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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历史学家的警告:义和团曾给中国带来可怕后果

雷颐 苍山夜语 2024年09月20日 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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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曾给中国带来可怕后果
作者 | 雷颐
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义和团运动兴起一年后便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整个北中国。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被残酷镇压下去,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史进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

义和团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坚决反对现代化,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背道而驰。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中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
   
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受刺激,认识到只有向日本那样“维新”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才能强大。

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杀国人而反对“维新”,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新”,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

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国”,所以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午战败后提出“借法自强”。
   
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守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手中反对社会进步的工具。而且,正由于义和团非常正义,所以更容易极端、过激,而批评者对种种危害不浅的极端、过激行为甚至无法启齿,因为这种批评很容易被指为站在正义的对立面。

义和团运动表明,民众的保守情绪与统治者的保守思想一旦结合起来,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甚至可能“误国”。

所以除了正义、激愤、英勇等,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启蒙,像维新运动那样,以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才是真正的爱国、救国之道。在近代中国,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一误再误的主要原因。

义和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是深刻、多方面的。

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最初利用义和团时只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没有看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政府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

因为“民气”不可能如统治者想象的那样,可由其完全掌控、“收”“放”自如。当“民气”被煽动起来后,政府想控制其严重越轨、过激行为已很困难,如果强行将其拉回理性、正常轨道,民众极易反过来指责政府软弱、甚至“卖国”!

如果不限制民众的种种过火行动,结果亦肯定是灾难性的。所以“民心”“民气”固然可贵可用,但对统治者而言这却是柄双刃剑,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
   
从义和团方面来说,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特别是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群众运动本来就易“过火”,而官方的支持、甚至仅仅是官方的默许就足令其更加极端,渐失理性控制。

但政府总要回归理性,最终要限制民众的过火、极端行为,总要找“下台阶”。可悲的是,义和团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一旦清政府要找“下台阶”,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

因此,面对官方的支持或默许,民众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万勿以为有官方的支持、默许就可为所欲为,其实到头来自己很可能成为“替罪羊”!
   
官民双方,都应从义和团事件中汲取应有的经验和教训。


当变革走到某个阶段时,巨大的阻力就会出现。甲午战争前的晚清正是这一现象的注脚,在四十年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之后,大清国的改革开始出现停滞和倒退。
——民众越来越排外
随着洋教的传入,义和团、红灯照等民间团体纷纷兴起,捍卫本土文化和传统意识,“扶清灭洋”,清廷也觉得“民气可用”、“上下一心”。
——官府越来越自信
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宗旨下,晚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练西洋式的军队,买了军舰,修了铁路,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多个第一,自觉腰杆硬了起来,决心让英日德等列强看到大清的国力,最终在甲午年和庚子年两场战争中,大国梦被无情的击碎。
——上层越来越担心
一直以来,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然而,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动荡后,从太后到士绅都意识到西方传入的不仅是器物的繁荣,还有制度的影响。当不可变的“祖宗家法”遇到了大危机时,执政者更加倾向于走回头路。

而处在风口浪尖的清末改革派,知名学者雷颐在《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中揭示了他们的处境:既要维新,又要做事,还要自保,更要背锅。
晚清争议最大,但也最务实、最有手腕的人,当属“东方俾斯麦”李鸿章莫属,他既能清醒的看到历史大趋势:学习西方和继续改革;又能现实的看到当时的小趋势:改革的艰难和危险。然而,就是在变革的困境下,他将圆熟老练的生存智慧用到了极致,洞察形势、权力与秘密的关系,并深入利用。
——既要维新,该抓权就抓权,能抗旨时就抗旨,能钻空子就钻孔子,对维新派明抓暗保。
——又要做事,遇到红灯绕路走,修铁路、架电线、派留学生……推着中国走上了现代化进程。
——还要自保,一面圣人言,一面厚黑术,等待下一次“倒逼变革”时机的到来。
雷颐老师是当代研究近代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在其《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帝国的覆灭》中,对晚清覆灭史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逻辑,晚清改革派的生存处境,领导者在大动荡中的通权达变和权术手腕,都生动毕现,更是入骨三分的揭示了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权力秘密。
吴晓波:在我心目中,雷颐先生是国内清末史研究“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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