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 | 对最高院关于文书公开回应的解读与隐忧
最近，就裁判文书今后是否还会上网公开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公众尤其是法律圈的热议。今天，最高院终于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众多官方媒体及官方平台均刊登了该回应，全文可见《裁判文书今后是否还会上网公开？最高法院回应！（后附关于征集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的公告）》。
全文很长，问答一共近五千字，并且这份回应似乎太想面面俱到，所以缺乏重点，在许多问题上也态度暧昧。即便法律专业人士看了也许都会觉得不知所云，对社会公众来说，肯定就更加困难。故在此，我斗胆尝试着解读一下该回应——首先我会帮大家提炼一下回应里的要点，其次我想表达一下自己对该回应的看法与隐忧。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在最高院的回应里，一共涉及到三个数据库，分别是“中国裁判文书网”（以下简称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以下简称裁判文书库）和“人民法院案例库”（以下简称案例库）。
三者不可混为一谈——裁判文书网已开通十余年，近几年裁判文书网的文书公开数量呈断崖式下跌，并引发了公众对裁判文书网“烂尾”的担忧。而裁判文书库与案例库则是最高院正在筹备开通的两个新数据库，其中，裁判文书库汇集了各级法院的各类裁判文书，但仅限法院系统内部使用，案例库收录的文书则是经最高院审核、把关过的典型案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最高院指导性案例”的扩大化。
我对最高院回应的提炼，也就主要围绕这三方面展开：
案例库：
最高院将会开通案例库，案例库会向社会公众开放。裁判文书网中的判例太多，太杂，太无序，案例库则会更精简、更具针对性，更便于精准检索。案例库中的判例有更严格的报送与审核流程，其中的判例会更具权威性。法院审理案件时，也需要参考案例库中的类案作出裁判。
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案例库已收录了2000余件参考案例，案例数量和覆盖面确实还存在不足。对此最高院也发布了公告，面向有关单位及个人征集入库案例，以拓宽参考案例来源、丰富案例库资源。
裁判文书网：
首先，对于已运行十年的裁判文书网，最高院总结了三方面的不足：
第一，使用效果问题。一是检索不便利，很难做到精准检索；二是标准不统一，裁判文书网上的文书来自全国3500多家法院，判法各异；三是权威度不够。
第二，权利保护问题。主要应该是对个人隐私及企业经营信息保护的担心。裁判文书网里的大量文书来自基层法院，规则意义有限，又容易暴露各类事实性与身份性的信息。经常有当事人投诉，也容易影响社会秩序。比如有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因相关文书公开导致找工作被拒；比如有企业因涉诉信息公开，导致融资贷款受阻、商业合作困难等等。
第三，安全风险问题。海量的裁判文书承载着大量国情社情信息（这可以说牵涉到国家安全问题），现实中也存在“恶意爬虫”等行为，一味公开可能导致“敲诈勒索”、“信息倒卖”等违法活动。
过去几年，最高院对裁判文书网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整改措施，裁判文书网上的文书公开数量也确实下降了，最高院认为这属于对裁判文书公开机制的“优化”，而非要“叫停”裁判文书上网。如今之所以要开通案例库，也是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裁判文书网存在的这些问题。
此外，最高院还强调了，“公开”不等于“公布”，司法公开并不意味着所有司法信息都要在互联网上发布。既要保障好相关的权利，也要防控好相应的风险。
裁判文书库：
裁判文书库是在四级法院“专网”内汇聚各类裁判文书，也就意味着，之后将开通的裁判文书库确实仅限法院系统内部使用。
同时最高院强调，裁判文书库主要并不是为了给法官办案提供类案查询，而是着眼于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司法大数据的分析应用，为制定司法政策、推进司法改革、提出司法建议等提供依据和参考。
以上算是我对最高院回应的提炼，不到一千字，但基本算是覆盖了主要的重点要点。以下，是我对该回应的看法与隐忧：
01
首先，我认为需要明确一件事情，即在近期公众关于“裁判文书公开”的讨论当中，公众到底是在担心什么？事实上，在最近的讨论中，公众担心的根源其实并非裁判文书库或案例库的开通，而是裁判文书网的“烂尾”。而所谓的“烂尾”也不是指裁判文书网的关停，而只是说最新的法律文书没能得到充分公开。
而公众之所以如此看重裁判文书网，是因为“理想”中的裁判文书网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内容齐全，即裁判文书网里应该收录着原则上应当公开的所有裁判文书；第二是广泛公开，即裁判文书网里的文书是面向整个社会公众公开的。而这两个特点，是新开通的裁判文书库或案例库无法同时具备的。
所以公众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让裁判文书网像2021年之前一样，继续保持向社会公众的广泛公开。
02
可是，我在回应里看到了并不乐观的信号。
在回应里，最高院承认近几年裁判文书网文书公开的数量确实下降了，并且从数据来看，可以说是断崖式下降；同时最高院还大大方方地承认，这是最高院主动介入、整改过后的结果。对此，最高院的解释是，这属于对裁判文书公开机制的“优化”，而非要“叫停”裁判文书上网。
这就有点属于玩文字游戏了。如前所述，公众的担心，并非是最高院直接出一个决定，彻底关停裁判文书网，而是担心，裁判文书网已经不再广泛公开，成为事实上的“烂尾”。从这一点来说，公众的担心其实并未得到消除。
并且，从最高院的回应来看，文书公开数量减少是最高院主动进行“优化”的结果，短期内最高院大概也不会改变其态度，也就意味着裁判文书网文书公开的范围短期内不会得到扩大，反而有可能进一步限缩，那么这其实更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担心。
03
而最高院之所以要整改裁判文书网，是因为它存在一些问题。对于裁判文书网存在的不足，最高院总结为了三个方面，最终应对的结果是文书公开数量的断崖式下跌。对于最高院的这些理由与做法，我有以下不同意见：
1. 对于使用效果问题。首先，对于检索不便利、无法精准检索的问题，这本身其实属于一个技术问题，并非裁判文书公开的问题，最高院完全可以对检索的流程进行优化，比如依托于一些新的检索技术检索方法，包括对法律大数据的运用，完全可以在裁判文书网的基础上做到相当精准的检索；其次，对于判法各异、尺度不一的情况，这其实属于法官裁判素质的问题，而非文书公开的问题，最高院应该做的，是去提升各地法官的法律素养、裁判质量，尽量统一各地法官的裁判尺度，而非以尺度不一为由去拒绝文书的公开；最后，对于权威度不够的问题，在实务中，许多基层法院的判决文书确实不够具有权威性，但这并不能成为拒绝文书公开的理由，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裁判文书更大的用处在于辅助律师的学习与说理，类案往往是律师进行法律说理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法官判案的参考，所以并不是说要强迫法官必须按照过往的判法来判案。简而言之，一份裁判文书是否具有权威度或说服力，并不仅仅依赖于裁判文书自身，也有赖于律师如何去使用裁判文书、如何去说理，法院不能以文书权威度不够，就拒绝文书的公开。并且事实上，正是因为许多裁判文书的权威度不够，才更需要公开，以便让公众去监督。
2. 对于权利保护问题。在过往的讨论当中，权利保护问题的确算是公认的裁判文书公开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即裁判文书公开与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冲突。
但对此问题恰当的解决方式，是要通过各种机制来平衡好文书公开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而非一刀切，直接拒绝文书的公开。比如如果担心文书公开侵犯个人隐私，那么可以通过隐去个人信息的方式来公开文书，打个比方，就最高院回应里提到的“有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因相关文书公开，找工作屡次被拒”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有些用人单位会对劳动者进行背调，会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劳动者相关的法律文书，解决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在相关文书里隐去劳动者的个人信息，那么用人单位也就检索不到劳动者的相关判例，问题便迎刃而解。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以“文书公开可能影响企业经营”为由来拒绝文书公开，是更站不住脚的。在企业“涉诉信息公开”的问题上，法院应当保持中立的立场，不应偏袒任何一方。打个比方，涉诉信息公开的确有可能导致企业的融资困难，与此同时也需要看到，也正是因为涉诉信息公开，让企业的投资机构能够对该企业的经营状况有更加全面立体的判断，从而使投资机构在投资时能够更具针对性地规避风险，保护投资机构自身的利益。事实上，在法律实务当中，投资机构在进行投资时，涉诉信息通常都会作为法律尽调的内容之一，原因即在于此。难道法院就只保护企业的利益，而致投资机构的利益于不顾吗？
一言以蔽之，涉诉信息本身就属于市场中的交易信息之一，这也是企业在经营时应当考虑的商业风险。与此同时，从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的角度来说，文书公开也有利于企业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从而减少纠纷的产生，这是一种正向的激励。
3. 对于安全风险问题。首先我理解，因为裁判文书网承载着大量国情社情信息，故有可能涉及国家安全，但正确的做法也不该是直接减少文书公开的数量，而是应当通过技术手段去优化公开的机制。例如，可以明确哪些事项属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并可以开发出敏感信息的处理系统，去辅助对于敏感信息的处理。
此外我们还需要看到，裁判文书公开既是世界潮流，也是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其它国家都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也肯定可以做到。总之，不能以文书承载着国情社情为由，就直接拒绝公开。
至于“恶意爬虫”等行为，我也同意最高院及相关部门对此进行规制，比如对于想要大量搬取裁判文书数据的商业数据库公司，可以出台相应的规定，让这些商业公司支付费用，并按官方的要求对裁判文书进行安全合规的管控。但无论如何，不能以此为由，直接减少面向整个社会公众的文书公开数量。
04
最高院在回应中提到——案例库将收录对类案具有参考示范价值，并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认可的权威案例，未来将成为裁判文书网在应用和效能上的“升级版”。二者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并不是要以库代网、此开彼关。
但结合全篇回应整体来看，案例库与其说是裁判文书网的升级版，不如说是最高院指导性案例的升级版。案例库里收录的文书质量虽然会大幅提升，但在数量上与裁判文书网的确还存在巨大差距——裁判文书网开通至今收录的文书数量已经上亿份，在文书公开做得较好的年份，比如2020年，当年文书公开数量就已经破两千万份；而根据最高院在回应当中的表述，案例库开通三个月来，文书数量才不过2000余份，同时文书库严格的审核流程也注定了其收录的文书数量不会太多，也就是说，案例库里文书公开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那么这还能达到“司法公开、阳光司法”的要求吗？
最高院虽然声称“不是要以库代网、此开彼关”，但裁判文书网文书公开数量断崖式下跌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并且根据最高院的表态来看，这种下跌的情况短期内很难有所改观，与此同时，最高院又将要开通案例库与裁判文书库。在此背景下，法院系统还会对裁判文书网的文书上网率作出考核要求吗？法院系统如何保证裁判文书网在事实上不会被案例库所取代？对于这些更为核心的问题，最高院并没有正面回应。
05
案例库中的案例都是经过各级法院精心挑选的，在此情况下，文书公开还能够达到“社会监督”的作用吗？又如何能够保证社会公众对审判过程、裁判质量、司法公正的监督？毕竟，能够被公开出来的文书都是经过挑选的文书，而还有大量的、广泛的法律文书不会被公众所看见。对于这些社会监督的“盲区”，如何能够保证阳光司法？又如何能够让社会公众信服？
06
最高院在回应中提到——裁判文书库主要并不是为了给法官办案提供类案查询，而是着眼于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司法大数据的分析应用。同时从回应也可知晓，裁判文书库的确仅限于法院系统内部使用。
对此做法，我实在难以理解。难道只能由法院系统来进行司法大数据的分析？民间或私人就没有这个权利？
也很难理解的是，从工作量上来看，往后法官仍需要将自己的各类裁判文书上传到裁判文书库里，也就是说，新开通的裁判文书库其实并没能减轻法官们的工作量。在成本既定（即法官工作量）的情况下，明明能让整个社会都从中获益，却偏要将受益范围限于狭小的法官群体，没能让这份公共资源尽可能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我不理解。
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的诉求很简单——就是让裁判文书网像2021年之前一样，继续保持向社会公众的广泛公开。而根据今天最高院的回应来看，“重裁判文书库与案例库，轻裁判文书网”的倾向已相当明显，并且这个趋势可以说是不可逆的。
这是我的隐忧所在。
对于裁判文书广泛公开的用处，我想再次援引何海波教授的话：
第一，促进司法公正。司法裁判是“良心活”，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
第二，提升司法公信。让人民看到，绝大多数判决是经得起检验的。
第三，明晰法律规则。判例是法律的最好说明、行动的最好预测。
第四，促进社会信用。法院裁判能够提供市场交易所需要的信息。
第五，辅助领导决策。科学决策有赖于良好的“数目字管理”。
（何教授更完整的意见可参见《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一件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事情》，发表于最高院公号。）
其中，重中之重便是司法公正。道理很简单，文书的公开有利于司法过程的社会监督，如果一位法官知道自己写下的文书需要永恒地面对往后的所有公众、有可能被任何人看到，那他便更不敢作出不公正的审判。这也是为什么，即便之后最高院将可能开通面向社会公众使用的“人民法院案例库”，但这些典型案例的公布也无法代替一般性裁判文书的公开，原因即在于此。
虽然裁判文书的公开也会伴随一些负面效应，比如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冲突等。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认识到，裁判文书的一般性公开，其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成本以及所谓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公开带来的许多收益并不是用金钱可以度量的，因为它关乎法治、公正这些无法被化约的基本价值。
我希望往后的裁判文书网，还能够与2021年之前一样，保持向社会公众的广泛公开。
——颜森林
2023/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