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但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却是职业生涯的全部。

　　我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编审，自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以来，一直工作在编辑一线。

　　我从事的专业是食品专业。“民以食为天”，中国的食文化是一片肥田沃土、博大精深，它传承了中国5000年灿烂的农业文明。30多年来，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用激情和汗水坚守着心中的文化使命，填补了一个又一个出版空白和学术空白。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不忘出版人文化传承的使命与担当，为民进出版人争得了荣誉。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茶文化方兴未艾，但中国茶文化的建设却相对滞后，泱泱茶叶大国没有一部门类齐全、系统的工具书，有如散落的珍宝无人聚拢。为此，我们的《中国茶叶大辞典》应运而生，由此我也进入了最艰辛的工作岁月。

　　出版界共识，“辞典”是所有图书门类中最难做的一种，因为它有太多的特殊性，其外在的表现为：周期长、投入大、难度高、效益慢。仅以周期为例，一部《牛津词典》编了70年，《德语词典》编了106年，大家熟悉的《现代汉语词典》编了22年……

　　在当前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出版界追求短、平、快，社会风气浮躁，想踏踏实实坐下来潜心编好一本辞典就没那么容易了。由于做辞典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见到经济效益，而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一辞书出版的规律，加之那时我原在的出版社与现在的出版社刚刚合并，大家对我们缺乏了解，所以不少人对我很有意见。编撰工作启动后的第二年，在一次有20多位中层干部参加的会议上，我受到疾风暴雨般的批评，严厉的责难让我一夜无眠，以泪洗面。我想，辞典不是短、平、快产品啊！我错了吗？经认真反思，并经过向辞书前辈请教之后，我认定自己没有做错，于是，心中就坚定了一个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

　　在这之后又有了扣工资、扣奖金、扣津贴等情况出现，舆论压力非常大。那时候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六七个小时，那不是一般的劳累。我没有时间去做太多的解释与争辩，默默地承受着。再后来，当这部大书已经做到八成的时候，有关方面的同志提出，这个大包袱再也不能背了，把这本茶典卖出去吧！当时我非常悲愤，我想，不管被卖到哪里，我都将与我的茶典同在！

　　茶典要卖出去的信息发出以后，很快就有数家知名出版社都表示了非常积极的购买意向，并表示连人一起要。这使本出版社看到了书的价值，于是就没有卖。在图书制作后期，有关方面不断提出，让我降低质量标准，必须尽快出版。但我心里却在死死地扛着，我想，质量上不退让，绝不退让！因为不能出现瑕疵贻害读者，我要一直坚持到把所有的流程都做完，你爱扣什么扣什么，我什么都不怕了！那时我的心里状态是，我就是一只蜗牛，缩在一个壳里做自己的事情，只要我活着，就咬住牙顶着压力往前走，一定要把这本书高质量地做出来。

　　这本书终于要开印了，在送出印刷版的那一天，我看着汽车远去的背影流出了眼泪。

　　2001年，《中国茶叶大辞典》面世，盛大的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好评如潮。鉴于该书的文化价值、填补空白的出版意义，以及高水平的编校质量，遂先后获得国家辞书奖、国家优秀图书奖、优秀设计奖等重大奖项。如今《中国茶叶大辞典》已经是第8次印刷，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有人说，一个人想干出点超常的成绩，就一定要有超常的工作状态。我认可这句话。

　　我是下过乡的人，我们这一代人特别能吃苦，回城后我感觉，坐在办公室里编稿子，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什么困难都不叫个事儿！30多年来，我除了编辑及复审了数以千万计字数的书稿以外，主要是干出了几个大工程。

　　一旦一个大工程上马，人就成了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节日、假日的概念，也从不休每年半个月的年假，但心里从没觉得吃亏。在我看来，每天只靠8小时工作来完成一个大工程是绝对不够的。我每天基本工作在十四五个小时，或是十六七个小时。

　　常年加班的原因，一是要想做成一本精品书，其工艺流程非常多。《中国茶叶大辞典》的主编曾对我们的工艺流程有过统计，仅最后两年的流程就已经有60多道。全书共有20个分部，也就是1200多道工序，这是一个铺天盖地的工作量，在正常情况下，是一个工作班子分成若干个小组分头来做，经年久月才能做完的。但在做茶典的前8年，只有我一个人在拳打脚踢，后两年才配了一个助手。

　　为了便于这个大工程的调度和记录进度，我做了一张工艺流程表，一小格一小格地记录了每次的调度情况，两年下来已经达到两米多长。当我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辞书培训班上，为辞书班学员讲授辞典的工艺流程并展示这张表时，不少学员都十分震惊，纷纷拍照这张表。这张工作流程表已被出版博物馆数次来人征集，拟收为馆藏品，但至今我还没舍得捐出去。

　　那时我和一位帮我审稿的辞书老专家，还有一位“拼命三郎”的录入人员，我们三者之间有一个“金三角”的默契，那就是，每天夜里两点以前，我们都可以无障碍地互通电话商讨稿件问题，这种默契延续了多年。

　　十卷本的《中国饮食文化史》也是如此，经粗略统计已有80多道工序，有些工序非常精细，例如，对于其中古籍引文存疑之处，至少要用3个以上的版本做比照。这种工作极慢，耗时耗力，有时一天才能看上几页稿子。我曾经为了查证一句话，核对了6个版本，这一天我只看了500个字。

　　常年加班的第二个原因是，能承担这些大工程的作者大多是中老年专家，在这几个大工程中都有边做边去世的，如著名文化大家赵朴初先生，刚给我们提写完书名就过世了，百岁老人著名农学家金善宝为我们的书作了序，但也没等到出书的那一天。这些令人心碎的现实，促使我把工作节奏加到最快最快，把工作时间延得再长再长。

　　长期的劳顿，我疏忽了对身体的关注。2005年，我被查出口腔里面长了恶性肿瘤，这真是晴天霹雳！而此时《中国饮食文化史》的工作正在全面铺开。我可以毫不作秀地说，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还有件大事没做完！这可怎么办？书，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心结。

　　对于这次的病，医生说，根据手术的需要，有可能会由此丧失正常的语言和进食功能。我苦苦恳求大夫说，我必须要保留住正常的语言功能，因为我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做完。在后来的两个月间，我做了两次手术，手术后医生告诉我，在接近最要害部位的手术时，他放弃了用锋利的手术刀，而改用钝器，一点一点去磨掉病灶，要求非常精细、精准，但是也非常费时。在医生的精心手术下，我的各项功能终于保住了。

　　几个月后，我又披挂上阵了。如凤凰涅槃，我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有人问我，命都搭上半条了，这样干值不值？我说：“值！”直到现在，我仍在每天加班加点。我想，这是我业务生命的延长，将来即使我不在了，但我们用心血和汗水做出来的每一本书却都可以传之久远，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上，留下我们民进出版人的文化印记。

　　我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八五重点项目、大型专科辞典《中国茶叶大辞典》，成为中国首部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型茶学工具书；又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九五”接转“十二五”重点项目、十卷本的《中国饮食文化史》，结束了中国饮食文化没有大型史著的历史；还完成了对1300年中国清真饮食文化的梳理与总结，出版了国家十五重点项目《中国清真饮食文化》大型画册……

　　30多年来，我以饱满的工作激情，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为中国出版事业倾力躬耕而无怨无悔，2012年3月，我获得了中国出版界人物最高奖项“韬奋奖”，这是对我职业生涯的最高褒奖！

　　为了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愿坚守终生，永不退却！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