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花瓶名媛，她用才华征服西方，写下一生的传奇

有这样一位女性，我们可以有很多种标签来认识她：

她出身不凡，

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生

母亲出身比利时贵族家庭。

本来，她可以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名媛，

却选择在抗战时期回到中国，

先是行医，后来又弃医从文。

由她作品改编的电影，

获得三项奥斯卡大奖。

她还是毛泽东、周恩来传记的作者，

她说，周恩来改变了她的一生……

她，是就是华裔作家韩素音。

即使撇开上面那些标签，

将她简简单单地视为一名作家，

她那些融合中国历史

与私人叙事的自传体作品，

今天看来依然堪称杰作。

令人不得不感叹，传奇永远是传奇。

韩素音，本名周光瑚，而“韩素音”只是“汉属英”的音译。

1917年9月12日，韩素音出生于河南信阳。父亲周映彤是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生，母亲玛格丽特则出身于比利时贵族家庭。

韩素音的母亲玛格丽特

当年，玛格丽特为了爱情，不顾家人的反对，与周映彤私奔来到中国。这个天真的欧洲女孩，本以为自己来到了浪漫的东方古国。但真正到了中国，她的梦想便被现实击碎。玛格丽特每天都说要离开，但无奈的是，战争将她困在这里。

韩素音一家，左一是韩素音。

在这样的家庭出生，韩素音和她的兄妹从小就面临着血缘和文化的双重矛盾：他们在家讲中文，出门学英语；吃欧式早餐、中式午餐、混合式晚餐；上午穿着中式服装、带着毛笔和铜墨盒上中国学校，下午又去法国修道院学校……后来，玛格丽特干脆不让孩子们学中文，可韩素音偏偏爱学，还说自己将来要做个医生。

1935年，韩素音提出想去欧洲留学，但玛格丽特怕女儿万一学习成绩不好，拿不到奖学金，家里就无力支付，所以迟迟没有同意。韩素音急了，撂下狠话说：“拿不到奖学金我就去天津做妓女！”这年秋天，她如愿踏上了去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旅程。

在比利时的两年，她过得很顺利，母亲那边的贵族家庭接受了她，她也有了一个未婚夫。然而“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传来后，一切都改变了。

听说祖国被侵略的消息，韩素音惊诧又悲愤。像那个时代许多海外爱国青年一样，她毅然放弃了美好的前途，决定回国。她写道：“中国，中国是我的骨肉，我的灵魂，我的气息，我的生命！”

在从马赛开往香港的海轮上，她邂逅了第一任丈夫唐保黄，国民党高级将领唐生智的侄子。两人在旅途中一见如故，唐保黄跟她大谈抗战，表示不惜为拯救祖国而捐躯。他的男儿气概深深吸引了韩素音，两人到达武汉后，很快结为夫妇。

韩素音与丈夫唐保黄及友人

这段婚姻刚开始时充满甜蜜。武汉大撤退的时候，唐保黄不顾危险，只身返程去接她，“我一想到这些，眼泪就夺眶而出，没有人比他待我更好了”。

但是两人的背景、身份、价值观都有着太大的差异。唐保黄在婚姻问题上思想很保守，总是想给妻子灌输“贤妻良母”的观念，反对她外出当医生，更不愿对外承认她混血的身份。因为在他那些军官同事的眼中，他的妻子不过是个笑柄。更有甚者，这些争执中，还夹杂着殴打、谩骂。

自我意识强烈的韩素音拒绝接受丈夫的“改造”。在长期的精神拉锯战中，两人的感情消磨殆尽，韩素音更是近乎崩溃。

为了寻求精神寄托，1940年韩素音在重庆收养了一名女婴，取名蓉梅，空闲时还写写日记和回忆录。1942年，韩素音的英文处女作《目的地重庆》在美国出版。当时珍珠港事件刚过去不久，美国民众对二战的关注度空前高涨，这本书恰逢其时，一时卖到脱销。

但没想到的是，这本书的成功更加触怒了唐保黄，他认为女性不该如此抛头露面。

1944年，唐保黄赴英国当外交官，韩素音随夫前往伦敦。在那里，她摆脱了丈夫的控制，到英国皇家医学院继续求学。一年后，唐保黄回国，韩素音则留在英国继续学业。1947年，她收到了唐保黄死于东北战场的消息。

1948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韩素音带着女儿回到香港，在玛丽医院做住院医生。一次宴会上，她邂逅了英国记者伊恩·莫里森。还没从上一段婚姻阴影中恢复过来的韩素音，对这份感情谨慎而旁观。

“我们不常见面，可是伊恩给我写信，不断给我写信，每天一封，甚至每天两封，即使我们在同一个城市时也给我写信。我变得心神不定，想不到有这样的情况，不希望这种干扰、这种令人害怕的潜在的麻烦，以及柔情。”

但问题在于，伊恩当时有妻子，而且妻子并不打算与他离婚。因此从始至终，韩素音的态度都十分克制、冷静，但伊恩给她的回答直截了当：“可是我要同你结婚。”

然而好景不长，3个月之后的朝鲜战争带走了伊恩。韩素音还记得，在机场，伊恩转身冲我一笑，是“爽朗、有点羞怯又令人伤心的微笑”。然而，他再也没有回来。

在她的自传《吾门双宅》中冷静而深情地记述了得知噩耗后的情况：

随后伊恩从朝鲜寄出的信开始到达，一封接一封。虽然我知道他已经去世了，这种延期的、他还活着的假象使他的死变得虚幻了。我手里拿着他的笔迹，他写的字，他怎么可能死了呢？信一封接一封到来，一直延续了三个星期，从信上的日期，我知道那是最后一封。最后一封信到后，知道不再有他的信了，于是坐到打字机前，卷上一张纸，开始写我的《瑰宝》。

而她当时正在写的《瑰宝》，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有出版商这样形容《瑰宝》的畅销程度：“在英国公交车上，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胳膊下夹着这本书。”

1955年，由它改编的电影《生死恋》获得了第28届奥斯卡最佳歌曲、配乐和服装设计3项大奖。这部作品也奠定了韩素音在欧美文坛的地位。

因为《瑰宝》的成功，韩素音意识到了自己笔下的力量。她谨慎地拒绝了台湾方面伸来的橄榄枝，但为了女儿和护照，她决定嫁给英国出版商人康柏，改名伊丽莎白·康柏。随后两人到马来西亚继续行医，还曾在南洋大学兼职讲授过现代亚洲文学。后来，两人离了婚。

1956年1月，韩素音接受印度总督的邀请，去新德里度假。在印方提供的参观项目中，有一项是参观公路风光，向导是个皮肤黝黑、外形魁梧的印度人。接触中，韩素音发现，他聪明和蔼，并且热爱着中国。于是，她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陆文星。

在前往孟买的时候，韩素音获准回国访问探亲的好消息，陆文星便为她准备行囊，并且深情地说：“请去吧，20年不见我也会等您的。”后来，他成了韩素音的第三任丈夫。

回国后的韩素音在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个小时的会见，让韩素音成了周恩来的铁杆粉丝。“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见让韩素音意识到，西方对中国的描画，与她所了解到的相差甚远，“我感到自己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情况，告诉给全世界。”1964年，她辞去医职，专心写作融合着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与私人叙事的自传。

她的确做到了。在西方，韩素音自传已成为认识中国的经典读本。著名哲学家罗素说：“我花一小时读韩素音的作品所获得的对中国的认识，比我在那个国家住上一年还要多。”

韩素音一生与新中国领导人交往密切。1972年，她为毛泽东立传。在这本《赤潮：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她记述了毛泽东从出生到1952年的历史。

不过，韩素音最崇拜的还是周恩来，甚至曾说：“如果周恩来要我去死，我也会去死的。”周恩来逝世后，韩素音为他写了传记《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动笔前，她反复告诫自己要控制私人情感，但这份崇敬之情还是在全书中流露无遗。

晚年的韩素音，一直保持每年来中国一两次的频率，直到1997年后，因健康原因不能远行，她才没能再回国，但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情况。

韩素音对自己的评价是：“作为一个中西合璧的混血儿，多年来一直介乎于两种文化之间。一方面，我始终为自己身上流有中国人的血液而感到骄傲；同时也认为，文化交融是重要的，不同的文化成就了今天的我。”

正像她多年前预言的那样，她的一生“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跑：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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