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伟 | 怀念挚友陈章太

不久前，我接到大连海事大学的邀请，拟于2021年10月18日乘高铁从北京到大连讲授自然语言处理的课程，我与老伴购买了当日的高铁火车票，大连海事大学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住宿和我的讲课日程。

正当我们准备出发到大连的时候，挚友章太病情严重，住进了隆福医院抢救。我们担心章太的病情，立即退了高铁票，于10月16日赶到隆福医院看望他，这时章太卧病在床，我含着泪水在他病床边说，“章太，我是志伟”，他听到我的话，顿时激动起来，但是，他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了，我看到他眼眶里闪耀着泪花，流出了眼泪。我看一看病床边的监控，他的心率高达160多次，说明他身体的器官已经非常衰竭了。我和老伴在病房外面守候了很久，期望章太能闯过这一关，不幸的是，章太在10月17日凌晨合起了双眼，永远离开我们了。

2018年5月15日，摄于东四民芳居

前排左起：邓庆春、陈章太、冯志伟、郑初阳

后排左起：张耀先、刘淑芳、卜兆凤、刘一玲

我和章太是60多年的老朋友了。1961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吕叔湘先生应邀到北大给我们讲课，课间歇息时，我问吕叔湘先生能否帮助我认识语言所的一些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你可以与陈章太联系。经吕叔湘先生介绍，我到语言所认识了章太。章太当时还年轻，第一次见面，我就感到他是一个非常干练的人，做事情非常果断，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说，今后可以经常与他联系，有问题就问他。于是，我常常到语言所去，与他讨论语言学的问题。章太知道我正在采用数学方法研究语言的结构，想搞机器翻译，还介绍我认识了做机器翻译研究的刘涌泉和高祖舜，从此我与语言所的朋友们逐渐熟悉起来。

1964年我在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因为我有理科的背景，吕叔湘先生想要我毕业后去语言所搞机器翻译。我觉得自己还应当在业务上进一步提高，报考了北大中文系岑麒祥教授的研究生，并且居然还考取了。因此，大学本科毕业后我没有去语言所。吕叔湘先生对我说，“你先读研究生也很好，毕业后欢迎你到语言所来研究机器翻译。”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我与章太、刘涌泉、高祖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语言学上得到他们的很多帮助。

1967年我在北大研究生毕业，遇到“文化大革命”，语言所的研究工作完全停止，我不可能到语言所工作，也不可能在北京找到任何工作，我先被分派到天津唐口三中教英语，后来又到云南昆明五中教物理，我离开了语言学的队伍，彻底地改了行。

改行之后，我发现在北大苦苦学到的那些“高大上”的语言学知识，什么汉语的“的”字有3个，汉语的“了”字有两个，等等，到了基层根本没有任何用处。在基层的10年期间，我没有继续研究这样“高大上”的学问了，也不想再研究语言学了，因为这样的学问，尽管在大学里显得很高雅，但是，老百姓并不买账，在基层确实没有任何用处。

我彻底改了行。我学会了电工技术，学生家里的电灯坏了，我能够帮助修好；我又学会了修收音机，指导学生自己装收音机；我学会了给自行车补胎，在学校门口帮助老师们修理自行车；我还学会了蹬三轮车，为学校搬运东西；我还学会了化学的微量分析，在学校办起了小工厂，生产医用的高精度硫酸亚铁，卖给昆明市化工原料公司。我发现，在基层，这些实际的本领比语言学的那些“高大上”的学问有用多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1978年恢复高考，我的理科基础不错，于是我干脆彻底改行，报考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改学理科，接着又到法国格勒诺布尔理科医科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所学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1982年回国之后，我被分派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ISTIC）计算中心当软件工程师，我在TK-70中型计算机上用BOL语言编写程序，在IBM-4381大型计算机上用CMS操作系统做信息处理，我隐瞒了我过去曾经在北大中文系读过中文系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理科人，再也不想搞语言学了。

198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直属于国务院，其中心工作是：面向现代语言文字生活的需要，面向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建设，研究语言文字的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研究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研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为社会各界提供有关语言文字的评测与咨询服务，编辑出版《语言文字应用》和《语文建设》，进行有关语言文字的现代化的信息服务，培养研究生和其他人才。其中，“语言文字的现代化的信息服务”与计算机密切相关。

北京朝内南小街51号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当时，国家语委的负责人就是我的老朋友章太。章太是语言所的研究人员，后来他已经晋升为语言所的副所长和《中国语文》副主编。为了加强领导，在胡乔木的安排下，章太于1984年调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兼秘书长，198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委之后，章太担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此外，他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应用语言学会会长，成了中国语言学界的掌门人。章太雄心勃勃，决心干出一番宏大的事业。

章太深知，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没有高素质的人才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为了把国家语委和语用所办好，他确定的首要任务就是网罗天下英才。

章太与我是老朋友了。由于“文化大革命”，我离开了北京，改行到天津、昆明教中学，“四人帮”垮台之后，我又到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到法国留学，已经离开了语言学界，几十年来，我与章太的交往完全停止了，而在这几十年时间内，章太已经从一个语言学研究人员成为了著名语言学家，成为了中国语言学界掌门人，而我则是一个彻底改行从事软件开发的科技人员。由于专业的差距太远，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

为了开展语言信息处理的研究，章太打算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一个计算语言学研究室，为了网罗计算语言学的人才，章太想到了十多年前的我这个老朋友，他到处打听，终于知道了我的下落。

当时我家住北京和平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职工宿舍，他亲自登门找到了我。见到章太，我觉得非常意外，阔别数十年的老朋友久别重逢，感到分外高兴。于是我们谈起了往事。

章太是方言学家，我首先谈到了方言的话题，我对章太说，我离开北大在昆明五中教书时，发现昆明方言中保留了元杂剧中的许多词语，元朝曾经在昆明驻军，派来很多蒙古士兵长期驻扎，我猜测这是元朝时期的蒙古语残留在昆明方言中的“底层现象”，章太对于方言问题特别敏感，马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高兴地说，“志伟，你现在虽然是软件工程师，还没有忘记语言学呀！”

接着，章太话锋一转，谈到了“语文现代化”问题，他说，语文现代化就是在语言研究中要搞一场鸟枪换炮，不是换旧时的加农炮，而是要换最先进的火箭炮。章太对我说，“我们国家语委要搞鸟枪换炮，我们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设置了一个机构，叫做计算语言学研究室。这个机构的任务是：语言信息处理的理论研究和应用项目开发；对国家语委的其他研究项目提供计算机支持；负责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的建设、日常管理和维护；组织语料库的开发与建设。这项任务，我想请你来承担，这个机构，我想请你来负责。这是我今天来找你的主要目的。请老朋友支持！”

章太坦率地提出：“希望老朋友回到语言学的队伍，重启旧业，到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开展计算语言学的研究。”

我感到非常意外，笑着说，“谢谢章太的信任与器重。到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责任重大，我离开语言学队伍已经多年了，觉得我的能力不够，难以胜任。还有，我现在是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职工，我还得先向领导请示，看他们是什么意见，然后再作决定。好吗？当然，老朋友的情谊我是很珍重的，我会认真考虑。”

老朋友专程拜访，诚意可嘉。我被章太的诚意感动了，但是，我知道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是一个文科单位，资金支持和计算机设备都比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差得多，到那里肯定很难开展像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这样的高科技研究，因此，我心里感到左右为难。

国家语委和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大门口

左起：费锦昌、陈章太

右起：厉   兵、王   均 

我到中国科技信息所办公室向领导做了汇报。领导一听感觉很惊讶，接着慎重地说：“等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吧！”

接着，中国科技信息所的几位领导对于这件事开展了摸底调查，他们了解到我本人并不想调走。于是，主要负责人找我谈话，他对我说：“志伟同志，你是法国留学回来的科研骨干，所领导经过郑重的研究，你不能走啊！”

几天之后，我要调走的消息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传开了，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说，冯志伟要走，那是聪明人犯傻，我们所是“科”字打头的单位，科研经费拨款大大的，工资福利高高的，国际学术交流多多的，那个甚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是文科单位，能跟我们所相比吗？

章太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催着我表态。碍于老朋友的情面，我的回答是：“让我再考虑考虑！”或者回答：“我正在考虑呢！”

我一次又一次考虑的结果是越来越倾向于“不去”。因为所有的亲戚、朋友、计算机界的老同学都持反对态度，只是我不好直接对老朋友章太说出那个“不”字。

章太一而再再而三地邀约我面谈，不断地打电话，还托朋友找我旁拉侧引。让我深深地感觉到章太沁人肺腑的真诚，我想自己过去在北京大学学习过多年的语言学，回到语言学界也许还能够为国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为了回报老朋友的情谊，最后，我只好恭恭敬敬地点头向章太应允了。

但是，中国科技信息所仍然没有同意我的调动，调动的问题一直僵持着，事情一前一后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出现了转机。

这时，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这边分配来了一位刚刚从法国南锡大学学成回国的博士，年轻有为，正好适合接替我的工作，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领导才松了口，终于同意我的调动。

就这样，1985年10月，在章太的一再催促之下，我离开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正式调入了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担任计算语言学研究室主任。

与此同时，章太还从语言所调来了龚千炎、于根元、陈建民，从心理所调来了佟乐泉，充实了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科研力量。章太雄心勃勃，想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大展宏图，干出一番成绩来。由于章太的努力，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进入了它最为辉煌的时期。

我调入的这个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当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语委双重领导的，因此，也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也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收研究生。从1988年起，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脱钩，成为国家语委直属的一个研究机构。从1994年起，国家语委转为国家教委管辖，1998年并入教育部，成为教育部的下属机构，行政气氛逐渐浓厚起来，往日的辉煌逐渐暗淡。年轻人见势不妙，纷纷跳槽。这些行政机构关系的变迁，都是我原先没有料到的，也是章太没有料到的。但是，不论机构怎样变迁，领导如何变换，我仍然坚持在计算语言学研究室孤军奋战，编程序，写专著，发表论文。尽管工作条件远远不能与中国科技信息所相比，但是，出于对章太的友谊和忠心，我一直努力工作，争取不辜负挚友的期望。

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最为辉煌的时期，章太给我的任务有两个：第一是开展计算语言学研究，章太认为我的数理基础扎实，有利于用计算机进行中文信息处理；第二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章太认为我懂得多门外语，熟悉国外的研究情况，在国际上有很好的人脉关系，可以促进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与国际应用语言学界的联系。对于章太的这些安排，我都尽心尽力地去做。我招收了两名理科背景的硕士研究生揭春雨（来自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和李竹（来自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指导他们研究计算语言学。在章太出访英国和法国的时候，我亲自给他担任英语和法语的口头翻译，协助他与外国专家沟通。可惜我自己能力不够，没有很好地实现章太的愿望。想起这些，觉得自己有愧于章太。

1988年语用所研究生毕业照

第一排右起：陈章太、高景成、周有光、王均、陈原、曹先擢、傅永和、杜松寿、郑林曦、张亢臣

第二排右起：厉兵、李欣荣、周四川、刘连元、冯志伟、任凤叙、龚千炎、李行健、于根元、李乐毅、刘士涛、方世增 

第三排右起：陈敏、汪慧君、李燕、曹敏、姚佑椿、揭春雨、苏金智、郭龙生、徐振亚、张瑞、郭晓峰、李竹、张舒、黄慧之                  

调入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之后，我全家不久也从和平里搬进了东城区后拐棒胡同甲2号的国家语委宿舍，成了章太的邻居。章太家住在新1楼1单元，我家住在新1楼2单元。章太是我们的领导，在生活上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

1995年的一个晚上，我岳母在洗澡时不慎跌倒造成股骨头骨折，不能走路，那一天我要到美国参加国际标准化会议，马上就要上飞机了，无法处理岳母的突发事件，章太和师母邓老师知道后，马上到我家把我岳母送到医院治疗，陪同我岳母度过难关，也让我放心地到美国去开会。

2007年我在香港讲学期间，我的岳母病重住进解放军总医院，我家中人手缺乏，老伴孤立无助，章太和师母邓老师一直守护在我岳母身边，岳母去世时，他们亲自给我岳母穿上寿衣，并安慰我的老伴。章太夫妇对我家的这些恩情，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章太是国家语委的高级领导，但是他没有领导的架子，每天都坚持给他所住的新1楼1单元清扫楼道，从3楼一直扫到1楼，常年如一日地坚持了几十年。他还不定期与国家语委的老同事小聚。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也体现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

2015年12月25日，摄于东四民芳居

左起：张耀先、郭瑛、邓庆春、陈章太、冯志伟

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21世纪之后，章太和我都先后退休了。中国传媒大学与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联合成立了一个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开始招收博士生，章太招收社会语言学的博士生，我招收计算语言学的博士生，我们共同努力，发挥余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人才。章太的博士生周洪波成为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我的博士生刘海涛成为了教育部长江学者。在章太的帮助和鼓励之下，我为博士生们开设了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计算语言学基础等课程，并且还用英语讲授数理语言学课程，还翻译出版了几部国外的计算语言学经典教材，我自己也由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成为了博士生导师。这些都是我在退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果没有章太的帮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章太现在离开我们了，这些往事历历在目，令人长号不能自禁。仅以这篇短文寄托我对挚友章太的哀思。

陈章太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