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文磊：从出土文献看上古汉语｛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

在上古汉语里，｛娶｝是一个特点鲜明的动词。语义上，“娶”的行为涉及娶者与被娶者，按说句法上应该实现为高及物性动词（Hopper和Thompson，1980）。但传世文献显示，上古“娶”的不及物动词特征更为突出，例如《左传·隐公元年》：“郑武公娶于申。”本文针对以往提出的上古｛娶｝是准他动词、综合性动词等观点（李佐丰2004：103–104；胡敕瑞2005；蒋绍愚2021），结合出土文献重新加以探讨。

“娶/取（取妻）”的对象可以分为N₁和N₂两类。N₁（N_范畴）的语义是范畴性语义，即相对于跟它搭配的｛娶｝的语义而言，相对概括、没有区别作用的语义，如“妻”“女”“妇”。N₂（N_区别）的语义属于区别性语义，即相对于跟它搭配的｛娶｝的语义而言，相对具体、承担区别作用的语义（参看史文磊2021：18–19），如“东郭姜”“贾人子”。另再分出N₃（N_所自），代表广义的处所，即“娶”之所自或所在。

在此基础上，我们以《左传》作为代表，对传世上古文献中“娶/取（取妻）”的使用特点作了分析，归纳如下：第一，“娶”不带对象宾语的例子，即作不及物或综合性动词的例子，尽管占80%（32/40）之多，但主要见于“娶于N_3所自”格式（及其变式“娶焉”）（31例）。第二，“取”和“娶”差异显著。“娶”有大量作不及物动词的例子，但“取”却表现出典型的及物动词特征。以往所言｛娶｝这个词具有准他动词或综合性的特征，其实只适用于“娶”，对“取”并不适用。

“娶”字《说文》已收：“娶，取妇也。”不过，从出土文献看，“娶妻”之“娶”出现甚晚，西汉末年始见。武威汉简《服传》甲、乙本各一见，如下：

（1）父必三年然后（娶），达子之志也。（武威汉简《甲本服传》简13）

（2）父必三年然后（娶），达子之志也。（武威汉简《乙本服传》简8）

这两个本子明显带有西汉末新莽时期（公元9–23年）的特征。居延新简的用例如下：

（3）毋（娶）过令者敢言之。（居延新简 EPF22：826）

（4）案部吏卒毋（娵）过令者敢言之。（居延新简 EPT4：45A）

（5）石至庶民（娵）□。（居延新简 EPT10：43）

例（3）写作“娶”，（4）（5）写作“娵”。这3例与（6）中的相应文字构成异文，属于一份文书的不同版本，而且后者内容是完整的。

（6）●甲渠言部吏毋过令者。（居延新简 EPF22：44）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诏书曰：吏三百石、庶民（/聚/娶）毋过万五千，关内侯以下至宗室及列侯子（/聚/娶）各如令。犯者没入所赍奴婢财物县官有无（居延新简EPF22：45A）

四时言●谨案部吏毋（㷅/聚/娶）过令者敢言之。（居延新简EPF22：690）

分析可知，这份文书的发布时间是东汉初，反映的是西汉末开始推行的制度。

汉代碑刻文献中，“娶”字最早见于东汉的《孟孝琚碑》（公元156年前后所刻）：

（7）闵其敦仁，为问蜀郡何彦珍女，（娶）□□□（而先殒）。（《孟孝琚碑》）

本节得到两点认识：第一，“娶”这个字是西汉末才开始行用起来的，此前记录｛娶｝时是不用“娶”的。第二，“娶”字甫一行用，后面就是不带直接宾语的。

调查汉代及以前的出土文献发现，在记录｛娶｝时，西汉末期以前一直是“取”字一统天下，并不用“娶”。分析如下：

第一，战国到秦汉的出土文献中，“取（取妻）”带直接宾语包括以下四类格式：取N_1范畴、取N_2区别、取N_1范畴（于）N_3所自、取N_2区别（以）为N_1范畴。四类格式的例数占总数的95%强（249/262）。据此可知，这期间“取（取妻）”表现出强烈的带对象宾语的倾向。

“取N_1范畴”类用例甚多，占总数的84%（219/262）。也就是说，即便是像“妻”“女”“妇”这类范畴性语义的对象也不能省略，而一定要通过直接宾语表达出来。

“取N_2区别”，9例。例如：

（8）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清华简二《系年》简5）

“取N_1范畴（于）N_3所自”之N_3所自代表“取”之所自或所在，7例。例如：

（9）（蔡）哀侯取妻于陈，赛（息）侯亦取妻于陈。（清华简二《系年》简23）

“取N_2区别（以）为N_1范畴”，14例。例如：

（10）城父蘩阳士五（伍）枯取贾人子为妻。（里耶秦简 8-466）

第二，“取（取妻）”后不带对象宾语（N_1范畴或N_2区别）的用例仅占总数的5%（13/262）。可分两种情况，都不改变“取（取妻）”的及物性。

1）“取（以）为N_1范畴”，“取”后省略N_2区别，但N_2区别一定是前文出现过的信息，属于承前省略。例如：

（11）阑曰：来送南而取为妻，非来诱也。（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简20）

2）“取”发生名词化，转指娶妻之人，或用于“所取”等结构。例如：

（12）取人妻及亡人以为妻、及为亡人妻，取及所取，为谋（媒）者，智（知）其请（情），皆黥以为城旦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简168）

综上，从出土文献来看，西汉末期以前，“取（取妻）”后一直是倾向于带对象宾语的，是典型的及物动词。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在以下三方面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结合出土文献的考察，深化了对上古汉语动词｛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的认识。结合出土文献来看，在殷商至西汉末很长一段时期里，｛娶｝只写作“取”，且一直是典型的及物动词，并非准他动词或综合性动词；写作“娶”则是晚至西汉末才开始出现的，并且一出现就作不及物动词。因此，《左传·隐公元年》“郑武公娶于申”这种格式，极有可能是西汉末期以后不断“当代化”的结果，其中的“娶”很可能是后人改动使然。我们在利用《左传》《论语》等传世文献语料时，需作审慎处理。

第二，区分了N_范畴和N_区别这两类名词性成分。这一区分不仅有助于准确揭示｛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之间的关联，对于准确刻画以往所说的对象自足动词，也是至关重要的。上古汉语有一批“对象自足”的综合性动词，其实质跟“娶”相似，都是将属于范畴义的动作对象综合到动词的词汇语义之中，如“盥、沬、聚、牧、沐、洗、引”等。其所表示的意义，汉代以后逐渐倾向于通过动宾结构表达，如“洗手、洗面/脸、聚众、牧牛/羊/马、洗头/沐发、洗足/脚、开弓”（王力，1941；蒋绍愚，1989；杨荣祥，2005）。

第三，从及物性的角度辨析了“娶”和“取（取妻）”的字际关系，强调在考察以往所说的孳乳字、古今字等字际关系时，不应只是关注基本词义，还应将词的语法等层面信息纳入考察视野。

在《经典释文》中，“娶/取（取妻）”大多专门出注，标为去声，以与读上声“取得”义的“取”相区别（孙玉文，2015）。这一区别何时产生？值得未来进一步探讨。

胡敕瑞 2005 《从隐含到呈现（上）》，《语言学论丛》（第31辑），商务印书馆。

蒋绍愚 1989 《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蒋绍愚 2021 《再谈“从综合到分析”》，《语文研究》第1期。

李佐丰 2004 《古代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

史文磊 2021 《汉语历史语法》，中西书局。

孙玉文 2015 《汉语变调构词考辨》，商务印书馆。

王　力 1941 《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国文月刊》第4期。

杨荣祥 2005 《语义特征分析在语法史研究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Hopper,Paul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2): 251–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