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丨杨波、王天驹：中亚国家语言安全问题探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国博弈视角下的中亚语言竞争与语言规划研究（18BYY058）”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2021年是中亚五国独立30周年。独立以来，中亚国家一贯坚持构建和强化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统一的语言生态被政治精英视为国家凝聚力的体现，各国政府大力调整语言规划，赋予主体民族语言国语地位，扩大主体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重塑国家语言权力地位格局。语言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价值愈发凸显，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进入了更多研究者的视野。中亚地区语言实践表明，语言活力代表国家文化风貌，生存兴亡事关民族文化安危；语言使用标记身份特性，争夺身份权益威胁社会稳定；语言应用保障信息资源流动，语言能力建设维护安全战略利益。

【关键词】中亚 语言安全 语言规划

【作者简介】杨波，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驹，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博士生。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历史上各方势力曾在此展开战略博弈，使其长期处于多种力量作用之下，在安全领域表现出脆弱性、欺骗性、不确定性以及安全威胁外溢性。独立以来，中亚各国积极制定国家战略，应对各领域的安全威胁，对语言问题的关注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主体民族语言本体建设，提高其声望。主体民族语言获得国语地位后，在使用频率、交际功能、声誉影响等方面却远不及俄语，需加强本体建设，改变国语地位和功能角色不匹配的状况。哈、吉、乌、塔四国面向新时代，延续惯例，于2020年分别出台并执行符合本国语言生活实际的语言规划——《哈萨克斯坦共和国2020~2025年落实语言政策的国家规划》《吉尔吉斯共和国2021~2025年发展国语和完善语言政策的国家规划》《2020~2030年发展乌兹别克语和完善语言政策的的国家规划》《塔吉克斯坦共和国2020~2030年发展学习塔吉克语的规划》。此举旨在持续加强国语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使用频率、完善习得和传播体系、加强本体建设、借助信息技术满足现代交际方式的需要、提高国语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威望声誉。

第二，语言彰显全球化语境下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主权。首先，语言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明确指出，“每一位公民都肩负国家未来发展的使命，面对时代的挑战，我们应坚定不移地保护自身独特的文化符号，它们是语言、精神、传统和价值”，“若一个国家丧失了其文化符号，那么这个国家也将处于灭绝的边缘”。其次，语言也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不容损害。《哈萨克斯坦共和国2025年前发展战略规划》强调了在社会意识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护各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信息安全构想》也将各民族语言列为国家信息安全的重点保护对象。

第三，语言是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中亚各国积极促进实现语言融合，将国语打造为维系全国各民族的纽带，以提升社会整体凝聚力。托卡耶夫在谈及未来哈萨克语的社会功能时表示：“哈萨克语作为国语的作用将持续增强，实现真正成为族际交际语的目标指日可待。”《哈萨克斯坦共和国2025年前发展战略规划》明确强调了语言在促进民族统一和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哈萨克斯坦模式享誉世界。个人和国家安全可靠有保障，主要原因在于民族政策奉行平等原则……积极为各民族发展语言，维护传统，保护文化创造条件”。语言问题也可能消解国家凝聚力。《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构想》指出“在建构多民族国家时，不允许因民族、语言、宗教等身份特征歧视他者”，“国家认同弱化将必造成族际关系的紧张”，“如若狭隘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定将损害族际关系，造成族际冲突，我国已遭受过两次惨痛的教训”，“国家应采取严厉措施，遏制因民族和语言差异，煽动民族和地区分裂冲突的行为”。

第四，语言能力事关国运前途。公民语言能力，特别是外语能力的缺失将阻碍国家发展。中亚各国公民外语能力普遍偏低，2020年哈、吉、乌、塔四国公民英孚英语能力指数（EF EPI）分别为412、405、430、381，远低于亚洲各国平均水平492，在全球分别位列第92、96、88、100位。为解决“人力资源质量不佳”“外语掌握水平不高”“国内就业机会受限”的问题，《塔吉克斯坦共和国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明确提出，政府将为国际劳务移民组织短期语言培训；《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要求政府面向青年人普及哈萨克语的同时，还应学习俄语和英语，因为通过俄语可以获取更多知识，拓展视野和交际圈，学习英语则会让每个公民获取生命中无尽的机遇。国家发展需要强大的语言能力支撑。一个国家的语言能力，与其获取信息的能力、信息资源的储备和利用能力正相关。随着国际多领域合作的开展，语言成为保障合作成效的重要资源。2018年8月乌国同英国签署《国防部合作谅解备忘录》，将英语培训，连同人才培养、联合军演列为合作内容。

时代的发展和中亚国家的转型引发各国语言自身结构、使用领域、传播方式、生存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还赋予语言新的功能和价值。

一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国家在语言生活中配置基础性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语言的使用、维护和发展成为国家主导下各语言群体共同参与的集体性事业。从语言管理域的角度来看，国家的权威具有绝对性和根本性，国家依照宪法或法律，借助政治体制，从中央、区域、基层政府逐级实施语言决策，有效执行国家意志。

语言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语言的功能和价值要通过国家多领域安全才能得到全景式的呈现。第一，语言是保障国家文化主权的工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保障和手段，是“公共外交”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桥梁和沟通渠道。第二，语言影响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稳定。在转型国家政治实践中，打破多语现象，建构由单一标准语维系的语言生活成为国家统一与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但限制性的行政手段难以协调各群体利益，容易激发社会矛盾。第三，语言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工具。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语言能力和语言资源作为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和战略资源，是开放和现代化国家的标志之一。

语言的安全价值具有二元对立性。维护国家安全离不开语言的基础性作用，统一的语言手段能凝聚国家和社会力量，增进各民族沟通了解；语言也可能成为消解国家安定的潜在威胁，语言资源匮乏、语言关系失调、语言人才短缺、外国语言文化渗透等现实问题将对国家安全带来全新考验。

语言安全价值的发挥受制于语言规划的执行效果。语言规划本质上是通过干预语言问题，来解决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一种方法，同时兼备安全价值，能够重塑语言生态、调节语言关系、强化国家语言文化认同、重置语言资源分配。语言规划逐渐成为各国处理语言问题，服务社会政治目标的普遍性手段。可见，语言问题的解决程度将直接影响语言的国家建构/解构功能。

学界围绕“语言安全”的讨论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语言安全的范围。大多数学者认为语言安全的对象涵盖个体、群体、社团和国家四个层面；也有学者立足“国家”和“国际”两个宏观角度探讨语言安全；部分学者侧重于突出语言的民族性，将语言安全分为“使用者”、“族群”、和“国家”三个层面；并认为国家层面的语言安全问题属于个体对国家政策反馈的宏观层面。虽然观点各异，但学界就语言安全指涉范围达成了共识：国家安全是语言安全的基本出发点，语言安全问题研究也应服务于国家安全。

第二，研究历程。学界对“语言安全”概念探究经历了三大阶段。（1）文化领域的语言形式安全。沈骑将语言安全理论之源定为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调查，豪根、拉波夫、温尼伯等语言学家基于语言现象的观察和实证研究，发现语言使用者对不同语言、变体或语体的语言声誉具有不同判断，因而在使用某种特定语言形式时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2）社会领域的语言身份和使用安全。移民带动人口融合，多语社会中语言身份建构的功能得以强化，语言不安全现象进入社会文化层面。在同其他语言社区和社会群体交际时使用何种语言以避免身份的焦虑和不安，成为了学界关注的重点。伴随着语言势力的分化，如何处理移民的语言问题，被赋予特殊的现实意义。（3）基于国家安全观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国家层面由语言引发的政治、经济、信息、文化领域的（不）安全问题日益凸显，“9·11”事件爆发后，为应对全球范围内愈发严峻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美国提出“关键语言”战略，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管理国家语言生活。学界转向从战略高度，在语言价值观念的引导下，积极探索语言生活中的整体性、全局性和前瞻性问题，基于非传统安全思维，规避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

第三，研究视角。国内相关话题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1）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此类研究与西方“安全化”理论框架的译介同步展开，学界集中探究语言之于国家这一安全行为体的战略意义和安全价值。赵世举系统论述语言在国家安全各领域内的作用，挖掘语言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所发挥的功能；从斗争冲突的角度，结合实证，探讨了多民族国家语言及其背后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赵蓉晖、博纳德·斯博斯基、苏·赖特则强调了语言之于国家统一的多维作用；冯广艺从语言生态角度，系统论证了语言和谐之于民族、社会稳定的意义；盛静则探讨了国家在面临战争、冲突、灾难等安全威胁的情况下，语言的意义。总体来看，由于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是国家安全最现实的价值追求，因此学界相对忽略了语言在维护文化主权、信息场域安全方面的作用。（2）由语言因素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赵蓉晖、王建勤从培养外语能力应对语言安全威胁的角度展开讨论；戴曼纯、文秋芳、沈骑等侧重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方面展开探讨；郭书谏、刘昌华、韩晗等强调网络传播策略建设的探讨；李一如和李海英等从语言资源现状调查的角度展开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沈骑提出了非传统语言安全规划研究的“三维系统”——语言规划类型、对象层次和问题领域；张日培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从认同、秩序、能力、区域治理、全球治理五个范式对国家语言规划进行建构。可见，学界关注国家安全视角下语言问题的治理，试图建构国家语言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已突破传统的语言学范式，向社会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交叉融合方向发展。

第四，内涵探讨。学界观点冲突的根源在于对语言安全特性的多维把握。刘跃进强调文化领域内语言生活的理想状态，认为语言安全内涵包括四个方面，即一个国家的语言“使用权利不受威胁和侵害”“不受他国语言影响而失去主导地位”“保持纯洁性”和“语言文字工作安全稳步运行”，该观点忽略了语言在国家安全更多领域内的功能作用。陈新仁等关注到语言与安全关系的多维性，提供了狭义和广义两大视角，其中广义视角关注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作用。沈骑基于语言安全的内嵌性特性，根据国家安全领域，从作为“问题领域”和作为“其他领域的现实议题”的语言安全两大角度展开论证。达·巴特尔着眼于族群和国家内部层面的语言安全问题，但忽视了语言在保障国家安全的方面的正向作用。陈章太从语言资源和语言问题角度出发，将语言安全列为“语言自身安全”“语言文字使用安全”和“语言安全与国家社会安全”三个层次，同时还强调语言安全的双重性，表述中突出了不利于国家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及其负面效应，较为全面地归纳了语言安全的内涵。方小兵批判继承了陈章太的观点，按照主体内、主体间和主体外的分类标准，认为语言安全应涉及“语言自身安全”“语言关系安全”和“语言应用安全”，但在“应用安全”维度的表述中，力图厘清“语言安全”和“国家语言安全战略”两大问题的概念边界，回归语言问题本位，淡化安全学的逻辑结构。

我们赞同方小兵对于“语言安全”的定义，语言安全是指“语言自身生存不受威胁、语言关系与语言秩序稳定可控、国家和社会各领域语言服务保障到位的一种状态”。

二 语言自身安全：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

主体内的语言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中隶属于“文化安全”范畴。语言不仅是群体的交际工具，还承载着宝贵的精神财富，记录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反映着有别于他者的群体特性。因此，语言自身的危机就是一种文化危机，语言自身安全关涉文化安全。

（一）国家语言彰显国家文化主权

国语的选择背后隐藏着政治考量。苏联解体前夕，中亚各国政治精英就按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原则，实行单语制，建构统一的国家文化。1989~1990年中亚的五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相继颁布《语言法》，主体民族语言获得国语地位。独立后，各国均以主权国家名义，在《宪法》中明确赋予主体民族语言国语地位，相继修订和重新颁布《语言法》，重申并巩固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

“国语”侧重语言的国家地位，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国语是塑造国家认同的工具和资源。一方面，国语可获得强制性普及，成为国家在政治经济事务上有效运作的交际媒介，实现多民族社会的语言融合；另一方面，国语能够提升凝聚力，发挥巨大的象征意义，促进形成统一的国家文化，伴随着语言的融合，在现实中可通常将使用国家语言视为“圈内人”的标志，将拒绝国家语言列为分裂行为和不爱国的表现。

国家欲达到文化统一的战略目标，需以推广国语为手段，以同化语言为途径。中亚国家国语推广政策的共通性为：第一，扩大国语使用范围。具体方式为增强国语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交际功能，丰富信息化教学资源，提高国语教学质量，提升国语教学基础设施。第二，削弱俄语对国语本体特征的影响。一方面，各国独立初期均对国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必要性展开探讨，目前土库曼斯坦已完全实现字母拉丁化；乌兹别克斯坦拉丁化改革实施近30年，但仍不彻底；哈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吉、塔两国尚处于讨论阶段。另一方面，面对国语在交际功能上的不足，各国均开展国语词汇规范化本体建设，以弥补国语在法律、经济、科研、教育等领域语言使用的短板。第三，提升国语的声誉和威望。各国通过构建话语，提升国语形象，引导公民调整语言态度，激发公民学习国语的热情。例如《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就将哈萨克语比作“国家主权王冠上最重要的一颗钻石”。

总体而言，各国语言规划实施思路大体一致，对内确立国语在语言使用层面的主导地位，使之承载国家民族的特性和国内诸民族的共性，记录国家意志，为各民族所共享，成为凝聚公民社会的精神内核；对外应对局势变幻，象征主权和独立，彰显文化交往的自主性，维护国家文化利益。

（二）语言信息传播效能反映国家文化活力

传播信息是语言必不可少的基础功能，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类传统的交流模式，无国界的网络空间成为了衡量信息时代下语言功能强弱的重要指标杨波：《网络空间俄语传播战略研究》，载《语言文字应用》2019年第1期。。我们选取安全程度较高，处于“受保护”状态的语言——中亚五国国语和俄语作为考察对象。我们根据信息传播介质特征，分别考察上述6种语言在图书译介、知识分享、网站使用三个方面传播信息的效能。为客观区分各语言信息传播效能差异水平，引入世界排名予以参考。

国语象征国家权威，使用国语译介图书不但折射国语在传输思想价值方面的价值，还一定程度上通过书籍译入数量和译出数量的关系，直观反映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竞争态势。由表1可知，中亚各国国语在传播传统知识信息方面功能较弱，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仍需吸收外来价值思想。

语言在权威知识分享平台维基百科的使用频率反映了新兴传播渠道中语言承载科普知识信息的能力，用户总数和多语种用户数量间接反映青年国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语言水平。由表2可知，使用中亚各国国语在网络中获取知识的可行性较低，具有相对较高职业素养、掌握多语能力的公民，在此项活动中参与度较低，各国国语在此方面的水平落后于世界水平。

W3Tchs对全球网页进行实时技术分析，得出整个网络空间特定语言使用占比。网站语种分布体现了网站开发者对网络空间语言使用价值的判断，表3显示，中亚各国国语在网络空间的使用频率整体偏低，极大限制了这些语言的声望，不利于国语凝聚力的发挥。相比各国国语，俄语在上述维度均反映出较强的信息传播效能。正因俄语所独有的交际价值，在中亚国家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三）语言生存状况事关国家文化多样性

我们借助Ethnologue网站对世界语言规模与活力的评估结果，考察各国国语语言和俄语的安全程度。Ethnologue网站根据使用者人数和语言活力将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分为“受保护”“稳定”“濒危”“灭绝”四类。针对中亚语言的分析显示，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塔吉克语、土库曼语属于“受保护”语言，五国的国语是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刚性需要，各国通过法律手段积极拓展国语的功能和权威，通过加强国语的身份标识作用维护国家安全；俄语和英语也是“受保护”语言，俄语依然是中亚各国的族际交际语，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是世界先进技术文化的重要来源，二者均具有很高的交际价值和社会功能；以东干语为代表的少数族群语言处于濒危状态，其安全处境不容乐观。中亚各国诸语言的安全状况见表4。

由表4可知：第一，中亚地区绝大多数语言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第二，各国除国语和俄语之外的少数族群语言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第三，俄语在哈、吉、乌、塔四国占据强势地位；第四，吉、乌、土三国濒危语种数量均处于合理范围内，哈、塔两国语言分布情况特殊，存在诸多人数极少的族群，应针对濒危语言采取保护措施。中亚少数族群语言处于相对不安全的境况。全球化使语言接触日益频繁，少数族群语言由于不具备书写形式，得不到官方保护，使用范围受限，使用者数量小，生存境况面临挑战。中亚各国虽在纲领性文件中反复强调“保护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但现实中政府力量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国语发展，难以兼顾少数族群语言保护发展的问题。由于人类交流是文化概念的协商与再协商的聚焦点，语言是人类交流最重要的工具和载体，交际中语言的缺位容易割裂族群历史、记忆、知识、价值观念。因此，少数族群语言濒危必然导致多元文化发展空间的萎缩，对人类社会文化模式、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多样性，都有不利甚至毁灭性的影响。中亚少数族群语言及其变体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和公共财富，应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传承。

三 语言关系安全：保障国家社会安定团结

独立后中亚各国重新分配诸语言的社会功能，重塑语言权力格局，语言间的力量结构形成了对比，不同语言和群体之间因争夺利益、权利、资源形成了相对紧张的关系。语言规划能够通过重塑语言关系，缓解语言冲突态势，重构秩序和稳定，实现政治整合；相反，治理不当或任由语言冲突发展，将激化民族矛盾，将危害社会稳定。2020年托卡耶夫在谈及语言治理时曾表示，语言问题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处理不当会对国家安全和公民个人安全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乌克兰当局不切实际地提高国语地位，暴力地拓展国语使用范围，导致民族关系失衡。可见，语言规划可同时作为手段和缘由，通过塑造群体间关系，建构或解构国家秩序和稳定。

（一）语言使用关乎集体利益

在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通常以同化语言作为实现政治整合的手段。语言兼备政治性和民族性，多语社会中语言与社会身份的互动更为频繁，国语构成国家身份的同时，也对少数族群文化空间带来无形的压迫感。为防止被强制同化或分离，维护民族文化特性，在获得新的国家身份后少数族群更加关注群体权益，具体表现为争取与语言使用直接相关的各种利益，这种诉求实质上是一种争取群体身份在国家各领域生活中认同感的尝试。

中亚国家主体民族同俄语、少数族群语言社区之间形成了语言利益的对立关系，影响因素有三。第一，少数族群语言自身安全堪忧。各国虽将“尊重各群体语言权利”的原则写入宪法，但少数族群语言使用范围极为有限，功能空间仅限于家庭、宗教场所、社区交际、民俗活动范围内。第二，缺乏国家政策重视。虽然在孩提时期习得了母语能力，但由于在语言政策层面上缺乏国家力量介入，难以配置足够维持语言传承发展的资源，少数族群语言操持者迫于工作生活需要，转用其他语言。第三，少数族群人口规模缩减。独立后各国均出现以俄语社区居民为代表的少数族群人口外迁现象，人口外流导致本国特定语言使用者群体的年龄分布出现断层。以吉国为例，2011~2020年人口减幅最大的五个民族从高到低依次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摩尔多瓦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分别为46.06%、35.24%、20.31%、17.44%和12.60%，上述群体大多操持俄语。

争取俄语地位在中亚各国语言利益冲突关系中最为突出。中亚各国独立后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过程也可看作是协调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尤其是与俄罗斯人之间矛盾的过程。语言规划中俄语地位、功能再分配方案的不合理性直接导致冲突的产生。1992年哈国曾成立俄罗斯人村社和全国性斯拉夫人组织“拉特”，不仅呼吁独联体各国签订关于双重国籍协议，还提出民族自治，将哈国北部地区归还俄罗斯的要求，甚至爆发流血冲突。

俄语在中亚文化环境中传播使用已具有两百年历史，凭借其强大的交际传播价值，直至今日仍在各国族际交往、科研创新、国家管理、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纳扎尔巴耶夫曾表示，俄语一直是国家不可分割的文化财富、学习先进知识的渠道和族际交际的工具。

中亚各国独立后俄语失去了苏联时期的国家通用语地位。吉尔吉斯斯坦正式赋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哈萨克斯坦《宪法》和《语言法》中虽未明确界定俄语为官方语言，但可在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构中“同哈萨克语同等正式使用”在法律角度看，国家机构没有使用俄语的义务，官方文件也不必全部译成俄语；塔吉克斯坦独立赋予俄语族际交际语地位；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法律中未规定俄语地位。面对语言权力结构的重塑，身份的保持成为了群体利益的核心诉求。

中亚俄语操持者注重维护民族身份。第一，国语语言能力的缺失将在教育、求职、升迁、诉讼等活动中受到歧视。纳扎尔巴耶夫虽曾在第15届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上明确指出，“俄语将一直是国家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将发挥重要功能，了解世界先进知识技术，实现族际往来”，但由于俄语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引起了俄语操持者关于语际关系的不安情绪，唯一国语政策使他们沦为二等公民，因此要求赋予俄语第二国语或官方语言地位成为了俄语操持者的政治诉求。第二，面对国语的强势推广，语言竞争日益加剧，进一步引发俄语居民对文化生存空间的担忧。阿卡耶夫参加吉国1995年总统竞选时，曾承诺赋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但在被议会驳回后，后续共有40万俄语居民移居海外。

主体民族语言操持者注重保持其在国家身份中的特权。第一，维护国家权威和追求政权稳定是政治精英决策的基本出发点。2020年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就商店、餐厅和服务业场所广告信息使用俄语的问题进行了表态，要求公共场所在语言使用问题上保障国语的权威性，有必要结束这种使用另外一种语言书写广告信息的做法。对于吉国而言，俄语法律地位事关内部和谐与外部稳定。2001年吉国正式颁布《官方语言法》，俄语正式获得官方语言地位，人口流失现象得到了改善，阿卡耶夫称之为“最重要的成就”，并表示俄语将“在新世纪书写祖国历史的全新画卷”，是“凝聚国民的力量的坚实基础”。2021年初吉国政局动荡，扎帕罗夫在赢得总统大选后公开表示，鉴于吉俄两国同盟伙伴关系，俄语将一直保持官方语言地位，进一步证实了俄语在塑造稳定外部环境中的战略价值。第二，民族主义者注重维护主体民族身份。2018年吉国反对派领导人别克纳扎罗夫曾公开表示，47个政治组织要求修改吉国宪法中关于俄语地位的规定。他指出：我们需要俄语充当族际交际工具，而公文事务、正式讲话、各类活动应只使用国语，并且号召2019年就此问题举行全民公决。2020年托卡耶夫收到请愿书，截至5月共有10万人联名要求取消俄语族际交际语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结构在近三十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的法律已不能满足新的社会现实。

由此可见，语言利益诉求表现为对国家或民族身份的保持，这种以语言为中介的文化认同，甚至会打破既存认同圈，并在语言实践过程中被赋予颠覆性和侵入性特征，产生否认既存权力和权威的作用。

（二）语言利益之争威胁社会稳定

族际语言冲突很少独立存在，其产生和发展往往存在于共同的族际紧张关系之中。中亚地区族群间因切身利益引发的冲突虽时有发生，却鲜有因语言使用而引发的族际冲突，原因有三。第一，中亚民族之间交流共处的条件相对成熟，共同的宗教习俗，近似的语言形式维系着稳定的关系，发生在突厥语族诸语言操持者间的语言矛盾相对易于解决。第二，各国高层充分意识到过分强调“民族自决”的危害，强调公民权利才能实现民族关系和谐。1995年哈国通过修改宪法，反对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删除了“（哈国）是哈萨克族的自决国家”的相关表述。第三，中亚各国高层同莫斯科方面达成共识，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打击以民族为特征的极端主义，各类冲突均有通过外交手段化解的途径。

尽管如此，现实中各国仍将掌握国语作为获取特殊身份的条件。国语在凝聚国家和识别身份功能结构上的矛盾性成为了主体民族和俄语操持者间利益对抗的根源。各国在转型过程中均将国语掌握状况列为重新配置政治资源的必要条件，无限放大了国语识别身份的功能。苏联时期俄罗斯族在各国政府部门、大型国营企业、教学科研部门中占据着重要的工作岗位和领导职务，各国独立后排俄思潮兴起，政治精英将语言特征作为甄别身份的标准，在招录和考核在职公务员时考察候选人国语水平，政治生涯与莫斯科方面联系紧密或不掌握国语的非主体民族干部将被排除在国家权力机构之外，借以重新配置国家权力机关人事资源。

以吉国总统选举为例，1991年吉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总统选举法》将“掌握国语”列为一项参选资格，历次《宪法》修正案中均保留此项内容。国语测试内容和形式近些年发生较大变化。2009年大选时，通过个人口头陈述，书面汇报竞选计划、朗诵文艺作品的形式，考察参选者词汇积累，语音面貌；2020年吉国总统竞选时，首次采用“国语水平测试”系统，重点考察词汇语法运用能力、听读信息获取能力、书面口头表达能力。

1999年国语测试制度被首次用于政治实践。《选举法典》将“通过国语水平测试”列为参选2000年总统选举的必要条件。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做法是阿卡耶夫政权为限制库洛夫参选而专门设置的障碍。事实上大部分反对派领导人都从小接受俄罗斯教育，俄语熟练，但国语水平相对较差，很难通过国语水平测试。多数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吉国知名律师佐托娃认为，该项措施违背宪法原则，吉国《宪法》规定，严禁因国语或官方语言掌握剥夺公民自由和权利，由此限制了公民参选资格；民众反应多持批判态度，认为“电视直播测试过程纯属作秀”、“应测试候选人其他领域的知识”、“对此毫无兴趣”、“还应测试俄语水平”。

随着时代的进步，国语普及度逐渐提升，国语在甄别身份和分配国家资源方面的作用将持续得以增强。2018年吉国教育与科学部颁布新政，根据政府第279号决议要求，在高考分数相同时，具有国家授权机构颁发的“国语水平测试”合格证书的中学毕业生将优先获得免学费名额。2020年乌国颁布新政，在接收外籍或无国籍人士入籍申请时，增加国语水平测试环节。测试共包含阅读理解、书面表述和口语表达三部分内容，分值比例为3∶3∶4，满分100分，申请者需达到50分才有资格申请入籍。2021年起，哈国青年干部储备人才遴选，国家管理科学院研究生部招生录取时，均要求候选人持有国语测试合格证书。可见，国语在公民个人发展的关键节点仍将发挥关键作用。

在群体利益对抗的背景下，国语功能结构的失衡将继续引发语言矛盾。虽未造成大规模负面影响，但不利于创建和谐的民族关系。由于国语交际功能欠佳，在对语言地位、功能进行新一轮分配的过程中必将触及多方利益，触发新的矛盾，构成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四 语言应用安全：维护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必要条件

语言是国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资源之一，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和提高公民文化素质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当语言服务于国家战略时，将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也将是国家硬、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一）语言应用水平撑持信息资源流动

国家机关为履行国家义务，维护国家利益，需要保障沟通交际有效运行。国家日常运行管理需要解决管理部门内部工作语言选择的问题。国语和官方语言应在国家管理、公文处理、教育科研和族际交往中得到充分使用，才能保障信息资源有效流动，传达行政指令，将政策付诸于实践。

中亚各国对公职人员的国语要求愈发严格。2019年塔吉克斯坦语言和术语委员会主席沙洛夫佐达表示，将持续强制要求塔吉克语掌握水平较低的官员学习国语。2020年乌国修订《行政责任法》，就政府机构日常工作中违反《国语法》的行为明确惩罚措施；面向国家公职人员举办短期脱产制国语公文用语培训班，以提高言语修养和演说艺术技能；2021年4月起，将全面考察乌国全体公职人员使用国语处理公文的能力，颁发国语水平相关证书，至2023年前全体政府机关负责人应持有国语水平证书上岗。国家层面的立法行为明确了政府内部、政府同公民之间交往用语的具体选择。语言实践中政府公职人员通常在“反映当地社会语言生态”和“贯彻国家语言信仰”之间做出价值的取舍。还将为国语在全社会的推广普及起到示范作用，巩固国语标识国家身份的功能。

重视特殊群体的服务意识，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公民权利的关注。针对听障与视障人士开展语言服务，可满足特殊群体获取信息和开展交际的需求，提升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威望声誉。中亚各国社工机构常年聘任掌握手语的专业人士开展手语服务，听觉残障人士只需向区级社会福利机构递交申请与相关证明材料即可获得免费手语服务。国家向每位登记在案的听障人士提供固定时长的手语服务。哈国于2015年出台《针对行动不便与听觉障碍人士提供个人康复服务的管理规定》，随后分别于2016、2017与2019年进行三次修改。哈国政府还通过提供免费课程，举办比赛，在电视节目上进行同步手语解说的方式，提供手语服务。

针对视障人士设立专门的国家视障图书馆。乌国境内共有80家图书馆可针对视障人士开展服务，并惠及了4万名特殊读者；哈国视障图书馆归文化体育部直属，截至2018年电子图书资源用户为2 858人，读者数量为2.7万人/年，年均图书借阅量为9.8万册，图书年均采购量为到34.51本/人。但各国盲文服务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各国视障图书馆盲文书籍不足，远不能满足读者需求；特殊教育师资短缺，教学硬件保障不力的问题限制了服务的进一步展开；日常生活大型社会服务设施中盲文覆盖率不高；另一方面，盲文系统国语使用率低，哈国视障图书馆官网虽设有哈语版本，但几乎所有相关文件资料、新闻报道均使用俄语编写；在线语音资料仅有俄语版本可以正常播放；馆藏图书大多以俄语书籍为主，国语图书占比为6.1%。视障人士专用软件的语种选择方面，目前绝大多数软件使用俄语。

（二）公民外语能力构筑国家安全智力基础

全球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国家培育和支配语言资源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到语言经济价值的发挥，进而满足国家的各种战略需求；相反，人才和语种储备不足将不利于提高国家人力资源，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危及国家安全利益。

外语资源蕴藏巨大的能量，有利于国家消除各类威胁的不利影响。第一，公民的多语能力与工资收入成正比。中亚国家国内就业市场体量有限，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出国务工，很多国家陆续将语言要求作为硬性规定。掌握外语技能将有助于提高本国公民在国际劳动市场中的优势，改善社会民生；相反，若公民职业素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将加剧失业现象，为社会稳定带来隐患。第二，外语承载世界先进思想技术。中亚国家亟需改变劳动岗位结构、缓解移民外流势头、提高劳动力管理质量，以突破产业结构转型的瓶颈，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关键所在。外语技能将丰富信息来源渠道，带动国内创新型经济发展，实现与国际的接轨。第三，外语人才储备影响国际合作质量。有效的信息沟通事关国际合作效果，高质量的国际语言服务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坚实基础，服务国家对外战略。第四，语言的共通性也能够为国家开启外部空间，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外交发展构想》将阿富汗和伊朗列为加强双边关系的重要对象，其中语言因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先导作用。

中亚国家公民外语能力建设在路径上主要包含两部分，即专业化外语人才培养和面向全体国民的外语教育。专业化外语人才的培养需要充分考虑国家战略定位、教学资源状况、就业前景等实际状况。语种设置不仅标志国家人才储备的宽度，还体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中亚国家外语语种设置存在不合理性。据2020年世界大学QS排名，我们选取了哈、吉、乌、塔四国排名最高的综合性大学与外语类高校，统计语种分布方面的特征。不难发现，英语、德语、法语教学覆盖范围最广；亚洲国家语言教学覆盖范围相对有限；外语类大学语种设置数量不足；对于使用人口过亿的非通用语专业开设数量偏少；不能满足国家此方面语言人才的需求，不符合中亚地缘环境下各国开展国际合作的实际需求。

中亚各国赋予外语教育巨大的战略意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2020~2025年落实语言政策的国家规划》将公民掌握哈语、俄语及英语作为公民竞争优势，要求2020~2025年期间，同时掌握哈萨克语、俄语和英语的公民比例将从26%提高到31%。此外，国家应为学习英语和其他外语创造条件，以推进务实国际合作，加强公民语言资本。《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将“实现外语学习纵深发展”列入科教事业领域的重点工作。《塔吉克斯坦共和国2030年前完善俄语和英语教育的国家规划》将“外语水平不足”列为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系统部署了外语教育的阶段性任务，以消除外语教育限制性因素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各国在语言应用层面的规划本质上是以调节国语为杠杆，改变俄语影响力，控制引发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助力国家实现安全利益。

结语

独立后中亚国家积极开展政治整合，以同化语言为手段，塑造了新的国家身份。语言规划的推行实施改变了语言权力地位格局，造就了独特的语言生态。整体来看，中亚国家语言安全态势总体平稳，主要语言生存威胁不大、语言关系相对稳定可控、国家保障基本到位，与此同时，语言领域也存在诸多威胁国家安全的潜在问题。

第一，国语整体功能不足，仍需加强本体建设提升安全性。中亚各国的国语在塑造国家主权、标识主体民族身份、增强国家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实际应用中，因文字系统、术语体系、科学代表性、信息现代性均还在发展完善阶段，各国国语相对俄语在传播信息的效能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立足国语本体建设，赋予国语与其地位匹配的交际功能，是提升中亚各国国语自身安全程度的合理途径，也是未来十年五国语言规划的核心任务。

第二，俄语地位问题仍有可能威胁族际关系和外交关系。中亚主体民族与俄语操持者在争取身份利益的过程中，出现过群体间相对紧张的局面，处理不当则危机族际和谐，消解国家凝聚力。俄语也是中亚发展对俄关系，参与欧亚地区经济、安全合作机制的工作语言，事关中亚国家的安全发展利益。中亚国家在俄语问题处理上宜立足国情，合理使用语言规划工具，使国语和俄语之间的活力差距处于合理范围，这样才能强化国语的政治功能，彰显国家文化主权。

第三，未充分保护和发展少数族群语言，个别族群语言濒危。少数族群语言濒危状态将导致文化空间的萎缩，保护、复兴和发展少数族群语言是维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的必然需求，也是国内稳定和谐的重要前提。中亚国家在语言规划中切实为少数族群语言传承提供保障，支持民族文化繁荣，避免出现新的语际矛盾与族际矛盾，才能在国家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语言环境中维系共同思维，凝聚全体国民的力量。

第四，公民语言应用能力制约国家安全利益维护。中亚国家在拓展国语功能空间的基础上，注重国家层面对信息传递效果和广度的规划，开始重视外语能力带来的战略红利。囿于对外联系的水平和政府投入的有限性，中亚各国公民的语言能力短期内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在国家治理和对外交往过程中限制了国家各领域安全利益的维护。持续提升国民语言能力，加快语言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培养高素质专门语言人才，是全面维护中亚国家语言安全的重要途径。

消息来源：“俄欧亚研究”微信平台。

文章出处：杨波,王天驹.中亚国家语言安全问题探析[J/OL].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06):130-151+155[2022-01-1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0.1111.D.20211229.1418.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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