

诚然，对待课程知识，“从根本上说，应该是一种理性批判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朝圣’的态度。”[8]语文课程知识永远都不可能放弃也永远都不能够放弃对于道德价值的负载，这是由语文课程的性质和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决定的。遗憾在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最大失误，就是忽视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9]正因此，重新探讨语文课程在育人过程中的作用，这既是立德树人诉求对于语文课程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语文课程本身发展的应有自觉。[10]作为文选型教科书，如何通过选文更好实现语文课程知识的道德价值，特别是在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变革中，如何发挥好语文作为我国母语对国民性塑造的重要价值，这既是语文课程道德旨趣实现的必然诉求，也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落实的应然追求，亟待以理论层面的多角度探讨引领相关实践的有效推进。

（责任编辑：龚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