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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不渝 ：许宏新书为何胎死腹中？《最早的帝国》问题在哪？

靖不渝 民俗与考古 2023-09-28
近日，考古学家许宏的新书《最早的帝国：二里岗文明冲击波》还未正式上市，就网传被禁止宣发，纸质版图书更是一书难求。许宏先生自己在社交平台的回复是“无良文人咬告，有司担心舆情，拙著实际上已胎死腹中”，可知此事属实无疑。
那么《最早的帝国》为何胎死腹中？目前学术界、读者朋友、许宏先生本人推测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书名《最早的帝国》中的“帝国”一词所用不当。不少史学界的学者们认为“帝国”一词是属于西方国家的标签，有着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色彩。许宏将“帝国”一词用于中国的早商王朝，不符合中国自古以来反对侵略的主流认识。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历史评论》近期就刊发一篇名为《“帝国”化叙事解释不了中国历史》的文章，该文作者认为“一些西方学者将‘帝国’概念用于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将属于西方国家的标签贴在非西方国家身上……由此，在世界历史叙事中，西方‘帝国’行径及其负面影响被稀释了。从这一角度看，‘世界史就是帝国史’这一命题，变相起到了为西方帝国主义行为辩护的作用。”因此，可以推测许宏书名中的“帝国”可能是导致此书胎死腹中的原因之一。
第二，对于盘龙城的定性存在争议。《最早的帝国》一书中谈到早商二里岗王国对长江流域盘龙城遗址的统治模式时，对郑州商城与盘龙城的建筑、城墙、墓葬、青铜器、绿松石器等多种物质文化的进行了对比，认为两者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在此基础上，许宏认为盘龙城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长江地区的中心城市，是二里岗王国的远方殖民地，甚至小节标题也取名为“殖民城市盘龙城”。不幸的是，“殖民地”一词刺激了某些人敏感的神经。当前，无论是考古学界还是传统的史学界都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性，但许宏却“大逆不道”地将中国境内的王朝统一进程解释为“殖民”。
第三，对于晚商王朝统治族群的另类看法。《最早的帝国》一书把殷墟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的物质文化、意识形态做了系统比较，认为晚商时期的殷墟与前两个阶段的都邑性遗址差异极大，在很多方面呈现出断裂性。为此，许宏逐一列举出殷墟的“新生事物”，包括无城垣的都邑布局、王陵区、斜坡墓道大墓、殉牲、甲骨文、家马、马车、北方系铜器等。在这些新事物中，北方系的青铜器、石质容器、陶器种类繁多，暗示晚商出现了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主流学术界一般认为，早、中商与晚商之间的重大变化是由于商王朝的自我改革，但许宏却在书中花大量篇幅介绍了中正大学郭静云教授的学术观点。郭教授认为，殷墟近乎革命式的文化与信仰变化是由于新族群入主中国导致的。结合殷墟精英阶层对于驯马技术与马车技术的钟情与熟稔程度，她推定该时期的王族应是北方游战民族。许宏这一写作安排，似乎暗含了他对于郭静云教授的认同。因此，有人认为许宏罔顾文献记载，把殷王朝牵强附会为外族建立的王朝，实在“不可理喻”。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逐一来看。
关于“帝国”的提法，许宏在书中已明确说明是参考了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教授、华盛顿大学王海城教授的“帝国”概念，并非自己的原创。借用这一概念的缘由之一则是为了，从全球文明史的视角来思考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进而促使学术界关注一种除“证经补史”之外的考古学研究取向，即社会考古或人类学考古的取向。许宏在采访中也说明了他所应用的帝国主要是指“早期帝国”，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二里岗文明之所以可称之“帝国”，是由于它满足了高度集权、大体量、“外向型”国家等“早期帝国”的共性特征。由此种种可知，许宏对二里岗文明为帝国的论述完全是基于学术视角的考虑，是一种对新学术思潮的反思与试证，何来“别有用心”。此外，中文出版界以“帝国”作为书名，许宏并非第一人。在此之前便有《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等，何以偏偏许宏被禁，奇哉怪哉。
关于“殖民”的说法，书中同样说明了其不是许宏的原创。在2022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一书中，该书作者李峰便写道“这种高度的一致性强有力地暗示了盘龙城遗址可能是二里冈国家的一个远方殖民地”。笔者顺手查阅了这本书的台版——《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概论》，这一版中对于盘龙城的定义是“二里冈商代国家的一个前沿阵地”。可见，三联的编辑或译者在重新校译简体版时，同样认为“殖民地”的表述似更为妥帖。如果真的是由于“殖民”一词的原因，那许宏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关于殷商王族为游战民族的提法，上文已说明，乃是郭静云教授的研究成果。许宏花了相当篇幅加以介绍，似乎是表达了一种倾向性，但另一方面也是想提醒读者撇开固有的偏见，重新重视甚至反思学界一些不太主流的观点。作为一名偏向于保守的考古学家，许宏虽然表达了对郭教授观点的赞赏，但还是在书中写道“遗憾的是，她（郭静云）给出的殷商文明近源（部分源自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和远源（亚洲草原驯马族群）证据并不充分，尤其是作为近源的东北地区考古遗存的年代及其所规定的文化传播的方向性，无法支持其观点。因而这一假说，仍有待验证。”或许由于职业的关系，许宏自始至终都在进行一种以考古学为本位的分析，但我确实未看到他持有一种蔑视历史文献或是篡改国史的恶意心态。这里顺便补充一点题外话，许宏曾在博客上与郭教授就《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的某些问题进行过十余次论战，如今却对该书中立论有基的个别观点格外重视并引入著中。可见，许宏在为学上不计个人恩怨，胸怀坦荡，更看重乃是学术成果的启发性。
除以三点原因，身边有朋友推测《最早的帝国》被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应是，书中依然不谈二里头遗址是夏都，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然而，众所周知，许宏现已是学术界著名的“有条件的不知论”者，在多本专著中皆表达了他对于二里头遗址乃至二里头文化王朝属性的谨慎态度。如果是这一原因，其余专著恐怕也“祸在旦夕”了。既然其他专著依旧安然无恙，则这应不是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
最后，我想说，学术的进步在于百花齐放，在于百家争鸣。因此，即便《最早的帝国》一书无过多新的创见（但事实也并非如此），单就它向公众介绍了如此丰富多彩的“争鸣”与“别解”而言，也是功德无量。“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许宏之书究竟是否有流传的价值，留待时间证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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