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成功的地方整体史：《温州通史·汉唐五代卷》

一部成功的地方整体史——《温州通史·汉唐五代卷》

  潘晟

鲁西奇教授主持的《温州通史·汉唐五代卷》已经由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正式出版，全书前冠领导4篇序言共4页，编纂说明2页，导论25页，目录2页，正文加参考文献419页，另加8页彩色图版，布面精装，土黄色护封，庄重厚实，入手温润，锁线订，做工精良。

一、《温州通史·汉唐五代卷》呈现了作为整体的温州地方社会

作为汉唐五代分卷，在吸收《温州通史》总体撰写体例与要求的基础上，结合该历史时期温州地域社会发展特点的基础上，该卷分“地理环境、交通格局及其变化”、“政区变动、政治控制方式的变化与地方政治势力的升降”、“经济的初步发展及其空间分布”、“人群、聚落、乡里与地域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发展、成就及其特点”五章，向我们揭示了温州作为海滨一隅之地区，如何逐渐被纳入到中国的王朝整体之中；另一方面，温州作为一个整体的地方，在不同时期又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

作者们通过政治势力的演替所造成的不同形式的政治区域的变化，以及乡里组织形式与基层社会权力群体的演替，描述了汉唐五代时期温州在错综复杂的中央王权、地方势力、基层社会互动中逐渐纳入王朝整体之中。

另一方面，作者们则通过描绘各时期有血有肉的人群的数量、日常生活与生产方式，居住环境，以及他们所讲的语言，撰写的各种文字，以及表达的思想情感勾勒了一个作为整体的温州地方。

作为读者，从书中可以得到温州作为一个地方，它是如何一步一步从海滨之地在汉唐五代时期逐渐成为王朝之一区，不同时代生活在这个地方的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要面对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他们日常做什么工作，住哪里，吃什么，说什么样的话，写了什么文章，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玄思与实想。这是一个有人影的栩栩如生的汉唐五代时期的温州社会。

二、《温州通史·汉唐五代卷》写作上的几个优点

该分卷之所以较好地实现了地方整体史的写作效果，与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一）考订与文采齐飞

考订细致。如第二章第四节涉及静海军节度使设置与演变时，从《旧五代史》所载后晋天福四年（939）五月辛亥“置静海军于温州，从钱元瓘之请”，与《太平寰宇记》“温州”下所记“乾元元年复为温州，晋天福四年升为静海军，从钱元瓘之奏请”两条材料的纤微差异展开讨论。在孙怡让《唐静海军考》的基础上，仔细梳理《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陈傅良先生文集》《新刊权载之文集》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指出静海军有军史与节度使之分，乾元元年（758）置静海军，大历二年（767）年废，至迟贞元三年（787）于温州恢复静海军军额，但是该军额在元和六年（811）前已经从温州转移到福州，至元和六年废福州静海军后，又将其称号加于安南都护府上，静海军使额在空间上沿海向南的移动，是唐王朝加强对寇贼频发之地军事控制做出的因势之变。而至咸通七年（866）升安南都护为静海军节度使，至于唐末静海军节度使这一军号稳定在安南都护府。另一方面，至迟中和元年（881）温州静海军使额又恢复设置，与安南都护府的静海军节度使并行而存，至后晋天福四年（939）升温州静海军节度使，这是钱元球、钱元珦兄弟死后，吴越国内部政局调整，为加强温、处的控制而做出的举措。（第67-72页）在短短数页纸之内，将文献所载互有出入之静海军问题，从军使、节度使的制度之变，到其空间移动背后的王朝政治与区域势力演变，一一条分缕析，疑者从疑，实者以确，对史事的考订之细致可见其一斑。

文采淡雅。史学论著能做到考订精详者不在少数，但是同时能兼有文采者甚为罕见，该书则两者兼顾。如第一章第二节论古代温州之交通，引谢灵运《初去郡》诗，“理棹遄还期，遵渚骛修坰。遡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在解析诗句时，写到：“快速地摇动船桨，以尽快地回到家乡；沿着洲渚，疾速地驶过漫长的路程，很快就远离了永嘉城。溯着溪流而上，来到船行的尽头；不能再乘船上，上得岸来，开始走上山路。一路上，山野空旷，沙岸澄净；蓝天阔远，秋月当空；或在石上小憩，或引手挹一捧飞泻的泉水；有时候折一根树枝，有时摘几朵野花。”在文字与意境上都与原诗相得益彰。（第42页）

全书非成于一手，但都注重文辞，平淡中透着雅致，考订之余不失文采。

（二）史料与理论并举

在考订与文采之外，全书史料运用之娴熟与理论方法之细润更为可观。

史料运用之娴熟。史学研究与撰著，最为基础的要求即为娴熟地利用各种史料，该书在这方面显得驾轻就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史料。由于汉唐之间温州的传世文献记载并不丰富，因此该书充分地挖掘了传统的金石文献与考古资料。如按时代顺序编制了将近43页的《温州所出六朝隋唐五代瓷器资料》表（第154-197页），通过该表以讨论温州在中古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又如充分利用温州地区出土的墓砖铭文，以讨论温州基层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人群、聚落与乡里组织下的地域社会。

第二，对传世文献的利用准确地把握住了文献生成的过程性。如第二章第一节引《隋书·高祖纪》所记改括州为处州事时，有“永嘉沈孝澈”“余杭杨宝英”“交趾李春”等称，指出开皇十年时尚未有永嘉郡、余杭郡与交趾郡之说，此处所记当是以隋大业初年所置郡名为依据。因对《隋书》记载方式的认知而较好地理解了其所引史料与事件的关系，对于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可靠的分析。

第三，以诗证史是该书史料运用上非常鲜明的特点。在中古时代的史籍中关于温州的记载并不丰富，因此讨论汉唐至于五代之间，该地区的特点时，收集到可资利用的史料尤为重要。该书为弥补史籍记载之不足，非常充分地利用了历代诗歌来讨论温州地方社会的不同方面。

除开第五章第一节《永嘉山水的描画》本就讨论文学不论，其他各章节利用诗歌展开论述同样常见。如引用谢灵运的诗《舟向仙岩寻三皇井仙迹》《游赤石进帆海》以复原永嘉郡城出南郭门之后的地理环境（第24、25页），而论述“瓯江入海口北岸与乐清湾的海岸线及其变动”时，即以历代诗歌为主线展开分析与考订。（第28-34页）

理论方法之细润。好的史学论著除了娴熟地运用各种史料，寻绎历史事实，还常常将理论方法不着痕迹地融入撰著的过程之中，为学术共同体提供可资参考的研究范式。在理论方法上，本书有两类可供学界参考。一类是某些具体的方法，如关于如何利用“历史文献记载讨论海岸线之所在”，作者指出“需抓住较为稳定的海岸控制点，即海边的山丘，分析海边山丘与海岸之间的关系，以推测海岸线的位置及其变化。”具体而言，根据历史文献所记海岸山丘及其周围景观与环境的描述，结合实地考察，考定文献所记山丘位置，连成一线，结合地形等高线等，推定某一历史时期海岸线的位置；比较不同时期海岸线，大致厘清变化方向与轨迹。（第21页）这一方法对于历史时期基岩质海岸线的考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另一类方法则是全局性的，比如将历史地理学中最为常用的，建立不同时间节点的连续的历史地理横截面的方法不知不觉中运用到全书之中。又如整体史的写作视角，一方面从王朝视野入手，地处海隅的温州如何在政治上、社会经济上被纳入到王朝政治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温州作为一个地方，各时期其人群如何生产、生活，如何构成组织，成为整体的地域社会。通过复原汉唐五代时期的温州，给出了一个地方整体史的成功案例。

三 书中有些地方可以写得更精致些

当然，作为一部作品也还有一些瑕疵，比如推求汉唐五代之间海岸线变迁与滨海地域环境时，没有结合自然科学的方法采集土壤样品，将土壤分析复原的历史时期海岸线与环境组分与点滴零散的文献记载互相印证，以提高研究的精度。

读者诸君若是肯化功夫，自然还可以从中找到新的值得讨论的瑕疵，但是在此过程中你一定会被它所复原的汉唐五代时期的温州地方整体史所吸引，而产生起写作新的地方整体史的冲动。

PS：原文缩减版发表在2021年8月12日《浙江日报》第16版上，缩写的比较好。因为核心内容已经见报，全文无法另行再刊，甚感遗憾，故在公众号上推出。写得不好，请多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