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合肥制造工厂：00后为什么不愿当新技工｜ 深网

来源：视觉中国

晚上9：10分，位于合肥综合保税区内的联宝科技工厂收到了一个要求在12寸ThinkPad上刻孩子名字的订单，24小时后，这台定制化的笔记本电脑就被物流公司发出。两天后，收到商品的这位消费者不会想到，自己手里的这台ThinkPad，48小时前还是1800多个零部件。

联宝科技平均每天要处理8000笔订单，80%的订单量都小于5台。把时间拉回2014年，如此大的订单量对于日产峰值仅1500台的联宝来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产能的指数级增长离不开工厂整体产线数智化升级改造。2019年9月，两条全新自动化生产线“水星线”和“哪吒线”正式投产。作为合肥的千亿制造企业之一，联宝工厂的发展路径掀开了合肥产业升级的一角。

早在2015年左右，合肥开始了一场产业升级，在面板、家电、PC产业之外，相继引进蔚来、比亚迪等汽车及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芯屏器合”（音同心平气和）、“集终生智”（音同急中生智）成为合肥智能制造独特的标签。

但在产业升级的同时，由于越来越多年轻人对工厂技工职位意兴阑珊，专业技工的匮乏成为制造产业升级和数智化进程的一大障碍。据人社部统计，2020年底中国有2亿多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6%；5000万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的28%。《“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十四五”期间增加技能型人才4000万。

技工是指有专长或职业技能的技术人员，按照政府统计口径，具有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以上的人才是高技能人才。但在实践中，技工有着更为宽泛和复杂的定义。多位工厂及职校负责人对《深网》总结：中国新技工应具备“一专多能”的特点。

“技工荒”为何成了制造业升级与迭代的掣肘？对此，《深网》走访了合肥制造工厂、职业学校，通过对话工厂相关负责人及一线工人、职校学生及职校老师发现，制造业技工的缺口，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特征。

一方面，数智化升级对技工有天然需求，工厂会通过明确的晋升通道及薪酬激励留住高技能人才；另一方面，与公务员、医生、律师等世俗眼里“光鲜”职业相比，技工在社会认知体系里缺乏存在感，再叠加社会对蓝领和白领评价体系的严重分化，年轻人不愿进工厂、技工的匮乏已经被打上了时代烙印。

高级制造工厂留不住00后

《深网》通过对话多位工作年限较长的工人发现，留不住年轻人特别是00后已经成为制造工厂的烦恼之一。

随着柔性、敏捷逐渐成为制造工厂的范式之一，不少工厂都采用“八八轮班”的两班制，以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生产效率。

“早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夜班20点到早8点，中午吃饭时间有其他工友替班。出于保密性的要求，禁止基层员工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入车间。”合肥某制造工厂员工张华对《深网》透露。

据张华观察，机械单调的流水线工作及比较沉闷的工作环境往往成为年轻人特别是00后逃离工厂的主要因素。“年轻人思维比较活络，好奇心强，每天就让他守着裁板机，他很难忍受。”

重复性的工作是积累经验和能力的基础，干好每一个细节工作是成为技工的必经之路。现实是，在成为“手艺人”之前，不少年轻人难以忍受单调重复的工作而另谋去处。

对于制造工厂“留不住”年轻人，联宝科技生产二部组装段大组长宛俊龙深有体会。

宛俊龙1990年出生于合肥的农村，18岁中专毕业后辗转上海、成都等多个城市谋生，但一直不遂人意。2014年，宛俊龙回到合肥，成为联宝科技一名流水线上的锁螺丝工。

“刚入职时，我每天要锁14000-16000颗螺丝，每天见到的人及做的事情都千篇一律，日复一日，非常枯燥。”宛俊龙回忆。

在此后的几年内，宛俊龙所在产线经历了两次升级。一次是产线引入锁螺丝机，锁螺丝工的工作变为“预锁”，之后由锁螺丝机固定；二是2020年联宝科技水星线和哪吒线正式投产，传统产线升级为智能生产线，半自动化的锁螺丝机也升级为机械臂。

在产线升级的那几年里，宛俊龙周围的同事换了好几拨。“我刚进入工厂时，仅组装线（不含测试）在岗人员最低要求为72人，2020年产线升级后，这条产线人员需求量下滑至47人。机械臂解放了螺丝工的工作，只要肯学习，这些工人可以成为设备操作员。”宛俊龙对《深网》说。

随着产线的升级，一些基层员工成为设备操作员

现实中，像宛俊龙一样随着产线升级不断提升自身技能的工人只是少数。

“仅基层员工上产线不让带手机这一条，不少00后就难以接受。”张华透露。

在联宝科技人力资源总监何唯萍看来，年轻人是制造企业的生力军。联宝与合肥一些职业院校成立了双元制班、精品班，平均每年吸纳100位——200位大专院校毕业生，把他们培养成技术工人或者一线班组长。

与招聘相比，制造工厂更多的精力花在留住年轻人上。“为了留住年轻人，工厂本身给员工提供了明确的上升通道，例如针对工人的‘千人工匠计划’，针对班组长的“航海系列培训”等。”何唯萍对《深网》介绍。

“技工的匮乏不是工厂招不到人，而是留不住人。所以，工厂制定具体的培养计划才是关键。”合肥某制造工厂负责人表示。

职校毕业生到技工的进击之路

如果说，没有学历优势、从底层锁螺丝工一路升为大组长的宛俊龙是制造工厂员工到技工的非典型代表，那么本科毕业的绍迪则可能为职校毕业生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范本。

2015年，24岁的绍迪自淮北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联宝科技。“由于考研的学校被调剂，我参加了联宝的校招，最后被录取，当时可供选择的职位有两个，设备工程师和生产组长。”绍迪解释。

据绍迪介绍，当时被录取的52位校招生中仅有两位是本科生，剩余50位都是研究生。“我们这一波入职的校招生虽然学历在本科以上，但也要从一线操作员做起。”

绍迪入职时被分配到主板生产车间，PC主板生产流程中的吸板、镭射、印刷、点胶、锡膏检测、贴片、回焊等各个环节，绍迪都走了一遍。8个月后，绍迪被调任至工程组，负责设备的调剂保养和维护维修。由于表现出色，绍迪又被调回生产岗，成为车间工程师。“一线业务的全流程和技能都得掌握，这是从业务到管理层的必经之路。”绍迪说。

在联宝8年时间里，绍迪的职级从入职时的1.2级晋升至现在的6级。在联宝科技，4.1级是个分界点，4.1以下是工人职级，4.1以上就是IDL（非直接劳动力），薪酬待遇有所差别。

在绍迪看来，自己在联宝的晋升路径对职校毕业生有借鉴意义。“有了专科学历这一敲门砖外，还要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如果能坚持下来，职校毕业生升至4.1级的时间周期一般为3年。”绍迪说。

不过，现实中能坚持下来的是少数。由于车间工作有严格的流程及时间规划，想晋升必须忍受前期单调重复的工作，这对现在的职校毕业生来说本身就是考验。8年过去了，当初和绍迪一起入职的52位同事留下的不到两位数。

“关键看自己的职业规划和追求，是追求眼前的收入，还是放眼未来，将自己打造成专业技工。”绍迪说。

新技工要“一专多能”

在绍迪看来，中国新技工的天花板是焊接工人高凤林。

高凤林1962年出生，高中毕业后考入技工学校学习焊接技术。在此后的工作中，高凤林对焊接的热爱远多于对收入的渴求，其对工匠精神的追求伴随其工作始终。据公开资料显示，高凤林参与过一系列航天重大工程，焊接过的火箭发动机占火箭发动机总数的近四成。诺贝尔获奖者丁肇中曾钦点高凤林为国际特派专家，认为他改变了中国航天进程，堪称“技工之王”。

“高凤林就是典型的有匠心精神的技工，站在职业学校的角度，这是学校培养学生的最终目标。通俗的说，相当于蓝领中的金领。”合肥铁路工程学校培训与就业处主任王平对《深网》解释。

在王平看来，具备工匠精神是对新技工的终极要求，中国新技工首先要具备“一专多能”的能力。“以轨道交通类专业的毕业生为例，能在城轨公司晋升较快的多是复合型人才，不仅精通线路维护这一专业，也能胜任信号维护、负荷维护、强电维护等多项工作。”

何唯萍认为，站在人力资源的角度，中国新技工要做斜杠青年，在深耕专业领域的同时拓宽自己的能力。“再往下发展，新技工就要有工匠精神，在某一专业领域钻研探索，即使拧螺丝也要拧出高级感。”

培训新技工乃至匠人是制造企业及职业学校共同的目标。但与这一目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日益增长的职校毕业生难以满足制造企业的用工需求。

据人社部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介绍，中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多达41个属于第六大类的“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不少制造类企业在用工波峰期都遭遇过招工难的问题。

“这意味着现在部分职业学校提供的职业教育不是有效需求，职业学校要加大校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联合企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多位职业学校培训与就业中心负责人对《深网》解释。

技工短缺有时代印记

据《深网》前期走访发现，校企合作程度已经成为家长和学生选择职业学校的首要因素。“合肥新站区聚集了近40所职业学校，不少男孩的家长希望孩子去读铁路、城轨工程类的专业，因为这几年这些专业很好找工作。”有合肥的家长对《深网》反馈。

铁路、城轨工程类的职校最近几年备受青睐，与近十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基建浪潮有关。“近10年，各地铁路工程类专业职业院校的崛起，一是赶上了城际高铁、城际轨道交通新基建的风口，二是这类学校在校企合作方面做的更到位。”有职业学校老师对《深网》分析。

新基建风口和校企合作仅是铁路工程类职业院校比较热门的原因之一，关键点还在于对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新生入学后第一件事是接受职业规划教育，让学生想清楚自己的职业路径”。王平解释。

据王平介绍，合肥铁路工程学校（与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合作举办的轨道交通学院）的学生就业分为三大类，一是学历提升型，每年约30%的学生会选择专升本；二是长期合作的“订单班”，学校与合肥、芜湖等多个城市的城轨公司组建“订单班”，定向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成为主流常态；三是少量其他类灵活就业学生，学校帮扶创业或负责引导、推荐到工厂工作。

近两年，王平发现一个现象，在每年1300多位毕业生中，选择进入制造类工厂的毕业生不到两位数。“这也能理解，和我们组建订单班的公司多为城市轨道交通、中国中铁等国有企业，优秀毕业生入职就带编制，制造工厂往往成为最后的选择。”

土木工程及轨道交通类毕业生的编制优势也成为观察技工短缺的一个切口，在当下社会对蓝领、白领认知严重分化的评价体系下，缺乏存在感的蓝领不会成为“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的最优选。

“一些职校学生的家长本身就是农民、工人出身，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重复这类机械的劳动。”上述职业学校老师对《深网》分析。

在何唯萍看来，目前技工短缺也有时代的印记。“不同时代的劳动者印记鲜明。60年代的工人珍惜工作，70年代的讲究职责，80年代的兢兢业业，90年代的讲究个性，Z时代人年轻人更多的考虑老板是否对自己的胃口。”何唯萍笑着说。

去年职校毕业后就加入外卖大军的张宏曾对《深网》透露：“自己之所以选择跑外卖，一是前期赚钱比工厂多，二是没有那么多约束，比较自由。”

经济激励差异叠加现有的社会评价机制，要扩充技工群体则需要企业、职校乃至社会文化的动态调整。“培养中国新技工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系统性的修复过程。”王平判断。

（应受访者要求，文章中的张华、张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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