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人类的追求与中国的实践

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人类进行了艰辛探索，西方经济学试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决经济发展和分配问题，但是无法解决财富不断积累而贫困不断扩大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对共同富裕现代化进行了百年奋斗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工业化发展，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物质保障。中国的改革开放激发人民的创造活力，推动中国社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新时代，党领导中国人民明确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科学规划了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踏上新征程，在接续奋斗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要着力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实现的物质基础，发挥制度优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并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同时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关键词]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中国实践；现实路径

　　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为实现共同富裕，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探索，然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共同富裕根本无法实现，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根本前提。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苦奋斗，带领人民建立新中国，推进工业化，进行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开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进而明确了实现共同富裕现代化的目标和路线图，这也使得共同富裕这一人类理想终将变为现实。

一、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公平分配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美好愿望，然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贫富差异甚至两极分化成为社会常态。通过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就成为人们的向往，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热切期盼。从古代中国人民提出“以天下物利天下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愿望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无差别平等的理论假想，从西方福利国家理论“倒U曲线”假说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勾勒实现社会共享、科学论证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一）财富平等：千百年来人类的普遍期盼

　　早在有文字记载时期，贫富差别就开始出现，财富鸿沟、社会分化成为人类社会的顽疾。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就已经出现较为豪华的墓葬。进入新石器时代，从中国赵宝沟遗址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已经出现等级划分，尤其是大汶口遗址显示出当时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显著。进入阶级社会，贫富悬殊、贵贱等级更为明显。这时思想家就开始关注“均”分物质财富的问题，“富、庶、义、均”形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四大要旨。在“均富”主张下，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富国与富民两种观点：一是肯定国家行政干预，认为应对市场实行官营禁榷的富国思想，如桑弘羊推行盐铁官营，刘晏“禁榷天下盐”，王安石实行“均输法”“市易法”等。二是主张富民第一，反对官营专卖和“与民争利”，如叶适反对“抑兼并”，主张“扶持商贾”；李觏主张“平土均田”。虽然富国思想促进过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但深受沉重徭役、剥削和掠夺以及严刑峻法下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劳动人民对追求实现共同富裕理想社会的希望始终没有停止。深受封建社会剥削压迫的中国人民在反封建斗争中希望出现一个能够实现政治平等和财产平均的“太平”社会，“均贫富”是历代农民起义时打出的旗号，“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道出了千千万万贫困农民的心声。

　　同样，在古希腊进入奴隶社会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和奴隶主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结束社会动荡和分裂纷争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愿望。公元前8—7世纪，伊奥尼亚诗人赫西俄德描绘了一个带有复古主义色彩的憧憬回归原始乐园的“黄金世界”，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柏拉图更是明确在《理想国》中提出建立一个正义、共和的理想城邦，亚里士多德以古希腊城邦正义思想为基础提出了“正义共和政体”的社会政治秩序思想。进入中世纪，宗教影响下虔诚的预言家便以描绘美好世界的启示录给予信徒信心，寄希望于建立起一个诸如《丹尼尔书》《约翰启示录》中的“天国”向人们传播善行、爱心与正义，以达到理想世界的彼岸，但由于“黑暗时代”政治动乱和朝代更迭对文化的摧毁，在奥古斯丁的《上帝城》问世后的近千年里，几乎找不到乌托邦思想。直到15—16世纪末期的欧洲，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进步使得思想文化领域逐步突破神权桎梏，但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中又催生出新的苦难。以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法国的圣西门和傅里叶、英国的欧文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绘制了至善至美国度的基本轮廓并提出了基本命题，构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平等社会新方案。尽管乌托邦是不在场的，但这些“天才的思想萌芽”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构成了“相信未来可能要从根本上优于现在的信念”。

　　（二）社会分化：西方求解民生福利问题的现实图景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不仅表现为企业的逐利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而且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财富不断积累与贫困不断扩大的社会问题由此产生。这不仅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而且与人类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相背离。西方经济学试图通过增加福利的办法消除分化的两极之间的鸿沟，提出所谓福利是“能给人带来幸福的因素，其中既包含物质的因素，也包含精神和心理的因素”。

　　亚当·斯密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基于“经济人”假设，提出“通过个人私利最终实现社会福利”命题，论述了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提出“经济人”与“道德人”问题，认为只有建立在大多数人快乐基础上的财富最大化才是最有意义的财富占有。而后，从古典经济学家萨伊、西尼尔、巴师夏、凯里到新古典经济学家克拉克、马歇尔，沿着和谐主线经济理论，侧重于从交换市场效率角度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推动社会和谐与分配的公正合理，进而说明只有实现自由交换，完善自由市场体制才能保障社会和谐与改善社会福利。以社会福利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方福利经济学，以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石，指出个人福利与社会总福利是以效用为基础，由此，对福利的研究就转移到对效用的研究。基于此，新古典经济学给出了“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种解答，即引导消费者的选择从而促成消费者自身或福利最大化。萨缪尔森和伯格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指出福利主义、强帕累托标准和无差异曲线严格准凹性的假设下，社会总福利会内生于效用边界的某一点上，从而解决效用从个人到社会的转换。然而，阿罗证明在满足一系列合理的选择规则条件下，如果只是对个人选择进行排序，则无法从个人选择中导出社会选择。

　　可以看到，从效用的角度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坚持效用的边际递减规律，是以理性选择、完全信息、供需充分匹配等一系列严格的外在假设为前提来研究消费者如何在外在环境和内在偏好双重约束下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和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并且效用理论不涉及物质财富的生产，从而就不可能涉及物质财富的初次分配领域，效用理论主要表现于商品的再分配领域。为缓和阶级矛盾，西方国家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为居民提供制度性储蓄、改善税收系统，为劳动者和弱势群体提供最大限度的福利保护制度，但是经济危机、社会冲突、债务危机仍然愈演愈烈。“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法国暴发的“黑夜站立”运动和美国的“民主之春”运动，凸显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基本矛盾所导致的贫富、收入差距等问题。正如亨廷顿引博兹曼（Adda B.Bozeman）所说，政治制度只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益手段”。在西方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中，西方的政治制度使资本失去约束、经济不平等加剧、社会阶级日趋固化。

　　（三）科学论证：马克思对共同富裕社会目标的理论探索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描绘未来社会特征时并未使用这一概念，但在阐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异化现象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中所指向的是共同富裕状态。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而唯物史观的确立，正是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切入点。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为此，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合理思想，基于人的本质这一逻辑基础，侧重从实践角度出发，阐明“现实的个人”是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感性与理性的矛盾统一体，人在有目的、积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构成了自己的生存方式。财富的积累和变化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展开的。因此，对“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究不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物质利益、政治思想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出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可避免造成两极分化，为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资物质利益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劳动异化的制度成因，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为主线，全面而深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民生困境的制度根源。马克思指出，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并提出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基础，财富创造能力的跃迁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手段，“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是通过对私人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使人的劳动摆脱异化，成为“自主”劳动，进而实现社会合乎人性的复归。马克思立足人民“物质”层面的富足和分配正义“价值”层面的发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财富观的根本超越，进而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百年奋斗

　　中国人民对共同富裕有着更多期盼，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工业化发展，为共同富裕社会的实现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物质保障；通过改革开放，激发人民的创造活力，推动中国社会进入发展快车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进一步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科学规划了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 

　　（一）政治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逐渐丧失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为了摆脱贫困和受压迫的境地，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在磨难中求索，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等各种思潮纷纷传入，但都未能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担负起了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重任。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作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一经成立就明确了消灭剥削社会，建立平等社会的历史重任。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就明确提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废除资本家私有制”，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后，我们党深刻分析中国经济政治状况，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开展工人运动及农民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领导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解决了困扰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土地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落实群众路线，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我们党实行精兵简政，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政策。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指导下，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也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培养了广大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制定并实施《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激发了人民的革命热情，为建立平等的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和政治保障。

　　（二）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工业化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以“公私兼顾、劳资两立、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而后，社会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逐步明确。1953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同时，他还坚定地强调：“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当然，由于当时工业在工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不足十分之三，“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工业化是强国的必由之路，但在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要想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使中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化三改”，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很快我们就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仅用几十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分析产业关系、地域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统筹兼顾，同时并举”这一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实现了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三）先富带动：改革开放与从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当然，当时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存在差距，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是基本国情。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必须大幅提高生产力，必须解放思想，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同时，“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绝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从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从不同地区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不同区域和人们的发展关系，必须首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而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先富带后富，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实践思路既有力地解放了思想，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围绕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确定了“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我们先后在城乡推进了以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且加入世贸组织，实施了“走出去”战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94年通过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力争七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约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我国基本解决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而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中央提出：“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我国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建立健全农业补贴和粮食生产奖励政策体系，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为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我们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等。这些重大思想理论和实践，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四）明确目标：新的历史方位与共同富裕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并“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华大地“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获得感显著增强。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853元，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明显上升。全国恩格尔系数为28.4%，进入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阶段。截至2019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其中，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近10亿，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13亿。现行标准下988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深刻认识共同富裕现代化的深刻内涵中充分展现和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制度优越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并强调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事实上，共同富裕现代化，既是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质的现代化，又遵循了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律。由此，实现共同富裕现代化，要以实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富裕”作为前提，更要以“一个也不能掉队”的共同目标为核心任务。“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

三、在接续奋斗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指向

　　实现覆盖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在接续奋斗中扎实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也涵盖国家治理体系的进步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向同向同行。我们锚定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要着力于夯实物质基础，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制度优势，构建推动共同富裕的分配体系；更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进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一）夯实物质基础：构建现代经济体系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发展指向。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奇迹”，为我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但“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农业农村现代化程度低等现实问题，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障碍。习近平指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我们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共同富裕夯实物质基础。

　　一方面，在发展理念上，要科学把握新发展理念及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关联，这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实现共同富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比，有着新的规律特点和更高的标准要求。我们既要深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也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同时，统筹协调城乡、地区间的差异，以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各领域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在发展动力上，以创新解决发展动力转化问题，实现生产效率改进、生活品质提高和国家竞争力提升。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也导致了人口红利丧失，土地、资源以及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不高、对经济贡献率偏低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因此，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是新时代发展经济的重要遵循。在供给方面，要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在需求方面，要有效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拉动作用。在确立协同合作的创新主体系统，全面落实统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同时，也要搭建创新驱动平台，充分激活各类创新资源，有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充分发挥创新在传统产业升级、现代新兴产业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发挥制度优势：构建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分配制度体系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目标，实现共同富裕要求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认识，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伟大历史实践中收入分配的重要经验。我们要既强调收入分配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的统一，将分配制度列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强调把“蛋糕做大”与“蛋糕分好”的历史统一，对发展和分配关系作出深刻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一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举全国治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指向，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收入逆向下滑的“棘轮效应”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由此，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持续深化共享发展理念的认识，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进阶之路。

　　第一，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率是人类对共同富裕社会的抽象概括与价值表达。西方经济学认为，效率和公平无法兼顾，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中指出：“或者是以效率为代价的稍微多一点的平等，或者是以平等为代价的稍微多一点的效率。”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由此，我们要持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以公平和效率有机平衡为基本路径。一方面，正确理解效率的本质内涵，注重效率变革。正如习近平所说，“要坚持讲求效率，速度是效率，方法对头是效率，减少失误也是效率”。另一方面，围绕劳动者权益展开增进公平与效率相互平衡的分配体系改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平衡。”我们要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第二，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初次分配。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分配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条件的分配包括生产工具的分配和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初次分配是将社会财富转化为收入的第一次分配，是调节收入差距的枢纽。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需要构建全体人民在收入占有上的共同富裕。我国生产要素资源丰富，但受要素市场发育滞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等影响，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要素流动不畅、要素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由此，我们要健全劳动、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机制，优化生产要素的宏观配置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优化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中国共产党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在发挥初次分配优势的同时，高度重视再次分配、三次分配。就分配机制维度而言，再次分配重视财税等政策机制，而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机制尽管复杂多元，但却是以公益、利他和非营利为核心的社会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对于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及财富分配格局的作用。我们既要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机制，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要积极培育慈善组织、完善慈善发展政策、宣传慈善文化，充分发挥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制度的协同作用。

　　（三）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造福人民的美好事业”，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积极求解和探索广大民众生存与发展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摆脱了贫困，实现基本温饱、总体小康、宽裕小康、全面小康的阶梯式民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围绕民生幸福问题展开探索，将民生幸福作为党的执政理念与目标，系统回答了在当代中国“建设什么样民生、怎样建设民生”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既明确了“民”的范畴——全体人民及子孙后代，也明确了“生”的内容——物质生活、民主法治等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教业保医养”等社会生活、天蓝地绿水清等自然生活，这是“民生建设大领域”。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价值取向与理论品质，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踏上新征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要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才能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同时扎实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一方面，我们要以公共服务现代化为目标加快民生社会建设。公共服务建设是当代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公共服务现代化，成为当前民生社会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针对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供给不平衡、供给质量不高和公共服务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我们要从现代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标准化、信息化、模式化等方面着力，引入民间资本，形成以公共财政为主体、社会多方协同的公共产品生产机制，构建现代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要以重大工程为载体推动当代民生全面升级。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习近平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要坚持精准扶贫、协调联动保障脱贫，并用可持续成果检验脱贫成效，以“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契机，着力改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我们也要以社会保障兜住民生底线。社会保障作为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已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承担着保障公民基本物质生活的功能。由此，我们应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国家改革总体战略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设计，促进结构优化、体制改革、技术创新、法治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协调发展，促进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走向成熟定型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