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黄长彬、钱玉莲：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内涵、指标及模型
好文荐读（第四十二期）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内涵、指标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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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济南，250014
2. 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南京，210024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黄长彬,钱玉莲.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内涵、指标及模型[J].汉语学习,2023(04):82-92.
摘要：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是衡量学习者语言水平或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是语言教师、二语学习者和语言测试专家共同关注的课题。本文梳理国外对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的概念内涵、指标体系及分析模型，籍此助推国内汉语二语口语流利性研究。
关键词：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汉语二语；中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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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引言
流利性是对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能力进行的评价，是描写和评估学习者口语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Kormos & Dénes 2004，Guz 2015，戚焱、徐翠芹 2015，孔文、方洁 2019），是语言教师、二语学习者和语言测试专家共同关注的课题。
国内汉语二语习得口语流利性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尚处于借用国外量化指标开展微观实证研究的阶段，如运用实证手段考察不同语言水平汉语二语者流利特征或将流利性与准确性、复杂性相结合开展 CAF 研究（陈默 2012，陈默 2015，吴继峰、赵晓娜 2020）；考察学习焦虑、任务类型等外在因素对流利性的影响（张莉 2001，曹贤文、王文雅 2021，王希竹、金晓艳 2021，姚倩 2022）；探讨汉语口语非流利现象（如停顿、重复和重构等）及其分类体系和成因（陈默、王建勤 2008，王希竹、彭爽 2017，刘瑜 2019）；口语流利性的测评研究（郭修敏 2007，翟艳 2011，刘瑜、吴辛夷 2016，马庆、柴省三 2022，柴省三、鲍杰 2022）。上述研究共同点为：一是，借用国外少数几项或十几项量化指标开展流利性研究，但对选取的量化指标科学性和可靠性论证不足；二是，从狭义视角开展流利性研究，很少考虑大脑认知加工、听话人的感知评价，对与流利性有关的元问题、元理论的思考不足，导致研究视野受限。
国外口语流利性研究已突破狭义视角走向更为广阔的视域，在研究中使用的量化指标更为科学且呈现体系化特征，并且形成若干成熟的分析模型。为了推动汉语二语口语流利性研究更好地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本文将梳理与口语流利性有关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多维解读
口语流利性是一个复杂、多层面、多维度的概念，“用来描写说话人的言语行为表现，但其定义一直比较模糊”（Wood 2001），难以定义也难以测量（Hunter 2017，Tavakoli et.al2020）。为揭示流利性的本质，国外学者从普遍语法、认知科学、心理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理论角度提出了不同见解，为开展流利性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1.1 流利性的“语言能力观”在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影响下，Fillmore（1979）较早对流利性概念进行界定，将口语流利性解构成“四种能力”：停顿较少并且能够持续不断产出口语的能力；能够产出连贯、合理且语义丰富的句子的能力；在不同的语境中产出适切的话语的能力；言语表达具有创新性、充满想象力等。Fillmore 将流利性等同为语言能力，是基于普遍语法理论对母语口语流利性的认识，并非针对二语口语。在二语口语流利性研究领域，也有学者将其等同为某种语言能力。比如，Lennon（1990）认为，流利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说话人所具备的将听话人的注意力聚焦于口语产出结果上的能力，而非将听话人的注意力引向产出机制的工作过程；Freed（1995）则将流利性视为平顺、流畅的语言产出能力，指称说话人的“整体语言熟练程度”（global language ability）；Cucchiarini（2002）认为流利性是二语者具备的“与母语者相似”的言语表达的能力；Rossiter（2009）认为流利性是说话人具备的缓解交流气氛的能力，可促进听话人对二语者交际能力产生更好的印象，有助于交谈双方进一步的互动。总之，基于普遍语法理论将口语流利性视为大脑内在的语言能力是一种朴素观点，但问题在于语言能力是不容易被测量和评估的，这给开展研究带来了困难。1.2 流利性的“广义狭义论”鉴于语言能力视域下流利性研究实操性的不足，Lennon（1990）提出口语流利性的“广义狭义论”。在 Lennon 看来，广义（broad sense）流利性其实就是对“口语熟练程度”的概括，侧重听话人对说话人流利性的感知和印象；狭义（narrow sense）流利性则被认为是口语熟练程度的一个独立组成或构件，与准确性、适切性相对，可通过时间性指标或表达性指标进行测量。Lennon 认为既然语言能力视角的广义流利性不便开展研究，不如转向狭义视角的流利性。Chambers（1997）也指出，“流利性要想成为一个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概念，就必须区别于整体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这样的宏观概念。”聚焦狭义流利性对推动口语流利性的科学量化研究大有裨益。Lennon 的“广义狭义论”深化了学界对流利性概念的认识，使学界从不同视角审视流利性问题，为从狭义视角开展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Lennon（2000）又提出流利性的“高阶低阶论”，高阶（higher-order）流利性与广义流利性对应，低阶（lower-order）流利性则与狭义流利性对应。有学者认为“广义狭义论”已成为“二语口语流利性研究影响最大、最常被提及的方法论”（Lintunen et al. 2020），二语口语流利性研究仍多聚焦在狭义视域内（de Jong et al. 2013）。1.3 流利性的“连续统视角”随着对流利性认识的深化，Tavakoli（2011）、Hunter（2017）和 Tavakoli & Hunter（2018）否认了流利性“广义狭义论”的二元对立，认为流利性从广义的整体语言熟练程度到狭义的口语流利产出的独立构件（比如语速）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um）。如下图 1 所示，在金字塔最底端是超广义（very broad）流利性，是对二语听、说、读、写等的整体掌握情况和整体的语言熟练程度；第二层是广义（broad）流利性，是二语者能够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言语意图，也包含了发音要素、准确性及维持会话等方面的能力；第三层是狭义（narrow）流利性，是能够轻松、流畅和持续地进行言语产出，与语法复杂度和准确性等无关；最顶端是超狭义（very narrow）流利性，是能够客观量化的速度、停顿和修正等具体指标。“金字塔”式流利性连续统的提出是对 Lennon（1990）“广义狭义论”的丰富，细化了对于口语流利性内涵的认识。遗憾的是，流利性的连续统观并非基于认知科学，因而其理论价值有限。二. 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指标
流利性相关研究一般借助于量化指标体系，比如速度、停顿等。但学界对于指标的可靠性和适用性并未达成一致，对于某些指标的操作性定义也存在不同看法，比如停顿指标，前人研究中分别采用 0.2 秒、0.25 秒、0.5 秒、1 秒等作为临界值。面对多元指标及其操作方法，本文梳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外代表性的研究，为国内研究提供参考。
2.1“主要变量—次要变量”指标体系流利性研究最早采用的是“主要变量—次要变量”体系。Raupach（1980）认为流利性指标可以分为主要变量（primary variable）和次要变量（secondary variable）。其中，“主要变量”与时间性指标有关，包括语速、发音速度、无声停顿时间占比、语流长度（以平均音节数计算）、无声停顿时长（平均值）等；“次要变量”与迟疑现象有关，包括无声停顿、填充停顿、拖腔、重复、错误启动等现象的数量。对于 Raupach 提出的“主要变量—次要变量”指标体系，Osborne（2011）认同它们都是流利性指标的重要组成，但“次要变量”里重复和自我修正等迟疑现象在口语产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情况下属于言语行为的正常现象，即便在母语者口语中也大量存在。因此，对于“次要变量”需要关注的是，学习者口语产出过程中出现的迟疑现象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听话人的流利性感知。“主要变量”和“次要变量”指标体系的提出，源于研究者发现了不同的变量在表征说话人口语产出流利性时发挥的作用和功能不同，表明研究者意识到不同指标之间存在性质和层次上的差异。2.2“时间性指标—非流利标记”指标体系Lennon（1990）也将流利性指标分为两类。在对德语母语的英语二语学习者进行历时半年的口语流利性跟踪调查时，指出可量化的流利性指标体系由两部分构成：第一类是“时间性指标”（temporal element），时间性指标共计 7 项，包括每分钟词汇数（未剔除）、每分钟词汇数（剔除后）、无声停顿时间占比、平均语流长度、T 单位后有停顿占比、T 单位边界停顿时间占比、T 单位边界平均停顿时长。第二类是“非流利标记”（dysfluency marker），非流利性标记共计 5 项，包括：T 单位内重复数、T 单位内自我修正数、T 单位内填充停顿数、重复和自我修正词汇数占比、填充停顿时间占比。这里的“时间性指标”大致等同于Raupach 提出的主要变量，而“非流利标记”大致等同于 Raupach 提出的次要变量。Lennon（1990）还指出，上述时间性指标和非流利标记指示口语流利性的效果存在差异，后续的研究应该注意区分出影响流利性的核心（core）变量和外围（peripheral）变量。2.3“速度—停顿—修正”指标体系Raupach（1980）和 Lennon（1990）均将流利性指标体系分为两类，都可能掩盖了更细致的图景。Skehan（2003）呼吁提升流利性指标体系的颗粒度（finer grained），主张流利性指标体系可分为不同的侧面：❶无声停顿，表征停顿流利性；❷重构、替代、错误启动和重复，表征修正流利性；❸语速，即每分钟词汇/音节数，表征速度流利性；❹自动化，通过平均语流长度来测算。在此基础上，Skehan（2009）进一步将流利性指标体系整合为：速度流利性（speed fluency）、停顿流利性（breakdown fluency）、修正流利性（repair fluency）。其中，速度流利性主要指时间性指标，比如语速、发音速率、发音/时间比、平均语流长度等；停顿流利性主要指无声停顿和有声停顿的不同层面，比如停顿的频率、时长和位置（句中或句末）；修正流利性主要指错误启动、重复及重构等的频率。Skehan 提出的“速度—停顿—修正”流利性指标体系是对前人指标体系的进一步细化，得到学界的认可和广泛应用（Bosker et al. 2013）。2.4“速度—停顿—修正—复合”指标体系前人研究和 Skehan（2009）提出的“速度—停顿—修正”指标体系认为，语速、平均语流长度、发音/时间比这 3 个指标属于速度流利性。但 Tavakoli et.al（2020）和 Peltonen（2020）认为这些指标不仅仅表征速度，而且都与停顿存在密切关联，比如：“语速”一般将停顿时间包含在内；“平均语流长度”的计算也要以停顿为界；“发音时间比”与停顿总时长密切关联。即，上述 3 个指标存在跨类重叠现象，应归属于复合流利性指标。因此，Peltonen（2020）对 Skehan 提出的流利性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形成如图 2 所示的更为精细化的流利性指标体系：速度流利性、停顿流利性、修正流利性和复合流利性。“速度—停顿—修正—复合”指标体系是对前人的完善和修正，提升了分类体系的科学性和精细化水平，也是流利性指标体系研究的最新成果。Tavakoli et al.（2020）在最新的一项研究中就采用了这一指标体系，考察了不同水平英语二语者在 21 项量化指标上的表现，该项研究也是迄今选用量化指标最多的研究之一。
三.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分析模型
随着对流利性认识的深化，学界提出多个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分析模型。早期的狭义视角，实际上属于“话语流利性”（utterance fluency）研究范畴。然而，对于话语流利性的探讨仅能揭示说话人口语表达的量化特征，无法揭示更为复杂的大脑认知加工过程，也无法揭示听话人感知到的话语流利性特征。因此，在考察流利性问题时逐步引入“质量”“感知”“认知”等要素，不断突破研究边界、拓宽研究视野，转向相对广义的流利性研究视角。
3.1 引入“质量”的分析模型
流利性研究离不开量化手段，但纯量化手段也存在自身局限性。比如，停顿、重复及自我修正等非流利现象在母语者口语产出中也随处可见，并不会因为母语者口语产出存在此类现象就“非难”母语者。这在于这些指标具有“双重性”：有时能够提升流利性感知水平，有时则会降低流利性感知水平。以语速、停顿为例，Chambers（1997）指出，“语速快并不意味着流利，非正常停顿较少且恰当地停顿在语法结合处才意味着口语流利。”可见，语速既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重要的是找到合理区间；停顿不仅要分析其出现的频率和时长，更重要的是其出现的位置（参见图 2），停顿出现在句法内部还是句法边界，对于流利性的影响截然不同。Osborne（2011）也指出，“人们对于二语口语流利性的感知并不一定仅聚焦在时间性指标，而是会受到言语质量因素的影响。”科学全面的流利性分析应采用量化为主、质性分析为辅的研究范式。Osborne（2011）在研究中引入了口语产出的“质量”要素，如下图 3。其中，量化维度（quantitative measures）包括：语速、停顿、重复及修正（回溯）、语流长度；质化维度（quanlitative measures）包括信息内容、句法密度、词汇范围、准确性等，对于口语产出质量的考察需要借助于话语分析手段。总之，Osborne 提出的流利性分析模型弥补了现有口语流利性研究对言语产出质量关注不足及质性分析方面存在的欠缺。
3.2 引入“感知”的分析模型Götz（2013）借鉴 Osborne（2011）的思路，采用量化与质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但是Götz 的质化分析并非借助于话语分析手段，而是通过感知评分的方式考察影响评分员感知的要素，Götz 将这些要素称为“感知流利素”。Götz 认为，说话人口语表达之所以能给人留下流畅、合适、准确、轻松和不费力的印象，是因为说话人产出的口语中包含一系列与流利性有关的抽象的变量，这些抽象的变量就是“流利素”（fluenceme）。
结合图 4，与“感知流利性”有关的流利素即为“感知流利素”，此类流利素影响听话人对说话人口语流利性的感知，包括准确性、习语性、语调等要素；与“话语流利性”有关的流利素即为“话语流利素”，此类流利素决定言语产出速度、停顿、重复等特征，包括时间性变量、程式化序列、流利提升策略等要素；说话人的体势语，包括手势、表情、身体语言等非言语要素与口语流利性也存在关联，此类要素被称为“非言语流利素”，决定说话人的“非言语流利性”（nonverbal fluency）。Götz 的创新之处在于明确提出“流利素”的概念，并明确了感知流利性、非言语流利性内部“流利素”的具体构成；此外，还将“非言语流利性”纳入分析框架，呼吁开展“多模态”视角的口语流利性研究。
3.3 引入“认知”的分析模型
上述学者将“质量”要素和“感知”要素引入流利性分析模型，但这些尝试仍未触及口语流利性的本质——口语产出反映大脑认知加工过程。因此，Segalowitz（2010）主张从认知角度考察二语口语流利性问题，将口语流利性解构为：认知流利性（cognitive fluency）、话语流利性（utterance fluency）、感知流利性（perceived fluency），如图 5 所示。其中，认知性流利是“说话人”所拥有的流利特征，被认为是信息加工过程实现自动化或弹道加工（ballistic processing）的结果，与说话人在口语产出过程中能否有效调动和整合认知加工能力有关；话语流利性是言语样本所拥有的流利特征，比如语速、停顿、迟疑、修正等，这些特征是话语的固有属性，也是超狭义流利性研究的核心内容；感知流利性与听话人的推理有关，即听话人基于说话人的话语流利性表现来推断说话人的认知流利性，也就是听话人基于说话人产出言语样本的印象而对其流利性做出的判断。
基于认知科学理论将认知流利性引入口语流利性研究是 Segalowitz 的重要贡献。口语产出属于大脑认知加工活动，必须将流利性研究融入到认知科学和心理语言学的框架内。同时，口语交际具有交互性，需要将听话人对说话人流利性的感知和主观评价考虑进来。对此，胡伟杰、王建勤（2017）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扩大了流利性的内涵，将视野转向流利性的内在加工机制，为流利性以及口语能力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3.4 综合式流利性分析模型
Lintunen et al.（2020）通过整合前人的流利性分析框架并梳理不同理论架构之间的关系，提出综合式流利性分析模型，如图 6 所示。该模型的基点是 Lennon（2000）提出的流利性“高阶低阶论”，模型的主体是 Segalowitz（2010）提出的认知流利性、话语流利性、感知流利性。从图 6 可知，在 Lintunen et al.看来，认知流利性、话语流利性属于“低阶流利性”的研究范畴，而感知流利性属于“高阶流利性”的研究范畴。Lintunen et al.还细化了模型主体的构成：将认知流利性表征为自动加工和注意机制，这与 Segalowitz（2010）的观点一致；将话语流利性表征为速度流利性、停顿流利性和修正流利性，这与 Skehan（2009）的观点一致；将感知流利性表征为语音/超音段特征和语言/语用特征，这与 Götz（2013）的观点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Lintunen et al.还明确了模型主体之间的先后关系：认知流利性>话语流利性>感知流利性，这是因为认知加工的速度和有效性是实现话语流畅产出和流利感知的先决条件。认知流利性是二语者口语产出时从心理词库中词汇检索（lexical access）的效率和准确性；话语流利性强调程式化序列作为预制的语块或语言片段能够提升平均语流长度，在提升话语流利性方面作用显著；感知流利性认为听话人对说话人流利性的判断一般会受到语言可理解性和整体熟练程度的影响。总之，Lintunen et al.揉合前人分析建构了集大成式的流利性分析模型，该模型综合性较强但创新性不足，不过对于全面认识口语流利性仍大有裨益。
四.结语
流利性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流利的口语可以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成功的标志（张文忠1999，张莉 2001）。本文梳理了国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于口语流利性的认识，包括概念内涵、指标体系及分析模型。概念内涵的嬗变，反映学界对于口语流利性认识的深化，为从不同视角开展研究提供了可能；指标体系的完善，反映学界对于口语流利性研究的细化，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科学的工具；分析模型的演进是对口语流利性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反映学界不断尝试突破狭义视角的流利性研究，并逐渐转向流利性的本质——大脑认知加工。结合以上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可以预示今后汉语二语口语流利性的研究趋势。
第一，基于量化指标的“话语流利性”研究有待深入。国内学界常借用少数几个或十几个量化指标开展流利性研究，指标选用的系统性不强且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汉语二语话语流利性研究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考虑采用较为成熟的“速度—停顿—修正”指标体系和最新的“速度—停顿—修正—复合”指标体系，为不同研究结论之间的横向对比提供条件。二是，在不同任务类型和难度条件下，通过实验、实证的方法明确对汉语二语口语水平具有稳定预测作用的量化指标，如柴省三、鲍杰（2022）通过 SPSS 自带的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方法考察了哪些量化指标能够较好地预测二语者口语水平，为指标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基于听话人视角的“感知流利性”研究。流利性问题缘起于听话人的主观感知和判断，对于听话人“感知流利性”的研究，能够助益口语测试评估研究。然而，汉语二语口语研究领域对于听话人的“感知敏感性”（perceptual sensitivity）关注不多，如翟艳（2011）、刘瑜、吴辛夷（2016）分别运用“有声思维法”和“感知流利度问卷”考察了影响汉语母语者感知的因素。未来还可以尝试借助统计分析工具将评分员评分与话语样本的量化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Bosker et al. 2013），以此确定影响听话人感知的具体指标，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构感知评分模型，为实现机器评分、促进评分客观化提供参考。
第三，基于问题解决机制的“认知流利性”研究。目前国内对于流利性的认识仍局限于狭义视角，仅有个别学者从认知视角考察口语流利性，如胡伟杰（2017、2018）借鉴 Segalowitz（2010）的思路开展了“基于实验室”的认知流利性研究，运用词汇判断或图片命名等反应时间及反应时间的变异系数来测量认知流利性。由于实验室条件下的认知流利性并不直接针对说话人的言语片段，因而其有效性存疑。为此，Kahng（2014）基于“问题解决机制”理论并采用“刺激回忆”（stimulated recall）方法，考察说话人口语产出时的大脑认知加工机制。Kahng（2014）认为刺激回忆法能够揭示说话人口语产出时的认知加工事件（congnitive event），弥补了针对具体言语片段的认知流利性研究方法的缺失。国内鲜有学者开展基于“问题解决机制”的认知流利性研究，应得到汉语二语口语研究界的进一步关注。
此外，“非言语流利性”也值得汉语二语习得学界关注。Bavelas（2000）、Götz（2013）均认识到口语产出过程中出现的非言语行为，如手势、表情等也会对口语产出的流利性带来正向或负向的影响。因此，今后对于口语流利性的研究应尝试突破 Segalowitz（2010）建构的话语流利性、感知流利性、认知流利性分析框架，将非言语流利性纳入研究范围，通过多模态方法来考察非言语行为对于口语流利性带来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基本概念、指标体系及研究模型的系统介绍，以期对国内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的有关流利性问题有更为宏观和全面的认识，从而助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中介语研究及口语能力评价研究。
作者简介
黄长彬，男，山东菏泽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外文化比较、国际中文教育、对外汉语教学。
本文来源：《汉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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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小 编：小 秦
审 核：心得小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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