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1日，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濮之珍先生在北京驾鹤西去，享年101岁。濮之珍先生的逝世，是中国语言学界的重大损失！沉重悼念！先生千古！

濮之珍先生简介

    濮之珍，1922年12月22日出生于安徽芜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87年荣获上海市巾帼奖。1992年荣获国务院高等教育突出贡献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委。代表专著有《语言》《中国语言学史》《濮之珍语言学论文集》，主编有《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社会科学争鸣大系（语言卷）》等。2016年9月，获“第一届上海市语言学研究终身成就奖”。

【附1】濮之珍先生主要作品

论著：

《语言》（专著），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初版，1984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

《中国语言学史》（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初版，1999年再版。

台湾书林出版社1991年至1993年三次印刷。韩国新雅出版社韩文版1997年第一版，1999年第2版。

《世界百科名著大辞典·语言卷》（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社会科学争鸣大系》（语言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学术顾问），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

《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论文：

《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语文知识》1956年第3期。

《评唐兰先生文字改革的理论》，《语文知识》1956年第7期。

《上海语文工作者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见》，《语文知识》1956年第9期。

《〈方言〉与〈尔雅〉的关系》，《学术月刊》1957年第12期。

《从语言社会本质看文风问题》，《语文知识》1958年第7期。

《我国古代对语言文字的认识和研究》，《语文知识》1959年第7期。

《论语言的社会本质》，《复旦学报》1959年第7期。

《建国十年来语言科学的成就》，《语文教学》（华东）1959年第10期。

《毛主席论语言对语言科学的巨大指导意义》，《文汇报》1960年1月17日。

《促进汉字简化工作》，《文字改革》1964年第7期。

《书王力先生〈中国语言学史〉后》，《中国语文》1964年第6期。

《〈方言〉母题重见研究》，《中国语文》1966年第1期。

《语言与语言学》，《教学与研究》1978年第2期。

《语言与文字》，《教学与研究》1978年第4期。

《共同语与方言》，《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

《语言的全民性》，《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

《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安徽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

《荀子的语言学思想》，《学术月刊》1980年第11期。

《谈谈语言和思维――兼答读者问》，《语文学习》1980年第5期。

《学习望道先生治学学风》，《修辞学习》1982年第2期。

《日本汉语教学与研究情况简介》，《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2期。

《"五四"运动和中国现代语言学》，《中华文史论丛·语言文字专辑》1982年。

《顾炎武〈音学五书〉简介》，《书林》，1983年第4期。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1983年第1期。

《谈谈语言美》，《修辞学习》1983年第3期。

《读〈修辞学发凡〉两点体会》，《〈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秦汉时期重视识字教育和语文规范》，《语文建设》1986年第5期。

《略论清儒对古代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学术月刊》1987年第9期。

《试论我国古代语音研究的兴起》，《学术界》1987年第1期。

《我们是如何编写〈中国语言学家评传〉一书的》，《复旦学报》1989年第6期。

《简论汉代语言学的兴起和建立》，《语文论文集》，上海百家出版社1989年。

《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通借字萃编〉》，《复旦学报》1991年第6期。

《秦汉魏晋时期中国语言学有哪些成就》，《语言学百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南北朝明代中国语言学有哪些成就》，《语言学百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中国语言学的兴起和建立》，《中国文化与世界》第1 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

《怀念张世禄先生》，《语苑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

《语文是基础》，《咬文嚼字》第6辑，1995年。

《我谈语文规范化》，《语文建设》1995年第10期。

《〈汉字简化方案〉公布40周年有感》，《语文现代化论丛》第3辑，1996年。

《香港要大力推广普通话》，《咬文嚼字》1996年第7期。

《简论中国古代语言学的治学方法》，《语文论丛》第5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语文是基础》，《语文学习》1998年第9期。

《扬雄〈方言〉研究》，《海上论丛》（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附2】我与《中国语言学史》

我与《中国语言学史》

文 | 濮之珍

20世纪60年代初，我开始上“中国语言学史”课。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设有“语言专门化”，我们感到学习“语言专门化”的同学，理应对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历史有所了解，教研组要我开课，这样我就努力备课，开始上“中国语言学史”课了。

在多年教学工作中，我深深感到中国古代语言研究有丰富的遗产，历代有许多优秀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学著作，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不过，虽然我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历史悠久，方面也多，但多年来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却不多。在这样的基础上，要编写出一本《中国语言学史》来，是有较大难度的，也还有一些问题。

比如，既然是“史”，理应按历史发展的时代来分期，但从研究内容来看，按时代划分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多年来，学术界研究古代“小学”，总是按其内容分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我编写的这本《中国语言学史》，总想使学生对中国古代语言研究有一个历史发展概貌的把握，所以仍旧按历史发展时代来划分章节。但是由于研究内容的关系，本书有的章节较长，而有的章节又较短，章节划分不平衡。在编写内容方面也是不平衡的，有的问题，我学习体会得深一些，就写得充实一些；有的问题则写得简略一些。

又如，研究语言学史，首先要肯定我国传统语言学的历史地位。在西方语言学家的“语言学史”著作中，是很少有中国语言学史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文字障碍，使得外国语言学家很难研究中国的语言学史；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语言学家对语言学史的研究很少，向国外介绍研究成果的就更少了。因此，长期以来欧洲语言学家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语言科学建立于19世纪，因为当时欧洲已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由此产生了普通语言学。在此以前的语言研究，特别是东方民族的语言研究，是所谓“科学前”的语言学，或被称为“语文学”。这种理论当时影响了我国语言学界。

有人认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做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到底是“语言学”还是“语文学”呢？语言学和语文学虽只有一字之差，但是，这是带有褒贬性质的两个概念，是对祖国几千年来的语言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的总看法、总估价。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是应该再讨论、再认识的。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语文》上也曾发表过不同意见的讨论文章。我也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书王力先生〈中国语言学史〉后》（《中国语文》1964年第6期）和《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1983年第1期） ，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2016年9月，濮之珍先生荣获第一届上海市语言学研究终身成就奖

 在《中国语言学史》一书第一章绪论第一节“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中，对“语言学”和“语文学”有论述，认为：说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是不科学的语文学，是不符合中国古代语言学实际的。在多年的教学中，我深深感到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成就辉煌，就是放到世界语言学史中去比，也是毫不逊色的，而且，其中有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卓越的。

例如西汉时代的扬雄，他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调查研究西汉时代各地方言的语言学家，他的著作《方言》，学术界评价很高。又如东汉时代的许慎，他的《说文解字》分析汉字的结构规律，创立了部首，至今已有两千年了。我们现在查字典，还在用他所创立的部首。一部著作跨越了两千年还有生命力，这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少有的。再如清代的语言研究，顾炎武开一代学风。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他们的理论认识比较进步，研究方法比较科学，尤其是研究学术问题时平等讨论、以理服人的优良学风，值得我们学习。

总之，我国语言学有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成绩。只是由于社会发展不同，语言特点不同，我国古代语言学有自己发展的道路。我国古代语言学家是以汉语、汉字作为研究对象，以得出汉语、汉字的一些客观规律的。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我国秦汉时代，语言学逐步兴起。西汉时有《尔雅》和扬雄《方言》，东汉时有许慎《说文解字》和刘熙《释名》等语言研究专门著作和一些杰出的语言学家。可以说，汉代语言学的成就，标志着我国古代语言学的建立。

我国古代语言学在汉代兴起和建立，和当时汉语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语言学的历史发展不是孤立的，我们要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以及使用汉语的人民的历史来进行研究。各个时期的政治状况、哲学思想、社会思潮和文学的发展，对语言学的发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例如，先秦诸子的“名实之争”就关系到对语言社会本质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古代语言学兴起了语音研究，这是和当时佛教传入、梵文影响以及当时文学上讲究声律有关系的；五四运动对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也是较大的。

1968年夏，合家摄于复旦九舍院中

在多年的教学、科研中，我深感中国古代语言学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历代有不少优秀语言学家和语言学专著；其研究成果能自成体系，并有其特色。现仅就其治学方法，谈一点体会。

其一，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是联系实际的。

中国古代语言学所以在汉代兴起并建立，而且首先兴起的是训诂学、文字学，是和当时汉语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先秦时期，文字异形、语言异声，秦初李斯提出“书同文”，说明当时语言文字的复杂情况。这种情况到了汉代，首先集中而突出地表现在“经”今古文之争上。

汉代统一后，在文化思想方面主要有三点措施，即独尊儒家，发动民间献书，立五经博士。儒家经典主要是指《诗》《书》《易》《礼》《春秋》五部经典。由于书写经书的字体不同，出现了“经”今古文问题。先秦儒家经典经过秦火后大都焚毁散失，汉初只好由一些儒生口授，用当时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这就是今文经。汉初发动民间献书，古文《尚书》先后出现，是用先秦时篆书字体写的，这就是古文经。 

 “经”的今古文，本来指书写的字体不同，后来却形成了两个学派。《尚书》中周初各篇是用岐周方言写的，到了汉代，懂的人就很少了；因此，古文《尚书》先后由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作了传注。这些传注，多从文字、训诂、名物以及制度等方面下功夫，因此大显于世。《后汉书·贾逵传》：“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贾逵是许慎的老师，许慎后来撰《说文解字》就是受其影响的。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朝廷在首都设立太学，教授“五经”，凡是“五经”讲解得好的，授予博士称号。每一“经”下收博士弟子，一年一考，上等、中等授予官职。汉成帝时博士弟子有三千名之多；当时皇帝下诏和吏民上书都要引用“经文”，可见“经学”之盛。这样一来，儒学和仕途结合起来，不仅朝廷办学，地方也办学，从而较广泛地促进了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我国古代第一部语言学专著《尔雅》，就是由于汉代经学兴盛、经生解经的需要而编著的。可以说，《尔雅》是一部训诂汇编。

总之，汉代兴起的语言研究是联系实际的，联系了当时社会发展实际，联系了当时汉语、汉字实际，从而使训诂学、文字学兴起，标志了中国古代语言科学的建立。

濮之珍先生手迹

其二，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是善于继承发展的。

人类文化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善于继承发展。例如，汉代许慎创造性地写出《说文解字》这部语言学专著，他在《说文解字序》中说：“博采通人。”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字书，如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以及扬雄《训纂篇》、史游《急就篇》等字书。这些字书先后共收录了五千多字。另外还有《方言》《尔雅》等语言学著作。许慎《说文解字》在前人基础上，增收汉字的数量为9353个。该书不仅在收录汉字的数量上多了，而且能进一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总结出汉字的一些结构规律。许慎的《说文解字》善于继承发展，所以被称为奠定汉代语言学并对后世语言研究有很大影响的优秀语言学著作。

又如扬雄在《答刘歆书》中说，他写《方言》一书，参考了严君平收录的一千多字和林闾翁孺收集的方言。陆法言在《切韵序》中说“取诸音韵、古今字书”，又说“萧、颜多所决定”，也是继承了六朝时代各家韵书，在讨论时尊重颜之推、萧该的主张编辑而成的。可见一门学科的发展，善于继承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在继承发展方面，清代语言学是十分杰出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始建于汉代，重要语言学专著如《尔雅》《方言》《说文》等，发展到了清代，由于时代久远，文有讹舛，注多脱落，清儒加以整理校勘，深入考证研究得以发扬光大。中国古代语言研究，具有善于继承发展的优良传统。 

1997年4月，蒋孔阳先生文，濮之珍先生书

其三，中国古代语言学治学方法比较科学，治学态度严谨。

中国古代语言学从汉代起，研究方法就比较严谨科学。扬雄能以当时口语为研究对象，历时二十七年调查研究，对丰富复杂的语言现象进行层次分析，科学地分析出方言、通语、古今语及其关系，并能记录出汉代方言地域分布概况，价值是很高的。又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阐明了形体、意义、声音三者的相互关系，以三者互相沟通的研究方法来探求古代的语言文字，这是研究语言文字的重要方法。

语言学发展到了清代，顾炎武开其端，其后人才辈出。顾炎武的治学方法之一是十分重视第一手材料。有人问他《日知录》又成几卷，他回答说：“尝谓今人纂集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贾旧钱名之曰废铜而已……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顾炎武借采山之铜来说明收集第一手资料的重要。

顾炎武的治学方法之二是广求证据。他对一个问题，不是主观下结论，而是收集材料，广求证据，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结论。他研究古音，首先重视先秦时代《诗经》押韵以及其他韵文押韵的第一手材料，继而又从谐声、异文、异读、音训、方言、前代传注等方面广求证据。例如，他为了证明“行”字古代只有“杭”音，其材料竟有372条。

自顾炎武开清代朴学风气以来，影响深远。清代语言学在理论认识上比较进步，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科学，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展。

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还有一种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严谨的探索精神。中国古代优秀的语言学家的主要代表作，往往是他们花了毕生精力的精心之作。

总之，中国古代语言学成果丰硕。这是由于他们能联系实际，善于继承发展，治学态度严谨，方法比较科学。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发扬光大。 

濮之珍先生的著述：《中国语言学史》和《濮之珍语言学论文集》

中国语言学研究，历时悠久，遗产丰富。不过，自古以来，对语言学家是不够重视的。例如，历代史书中的《儒林传》，就很少有语言学家的传记。《汉书》中有《扬雄传》，《后汉书》中有《许慎传》，那是因为扬雄是辞赋家，许慎是经学家的缘故。而有些贡献很大的语言学家，史书上无传，如写第一本韵书《切韵》的陆法言，写《中原音韵》的周德清，首创三十字母的守温等。他们在语言学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作用，应该为他们立传，以弘扬他们在语言学上的贡献。

为此，约请当时的年轻教师和我的研究生，我们编写了一本《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在书中，我们评价了自先秦至“五四”时期的五十一位主要语言学家，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古代语言学家的活动概貌。我们采用以传为主、寓评于传、评传结合的体例，对每位语言学家的生平事迹和主要著作，都努力收集资料，争取有较为详细的述评。该书于1992年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2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再版。

《中国语言学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10月出第一版。回顾20世纪60年代初开此课，不觉已有二十多年。2002年8月再版，后又多次重印；2009年8月出第三版。（台湾书林出版社再版此书，并已译成韩文由韩国新雅书社出版。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等多所大学图书馆藏有濮之珍著《中国语言学史》，列为参考书。）多年来，我努力想教好“中国语言学史”这门课，也想努力写好《中国语言学史》这本书，但个人能力有限，做得还是不够的。现在，我已是高龄老人，期望有更多年轻教师、青年同学，能对中国语言学史努力学习研究，并发扬光大。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上海社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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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之珍（1922-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