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一鉴||帝国生物战：瘟疫肆虐两千年

当一具具的尸体从天而降时，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城的居民万万不会想到，他们，以及整个欧洲的灭顶之灾开始了。

1347年，在久攻不下卡法城（今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后，向来习惯用生物战作为武器的蒙古人决定，用抛石机将一具具患有“黑死病”的尸体抛入城中，以求用瘟疫代兵，彻底摧毁卡法城，

正如恶毒的蒙古人所愿，作为鼠疫的一种，此后黑死病在卡法城中迅速蔓延，并被城中逃出的残存居民先是带到了意大利，然后又传染到了西班牙和法国、英国，随后又急剧扩散到整个欧洲，仅仅从1347年到1353年短短六年间，黑死病就横扫欧洲，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使得欧洲人口剧烈减少了三分之一还多，并在此后三百年间成为游荡在欧洲上空的恐怖幽灵。 

▲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

也是最为残暴的生物战制造者

作为蒙古大军所向披靡的“法宝”之一，擅长生物战的蒙古人，是人类史上最恐怖的幽灵军队，由于奉行游牧思维，习惯杀光征服地区的人口以将土地作为牧场，因此早在此前公元1211至1234年间攻灭金朝的战争中，蒙古人就开始对中国北方的汉人和女真人实行了生物战。

当时，蒙古人沿袭游牧民族的古老战术，每攻占一个地方撤退时，就故意将腐烂或患病的人或牲畜的尸体投到河流和其他水源地中；当遇到久攻不下的城市时，就故意用抛石机将患病的尸体抛入敌方城中。

此前，蒙古人在攻灭西夏国后，先是将党项人屠杀灭族。在1232年围攻金朝首都汴京（开封）的过程中，蒙古人又继续沿用生物战的套路，致使汴京城中在短短50天内“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

而在经历蒙古人的扫荡后，金朝统治的中国北方人口从4000多万人锐减至不足1000万人，而在南宋统治、抵抗蒙古人最为坚决的四川地区，人口则从原来的1300万人锐减至仅剩下85万人，根据人口学家估计测算，在整个蒙古帝国扩张时期，蒙古人直接或间接杀掉的征服人口接近1亿人之巨，约占当时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而仅仅依靠屠杀，本身人数稀少的蒙古人并无法做到这一点，而他们的秘密武器，就是利用腐尸作为生物战，频繁向战争对手发起生物战，利用瘟疫的迅猛传播来扫荡对手。 

▲14世纪，黑死病在欧洲的传播路线图

从蒙古高原发端的残酷瘟疫，在逐渐摧毁罗马帝国的同时，也在摧毁着当时与罗马帝国并称为世界双雄的大汉帝国。

到了东汉后期，由于东汉帝国长期进行与西北羌族的战争，长期战争带来的的死亡、逃难和饥荒，导致当时汉帝国内部的瘟疫开始大规模流行，到了汉灵帝时期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东汉帝国连续发生了五次大瘟疫。

当东汉朝廷面对大批民众患病死亡束手无策，甚至坐视不管时，当时，河北巨鹿出现了一个对民间医术和巫术都很熟悉的巫师张角，他带着两个弟弟，首先在灾情特别严重的冀州一带开始传教。

所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张角在大量招收学生、培养弟子和信徒的基础上，开始创立了太平道。史书记载，张角经常拿着九节杖，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通过宣传“以善道教化天下”，张角等人利用瘟疫造成的末世恐慌和关怀，仅仅十多年间，就在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等八个州共招收徒众达数十万人。

到了公元182年，东汉帝国的瘟疫再次大规模兴起，在此基础上，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83年，张角、张宝、张梁兄弟三兄弟趁着民间瘟疫横行，最终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暴.动口号，并在当年发起了所谓的黄巾起义，试图以太平道取代汉朝。

尽管黄巾起义仅仅十个月时间就被镇压下去，但在战争和瘟疫的注脚下，却由此开启了长达近百年的汉末三国大乱世，而从公元184年的黄巾之乱算起，当时中国的人口从汉灵帝时期的5648万人，锐减至三国鼎立时期的763万人，全国总人数锐减达85%以上，此间，除了战争死亡、饥荒外，瘟疫则是最凶猛的人口锐减凶手。 

▲黄巾起义的背景是东汉末年的大规模瘟疫传播

到了公元207年，当时曹操基本统一北方，但“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就在曹操基本统一北方的第二年，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不顾当时北方仍然民生凋敝、瘟疫横行的情况，又对南方发起了战争，这就是史称的“赤壁之战”。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大多注重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的齐心协力，以及周瑜等人的神妙指挥，但是隐藏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则是当时中国境内大规模的瘟疫仍然四处横行，加上曹操的军队从北方南下，在南方相对温暖的气候中，瘟疫更是在北军（曹军）中广泛流行。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就记载：“公（曹操）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当时，孙吴联军打破曹军，曹操被迫烧掉剩余的船只撤退，撤退途中大量士卒又因为粮食短缺和瘟疫等原因，导致死亡士卒超过半数。

《三国志·魏书·蒋志传》又写道：“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说明瘟疫流传不仅在军队中，而且遍及整个荆州地区。到了赤壁之战第二年的公元209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记载道：“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

由于赤壁之战恰逢汉末三国大乱世，剧烈的战争死亡、饥荒和瘟疫处处横行，而这也成为了曹操败北，最终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历史暗背景。 

▲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的胜利，也有瘟疫的助力

而蒙古人沿袭自匈奴等远古游牧部落的生物战，最终也反噬到了蒙古人自身。

当时，在攻灭金朝和南宋，以及西征战争中频繁使用生物战的蒙古人，出于游牧部落代代相传的谨慎，一直保留着对于鼠类等瘟疫病源的控制，例如规定不能吃土拨鼠、对于鼠类不能靠近、只能以弓箭远射惊扰等民俗。

但在从游牧社会进入到了中华大地的农业定居社会后，瘟疫仍然不可避免地袭击了元朝。就在蒙古军队用黑死病病人的尸体袭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城前三年，公元1344年，大元帝国内部也爆发了鼠疫，当时，朱元璋的故乡安徽濠州先是发生旱灾，随后又暴发了蝗灾和瘟疫，不到半个月时间，朱元璋的父亲、大哥和母亲先后去世，只剩下朱元璋和二哥相依为命，在此情况下，16岁的朱元璋被迫出家当了和尚，并在四处流浪乞讨的过程中，最终加入了“红巾军”，掀开了摧毁大元帝国的序幕。

就在朱元璋的父母和二哥因为瘟疫致死22年后，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明军最终攻入北京，摧毁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

但与瘟疫成就了大明帝国一样，瘟疫最后也助力摧毁了明朝。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当时地处南方沿海的广东下起了大雪，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在最后的26年间自然灾害频发，开始进入了气候学上“小冰河期”，当时，明朝境内先是连续多年旱灾，然后又引发蝗灾和饥荒，饥荒引发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民起义，加上东北的满族崛起不断南侵，在不断的灾害和战争交接下，明朝境内的鼠疫、天花、霍乱等多种瘟疫也席卷了整个中国的华北地区，并在1640年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崇祯十四年（1640年），由于长期的干旱，海量的老鼠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各省觅食，而在长期旱灾和饥荒中饥不择食的灾民中则以老鼠为食，由此更加加重了鼠疫的暴发，当时，整个北方“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当时，往南方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左懋第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他从天津静海抵山东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 

就在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蔓延整个华北的鼠疫又传入北京，“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由于瘟疫死亡人数实在太多，当时北京城内甚至出现了有的人户全部死光，甚至连收尸人都没有的惨况。

当时，北京城内的人口约为100万人，在这场明朝灭亡前一年的大瘟疫中，北京城预估死亡人数高达20多万人，而剩余的人也奄奄一息，“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就在明朝灭亡当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就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到了1644年开春，瘟疫又在北京复发，此时，李自成的军队也从陕西顺利推进到北京附近，当时，北京城内因为鼠疫人口死亡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由于死人太多，当时北京城中许多街巷都已冷落得无人行走，而负责保卫北京的明军京城三大营，当时名义上有10万人，但除了缺额外，剩下的几万人也大多患病，“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身体已经虚弱得无法守城。加上欠饷太久，当时士兵们已经全无斗志。 

因此，当李自成的军队于1644年农历三月兵临城下时，已经被瘟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北京城立刻土崩瓦解，随后，崇祯皇帝在无人来朝的孤独中，在紫禁城后的景山凄凉上吊自杀，明朝至此宣告灭亡。 

而入驻北京城的大顺军也很快大面积感染瘟疫，因此在北上山海关与吴三桂的军队决战时，大顺军10万军队就有4万人不能随行，在山海关惨败后，李自成又率领大顺军残部退出北京，并将鼠疫带到了明朝其他地境继续广泛传播。 

▲剧照：明朝末年的大瘟疫，造成明军内部的崩溃

在这种明清交替之际瘟疫大规模传染的背景下，就在清兵进入山海关后仅仅17年，1661年，年仅23岁的顺治皇帝就由于感染天花去世，为了保证皇位继承人的顺利成长，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最终选择了已经出过天花、却幸运大难不死的顺治皇帝的第三子玄烨继承帝位，是为康熙皇帝。

经历明末清初大规模战乱、饥荒与瘟疫的摧残，当时，中国的人口也从明末实际的约1.6亿人下降至清初的9000万人，人口减少达7000多万人。

但到了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随着清朝的稳定发展，中国当时的人口暴发增长至3.98亿人，在这种人口大爆炸的背后，当时地理大发现以后从美洲传入的番薯、玉米等高产、抗旱农作物也对人口的剧烈增长起到了重要的加持作用。

但是，在番薯、玉米传入的同时，与西方更加频繁的交流，也带来了更多病菌和瘟疫的传播。当时，作为通商首先接触之地，在沿海的广东、广西等地开始出现瘟疫，在这种情况下，以“拜上帝会”、宣扬能治百病的洪秀全等人利用当时沿海地区瘟疫流行和两广地区的土客籍矛盾、大量穷困流民横行的社会背景趁机起事，其中，自封为“赎病主”的杨秀清更是假借天父下凡说： 

“我将遣大灾降世，过了八月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凡坚信的将得救。”

由于盛传假如拜上帝会可以免除瘟疫，于是，广西的流民更加蜂拥入伙，到了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最终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事反清，并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军之乱。

在经历1851年至1864年长达十三年的太平军之乱后，中国人口也再次锐减。根据人口统计，在战乱前的1850年，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3亿人，但到了1874年清廷再次统计人口时，发现当时人口存量仅剩下3.02亿人，除去流民无法统计等因素外，历史人口学家预估整个太平军之乱中，中国死亡人口约为7000万人，其中瘟疫则是最大的死亡因素。 

▲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借助瘟疫进行鼓动宣传

在经历太平军之乱后，中国的疾病防治水平也开始大规模提高，而在战乱中亲眼目睹了江南地区瘟疫惨状的李鸿章，则在组建淮军的过程中，模仿西方军队建立了医官制度，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国内的大城市开始陆续建立起现代医院，并采用新式的药品和医疗技术防治瘟疫，在此基础上，到了晚清时期，大规模的瘟疫也逐渐减弱。

到了清朝灭亡的前两年，1910年底，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传入中国东北地区的鼠疫大规模爆发，并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造成了东北地区4万多人死亡，鉴于鼠疫飞速的扩散态势，清廷随后紧急任命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广东人伍连德（1879-1960）担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在检验确定瘟疫病源为鼠疫后，伍连德随后一方面推动尸体实行火化，另一方面又推动建立了卫生警察部队，并在从东北到北京的铁路沿线都建立了防疫区和检验检疫措施，由此迈开了中国防疫事业现代化的第一步，此后历经三个月的紧急控制，到了1911年，东北鼠疫被控制下去，尽管最终死亡了6万人，但却有效遏制了东北鼠疫疫情，使得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成为全国级别的大瘟疫。

▲1911年东北鼠疫

就在东北鼠疫被控制后第二年，1912年，清朝最终在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走向灭亡。此后，尽管历经民国战乱和日本人对华实行的残酷细菌战，但大规模的瘟疫最终没有再次出现，中国开始进入了长达百年的瘟疫控制阶段，尽管后来也曾经历2003年的SARS危机和近期的个别案例鼠疫，但中华大地，终于在两千多年与瘟疫的长期战争中，取得了后来居上的胜利。 

中国历史上防治瘟疫十大方法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以前的历史无从告知，被太多文人墨客所改变，真实的历史被埋没历史长河之中，老夫尽我所能还原真实，看过之后，我相信，你一定会大跌眼镜！

疫病，是中国历史上对流行性传染病的统称，包括因病毒、细菌、寄生虫和其它微生物引起的多种疾病。而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疫病则称为瘟疫。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经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虽然每次瘟疫都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但这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也没有阻挡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

综合中国各朝代官方和民间的防治瘟疫的史料，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三千年防治瘟疫的历程是一部活生生的正邪相争的历史，每一次病魔的攻击都会对人类造成重大创伤，人类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战胜病魔，生存下来，可是时过不久病魔还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人类再一次面临另一场正邪之战。。那么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古代中国人是采用何种方式来防治瘟疫的呢？

医者首当其冲，抗疫名医辈出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经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上，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佚事都是有关治疗瘟疫的故事，而通过抗防治瘟疫也同时造就了一代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神医华佗不但擅长外科，还有很多关于他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的记载。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吴鞠通）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接种减毒疫苗，不治已病治未病

中国医学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接种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被接种人的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人痘接种实际上就是一种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说是用轻型天花来预防重症天花。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国曾广泛应用，后来还西进欧洲流行美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并促进了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现在很多传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减毒活病毒作为疫苗。比如，现在每个儿童都要接种的小儿麻痹（Polio）疫苗和麻疹（Measles）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中国古代医家在2000多年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既在未发病之前“治疗”疾病，这种未病先防的治疗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帝王承担责任，官方免费抗疫

古代的许多帝王在大疫流行时，曾发出诏书诚坦执政失误，承担责任，以安抚众官吏和平民百姓，并下令各级政府共同抗疫。官方组织的抗疫活动，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汉代的文帝，元帝和成帝，东汉的恒帝等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汉代帝王还曾下令官员减少吃喝玩乐，削减马匹坐骑，用于救援染瘟疫的灾民。宋朝其间，瘟疫发病时政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药费由政府支出。康熙皇帝曾于1682年下令各地种痘预防天花。康熙根据皇室家族亲身经历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这是一个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广防疫方法的例证。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几乎成为官府朝廷抗疫的惯例。

设立隔离病坊，阻止疾病传播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公元242年，晋代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谈到天花病时记载：“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清楚表明天花是在战争中由俘虏带到中国，因此天花在古代中国称为“虏疮”。由于其传染性，天花随后在中国逐渐流行。公元2年，青周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为隔离医院，用以治疗瘟疫患者。军队中打仗时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唐朝时，还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相当现代的慈善机构。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可见古代人很早就开使用隔离的方法，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的传播。

建立防疫管理，设立边境检疫

控制瘟疫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国家防疫管理系统，并建立边境检疫制度以控制国际间的传播。湖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记载了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宋时规定，所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护是政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护要参加治疗。清朝政府还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清朝刊行的《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这说明中国医生当时已经认识到天花的急性感染患者为传染病源,并且建立了完整的天花检疫系统。1688年，俄国是最早派医生来北平学习种痘及检痘法：“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中国的种痘术还传到日本、朝鲜和印度等邻国，通过国际交流，共同防治传染性性疾病。

注意饮食卫生，保持个人清洁

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不良会容易感染瘟疫是古人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提倡注意饮食的卫生，不食用变质的菜饭。古人还注意到鼠类和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鱼等劝告。明代人已十分讲究饮水卫生，李时珍《本草纲目》专门有一个水部，其中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这种对水质量的判断和分级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中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传下来的预防保健习惯，如上海人的冬季进补，广东人的中药煲汤，南方的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酒等习惯，很多都同预防瘟疫有关。

改善环境条件，药物预防消毒

通过环境卫生的改善以减少瘟疫的传播很早就受到了人们相当的重视。秦汉时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饮水池的记载，还认识到患病的动物和牲畜可以传染疾病，切不可让其污染水源。秦国时规定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者”要被处以罚款。当时城市内设有下水通道，管道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水。这种装置已经接近现代的下水道系统。汉代时已有专门装粪便的容器和痰盂及厕所。当时城市里还设有公共厕所，称为“都厕”，供大家方便。唐宋时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种树以绿化环境，并设有严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损”。另外，在瘟疫流行期间古代人还用药物消毒的方法来预防疾病的感染和传播。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宋代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防止瘟疫。

普及医学知识，加强教育书刊

普及疾病知识加强医学教育是预防瘟疫的重要环节，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视。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唐朝的太医院相当于国立医院，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另外还有地方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疫人员。当时还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况时使用。南宋时期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官立医科学校，培养各科医生。各朝代都对以前的医学药学书籍进行过整理和研究。秦朝下令焚书时，医药书籍例外，保存了下来。元代政府机构中有专人负责医书的整理和出版，同时还以书坊、书院、私宅刻书等多种出版形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盛世修典”，而医药书籍毫无例外包含在修典之中。很多著名医药书籍都经过数代的再版和注释才能流传至今为今人所用。中医百科全书《医宗金鉴》记载了接种人痘的详细理论和方法，此书传到日本后对人痘预防天花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官方免税减租，疫区施财赈灾

瘟疫的流行不但影响民众的健康和生存，还会对社会、经济和生产带来巨大损失。所以，抗击瘟疫决不仅仅是单纯的防治疾病。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实行过在大疫之年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后来还有官方规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补贴，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将赈灾粮款发到灾民手中。各个朝代都有过在发生大疫后，政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或开仓赈济，或派遣医生施药救之。地方官府办的“蕙民药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妥善安葬亡者，救济抚养遗孤

历史上每次大的瘟疫流行都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致使妻离子家破人亡，出现“万户萧条鬼唱歌”的悲惨状况。由于瘟疫的传染性，未经妥善安置的尸体将进一步传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环境。西汉时期，平帝曾下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赐与不等的安葬费。唐朝时期对瘟疫时期掩埋尸体十分重视，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发现尸骸迅速掩埋。唐玄宗在大疫其间下令，死者尸体一定要家人掩埋，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置。唐文宗时规定，患瘟疫家庭留下来的遗孤，如不满是十二岁，一定要由亲属负责养育，官府提供两个月的口粮救济，孤儿名单要上报官府。这些措施和做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护生命，还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会的作用。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是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综合治理瘟疫的。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预防现代瘟疫使用的方法仍然大同小异。最近对SARS的预防又一次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应该看到，近百年来，随着社会文明和科学发展的不断进步，人类对付瘟疫的办法愈来愈多，手段也逐渐提高，其结果是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明显升高。现在人类可以骄傲的说在同病魔的斗争中人类已经真正做到了“道高一丈”。但是，切切不要忘记，瘟疫向人类的进攻从来没有停止过，瘟疫不时还会司机发动反击，而不时出现“魔高一尺”的情景。

来源：最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