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诗人研究的新进境

——读《宋才子传笺证·南宋后期卷》

《宋才子传笺证》（全五册），傅璇琮先生总主编；《南宋后期卷》，程章灿教授主编，辽海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据悉，《宋才子传笺证》即将修订重版，《明清才子传笺证》亦在编写之中。

卞东波

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历来就有所谓“知人论世”的传统，作家传记成为“知人论世”最直接的材料，“传记可以有助于揭示诗歌实际产生的过程……传记为系统地研究诗人的心理和诗的创作过程提供了材料”宋代文学研究较唐代文学研究为薄弱，原因之一就在于宋代文学研究的资料工作没有唐代文学做得充分。所以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宋才子传笺证》（全五册，辽海出版社，2011年12月）的出版不但清晰疏理了数百位宋代作家的生平行实，而且以现代的学术手段提供了理解宋代作家心理与诗歌创作的背景文献。

陈寅恪先生一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造极于天水一朝，更对宋代史学成就赞不绝口，特别对所谓“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再三揄扬。晚近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形制以学术专著与论文为主，而鲜见以传统的“长编考异之法”撰作而成的著述，实则这种著述形式的学术价值并不亚于论文与专著。《宋才子传笺证》体例虽一依傅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五册，中华书局，1987—1995年），但其实深得传统“长编考异之法”的真谛，同时又体现出新的时代特色。

不同于《唐才子传校笺》是以元代辛文房所撰的《唐才子传》为底本加以笺证而成，“宋才子”本无传，这就需要笺证者重新作传。《宋才子传笺证》以作家生平的主要行事为纲目，并在笺证部分汇集各种相关资料，对纲目进行详加考证与辨析。这一方面，使作家的生平事迹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又能从不同的文献中知道更详细的记载。但笔者发现，《宋才子传笺证》的笺证部分并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积，而是充分发挥宋人“长编考异之法”的长处对原始文献进行详细的考订，更重要的是订正了传统文献的疏误之处，下面且以笔者参与撰写的《南宋后期卷》为例，略加说明。如《敖陶孙传》，关于敖氏登进士第之年，《四朝闻见录》丙集称其“旋中乙丑第”，但笺证者经过分析认为，“乙丑”当是“乙未”之误，应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又如《周南传》的笺证者根据《四朝闻见录》乙集中光宗对周南策论的批语“周南显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为第一甲十五人”，订正了《（正德）姑苏志》卷五四中所言周南“格置乙科之首，当时中选者，自愧在南右”的记载之误。又如《赵庚夫传》，清修《福建通志》卷五一谓赵庚夫文集《山中集》乃赵以夫序而传之，笺证者根据宋人陈振孙所著的《直斋书录解题》卷二○的著录，序者乃赵南塘（即赵汝谈），指出《福建通志》辗转之误。再如《王迈传》，《宋史》及《南宋馆阁续录》皆谓王迈字“贯之”，但笺证者根据王迈友人刘克庄为其所写的《臞仙王少卿墓志铭》中王氏字“实之”的第一手材料，厘清了王氏生平史上的这段疑案。又《冯去非传》，方回《桐江集》卷四《跋冯深居诗》称冯氏卒“年八十馀”，笺证者援引更原始的文献，即宋人孙德之《深居冯公墓铭》中的记载“咸淳改元，微恙，终于寓舍……年七十八”，又结合宋释文珦《潜山集》等文献，指出了方回记载的错误，也基本确定了冯氏的生卒年情况。同样，笺证者根据《宋史·冯去非传》冯氏登进士年“淳祐元年”的记载修正了《（康熙）江西通志》卷五一《选举》三误作“德祐元年”的说法。另如，《何应龙传》，《两宋名贤小集》卷二八九称其为“嘉泰间进士，曾知汉州”。但笺证者敏锐地发现此处的“何应龙”应是另一人，与江湖诗人何应龙“虽同名，但字里不同”，避免了以讹传讹。《南宋后期卷》中对前人错误的辨析在在多是，皆能立足于宋代的第一手文献，对各种史料加以辨析考证，最终得出正确结论，深得“长编考异之法”的精义。

       宋代文学研究一直存在着重北宋，轻南宋的倾向；就南宋文学而言，又多集中在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姜夔、刘克庄等大家上。王水照先生曾非常精辟地指出“南宋文学的繁荣与整体成就可与北宋比肩”，又认为“现存南宋文学的作家作品，不仅数量巨大，明显地超过北宋，而且在内蕴特质、艺术表现上也有自己的特点”。本次出版的《宋才子传笺证》五册，北宋卷和南宋卷各占两册，份量齐平，而《词人卷》则是南宋词人多于北宋词人。这体现了《宋才子传笺证》主编傅璇琮先生对南宋作家的重视，也是对学术界要求加强南宋文学研究的呼应。南宋文学，特别是晚宋文学的主体是当时活跃于官场与山林之间大量的所谓“江湖诗人”。江湖诗人的数量，据张宏生教授的统计，已经有138位之多。这些游走于江湖之间的诗人，在《宋史》中基本上都没有传记，其生平事迹散见于晚宋时的文集、笔记等文献之中。根据早稻田大学内山精也教授的看法，江湖诗派是最能体现中国近世性的诗人群体。中国学界对这一诗人群体的研究虽然已经出版了不少有份量的专著，但对这些诗人的具体研究似乎尚未展开。究其原因，即在于研究这些诗人的文献基本尚未具备。《宋才子传笺证》中的“南宋前期卷”、“南宋后期卷”、“词人卷”中对众多南宋江湖诗人的生平做了详细的考订，对我们了解这些原本模糊不清的诗人，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如《南宋后期卷》中所收的江湖诗人敖陶孙、叶绍翁、高似孙、永嘉四灵、沈说、高翥、苏泂、武衍、陈起、吴惟信、姚镛、周弼、赵崇嶓、宋伯仁、朱继芳、周端臣等人在《宋史》中皆无传，但《宋才子传笺证》对这些诗人的生平进行了精深的考证，这些下层诗人的生平第一次得到清晰而有逻辑的呈现。而且笔者发现，笺证者对江湖诗人的考证还有新的发现。如《江湖集》的刊刻者陈起，其卒年一直不详，笺证者根据相关文献，推翻了学术界关于陈起卒于宝祐四年间的说法，而根据江湖诗人释斯植《采芝集》的编排体例，考证出陈起“当卒于宝祐四年清明之前、宝祐三年春之后”，最后又确定陈起卒于宝祐三年秋。这个考证对陈起的生平研究又推进了一步。

《南宋后期卷》对南宋诗人的研究创新之处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对域外汉籍资料的利用。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域外汉籍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综合研究。在从事研究中过程中，笔者越发觉得：域外汉籍资料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有可为。作为《南宋后期卷》的撰者之一，笔者也尝试着利用域外汉籍资料来丰富对晚宋诗人的认知，最典型的例子是《蔡正孙传》的笺证。从前中国学界对蔡正孙的认识主要基于其所撰的《诗林广记》一书，但在域外还保存着蔡氏所著的另外两部诗学著作《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及《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而蔡氏的生平与思想也可以藉这两部书而得以呈现。《联珠诗格》卷一五选蔡正孙《客程寻诗》，蔡氏本人自注云：“仆己未年二十有一。”所谓“己未年”，即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由此可知蔡正孙生于理宗嘉熙三年(1239) ，这样就可以确定蔡正孙生活年代在宋元之际，也知道了蔡氏诗学产生的时代背景。通过《联珠诗格》蔡正孙本人对所选诗歌的自注，可以知道他青年时期赴当时的行在临安参加科举考试，久第不售，一直生活在杭州，直到宋元易代，他才回到故乡福建建安。如果没有保存在域外的《联珠诗格》与《和陶诗话》这两部书，蔡正孙作为南宋遗民的形象可能就永远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了。《联珠诗格》大量记载了蔡正孙回到福建后的诗学活动，如组织诗社、编辑诗选，与声气相投的诗友互动交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宋元之际福建地区以蔡正孙为中心的一个遗民诗人群体的图景。此外，笔者在撰写《黄昇传笺证》时还利用了《联珠诗格》中所发现的黄昇两首佚诗，其中一首《立春》：“五十无闻只自怜，后来岁月更茫然。馀生几度看新历，又被春风减一年。”此诗写于黄氏五十之后，颇可以反映其年过半百之后的心境。

  笔者又从日本室町时代（1338-1573）禅僧江西龙派（1375－1446）所编的《新选分类集诸家诗卷》中发现江湖诗人宋伯仁的七首佚诗，其中有一首《己亥自题记颜》云：“如何不理钓鱼蓑，却学英难夜枕戈。时事满膺无处说，一年年似病维摩。”“己亥”，即嘉熙三年（1239），此年宋伯仁四十一岁。同治《湖州府志》卷七十四《宋伯仁传》云：“嘉熙丁酉（1237），寓京遭热，侨居西马塍。”此后宋伯仁的行迹不详，从上诗“却学英难夜枕戈”，可见宋氏可能还有一段军旅的经历，此为史所未载。特别是在《周弼传笺证》的撰写的过程中，笔者利用仅存于日本的南宋诗僧文集释元肇的《淮海挐音》及释行海的《雪岑和尚续集》还原了周弼与他们的交游。释元肇之诗《周伯弜明府》作于周弼去世之后，不但知道了周弼去世的大致时间，而且知道了周弼“有才无命”的一面。周弼所编的《唐贤三体诗法》一书在中国流传不广，但此书在日本有特别大的影响，笔者补充了此书在日本的一些注本的情况。关于此书的编成时间，在中国文献中亦无任何记载，但日本室町时代的古注本《三体诗素隐抄》记载，其成书于淳祐十年(1250)。日本明历三年(1657)所刊《(首书)增注唐贤三体诗法》卷一首页“三体诗”条注亦谓：“宋朝第十四代理宗皇帝淳祐十年庚戌秋八月，周伯弜选集《三体集》。”参合这两种资料，《三体诗》的成书时间可以确定在淳祐十年。总之，通过域外汉籍不但可以大量增补宋代作家的佚诗佚文，还可以解决宋代文学史上一些悬案，对宋代一些诗人生平事迹及其作品的考证也大有禆益。

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笔者在阅读《南宋后期卷》时也发现一些需要补正之处。如《曾极传》，将《王荆公诗注》著者李壁误作了“李璧”。关于曾极的交游者，似还可以补充赵师秀，明抄本《诗渊》册一页九一八载赵师秀《答曾景建》一诗，正是两者交游的记录。又《方岳传》中关于方岳诗文集，笺证者仅提到清代方鹏泰《秋崖先生小稿》、《四库全书》本《秋崖集》，其实在日本成篑堂文库还藏有元大德二年（1298）刊本《分类秋崖先生诗稿》及《小稿》（承自宋建本刻本），国立公文书馆也藏有室町时代《分类秋崖先生诗稿》、《后集》及《小稿别集》的写本（题建安耐轩马世和编集），类编本的方岳诗文集中有大量方氏的佚文与佚诗，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似应补充入传。《魏庆之传》，关于魏庆之现存的诗歌，还可补充《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卷三所收魏庆之佚诗《严笑庵来访》一首。另外，《朱继芳传》，朱氏的交游者还可以补充胡仲弓、潘玙等人，见于《江湖后集》卷十二载胡仲弓《寄朱静佳明府》、《诗渊》册六页四四一二载潘玙《送朱静佳簿君归》二诗。不过，这些小的地方对《宋才子传笺证》巨大的学术价值并无影响。

关于宋代诗人的生平研究，台湾和大陆学者编纂过《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提供了一些宋代诗人生平的最基本文献。虽然这两部索引提供了按图索骥的线索，但没有将这批资料没有用“长编考异之法”汇成资料长编，更没有对这些资料进行考证。所以这两部书的价值还停留在文献的索引之上，还不能称之为“传记”，所收诗人的生平也模糊不清。曾枣庄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收入了大量宋代诗人的生平与著作情况，但限于体例，不可能大量援引资料加以详证，失之于简。《宋才子传笺证》的出版充分利用了宋人的“长编考异之法”，对有宋一代的代表性诗人生平与著作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证，达到了目下宋代诗人研究的新进境，必将成为宋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案头书。

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修订版）第七章《文学和传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同上注。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2页；三联书店，2001年，第262页。

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王水照《宋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参见张宏生先生《江湖诗派研究》附录一《江湖诗派成员考》，中华书局，1995年。

内山精也先生《古今体诗における“近世”の萌芽》，载日本《江湖派研究》第一辑，2009年（中译本，朱刚译《宋代刻书业的发展与宋诗的近世化现象》，载台湾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东华汉学》第十一期，2010年，第123-168页。

参见金程宇《佚存东瀛的方岳诗文集及其价值》，载张伯伟先生编《风起云扬——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626—637页。又载《稀见唐宋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9年。

昌彼得、王德毅等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全六册），台湾鼎文书局，1977—1980年；李国玲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中华书局，2004年。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