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 | 沈骑：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范式变迁与基本任务

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范式变迁与基本任务 

沈骑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沈骑教授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同济大学语言规划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曙光学者”，国际青年应用语言学者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长三角语言治理研究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语言政策与规划、教育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研究，兼任国际SSCI期刊Language Policy (Q1)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Q1)及《当代外语研究》《语言战略研究》等CSSCI期刊编委，主编SSCI期刊中国专刊2期，在国内外SSCI，A&HCI及CSSCI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120余篇，在科睿唯安WOS“社会科学”领域发表ESI高被引论文1篇（前1%），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转载。

摘要

摘    要：

全球语言治理是当前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亟待拓展的新研究领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参与全球语言治理的需求日益迫切。本文厘定全球语言治理的基本概念，阐述当下开展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重要意义，从历时角度梳理全球语言治理的研究范式变迁与历史演进，提出开展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三项基本任务。

关键词：

全球语言治理;语言治理;研究范式;治理体系;语言规划; 

文献来源：沈骑.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范式变迁与基本任务[J].语言文字应用,2021(3):30-40.

01

引言

语言文字治理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李宇明，2020)。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任务艰巨而迫切，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愈益凸显。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日趋频繁的人际流动与社会转型发展加速了社会语言变迁，全球语言生活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化，全球语言问题日益突出，形形色色的语言矛盾所带来的一些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将会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语言学界应当深刻思考全球语言治理问题，推动全球语言治理研究。一方面，全球语言治理是全球治理的要素之一，也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应当成为中国语言学研究对接国家现实需求和发展战略的现实命题。另一方面，全球语言治理问题是全球化发展进程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国外对全球语言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与学科体系。中国语言治理实践经验丰富，成就斐然，但对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的思考与探索并不充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下，全球语言治理研究是当前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亟待系统深入的重要领域。

本文首先厘定全球语言治理的基本概念，阐述当下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重要意义，再从历时角度梳理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范式变迁与历史演进，进而提出中国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基本任务。

02

全球语言治理的基本概念

在人类语言演化与发展过程中，语言规划作为一种人工调节或人为干预活动，对语言的结构、功能与习得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现代意义上的语言规划是社会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语言规划活动早已有之，但从语言规划作为学科的发展历史看，语言规划主要呈现出从聚焦国家内部向世界语言生活拓展，从宏观整体转向微观领域，从规划走向多元治理的演进规律。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规划主要致力于解决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语言沟通问题，其功能主要是协调和解决民族国家内部的语言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世界范围内的语言问题更为复杂多样，不同的语言在不同层次(如本地、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不同领域(如教育领域、学术领域或是经济领域)的竞争与矛盾层出不穷。这些竞争与矛盾往往涉及不同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国家、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公司团体)，各行为主体之间互动关系更是复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语言规划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扩展，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开展面向国内社会的语言规划活动的同时，由于网络、资本、贸易、技术以及人口流动带来的跨国性活动，也对传统的语言规划研究的范畴、向度与范式提出严峻挑战。在范畴领域，以世界语言生活为主体的全球性语言问题成为语言规划国际化的新趋势(赵守辉、张东波，2012);在向度层面，在以国家为主体自上而下对语言生活的干预活动中，开始考虑不同行为主体自下而上的互动活动，即从传统的语言规划转向多元互动的语言治理;在规划范式上，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之下，语言治理的研究取向、研究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等都会有一定的转向和发展。

语言规划研究主要指涉主权国家对本国语言的规划活动，规划路向以自上而下为主，构成了“垂直型”语言规划层级(Walsh,2012;Cooper,1989)。语言治理的范畴、内涵、方式则更为多元。李宇明(2020)指出，语言治理是对语言生活的治理，具有现实双向治理的路向。赵世举(2020)认为，新时代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应从以监管为理念的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型。张日培(2017)认为，“语言治理”的特征是多数人主动参与，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良性互动。全球语言治理需要多方合作和努力，通过协商合作解决不同的语言问题(Walsh,2012)。综合现有国内外专家的观点，我们认为语言文字治理是指政府与社会为了共同价值，多方互动、参与和合作，共同推动语言文字的演化和发展来实现社会有序发展的努力与追求(沈骑、康铭浩，2020)，其核心要义是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多元参与互动，上下协调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语言资源的发展，构建一种“水平型”发展的语言规划新模式。

全球语言治理是指语言治理主体为应对或解决世界范围内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语言问题，多方协同努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努力与追求。全球语言治理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公平、公正、合理并有效的全球语言交流系统，它是协调当今世界语言关系日趋多层、多维和多元化的必要途径之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3

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意义

全球语言治理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语境差异的现实背景下，人类社会语言问题需要协商共治的时代命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语言治理既是全球治理的任务与目标之一，也是实现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

(一)全球语言治理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一般而言，人们倾向于认为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结构及其演化规律的一个学科，这也就是本体意义上的语言学研究。但这一认识并不全面。陆俭明(2021)指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应用，语言应用研究应成为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核心任务。”语言学研究与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相伴而生。从发生学视角看，语言学这一人类古老学科从发轫到兴盛，都与现实社会问题紧密相关。语言学研究需要深入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各类语言问题，探究人类语言结构的规则与差异，研究与发现世界不同语言结构与演化的规律。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M.A.K Halliday)认为语言学研究应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政治变迁等问题负有学术责任(Halliday,2001)。他的观点为语言治理研究拓展了社会视野。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接触日趋频繁，语言竞争日益激烈，语言冲突乃至语言安全等问题不断凸显，语言种类骤减，语言濒危与语言生态问题严峻。这些语言问题实际上也是不少当下严重的世界性问题的折射，人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充满了与语言相关的不安全因素和不确定风险(沈骑，2020)。

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了全球合作抗疫，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必要性。一方面，语言是人类社会的公共产品，是全球信息沟通与知识传播的根本途径。然而，长期以来，英语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国际传播中“一家独大”，由此带来的语言霸权和信息鸿沟问题给全球疫情防控带来了不可低估的隐患与危机。因此，合理妥善解决语言的沟通与交流问题将是全球语言治理的一个基本任务(沈骑，2021)。另一方面，语言与社会公平正义密切相关。正如澳洲学者英戈尔德·皮勒教授所言，在一些标榜“民主社会”的国家中，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在此次疫情中个人与族群的语言权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弱势语言生态问题日益突出(Piller et al.,2020)。可见，世界语言生活中折射出的社会问题也将是全球语言治理及其研究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此外，语言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具有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价值，除去工具功能之外，语言的文化功能与价值亟待确立(李宇明、王春辉，2019)。而语言文化的资源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应用，语言生态治理迫在眉睫(Shen,2020)。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语言治理致力于如何构建世界语言和谐共存的语言生态系统，这将是当下语言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全球语言治理研究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研究领域

在全球治理格局之中，语言在国际政治与公共事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调整，语言不仅关涉全球治理中的沟通与交流，更是世界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与手段。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共同体发展进程中，人们共同行动所依赖的认同、共识和默契，都需要以语言为基础。人类共同体的演化经历了从家园共同体到族阈共同体，再到合作共同体的三个阶段(张康之、张乾友，2012)。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人们在思想沟通、文化交流、信息传递与知识传播中的一系列语言障碍，都迫切需要克服和解决。因此，全球语言治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是当前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

当前，全球治理面对的问题、矛盾和挑战不断。全球治理的内在机制分为规范治理、技术治理和机构治理三个维度(Clarke&Edwards,2004)。这三个维度关系到一个国家参与全球语言治理的三个具体层次，即全球治理视域下的话语规则、语言使用及语言沟通。在全球治理语境下，从国际组织到专业机构，从地区性组织到民族国家，从跨国公司到国际学术共同体，都面临话语规则、语言使用及语言沟通等语言治理问题。近一百多年来，除了民族国家之外，各类国际和地区组织与机构，工商、经贸、科技等产业界和国际学术交流领域都致力于全球语言治理的实践探索，以超越地理疆域限制，拓宽沟通与交流的渠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要通过语言治理提升应对全球治理三个层次的治理水平。可以预见的是，全球语言治理研究将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三)全球语言治理研究是语言生活研究的全新课题

全球语言治理是新时代中国语言生活研究需要重视的新课题。近十年来，中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备受关注，语言生活研究日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派”(赵世举，2015;Spolsky,2019)。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参与全球语言治理是其中的重要议题。国内学者对全球语言治理研究起步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世界语研究，相关研究主要以世界语在中国传播历史梳理为主(Wang&Liu,2017)，但这类研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从国际比较视角关注世界语言生活问题，对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家的语言冲突、濒危语言、语言立法、语言教育等热点问题开展比较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周庆生等(2003)、戴曼纯等(2012)以及王克非等(2012)专家学者的著述。近年来全球语言治理研究逐步受到重视，李宇明(2018a)认为语言在全球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与价值，同时他也指出中国语言学研究需要研究世界，需要关注全球语言生活问题。中国语言规划的理念、经验与做法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Shen&Gao,2019;Hornberger,2020)，系统开展全球语言治理的专题研究，有助于提升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学术话语权。

从已有研究情况来看，全球语言治理与世界语言生活研究有一定关联性，但并不完全一致。首先，在研究对象上，世界语言生活研究以区域国别为主，研究对象较为广泛，并不完全聚焦全球语言治理问题。其次，在研究目标上，世界语言生活研究注重描述与介绍国外语言生活状况，全球语言治理研究则秉持国际视野，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景目标。最后，在研究方法上，世界语言生活研究以国际比较研究为主，运用基于多语种文献研究的描述性研究方法，全球语言治理研究则是以问题为导向，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强调基于丰富充盈的动态数据的实证研究路径。因此，全球语言治理在研究对象、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上，均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与发展前景。

04

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范式变迁

基于库恩科学哲学对范式的概念界定，以及语言规划的范式理论(Hult&Hornberger,2016)，我们认为范式是当前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一个关键议题。范式是指某一领域学术研究中具有统摄性意义的认知价值体系，是融通学科知识、研究方法和应用途径于一体的理论体系与框架。尽管研究范式本身是相对固定和静止的研究体系，但不同范式在自身形成过程中，由于研究问题与情境的变化，还是会呈现出在同一价值取向上的变化。从历时维度看，全球语言治理研究主要经历了语言问题、语言权利和语言资源的三种范式变迁，而每一次研究范式从形成到发展，都经历了动态的历史变化。

(一)从计划语言到语言规划的问题范式

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问题范式，是从现实生活中的不同语言使用者的沟通与交流障碍着手，以语言问题为导向，致力于通过人为的语言规划，努力解决现实语言问题。这样的范式直接催生了语言规划的学科发展。语言学界对全球性语言问题的科学研究始于19世纪，当时研究重点是对人类计划语言方案(language plan)的探索，关注点在于对国际共通语设计方案的研制，如叶斯柏森和萨丕尔等人都曾进行过共通语的探索，相继提出了近1000种计划语言方案。其中以波兰医生柴门霍夫提出的世界语方案(Esperanto)最具有代表性。近五十年来，以世界语学会、国际辅助语协会为代表的学术组织一直致力于国际计划语言的研究，学会组织、学术刊物与著作一应齐全。近两百年来的计划语言方案的研究，对于语言规划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国际组织很早就开始关注计划语言与共通语的研制工作。20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就对国际计划语言规划问题进行过专题讨论。联合国成立之后，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开始成为国际语言规划的主体，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语言地位规划、语言习得规划和语言技术规划等领域(Tonkin&Reagan,2003)，对现实世界的语言问题更为关注。1969年，世界语者为主体的“世界语言问题研究与文献中心”创办期刊《世界的语言问题》，刊物以刊载世界语研究成果为主。之后刊物进一步聚焦世界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研究，更改刊名为《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成为一本专业的语言规划学术期刊，致力于从语言规划视角探求国际通用语的研究，推动国际宏观语言学研究发展。

从计划语言到语言规划的问题范式变迁，体现了全球语言治理研究面对复杂多元的世界语言格局，以构建理想的全球语言交流系统作为学术追求，寻求语言共通之道的努力。

(二)从语言政策到语言选择的权利范式

全球语言治理的权利范式，是从语言社会学视角，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认为世界范围内的语言问题是社会转型与发展中的结构性要素。语言政策就是这一社会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权利范式聚焦由政策所引发的一些语言社会问题。这一研究范式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后半叶，西方一些多语多民族国家社会问题突出，其中就有因为语言政策引发的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如美国少数族裔人群遭遇到的语言歧视问题，由此激发以维护语言权利为诉求的社会矛盾，而权利范式的研究正是对此进行批判反思。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结束，语言问题往往与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交织在一起，区域与地区性语言冲突日益突出，全球语言治理问题凸显，不同族群的语言选择问题成为全球语言治理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一是冷战后新兴国家和政体的语言选择问题，如中东欧等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问题备受关注;二是全球人口流动带来的国家组织与地区组织等机构的语言选择问题，如欧盟的语言机制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关系尤为明显(Ammon,2006)。在民族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语言选择其实就是一种语言决策，体现了官方意志。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语言规划形式至今依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全球语言治理领域视角来看，单一国家的语言政策，一方面对世界范围普遍的语言问题影响有限，另一方面还需要协调与不同微观领域的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德国语言学家哈尔曼就曾提出语言规划应当注意到不同层次，即不仅要关注宏观国家和政府层面的规划活动，还要注意到不同机构、社团和个体层面的语言规划(Haarmann,1990)。他所提出的注重个体能动性和互动性的规划范式，就是一种注重多元互动参与语言选择的语言治理权利范式。全球语言治理研究主张从单一语言政策主导向兼顾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语言选择范式转变。

概言之，语言选择范式的出现，表明在全球语言治理格局中，以机构和社团为代表、自下而上的微观语言规划研究渐受重视。在学术领域，分别出现了以区域与国别语言政策与规划为学术旨趣的《语言规划中的现实问题》(1998)和以后现代微观层面语言规划为特色的《语言政策》(2002)两本学术刊物，成为权利范式研究的学术阵地。在研究方法上，历史—结构主义与批判主义研究是其主流(Tollefson,1991;Phillipson,1992)。

需要指出的是，语言权利范式虽然考虑到不同语言所处的社区，以及相关的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的差异性，为语言治理提供了自下而上的微观视角，但是这一范式由于过度关注并宣扬语言的差异性，致使语言治理不得不在不同语言现实差异的格局中，把中心语言与边缘语言同时纳入同一个模式中，构成形式上的统一性。这种中心———边缘的语言治理范式，无法触及和解决实质性的语言差异问题，同时也会造成语言治理决策的困境。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族阈共同体成为全球共同体的单元，在这种放大了的族阈共同体中，民族差异性实则在文化、语言和文明体现明显，处理不当，会直接产生碰撞(张康之、张乾友，2012)。至此，谋求多语社会的全球语言治理方案，已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从语言保护到语言生态的资源范式

全球语言治理的资源范式，基于哈佛大学语言学家豪根所提出的语言生态学观点而形成(Haugen,1972)，资源范式关注全球语言生态资源。语言生态学对于全球语言治理的理论启示在于，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语言资源如同生物物种一样，面临着消失与衰亡的困境，对人类文明可持续性发展构成了一定影响。

自20世纪末以来，在生态学影响下，珍惜与保护人类语言多语性成为国际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对濒危语言资源的调查、抢救与保护工作也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语言保护工作与全社会的语言生态意识和语言保护觉悟相互促进，对人类语言资源的维护与保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语言沟通与语言权利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自20世纪末以来，语言学界先后出现了关于语言殖民主义(Pennycook,1998)、语言帝国主义(Phillipson,1992)、语言战争(Calvet,2006)和语言正义(Piller,2016)的学术讨论。正如法国语言学家卡尔韦所言，全球语言生态系统的问题，在客观上受到语言实际功能差异的制约，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世界语言资源存在结构的不平衡与语言地位不平等所致(Calvet,2006)。面对这一问题，语言学研究者更需要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对世界语言生态现状开展调查和分析，共同致力于构建公平的语言生态系统，为推动共享共商共治的全球语言治理新方案贡献自己的智慧。

近四十年来，以鲁伊兹为代表的语言学家提出的语言资源规划取向(Ruiz,1984、2010)在国际上获得广泛关注。语言资源范式重视社会多语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把人类语言视为全社会，乃至全人类共同的珍贵资源(Hult&Hornberger,2016)。资源范式对治理主体、治理领域与治理类型都呈现出多样化需求。在治理主体上，资源范式坚持国家作为语言治理的重要主体，同时关注超国家层面的语言治理问题;在治理领域上，资源范式不仅认同语言的工具价值，同时还主张强化语言资源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的价值与作用;在治理类型上，资源范式在传统语言规划类型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语言资源在治理类型上的空间。

在全球语言治理视域下，中外共同关注的语言治理资源范式注重多元化、差异性与生态化的治理体系构建，强调充分尊重语言资源，倡导语言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的治理共识，维护国家和社会的语言资源整体安全，提高语言资源意识。例如，我国语言学界通过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跨境语言展开调查，提出层级化、差别化的语言治理方案，为保护语言资源、促进区域语言治理、维护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建言献策(张四红、刘一凡，2021)。又如，近年来国家语委积极开展中外语言文字交流活动，先后开展了中欧、中法和中俄语言文字工作的交流对话。再如，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语言治理机制的探讨，先后于2014年和2019年举办世界语言大会和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形成《苏州共识》《岳麓宣言》，对全球语言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意味着中国语言资源理念为国际社会所认可，也标志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全球语言治理体系构建的信念。

05

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基本任务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应参与并推动全球语言治理研究。考虑到治理体系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是明确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基本任务。我们拟从治理主体、治理领域与治理类型三个方面讨论。

(一)强化多维治理主体研究

如前文所述，全球语言治理研究要求突破以单一国家为主体的治理范畴，形成以国际组织、地区组织、民族国家、跨国公司、社区团体五位一体的多维主体。一方面，多维治理主体研究对研究资料与数据意识的要求更高。过去研究往往拘泥于对某一国语言政策文件的编译和归纳，但是多维主体研究则对文献资料分析更为重视。另一方面，多维治理主体研究的主体间的互动性研究尤为重要。以国际通用语的演化历程来看，不同国际通用语地位的确立，并不是单一主体行为可以奏效，而是需要通过多种层面与多样因素合力互动而成(王亚蓝、刘海涛，2021)。这种互动性体现出全球语言治理的主体多样性特征，值得深究。

多维主体共同参与全球语言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兼顾世界语言使用的效率与公平，确保人类语言资源和谐发展共生。正是基于这一目标，多维主体语言治理研究聚焦保护与应对人类语言多样性问题。首先，国际组织语言治理是全球语言治理的重要主体，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点。例如: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对全球语言治理的价值定位起到关键性作用(Mc Entee-Atalianis&Vessey,2020);又如，2001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就曾发布《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确立了国际社会解决语言多样性问题的框架(沈骑，2009)。其次，近年来，区域和地区组织语言治理活动也引起学界关注。例如，英国脱欧后，欧盟语言治理问题备受关注(陈宇、沈骑，2019)。最后，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如谷歌、华为等企业)都纷纷自发开展企业语言治理，或致力于在国际化战略中考虑语言文化因素，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正逐步成为参与全球语言治理的主体之一(Tonkin&Reagan,2003)。

目前国内对上述多维主体的研究刚刚起步，现有研究尚处于描述性阶段，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拓展。一是要聚焦多维主体的语言治理机制与决策过程研究。当前，中国参与全球语言治理，就需要加强对国际组织的语言机制过程的研究，剖析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语言挑战和优势，从而为扩大中文在国际组织影响力提供决策依据(张治国，2021)。二是要加强对多维治理主体隐性语言治理行为的研究。比如，国际通用语研究一直是全球语言治理的关键问题，牵涉到多维主体的隐性语言机制。如果只注重显性文本研究，则无法洞悉国际通用语历史演变背后的隐性机制。针对这一问题的多维主体研究，有助于探索中文由区域通用语向未来国际通用语发展的有效路径。三是要重视对多维主体的互动性与能动性研究，这有助于提升和拓展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理论深度。

(二)拓展多种治理领域研究

全球语言治理的基本领域主要为政治领域的通用语研究和语言教育规划(Tonkin,2015)。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语言在全球治理各领域的作用不容忽视，尤以互联网空间语言治理和国际学术领域语言治理问题具有代表性，呈现出语言竞争的多源超域特征。

在人工智能推动下，互联网空间的语言治理问题日益突出，突破了物理空间的疆域。一方面，语言治理是互联网全球治理的一项基础工程。尽管中国网民数量巨大，但中文在互联网空间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却有待大幅提升。另一方面，语言又是网络空间中国话语传播的有效途径。在抖音、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推动下，中国语言文化在国际传播中有了更大空间，以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为主要形式的多模态话语已经成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一大亮点(Li&Zhu,2019)。

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学术领域的语言治理呼声较高。在国家科技创新投入日益加大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学术领域高水平论文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镇。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学术领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都离不开语言载体。在国际学术领域，客观上存在着语言地位不平等的现实问题，这导致不同语言所承载与传播的知识并未被平等对待与认可，国际学术语言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已经成为重要议题。法国、德国、西班牙、丹麦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学者都对国际学术语言地位与使用问题进行反思(Calvet,2006;Ammon,2001、2007;Hamel,2006;Phillipson,2010;Calaresu,2011)。近年来，我国学者逐步关注英语对于中国学术生态的影响，特别是科学研究国际传播中的语言问题(沈骑、夏天，2013;文秋芳，2018;李宇明，2018b)。可喜的是，近年来一批学者纷纷建言献策，为提升中文作为国际学术语言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观点(李宇明、王春辉，2020)，更有学者提出应着力提高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力争用30年时间使中文成为世界第二通用学术语言的美好愿景(文秋芳，2021)。

(三)增强多样治理类型研究

语言资源范式下的全球语言治理类型日趋多样。传统的语言规划类型主要包括语言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与习得规划三类。全球语言治理在治理类型上有了明显的扩展，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语言治理不仅是对语言文字本身的改造或是语言地位与功能的治理，也涉及语言的社会使用和话语层面的治理活动，从而协调和处理不同语言使用者和语言社区的关系。

首先，跨语际和跨文化语境下的多语资讯传播对语言声誉治理和翻译治理就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语言声誉治理是围绕语言形象开展的治理活动，语言的声誉就是语言的名片，我们应该提升中文在国际上的声誉，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的国际形象与影响力，在国际上改变“中文难学”“方块字难以掌握”的刻板印象，在美学与智力层面将中文打造成为具有良好形象的语言公共产品，有利于国际中文教育的持续良好发展。另一方面，翻译治理是中国参与全球语言治理不可忽视的途径，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话语的有效传播。2021年两会期间，国家翻译学科与翻译人才问题又一次成为热点，凸显出翻译治理研究的紧迫需要。当前中国参与全球语言治理需要开展面向全球多元文化的翻译治理，建立多语种翻译服务平台，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讲好中国故事。

其次，全球语言治理需要加强国家话语治理。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国家话语治理应以话语安全为基础，并通过建立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话语资源库，构建全球话语共同体(沈骑，2019)，从而从话语层面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国话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服务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大局。

再次，语言智能技术助力全球语言治理将是大势所趋。智能领域的语言竞争与语言服务更将是未来全球语言治理的新战场，也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新领域。

06

结语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将不断加快，这对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正如赵世举(2020)所言，中国国际权益的维护与国际责任的担当，都需要国家语言文字事业规划具有国际意识与全球视野，统筹好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以保障国家在海内外的任何语言需求，为疫后世界秩序的重塑，做好语言服务准备。中国参与全球语言治理不仅是新时代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一个战略任务，也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升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治理能力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使命。本文通过梳理全球语言治理的概念内涵，探究全球语言治理研究范式变迁，提出中国全球语言治理研究的三大基本任务，希冀以此推动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全球语言治理研究之中，共同致力于提升中国参与全球语言治理的能力。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知网或《语言文字应用》2021年第3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孙雨

本文审核：沈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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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全球治理

审核：沈　骑

编辑：康铭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