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 邢福义：大家小书 形小义大——《语文杂记》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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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形小义大
——《语文杂记》读后
邢福义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一套通俗性应用性语言文字丛书，名为“大家小书”，请詹伯慧教授担任主编。伯慧兄带头先走一步，于2010年7月推出《语文杂记》一书。一收到出版社寄来的这部《语文杂记》，我立即阅读起来，不由自主地一篇篇阅读下去。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大家小书，形小义大。”意思是：“大家”笔下的“小书”，形体小而意义巨大。
《语文杂记》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国语言学界，存在有“大家”写“小书”的优良传统。现代语言学家中，就有两位巨擘令人无比敬佩和永远怀念。一位是龙虫并雕的王力先生。王先生将自己的书屋命名为“龙虫并雕斋”，他在这书屋里既“雕龙”也“雕虫”，既写学术大著也写通俗小书，比如既写《汉语史稿》，也写《诗词格律十讲》。他的书可厚可薄，他的文章可长可短，取决于写作目的和对象特点，所举的例子恰当而巧妙。1983年3月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合肥举行，一个傍晚有机会跟周祖谟先生一起聊天。我说：“王力先生讨论汉语词类问题的复杂性，讲过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个学生作文滥用‘而’字，老师给了他这么个批语：‘当而而不而，不当而而而，而今而后，已而已而。’这里的‘而’涉及多少种词性？很有趣，很能吸引读者。”周先生说：“我就是佩服王力先生。根据实际需要，同样的内容，你让他写4万字，他就写4万字，你要他改写成4千字，他就能给你4千字！”
王力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另一位是高举“务实”大旗的吕叔湘先生。吕先生早年就写出《中国文法要略》，后来，一直到90多岁，都没有中断过发表学术论著；另一方面，他又不停地向社会、向大众奉献通俗性成果。像《语文常谈》这样的小书，学术含量既高，可读性又特别强，几乎篇篇可以选入课本，供小学、中学或大学生们学习。江蓝生教授写过一篇《人民的语言学家》，文章指出：语言学界同仁普遍认为，吕先生又是一位龙虫并雕的巨匠。吕先生的成就在于：他是理论家，他的理论建树使他成为汉语语法学科的带头人；同时，他又是实践家，他的实践使语言研究对全社会作出了贡献。蔡文兰教授写过一篇《访吕叔湘先生谈语言研究及语言应用》，对吕先生的心里什么时候都装着读者感叹不已。吕先生用十分朴素的语言，对她说过这样的话：“我写文章总是想到有一位读者坐在我的旁边看我写。我写文章总爱改来改去，主要就是为了能让读者更容易懂。”
吕叔湘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而，当前的某些情况，很难让人乐观。社会风气，牵制着学术的走向；功利追求，侵袭着学术的纯净。书的厚度越来越大，竭力膨胀，因为，要是本子小了，参加学术性的评奖就会吃亏；文章的篇幅越来越长，狠劲注水，因为，学术刊物不愿意发表短文，如果文章短了，转载率就会减少，刊物的“影响因子”就会下降，刊物的“核心”名号就会动摇。这么发展下去，浮躁的学风必然加剧，对“后来人”的如何培养必然会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暨南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关于语言文字的“大家小书”丛书，具有矫风针对性，是参加到做特大好事的行列里来了。
读完伯慧教授的《语文杂记》，有以下几点特别突出的感觉。
1
爱我中华的情怀。
在《普通话和方言》中，作者写道：一个发达的国家，一个先进的民族，不能没有一种全社会共同使用的通用交际语。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事。海峡两岸都是龙的传人，在这一点上，自然是有共识的。国语也好，普通话也好，说到底，它是代表全球炎黄子孙的通用语言，既存在于海峡两岸同胞之间，也通行于全球各地华人社区之间，更被确认为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之一。在我国全国语言运用的总格局中，由普通话唱“主角”而让各地方言，特别是像粤语这样的“强势方言”发挥“配角”的作用，无疑是当今我国社会语言应用中不可逆转的走向。在《跟进语文发展，善待语文资源》中，作者写道：我们国家有56个说着不同语言的民族，汉族还存在着的色彩缤纷的各种汉语方言，这些自然都属于语言资源。所以说，应该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后边再加上“语言丰富”这几个字，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毫不夸张的。语言资源如此丰富，我们一要大力开采，二要善于对待，使丰富多彩的语言和方言，都能在我们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作者的论说使人感到，这部“小书”里贯穿着一条可以为全球华人所认同的红线，这就是：“爱我中华！”
2
辩证开明的思路。
在《普通话和方言》中，作者写道：实际上，普通话也是在一种方言——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不过作为“老大”，它既在方言之中，又在方言之上罢了。能正确理解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就会明白它们并非“对头冤家”，而是可以并存并用、相互补充的。在《简体字和繁体字》中，作者写道：当前我们完全可以让繁体字和简体字并存下去，在全球华人世界的汉字应用中来一个和谐共处，繁简由之。同时，我们也要提倡相互适应，相互补充。用惯简体字的人有空学学自己生疏的繁体字，争取“识繁用简”；而用惯繁体字的人也不妨抽点时间认识已经简化了的简体汉字，做到“识简用繁”。这样一来，繁体与简体的争议就自然会偃旗息鼓了。在《浅谈粤语正音》中，作者写道：语言文字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这是语言学最基本的道理，适用于任何一种语言，也包括地方方言。我们在厘定现代粤语正音上的态度，正是充分尊重“约定俗成”原则的体现。当前出现在香港的有关粤语正音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就牵涉到是否在重视历史继承性的同时，也认真贯彻“从今从众”原则的问题。在《语言应用的规范化和多元化》中，作者写道：在厘定语言规范时，有必要多做调查研究，多观察语言发展的趋势，遇到分歧的现象，不妨多保留一点宽容度，等一等、瞧一瞧，别忙于下结论。我是赞成“规范中有所灵活”的说法的。作者的论说使人感到，这部“小书”里又贯穿着一条做好学问的思路，这就是：辩证地开明地处理和解决问题，避免思想的死板僵化。
3
融会贯通的学养。
在《中国古代的字书（上）》中，作者评介《尔雅》和《方言》；在《中国古代的字书（下）》中，作者评介《说文解字》、《玉篇》和《广韵》。只要具有高小文化水平的读者，读完这两篇评介，都能获得鲜明的认识：《尔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解释字义的字典，是传统训诂学研究最早的重要典籍，并且是世界辞书史上最早的一部字典。《方言》不但是我国第一部方言字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虽然只有一万字左右，却能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许多重要的资料，对后人探讨汉代方言与通语的异同、了解古音和古义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说文解字》是文字学方面的开山之作，与《尔雅》、《方言》都具有“世界之最”的美誉；《玉篇》的出现，使我国古代的字书在注音和释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突破；《广韵》是中国现存最为完整的一部韵书，虽是音韵词典，因其保存了大量古代的词语，可说既是古代韵书，也是古代词书。作者的述说使人感到，五部跟我们距离遥远的古代字书，一下子变得影像清晰了起来。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作者的有关学识已经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进入了“自由王国”。我们可以由此得到启示：读书不能不求甚解。
4
虚怀若谷的风范。
在《杂议香港的社区词——兼评〈香港的社区词词典〉》中，作者写道：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是一种紧扣现代社会脉搏、与现代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语言现象。它突破了长期形成的汉语词汇结构的格局，给汉语词汇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社区词的出现是词汇紧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具体体现。这些植根于社区居民，反映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词语，显然跟一般植根于方言地区，反映地域性特征的方言词语是不能完全等同的。最先提出“社区词”概念并加以理论阐述的是香港学者田小琳教授。她在1991年就正式提出“社区词”的概念，连接写了多篇论文。她潜心编纂《香港社区词词典》，经过多年努力，在国庆60周年前夕由商务印书馆（北京）出版问世。应该感谢田教授，她为香港粤语词汇的研究和应用做了一件有突破性意义的好事。作者的这些描述，让人好像看到了一幅水墨画，画面上既描绘了情景风貌，又凸现了核心人物。这表明，作者对别的学者在学术上的新发现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对别的专家能够提出推动学科发展的新概念而由衷地生发了敬意。这是一种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
5
通俗活泼的文笔。
在《简体字和繁体字》中，作者写道：一个初进小学的儿童，打开课本第一课是“開學了”这三个字，该有多少笔画？现在改为“开学了”，又该省去多少笔画？孰难孰易，不是很明显吗？在《少当语言警察 多做语言导游》中，作者写道：千万不能令人感到语言规范必然会束缚语言运用的多彩多姿，引发语言使用者对语言规范产生抵触情绪。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有感而言：“少当语言警察，多做语言导游。”在《“约定俗成”解》中，作者写道：“约定俗成”威力巨大，它制约着众多的语言现象，这些“约”从何而来？这些“俗”又如何产生？这就得从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历史背景、地方风土习俗、民族心理状态等语言以外的因素去揣摩了。在《琐议网络语言》中，作者写道：语言始终是交际工具，网上交流的特点是迅速、快捷而又生动活泼，在网上交际的人群以年轻人为主体，他们在网上相互交际时所用的话，只要彼此能够听得懂，没有隔阂就行了。如果能够加上一点调侃的味道，网上聊起来就会越发来神、越发有趣，既长知识又能娱乐，让生活丰富多彩，何乐而不为呢？作者通俗而活泼的文笔，把深奥的道理化成了浅近易懂的话语，能吸引读者津津有味地往下看，从而接受其论断。
邢福义教授 图片来源于网络
诚然，这样的“小书”，可以让读者受到多方面的启迪。
令人高兴的是，“大家小书”的理念和思路，“大家小书”的优良传统的弘扬，近来已经一再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中华读书报》 2008年5月28日，曾以“大学者写小书 大道理通俗化”为正标题，对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理论新视野丛书》在上海首发作了报道；《 光明日报 》 2010年10月21日，再次以“大学者写小书 大道理通俗化”为正标题，对教育部就此命题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经验交流会作了报道。看来，此项举措有可能蔚然成风，热浪迭现。至于各个出版社的具体作法，比方如何组织队伍，如何圈定丛书的范围，如何写作，可能会有所不同。这需要探索。探索的结果，可能百花齐放，各具特色。前几年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大家小书”由北京出版社陆续出版，全套四辑，每辑十本，涉及文学、历史、佛教、语言文字等等方面。暨南大学委托伯慧兄主编的丛书，圈定在语言文字的范围之内，具有明显的专题性。我相信，不管怎么做，都必定会大大推进各门学科的良性发展，有利于社会的昌明，有利于后代智力的开拓。
“莫教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这是伯慧兄最爱写的一副对子，反映了他极重友情的特点。我和伯慧兄相识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期，至今已有50多年，是名副其实的老友知交。1999年，在他执教45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一位可以不设防的朋友》的文章。一转眼，12个年头又过去了，伯慧兄年已80。在热烈庆祝他的80华诞之际，我想还是用那篇回忆性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作为这篇札记性文章的结尾：
我在长江之边桂子山之上，遥祝他永远那么英姿勃发，那么“潇洒没商量”！
2011年1月9日
(原载《田野春秋》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版)
本期编辑 ：曾雪
审读人员 ：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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