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11.01

编者的话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迫切需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评价体系。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文件。《总体方案》针对教育评价改革的核心问题，首次提出了“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四个评价”新理念。9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专家座谈会暨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座谈会上十余位专家围绕学习贯彻落实《总体方案》精神，针对我国教育评价的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痛点难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本刊将陆续刊发专家发言的核心观点，并欢迎广大读者一起对这一话题研究探讨。

加强高等教育评价方式的改革探索

马陆亭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是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重要内容。教育评价是教育发展的指挥棒，是教育进入全面普及时期能否健康前行、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新时代具有特殊意义。既是思想，更是方法。

　　1. “五唯”具有发展阶段特征。“五唯”的形成起于数量、成于刚性、错在单一。应该看到，分数、学历、论文等可量化指标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表面公平、操作简单，否则也不会累积成顽瘴痼疾难题。在精英教育时期构不成社会问题，而且让人信服，大众化、普及化阶段问题逐渐凸显，是典型的阶段性问题。

　　2. 破“五唯”就是要实现从“一”到“多”的“立”。“五唯”错在“唯”字上，错在偏激、过分。破“五唯”改革其实就是以量化指标为基础，找非量化点突破，以此逐步建立起适应新时代的教育评价体系。即数量指标是基础，“不唯”是扩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3. 抓住核心内涵进行评价。“本质内涵、多元评价”是趋势，内涵是什么就评什么，“多”的地方不再刚性。内涵式发展即按本质属性发展，如每所高校都要实现教学、科研、服务三大职能，但侧重不同。

　　4. 架构高等学校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什么在教育领域提出的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我们可以将我国高校分为三大类：理论型、实践型和职业型。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划分，各种类型高校之间有可能会产生“光谱地带”，但方向导向还是需要明确的。教育模式的改革方向是理论型高校要明显加强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训练，实践型高校要加强综合应用能力训练，职业型高校要侧重动手操作能力训练。各自的教学安排即课堂理论、综合训练、实践操作的学时比例不同。以此作为三类高校的分野，而不是唯层次。教学、科研、服务三位一体共同遵循。

　　5. 探索增值评价。增值评价是对评价对象的进步幅度进行测评的一种评价方法，改变了过去学校评价重投入轻过程、重选拔轻培养的倾向，转向更加注重教育过程，探索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的评价改革。

　　6.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最重要的是智能自适应教育的应用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智能自适应教育可使每位学生拥有自己独有的学习路径，能有效解决教育规模化与个性化的矛盾，实现规模化的个性教育；区块链技术具有透明化、数据不可篡改等特征，将对各级各类考试、各种学历学位证书的记录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一流大学更要培养一流人才

王小梅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高教研究》主编、编审）

　　目前，正逢首批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期检查刚刚结束。在周期总结报告中，各校对建设成绩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专家的评议意见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如有的高校的周期总结报告指出，“双一流”建设以来，学校的一流学科建设持续领跑、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形成、一流师资队伍建设成绩斐然、一流科研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流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树立典范、一流大学文化固本铸魂、一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度拓展、一流的制度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这里的一流人才培养体系是“加快形成”，与其他的“持续领跑”“成绩斐然”“树立典范”“突破性进展”相比，是不是分量不够重？底气不够足？当然，我们不排除人才培养是一个隐性、滞后的过程，即使投入很大也很难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有专家认为，一流人才是在社会实践和科研工作实践中历练成长的，但这不能排除学校教育的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国之重器，是国家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的代表，承担着一流人才培养的时代重任。“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双一流”建设高校更应抓住“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更加倾心用力培养一流人才，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堪当时代大任的青年学生。

　　“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当前，我们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对科学知识和优秀拔尖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大学发展到今天，承载的使命和责任越来越多。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延伸到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但究其根本，立德树人才是大学的初心和教育的本质。“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把培养一流人才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在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谋划和把握“双一流”建设大方向，并以此来带动其他工作。

　　“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其他高校相比有更浓郁的科研氛围、更强的学科实力。一方面我们要引导教师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旨趣与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社会发展的重大民生问题紧密结合；另一方面，更加鼓励和引导教师将自己的科研优势快速转化为教育教学内容，转化为培育高层次一流人才的优势，要全面提升一流人才培养能力，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聚焦数理化、文史哲等基础学科，以强化原始创新能力为导向，实施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统筹一流学科、一流师资、一流平台等资源，以超常规方式加快培养一批紧缺人才，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和推进科技创新作出贡献。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最高水平的代表，“双一流”建设高校要把培养国家战略紧缺人才当作责任与使命。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一流学科领域的科研项目。为培养世界级科技大师、领军人才、拔尖人才打下扎实的基础。

　　在“双一流”评价指标体系中要更加强化“立德树人”的评价导向。可以说，培养、拥有一流人才是一所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条件。综观当今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无不把培养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一流人才作为核心办学理念。在“双一流”评价中我们要探索把对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评价与为国家培养急需的高层次一流人才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要深入研究办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在人才培养上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要有定力、定心，力戒浮躁、不折腾，脚踏实地、守望教育、静待花开。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培养一流人才、孕育一流成果、做出一流贡献”的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努力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可靠的、源源不断的一流人才。

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若干新要求

刘复兴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新时代我们要实现教育现代化与建设教育强国，教育改革创新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挑战和新的历史任务。教育评价改革在教育改革创新中具有关键的、前瞻性、引领的地位，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新时代我国的教育评价改革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总体要求出发，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以教育评价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改革为方法论原则，把握好教育评价改革的若干新要求。

　　一是教育评价改革要树立新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教育“九个坚持”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确立了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创新的指导思想；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政会上鲜明地提出了教育的“四为”方针，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方针。党和国家陆续提出了一系列人才培养的新标准、新要求，如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学生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培养党的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实施劳动教育等。新时代党和国家人才培养的新标准新要求是教育改革创新的新任务。教育评价改革必须遵循教育“九个坚持”，贯彻“四为”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党和国家一系列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作为新标准。

　　二是教育评价改革要面向新问题。近代以来，为了富国强兵，救亡图存，我们开始逐步学习国外特别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西学东渐成为过去近三百年来我国知识传播的基本特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进程大大加快了，范围大大拓宽了，并且某种意义上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智力支撑。今天我们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进程遭受逆转，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等成为常态。科技竞争与文明冲突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主要依靠西学东渐已不可能支撑我们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我国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的本土创新。教育是创新的沃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途径。如何大力促进培养创新人才？如何鼓励和扶持中国本土科技创新？如何实现中国本土创新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平衡，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必须要面向的新问题。

　　三是教育评价改革要完成新任务。一般而言，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是由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个主要的部分组成的。自然科学承担着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任务，人文社会科学承担着认识人与社会、改造人与社会的重任。自然科学往往是价值无涉的，人文社会科学则承担着建构一个国家民族价值体系与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任务，是一类与自然科学相比很不同的知识体系，是与文明、思想、价值、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息息相关的，也是因文明而不同、因民族而不同甚至是因国家而不同的。在新时代，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具备领先世界的中国特色知识体系，不仅要有领先世界的自然科学技术，还要具有引领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教育，主要是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肩负着生产与创造知识体系的重任。如何解决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难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与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设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新任务。

　　四是教育评价改革要确立新主体。传统上，我国的教育评价十分注重教育的结果评价、学科教学的评价和科学研究的评价，而且许多的评价活动是以内部评价为主。教育评价的主体与内容相对是比较狭窄的、单一的。这种倾向也是导致出现“五唯”现象的原因之一。新时代，我们要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就必须拓宽教育评价的主体和内容。要重视外部评价、社会评价与学生评价，加强受教育者在教育评价中的地位；要特别突出人才培养评价的重要性，切实建立健全落实立德树人体制机制；要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系统研究与建立软性指标的评价机制，补足在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评价方面的短板；要注重发展性评价和诊断性评价，把评价作为促进学生、教师和学校发展的重要手段。

　　五是教育评价改革要利用新技术。新时代是一个未来已来、将至已至的时代，以5G、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量子科学等众多前沿科技创新叠加发展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来临。技术变革正在决定与改变着社会结构，不断变革的社会结构又要求教育结构的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教育结构是以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为物质和技术基础，嵌入万物互联的社会结构，是万物互联的组成部分。教育的形态由工业时代的教育转变为信息化教育、算法教育、互联网+教育、物联网+教育、人工智能+教育、区块链+教育；教育制度体系由金字塔状的以正式制度、刚性制度、等级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制度体系转变为立体的甚至是一种边际不断扩展的球状的多回路、网络式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的弹性制度体系。新时代教育评价必须前瞻性地适应这种教育结构体系的变革，充分利用5G、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构建科学的高效的评价制度。

　　六是教育评价改革要明确新路径。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全球化进程遭受逆转的现状，我们绝不能关起门来搞教育评价改革，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进我国教育的改革创新。进一步加强教育评价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持续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交流合作的基础上，特别要加强“一带一路”方向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注重构建“N-1”多边合作交流机制。在后疫情时代有效恢复与开展与疫情控制良好的国家与地区的合作与交流。

大学评价必须超越指标

周光礼

（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双一流”建设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作为国家“千亿工程”，“双一流”建设需要进行社会问责与项目评估，需要寻找国际可比指标。因为脱离国际标准另搞一套，是永远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个国家的大学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从逻辑上来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大学不具有可比性。我们如何衡量一所大学的办学成绩，如何确定中国大学在世界的坐标，如何评判“双一流”建设成效，教育评价这把尺子至关重要。长久以来，中国大学始终被缺乏合理、准确、系统的评价标准所困扰，各种国内外的商业机构高举量化评价的大旗，以文献计量方法建构各种“洋标准”“洋指标”“洋名次”，给中国大学乃至全球大学产生巨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实际上，一切教育评价都是主观的。在此，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世界大学排名的特点和弊端。

　　1. 重规模，轻质量。世界大学排行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大学规模和数量指标，轻视大学内涵和质量指标。无论是ESI、U.S. News还是THE、QS，无一例外都重视大学组织的规模和整体水平，对大学的办学质量和效率关注不够。这些世界大学排名均强调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大学学科齐全，这实质上是一种“以数量取代质量”的不良倾向。作为发达国家话语权的载体，世界大学排名推动了西方大学概念的全球扩散。这些大学排名奉行一套西方研究型大学的逻辑：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需要一支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建设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必须坚持3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这种大学逻辑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导向下，迅速向全球扩散，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黄金标准”。其实，这只不过是西方精英大学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的大学概念与这种大学逻辑是不同的。中国传统的大学概念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重视立德树人的人文主义教育，二是强调教育与政治交叉融合。过于强调这种“国际标准”容易导致全球大学趋同化，不利于“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利于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

　　2. 重投入，轻产出。由于大学办学质量难以测量，世界大学排名机构流行用投入指标代替产出指标，最荒谬的是用生源质量代替毕业质量，用高考分数代替人才培养质量。其背后的逻辑是：投入多，有质量；投入少，没质量。在这种逻辑的影响下，中国大学评价高度关注生师比、生均图书资料、生均校园面积、生均建筑面积、生均办学经费等，其结果是把中国大学导向“成本最大化”的办学路径。其实，成本最大不意味着办学质量最高，铺张浪费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值得指出的是，投入指标只能反映大学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的资源供应水平，充其量只能决定大学组织的正常运转，只是大学实现卓越的条件。根据大学评价的“柏林原则”，大学评价必须坚持产出导向的原则。也就是说，大学评价指标应尽可能选择产出指标而非投入指标。因为投入指标只能反映大学的一般情况，产出指标才能提供大学声望和质量更为精确的评价。基于此，“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要优化结果评价、探索增值评价。

　　3. 重科研，轻教学。现有的世界大学排名基本上是以科研为导向，科研成果的权重是最大的。其中，ESI和U.S. News只有学术发表一个指标，科研权重占比100%；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有5个指标，与人才培养有关的指标只有一个（占比10%），科研权重占比90%；THE和QS，科研权重占比超过60%。这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科研成果较人才培养更为显性，容易从量化的数据当中进行排名；二是科研成果的数据获取与处理较为容易，而人才培养指标缺乏国际通用的衡量单位。在这些世界大学排名的导向下，中国“双一流”大学热衷追逐学术GDP，出现严重的“重科研、轻教学”现象。当前中国“双一流”大学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科研与教学不能有效整合共同支撑人才培养，严重背离大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大学才是世界一流大学”。

　　4. 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科。现有的世界大学排名几乎都是基于科睿唯安的Web of Science和爱思唯尔的Scopus数据库，这是两个科研数据库。其中，ESI根据SCI、SSCI论文的分布，将学科分为22个。在这22个学科中，自然科学占20.5个学科，人文社科仅占1.5个学科。在自然科学中，医学和生命科学学科约占一半以上。ESI以其数据的客观性受到中国一流大学的普遍追捧，以至于在中国高教界衍生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办学理念”，如“没有医学院的大学不是世界一流大学”，“ESI是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可靠标准”。在这种错误导向下，中国大学乃至全球大学中出现了一个令人忧思的现象，即大学开始裁撤人文社会学科，因为人文社科对大学排名贡献不大。在我国14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40所大学表示近期要新建医学院。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萎缩带来两个严重的后果，一个是大学的道德领导能力大大弱化，大学已经不能站在道德高度引领社会、批判社会；另一个是大学立德树人能力大大弱化，目前全球大学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德育普遍边缘化，大学的组织目标、工作方式、评价体系均不支撑大学德育。

　　近期“双一流”建设高校自评结果表明，中国已经不缺乏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根据国际可比指标，许多大学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数据居然在很多方面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国外对标大学，欣喜之余纷纷宣布自己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但社会对此并不认可，这是因为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文化意义上的。所谓文化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是一所大学的理念和制度能够给其他国家、其他文明带来实质性的启示，为其他国家的大学所认同、所模仿。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评价必须超越数量指标，注重大学的精神与灵魂、文化与内涵。

新时期教育评价改革的现实诉求：基于《总体方案》的解读

施晓光

（北京大学教授）

　　《深化新时期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政策寓意深远、诉求明确。《总体方案》堪称新时期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化教育评价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指导性文件，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破五唯”顽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指示的具体落实，对我国未来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尤其是编制好“十四五”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和极强的实践引领作用。

　　1. 《总体方案》充分肯定了教育评价的判断、引领、指导、管理和改进功能，将教育评价改革置于“事关教育发展方向”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加以明确。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系统阐述了教育“九个坚持”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理念、新基准和新路径。此次，审议通过《总体方案》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不偏离“九个坚持”的轨道，使之同时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外在需求与学生个体成长的内在需要两种不同的现实诉求，最终实现“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两种教育价值的有机结合。

　　2. 《总体方案》充分地吸收了中外教育评价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出教育评价要“遵循教育评价规律（内在逻辑），……以及不同类型教育特点”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这表明：①整个《总体方案》制定的科学依据是充分的，符合“有价值的事物不一定能被测量（评价），而被测量（评价）的事物不一定是有价值的”原理；②其实践基础是丰富的，充分考虑了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性，力争通过建立科学教育评价体制和机制，实现“管教评”分离，达成“以评促建”，满足教育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诉求，实现教育公平的质量性发展。

　　3. 《总体方案》问题意识突出，着眼解决实际问题，具有极强的对象指向性。目前，中外教育评价理论流派林立，划分方法形式多样。但本次《总体方案》并没有严格地受限于“教科书”上某一理论和方法的局限，而是立足解决教育及评价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对象目标明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和“健全综合评价”24字工作方针。其目的就是采用“刮骨疗法”，止损“五唯”顽疾。在历史上，“学历文凭”“学术论文”“测验考试”“选拔升学”以及“荣誉称号”等要素指标都在我国教育管理中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把这些要素作为考核指标本身并无大错，问题出在这些要素指标被慢慢异化成“唯一”，背离其设立和使用的初衷。近20余年，“五唯”问题愈加严重，积重难返，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和“拦路虎”。尤其是在“中考”和“高考”考核中，整个社会、学校和家庭多年来早已习惯“唯分数论优劣”“唯升学论质量”。“智育至上”名副其实；追求排名大行其道；英雄学霸备受推崇；在教师管理、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等方面，“唯文凭论水平”“唯论文论成果”“唯帽子论英雄”的现象屡禁不止，考核过度量化靡然成风……。这些问题对教育事业良性发展造成难以估量损害。应该说，“五唯”标准助长了人们的功利主义思想，是扭曲教育观和人才观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五唯”不破，改革成功无望；顽疾不除，卓越理想难成。当然，破“五唯”并不是全盘否定指标性考核和量化考核的作用，摒弃“五唯”，变教育评价标准的“唯一性”为“多元化”才是目的，乃为教育评价改革任务之重中之重。

　　4. 《总体方案》中提出的“四种评价”模式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四种评价模式由四组表示程度不同的“动词”加以限定或修饰，体现了《总体方案》的“亮点”和创新。他们既规定了我国教育评价体系和制度的评价内容和范围，也明确了未来教育评价的工作重点和任务；既有对过去教育评价工作成果的肯定与反思，也有对未来教育评价政策实施效果的展望与期冀；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教育评价理论研究，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教育评价体系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①《总体方案》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实际是部分地肯定了这种评价方式，但同时也不掩盖其存在的局限。众所周知，结果评价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模式，作用在于测量教育目标和任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或被完成。从技术角度看，结果评价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结果评价目标和任务的预设的不合理、不科学，那就必然导致结果的“减值”，甚至“负值”。如果像传统教育评价那样将获得知识的多少作为检验学生学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依据，就必然会导致学校教育出现“重智育”“轻德育”“弱体育”“虚美育”“无劳育”的应试教育局面和学生培养中出现“高分低能”“只专不红”严重片面发展的缺陷。②提出“强化”过程评价，既肯定了这种评价方式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也暗喻其实践价值和执行程度远没有达到理想预期。③提出“探索”增值评价，虽然“增值评价”是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评价模式，且逐渐在我国兴起，但增值评价作为舶来品，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本土化移植的方式和成效仍然需要时间检验和不断探究。④提出“健全”综合评价，与单一性评价方式相比，综合评价的优势不言而喻，但仍存在制度缺陷和文化障碍，需不断加以完善。

　　总之，《总体方案》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好政策。今后的教育评价工作只有很好地学习和贯彻《总体方案》精神，践行“四种评价”方式，实现《总体方案》中提出的“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的改革目标才曙光在前，翘首可待。

本文将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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