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综述（二）

在汉语句法语义学科中，广义的功能-认知取向的研究一向成果丰硕、深入人心。我们按视角不同分别综述他们各自的成果。

（一） 功能语法研究成果

功能语法关注言说双方的互动和交际对语法结构的影响。前面提到的刘探宙的《动作直示结构式“这么一V”的互文性》就明确指出说话人为了引起听话人注意，采取“演”“说”一体、无缝衔接的叙述方式，这是“这么一V”结构形成的篇章功能基础。唐正大的《本体-现象二分、信息领地与貌似句的解读游移》（《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论证了“貌似”的三种意义背后存在统一的语义和认识基础，言者意图既可聚焦于“现象相似”也可聚焦于“本体不同”，文章还分析了言者意图是如何被决定的。关注言说双方关系对句法结构的影响的论文，还有前面谈到的几篇文章，如鞠晨和袁毓林的《感叹副词对愿望句反事实意义的推动作用》等等。

指示和指称研究是功能语法研究的一大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徐赳赳和祝亚雄的《直指的概念、功能和应用》（《当代语言学》第1期）介绍了国外学者对三种基本直指（人称直指、时间直指、地点直指）的研究，运用汉语语料揭示直指的本质特征，说明直指在语言运用中的复杂性和与语境的高度关联性。上面刘文也指出，汉语还存在一种动作直指。王红旗的《“有定”“无定”与指称的功能概念的关系》（《语文研究》第4期）提出指称的分类有形式和功能两类标准，形式标准区分“有定”“无定”的区分，功能标准则区分“有指”“无指”“定指”“不定指”等概念，分类标准不一，得出的类别可能存在交叠，并讨论了指称性概念名称在叙实句和非叙实句中的使用情况。

具体成分的指称研究中“们”的指称也一直被广泛关注。唐晓东和金立鑫的《汉语名词空间限定的句法表征》（《汉语学习》第5期）认为在汉语中，不仅限定词和复数标记（“们”）可以在空间上限定名词，赋予名词指称性，高述谓性的句法成分也可以在空间上限定名词，并讨论了四种具体的限定手段。张新华的《“N们”的指称特征及其语义机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认为“N们”的语义包括内外两层，内层指复数，是稳定的，外层关联所处语境的时空域，决定“N们”的指称特征及量值，有浮动性，故可表定指、泛指、准类指等。“们”的研究也有形式语义学派的关注，李旭平的《汉语“们”的语义：最大化算子》（《当代语言学》第1期）认为 “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数标记，而一个最大化算子，作用是从名词表示的集合中挑选出最大复数个体。

信息结构是功能语法持续关注的一个领域，近年来由于讨论较多，就形成功能语法背景下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刘彬和袁毓林的《从概念极性与信息结构看“怀疑”的义项分布及意义识解》（《外国语》第5期）指出表示“不相信”的“怀疑₁”一般后接定指的、具有高可及性的旧信息，表示“有点儿相信或猜测”的“怀疑₂”则后接听话人未知的、可能性的新信息，听话人往往采用“疑实信虚”的原则来识解“怀疑”的两种意义。王咸慧的《语气词“嘛”背景信息共识化功能初探》（《中国语文》第6期）指出小句末尾的“嘛”具有标识事件线索、设置情景、降低权重三种功能，是将信息背景化的一种手段，具有为听话人提供背景性新信息并强行作为双方共识的“背景信息共识化”功能。这两篇也是上面谈到的以言说视角进行研究的功能派文献。高增霞和朱斌的《因果连动式初探》（《中国语文》第4期）指出顺承性是因果连动式的关键语义特征，顺次发生的动作行为或事件形成并置结构，该类结构的信息结构显示，连动式前项有次话题倾向、后项是常规焦点。姚双云和徐杰的《信息量调控：标题语言创新的内在机制》（《汉语学报》第3期）指出标题语言的创新是通过调控标题信息量实现的，操控非常态信息扩充标题信息量和操控常态信息抑制标题信息量有不同的手段。秦鹏的《汉语信息焦点和对比焦点区分的语调证据》（《当代语言学》第1期）发现信息焦点和对比焦点选择的语调凸显策略不同，发音人通过增强焦点成分音长和音强凸显信息焦点，通过抑制非焦点成分的音高、音长和音强凸显对比焦点。陈莹和井茁的《汉语“位格-动词-主语”构式的非常规语序及信息结构》（《现代外语》第3期）利用句子分类实验，发现非常规语序是汉语母语者将“位格-动词-主语”构式归为一类的理据，由此分析了该类构式中非常规语序与非常规信息状态的对应性。温锁林的《“有+NP+VP”与“有+VP的+NP”结构的功能差异及语用解释》（《语文研究》第3期）讨论两种“有”字结构中VP的信息属性与句法形式差异，以及差异背后的语用动机。黄婧的《镜像事件句的信息特征与句式选择》（《汉语学习》第2期）指出“十个人吃了一锅饭/一锅饭吃了十个人”这类镜像事件句共享同一事件框架，表达同样概念意义而传递不同的信息，文章着重讨论了隐性VP在决定这类句式认知视角和信息结构起到的作用。徐宏颖和彭宣维的《“对（于）”所引成分的信息价值系统》（《现代外语》第6期）明确“对（于）”引入的信息绝大多数是语境中可恢复的已知信息，即便是新信息也只能是非焦点。

（二） 认知视角

认知语法关注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作为认知的重要机制，隐喻、转喻和语言密切交织在一起。郭继懋和陈爱锋的《从谓词转喻看“飞上海”等非常规动宾短语》（《中国语文》第3期）提出“踢前锋”等非常规动宾短语中的动词发生了转喻，动词是喻体，转喻事件中处置宾语的某个侧面，故结构整体表示“处置、对待某事物”的意义。崔希亮的《汉语庄雅语体的转喻构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讨论了“转喻构词”的定义和机制，认为这种构词是汉语庄雅语体最常用的构词手段之一，文章还讨论了相关的具体现象，如敬称、美称、委婉表达、雅称、谦称等。范瑜和刘宇红的《浮现隐喻理论视阈下习语句法图式与概念图式的交互》（《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用浮现隐喻理论框架研究习语，认为习语丰富的特征是在句法图式与概念图式的互动中浮现出来的，不能完全被理解为高度固化的隐喻映射实例，也不能完全被分析为句法构式语。杨海明和王艺文的《汉语感知动词“看透”的隐喻类型》（《汉语学报》第2期）讨论了“看透”类词的凭借隐喻、间接隐喻和直接隐喻现象，论证了隐喻在降低认知成本方面的作用。赵青青的《通感隐喻视角的现代汉语ABB式状态形容词》（《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发现ABB式状态形容词普遍涉及不同感觉或感觉次域的联通，文章从通感隐喻的视角解释了该类词的描述性和主观性。张克定的《抽象空间方位关系构式的结构特征与认知理据》（《现代外语》第3期）认为在抽象空间，方位关系构式涉及的具体实体和抽象实体分别充当图形和背景，构成一种隐喻性的图形-背景关系，构式本质上是隐喻性的。刘云飞、屈琼、陈琪和李悦华的《准定语句式：认知参照点关系和转喻的视角》（《外国语》第2期）基于参照点关系和转喻的分析模式，解释主要类别准定语句式的认知机制。潘攀和周榕的《汉语学前儿童隐喻产出的跨域映射特点及发展趋势》（《现代外语》第5期）发现汉语儿童在学前阶段具有跨域映射的隐喻产出能力，该能力发端于4岁初，关键期在5岁中期，充分展示了隐喻思维在人类早期概念掌握中的重要作用。

象似性、主观性和原型性则是认知的重要概念，以此为基点衍生出很多经典理论，至今仍是重要的论证工具。主观性常常为虚词研究所用，上文第一部分已经介绍过。用于语法结构式的研究成果有：应学凤的《松紧象似原则与动宾饰名复合词》（《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提出不同类型的动宾饰名复合词松紧不同，处在短语紧缩为短语词、句法词、词法词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整个词汇化过程受到松紧象似原则制约。尹常乐和袁毓林的《现代汉语“一个XP”结构的主观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从“一个冲锋（就把阵地给拿了下来）”这类结构的语义入手，研究说话人使用这类结构时的认识、视角与情感特征。黄梦迪的《由原型句式、原型语气结构及其中性语境句研究“吗”的功能》（《外国语》第5期）论证了中性语境下采用“强升调+吗”的是非问句，是“吗”语气句原形范畴的核心成员，通过和中性语境下其他语气结构对比，确定“吗”表示“低确信+低委婉”口气。

时间性和空间性是基本的认知要素，因而和认知语言学研究密切相关。陈忠的《汉英时间方向概念化路径的差异对比——从认知定势到文化的哲学理念》（《当代语言学》第2期）对比了各类情境下汉英时间方向的异同，发现汉语优先将时序上的早晚为参照，而英语优先以观察者为参照，这种认知定势跟主客体的哲学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欧亚美和刘正光的《英汉时间性与语法标记的关联模式》（《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提出英语的过去时句子必需带时间标记，而汉语的将来时句子必需带标记，同时英语句子以带时间标记的句子为起点，时间性减弱标记减少；而汉语则从零标记开始，时间性增强标记变多。王佳敏和王文斌的《汉英时间词空间化特质及其语言蕴含共性》（《语言科学》第2期）通过定量方法，总结了汉英时间词空间化的主要类型及其所占比重，发现汉语时间词的空间化程度高于英语遵循着不同的规律。

以认知机制建立模型，以认知模型分析语言问题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路径。许小艳、桑仲刚和庞加光的《提取和激活模型下的汉语名词谓语句研究》（《现代外语》第4期）认为汉语名词谓语句源自认知主体对两个名词短语的依次提取与归组操作，现代汉语双主语句和重动句也是动态提取构句方式操作的结果。马辰庭和王义娜的《基线/阐释视角下类指“一量名”结构的语义构建》（《现代外语》第2期）在认知语法基线/阐释模型框架下探讨汉语独立类指、同位和兼指“一量名”结构的语义构建机制。陈禹的《重动句的基线/阐释模型》（《现代外语》第2期）通过基线/阐释模型作为理论框架，统一解释了重动句生成中动宾结构居前以及动词重复的原因，分析了顺序关系、配对关系与累进关系在该类句式生成中的作用。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广泛，在以上主要议题之外还有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唐淑华的《论话语视点的“视点”》（《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认为视点选择受到观念视点的影响，观念视点涵盖价值观、信仰体系以及对具体对象的态度，句中观念视点对知觉视点、叙述视点和时空视点有制约作用。张宝的《工具要素及其句法隐现问题——基于制作义动词相关句式》（《语言研究》第2期）首先界定了“工具要素”的认知属性，进而从制作义动词相关句式入手讨论工具要素的句法隐现问题。张博和黄玉花的《汉语连动式的事件结构认知研究》（《汉语学习》第6期）将汉语连动式分为两种基本事件类型，顺序复合型是对可分离序列事件的顺序化加工，整体复合型对事件不同侧面进行整体加工，两种事件类型构成连续统。张宝的《微观语义角色在句式描写中的应用——以徒手制作义动词为例》（《汉语学习》第6期）基于认知图景理论，以徒手制作义动词为例展示了微观语义角色在句式描写中的应用及其优势。

（三） 构式视角

自构式语法理论与研究方法引入汉语研究以来，短短20年间，构式语法已经成为功能语法研究乃至汉语研究中最具生命力的领域之一。

2021年度构式研究涉及到的结构式有：“事到如今”“给X来（一）个Y”“NA的NP+V得AP”“多的是”“NA的NP+V得AP”“给+VP”“无/有A无/有B”“不是在X就是在去X的路上”和尝试构式等。陈昌来和朱皋的《“事到如今”类原因小句的类型、意义、功能与构式化》（《语文研究》第2期）在给“事到如今”类原因小句分类的基础上，以使用频率最高的“事到如今”为例说明该类原因小句的功能、意义及其构式化的过程。谢晓明和邓勇的《显性施加义给予构式“给X来（一）个Y”探析》（《语言研究》第4期）通过分析“给X来（一）个Y”构式中 “给”“来”和“（一）个”与构式义的关联，论证了核心构件的语义泛化在构式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李强的《习语构式“多的是”的动态语义浮现》（《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以“多的是”意义浮现的过程和结构定型的路径为基础，探讨了构式意义动态浮现的一般机制。马伟忠的《汉语“NA的NP+V得AP”构式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发现“NA的NP”可能隐涵多种事件意义，是一种扩展的“参照体-目标构式”，探讨了类推揉合机制在构式编码过程中的作用。汤敬安和石毓智的《现代汉语的尝试构式》（《外国语》第3期）论证了句尾的“看”自身并不表达尝试义，整个构式的尝试义是由谓语附带的短时量的成分承担的，如动词重叠式、动量词、趋向补语等。胡靓和石毓智的《构式“给+VP”的语法功能》（《语言科学》第4期）通过调查口语例证，提出“给VP”的核心功能是标记动作行为矢量方向的改变， “给”充当多种句型的共同标记，与汉语受事名词大量前置的发展趋势有关。李艳华的《强调义并立复合构式的语义整合及其主观性》（《汉语学报》第4期）研究“无A无B”“有A有B”等强调义并立复合构式语义整合的主要手段。李延波的《“为了X而X”构式的生成机制与能产性——兼论图式构式的创新式能产模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探讨了“为了X而X”构式义浮现和高度能产的原因。

新兴构式往往能展现出用法对语法的即时作用，吸引到很多年经学者的关注。郝佳和胡晓研的《流行语祈使句构式分析》（《汉语学习》第2期）发现流行语祈使句构式在语境中形成，吸收了语境的语用功能。张雪和胡清国的《新兴评价构式“不是在X就是在去X的路上”》（《语言研究》第4期）讨论了“不是在X就是在去X的路上”的构式义、隐含义、话语功能和生成过程。

在词义和构式义研究方面，刘丹青的《语言单位的义项非独立观》（《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关注词和构式义项之间的影响和制约关系，指出听话人可能通过接受相对独立的基本义，再实时转化出派生义项。

构式语法研究不仅关注构式本身，也关心构式的进一步演变。涉及到的构式有：“V（X无指）个VP”“一X就Y”“NP的VP”和“动词+非核心论元宾语”等。彭睿的《构式变体和形式异变——“V（X无指）个VP”构式的产生》（《当代语言学》第2期）将“V个VP”“V他（无指）个VP”和“V你（无指）个VP”作为“V（X无指）个VP”构式的三种变体统一讨论，描写了说话人以“V个VP”为基础进行调整，得出另外两种形式的过程。石锓和王秀云的《“一X就Y”的构式化与构式裂变》（《语言科学》第6期）提出双事件“一X就Y”构式（“一进门，他就看见了陈天寿”）由“一X而Y”演变而来，是由连谓结构向复杂单句演变、由单句向复句演变。方绪军和刘华的《基于构式家族观念的“NP的VP”及相关结构》（《汉语学习》第2期）认为“NP的VP”和“NP₁的NP₂”是同层级的姊妹构式，承继了同一上位构式的结构方式和指称性，并区分了“NP的VP”的几种主要下位构式。莫莉的《“动词+非核心论元宾语”构式的构式压制和惯性压制》（《语言科学》第4期）认为动宾结构的原型构式是“动词+核心论元宾语”，“及物动词+非核心论元宾语”和“不及物动词+非核心论元宾语”都是构式压制的结果。

（四） 互动视角

互动视角是功能语法近些年新起的研究潮流，倡导从动态的交际互动来认识语言，有其固定的研究范式。方梅和谢心阳的《汉语对话中问句的解读——以反问句和陈述式问句为例》（《汉语学报》第1期）指出疑问式可以行使多种互动行为，陈述结构也可用作提问，对话中在形式和功能上发生不对称十分常见。朱庆祥的《基于互动语篇的反问句答语新认识》（《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指出在互动语篇中，使用非顺应性的答语回答才是无标记反问句。谢心阳的《问与答：形式和功能的不对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7月）从回应角度探究问的本质，分析了问与答在形式上的不对称现象。方迪的《汉语口语评价表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月）在深入分析四个不同层面评价表达典型的基础上，讨论了评价表达在对话语境中浮现及规约化的几个影响因素。

从互动的视角看，语言单位在会话序列中的位置对其用法和意义有重要影响。张文贤的《从会话序列看“怎么”问句的解读》（《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发现“怎么”问方式属于询问行为，偏爱答案性回应，“怎么”问原因则是询问由互动交际需求产生的复合行为，偏爱非答案性回应。田婷的《讲述行为与“对”的序列结束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考察了非应答“对”的序列分布，展示了它的序列结束功能。贾泽林的《副词“还”量级义的浮现》（《汉语学习》第2期）发现表示“延续”义的“还”字句处于回应语位置时，字面内容与会话含义构成量级关系。朱怀和范桂娟的《句首助词“但”的语用功能及历时演变》（《语文研究》第2期）认为句首助词“但”的三类语用功能经历了从轻转连接到开启新话轮，再到开启新情节的演化过程。姜其文的《“说好X的”构式的违实性与反预期性》（《汉语学习》第3期）发现“说好X的”处于话轮起始位置时仅有引述功能，处于话轮接续位置时，主要表达传信功能，有违实性和反预期倾向。

立场表达式也是互动视角研究常见的主题。徐晶凝和许怡的《“啊”字是非问与纯语调是非问》（《汉语学习》第4期）发现“啊”字是非问和纯语调是非问在疑问程度和立场联盟上存在显著差异。汤玲的《价值否定立场表达的事件信息类型及礼貌等级——以“有什么V.头”为例》（《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通过“有什么v.头”的话语功能，指出不同事件信息类型的价值否定立场表达，兼具“传信、疑问、求证”等额外功能。

篇章语法研究的材料和互动语言学有一定差异，但基本精神都符合功能语法的导向。曹秀玲和魏雪的《从感官动词到推断元话语标记》（《语文研究》第2期）从语篇模式上考察元话语标记“看”和“听”的结构形式和功能。李晋霞的《从“话题-述题”看叙事语篇流水句的“断”与“连”》（《语言科学》第2期）分类讨论了叙事语篇中，“话题-述题”的不同推进方式对流水句断、连的影响。指出小句间停顿有完结性停顿和非完结性停顿两种，两种情况又各有几类。李榕、陈晓和金贤姬的《基于平行语料的汉外话题省略现象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通过对比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的汉语原文与其英语、日语和韩语平行译本中的话题省略现象，发现汉语语篇的话题省略频率高于英语，但低于日语和韩语，并总结了四种语言中话题省略的类型。陈振艳和施春宏的《语篇衔接构式“这样一来”的功能浮现路径与机制》（《汉语学报》第3期）探讨了“这样一来”事件小句语篇化的过程。刘云和储小静的《基于篇章语法的说明语篇前景复句考察》（《汉语学报》第2期）主要考察事物说明文与事理说明文前景部分复句小句的谓语概念类型、主语生命度和指称特征以及宾语的类型。吕为光的《“这天”的篇章功能及前项和后项语义关系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指出时间标记“这天”具有改变情节发展的篇章功能，是叙述主体为组织篇章使用的一个情节引导式话语标记。另外还有将语义演变结合篇章语用因素进行研究的成果，如洪波和韦志刚的《准标补词“他”的演变研究》（《中国语文》第6期）描写了“他+N”同位结构在后接谓语且N为通指名词的情况下的篇章语用策略。

（五） 词汇化与语法化研究

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相对而言更关注语言形式在大时间跨度上的历时使用情况，是广义功能取向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词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如下几项：刘红妮的《“就算”的词汇化及其再演变研究》（《汉语学习》第4期）认为“就算”先由短语词汇化为连词，此后一方面构式化为“就算X，也/但Y”等，一方面继续词汇化，产生新连词“就算是”。雷冬平的《“不外（乎）”的演化及其功能研究》（《语言研究》第2期）描写了“不外（乎）”经历的词汇化、语法化和再语法化过程，并分析了其作为副词限定事物、事件数量及性质，作为语气副词强调主观情态等功能。付开平和匡鹏飞的《论“搁不住”的词汇化与语法化》（《语言研究》第4期）探讨了“搁不住”的词汇化与语法化历程及其动因。宋晖和蔡晓睿的《“X与否”的形式、语气表现及语用功能》（《语文研究》第3期）区分了两类“X与否”结构，其中一类发生了词汇化。

语法化的成果相对较多，择要如下：吴福祥的《也谈语法化的机制和动因》（《语文研究》第2期）主张语法的内部机制有隐喻、转喻、重新分析和类推，外部机制为语法复制；内部动因包括效率性动因、创新性动因和互动性动因，外部动因为接触性动因。陈昌来的《汉语“X来”式双音词词汇化及语法化研究》（商务印书馆，9月）针对汉语中一批以“来”为后语素的“X来”式双音词，探讨了它们发生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历程、动因和机制。陈满华的《“为什么”“干吗”“干什么”的异同及相关构式——兼议汉语的“WXDY”构式》（《汉语学习》第3期）论证了“为什么”的语法化程度高于“干吗”和“干什么”，并讨论了与这三个词相关联的一组构式。陈全静和陈昌来的《从指称化到名词化：“永远”的功能扩展及表达功效》（《汉语学报》第4期）以分布为依据，认为“永远”已经从时间副词分化出名词用法，并分析了副词到名词这一逆向语法化过程中的动因和机制。黄瓒辉的《从集合到分配——“都”的语义演变探析》（《当代语言学》第1期）指出聚集义动词“都”的用例罕见，难以为总括副词“都”提供语法化环境，由此提出“都”的总括副词用法由其作为名词性成分（大都市）时语义里的聚集义要素直接引申而来的。吴春生和丁治民的《“将”选择连词、假设连词的来源及判定》（《语文研究》第1期）认为选择连词“将₃”来源于语气副词“将₂”和时间副词“将₁”，假设连词“将₄”仅来源于时间副词“将₁”张亮的《接触与类推：“有+VP”结构在普通话中的接受》（《汉语学习》第2期）指出古汉语中“有”经历了由存在动词向表确认与肯定副词演变的过程。黄博雅和乌云赛娜的《“这么一V”与“这么V来”的语法化程度及教学思考》（《汉语学习》第3期）证明“这么V来”的语法化程度高于“这么一V”。

（六） 类型学视角

语言类型学关注跨语言的普遍共性与蕴含共性，2021年度相关的研究成果范围包括：名词动词和量词等词类类型，、时体范畴的类型，以及语序类型的讨论。

词类类型方面的成果有：沈家煊的《名词为本的语言》（《高等日语教育》第1期）指出印欧语的语法以主谓结构为主干，主谓结构以谓语的动词为中心是“动词中心”类型的语言，而近20多年的语言类型学研究已经发现，汤加语、他加禄语和汉语等语言是另一种类型，不是“动词中心”而是“名词为本”，该文说明了如何从词类演化的角度来看待这类语言以及印欧语。郭锐和李知恩的《量词的功能扩张》（《中国语文》第6期）在考察99种语言或汉语方言的基础上，得出14种量词功能，绘制语义图，分析量词功能的扩张路径，提出计量功能是量词的原始功能，并明确了量词功能的两个扩张方向。孙晓雪的《量词与复数表达的关联》（《当代语言学》第2期）考察了中国境内140种语言（含汉语方言）的量词与复数表达的类型学特征，发现量词发达型语言复数表达手段以集合量词/不定量词、词缀为主，量词不发达型语言则以后缀、重叠为主。

时体范畴方面的成果有：陈前瑞的《持续体与未完整体的类型学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提出汉语的“着”和盖丘亚语的-yka：不是单纯的持续体标记，可以分化为结果体、进行体和未完整体三种用法，完成体和进行体是由结果体发展出来的。杜丹和吴春相的《存现动词与时体标记的类型特征》（《外国语》第1期）发现许多语言中的进行体/持续体标记以及相关语法语素大多源于存现动词，分析了这一演变路径的成因。

语序类型方面：金立鑫和柳俊的《普通话修饰语语序及其移位潜能等级——兼论普通话混合语序和混合结构的类型特征》（《语文研究》第2期）从修饰语成分移位问题入手，考察修饰性成分的句法分布，确定其述谓性等级和“移位潜能”。石村广的《汉语“复合动趋式+宾语”的语序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探讨现代汉语“复合动趋式”与宾语构成的三种语序——前宾式、中宾式和后宾式，主张中宾式（“拿出一封信来”）是原型格式，和汉藏语“自动-使动”语态系统有类型学意义上的一致性。

形式语言学作为现代语言学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对汉语的影响也很大，关注的问题涉及到语言的方方面面。2021年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者继续积极吸收形式语言学前沿理论考察汉语现象，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形式句法是形式语言学理论的核心领域，汉语的句法结构则是形式导向句法语义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2021年形式句法关于分析手段的理论思考成果有：陈哲和李亚非的《题元分配一致性假设：质疑与反思》（《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通过来自四种语言的材料，指出题元分配一致性假设对于当代句法理论是不必要且冗余的，它无法解释许多跨语言的现象，因此将语言中的词分解成更小句法成分时应持更加审慎的态度。庾小美和马志刚的《汉语关系结构的句法位置及其主宾提取的非对称性——兼论普遍性控制规则（GCR）的失效性及其扩展版的解释力》（《外国语》第2期）以汉语关系从句的句法位置如何限制和影响其主宾语的提取问题为例，质疑普遍性控制规则的失效，并提出了拓展版的普遍性控制规则。更多的理论思考来自句法和构词的关系，汉语一些不规则的成分如何看待一直是形式理论语法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徐杰和刘彬的《不规则语法现象的词汇化处理方案及其意义》（《中国语文》第5期）主张沿着“大词库、小语法”的技术路线，将不规则语法现象进行整体打包和词汇化处理，统一归入“扩充的词库”中，从而简化核心语法运算系统。司富珍的《句法复杂词的结构层级》（《语言科学》第1期）首次提出“句法复杂词”的概念并给予形式定义，认为句法复杂词的内部构成要素既包括有语音形式的要素，也包括没有语音形式的词内空语类，并从形态、音系与句法接口层面对它们的内部结构层级进行了讨论，指出复杂词内部的结构投射原理与短语和句子的投射原理相似，本质上由句法结构原则所控制和决定。杨炎华的《句法何以构词》（《当代语言学》第2期）从理论和事实两个方面重新论证了句法构词的可行性，认为作为初始运算项，词根与功能语素一样也具有句法特征，词根的句法特征不是完整的，而是惰性或缺略的。

形式句法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汉语句式的句法解读。杨舟和熊仲儒的《名物化的句法分层与“NP的VP”结构》（《现代外语》第4期）分析了不同层级名物化对“NP的VP”中动词的影响，认为“NP的VP”结构中有词汇层、题元层和形态层的名物化，鲜有话语层的名物化。邓盾的《现代汉语同指语结构的句法构造与生成》（《当代语言学》第4期）探讨以“北京这座城市”为代表的同指语结构的句法构造，提出一个由句法负责结构搭建、语义-语用负责语序核查的生成方案，强调了同指语结构与主谓结构的平行性。杨萌萌和胡建华的《双宾结构的微观句法》（《语言研究》第1期）区分由词汇句法投射而来的双宾结构和依赖构式而形成的双宾结构。田良斌、孙文统和庄会彬的《“吃食堂”类结构的外框架模型诠释》（《现代外语》第1期）分析了初级结构“在食堂吃”经历动词移位和介词融合生成“吃食堂”的过程。吴胜伟的《指宾状语句的焦点结构》（《语言研究》第3期）关注“圆圆地画了一个圈”这类状语指向宾语的特殊用法，提出指宾状语原位在中心语修饰语位置，且具有不可解释的强势焦点特征，因此提升至焦点结构的指示语位置进行特征核查。

还有一些句式解读的关键点被研究者认为是涉及轻动词。田启林的《加标理论视角下的论元增容结构研究》（《现代外语》第5期）发现论元增容结构中的轻动词短语内有一个引入非核心论元的非语段中心语，认为受到该中心语影响，受事不能进行话题化、关系化或省略操作。汪昌松的《句法-形态接口视域下的汉语存现句研究》（《现代外语》第3期）提出存现句的主要动词为表存在、隐现的轻动词，而非句中的显性动词，该轻动词以存现对象为补足语，以处所短语为标示语。

在句式解读中不乏有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对比研究的成果，如杨大然的《英汉致使结构的对比分析：基于分布式形态学视角》（《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认为汉英致使性完结类事件的句法表征只因在句法功能语素“致使”的特征强度不同，使得同样的句法表征有不同的形态-句法表现。王秀卿和王广成的《英汉动结结构中的直接宾语限制》（《现代外语》第3期）使用第一语段句法框架，讨论英汉动结式为什么限制直接宾语，认为结果补语指向主语时没有可以生成宾语的位置，并分析了汉语中“听懂、学会”等动结结构可带宾语的原因。陆烁、段旭峰和李翔羽的《汉语领属话题句中显著性与局部性规则及其心理现实基础——来自眼动技术的证据》（《当代语言学》第1期）通过实验手段，证明汉语领属话题句的可接受度受到话题和中心语之间两个因素的影响：领属关系的明确性和距离的远近，前者影响句子的接受度和加工效率、强度，后者则会影响被试的阅读加工模式。

“非宾格假设”是形式句法的重要理论之一，深刻影响了形式句法研究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下面几篇文献都涉及非宾格问题。罗天华的《汉语是作格语言吗？——作格格局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当代语言学》第1期）指出类型学意义上的“作格”是一种编码动词和核心论元之间关系的方式，具有特殊的形式特征，和形式句法关注的“非宾格”问题没有直接关联，论证了汉语没有类型学意义上的作格性。韩景泉的《汉语处所倒装结构的句法推导》（《现代外语》第5期）认为只有非宾格动词在基础句法构造上与汉语处所倒装结构相容，处所倒装结构中的典型非作格和及物动词均已转化成了表存现意义的非宾格动词。与此同时，亦有学者注意到非宾格概念有在汉语中过度使用的倾向。董成如的《也谈汉语中动句的句法语义特征及相关问题》（《当代语言学》第4期）在认知语法框架下探讨汉语中动结构的意义，通过自然语料证据证明中动句语义结构上存在施事，反驳中动句是没有施事的非宾格句的观点，提出中动句表示动词的受事（工具或处所）能使施事在与其互动的过程中体验到某种特性。

关于某些词类的句法性质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安丰存和赵磊的《名词词组内部成分“一致”的语段中心语驱动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关注限定词、修饰语和名词中心语等核心成分，在限定性、人称、数、性及可数性等范畴上的共变现象，并基于DP结构的语段属性，解释了这种“一致”关系的成因。程翠平和李旭平的《英汉介词短语的句法：从轻名词短语到轻介词短语》（《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提出，由于汉语单音节方位词具有名词性和黏附性，应将其分析为轻名词，轻名词投射出轻名词短语，从而决定方位短语的名词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汉英介词短语的差异。邓盾的《动词能做定语吗？》（《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提出语义上指称行为动作或事件且直接修饰名性核心的是词根或事件名词，不是动词，故动词不能做定语，强调动词不能做定语这一跨语言规律反映了动词和名词的句法性质差异。隋娜和胡建华的《性质形容词AA/ABAB式重叠的句法语义》（《汉语学报》第3期）发现性质形容词AA/ABAB重叠式与典型的动作动词重叠式具有平行的表现。

还有一些形式句法学者关注较多的具体词的讨论。安丰存和赵磊的《汉语“自己”的句法分布、分布式构词及照应机制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基于分布式形态学理论，提出复合词根“√自己”在生成过程中既可选择照应性特征，凸显“自”的反身代词性，也可以选择代词性特征，则凸显“己”的代词性，“自己”因而具有照应性和代词性两种用法。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句法构词相关研究中的一些做法存在潜在问题。熊仲儒的《“和”的词类分析》（《汉语学习》第1期）提出“和”的性质为连词而非介词，其前项可以是无语音形式的空代词pro，以此解释“和”类似介词的句法行为。金晶的《并不唯一的“唯一”——“唯一”的语义-句法界面考察》（《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指出“唯一”若修饰NP的内涵，则强调NP集合成员数目具有独一性，整个结构有单个性解读，若修饰NP的外延，整个结构总括目前语境下符合特征的全体成员，有全括性解读。

汉语的强主观性，使得汉语的形式句法研究不得不关注命题以上的功能层，即CP层，制图理论因此在汉语中得以发展。属于功能层面的研究成在2021年主要有：石定栩的《主观评价词语的句法地位》（《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指出“确实、大概”之类的汉语词语出现在句首或主谓之间，表示说话人对句子命题的主观评价，是评价短语的中心语，而评价短语是左缘结构理论中分层CP里的一个层次。王娟和徐杰的《疑问语气在选择问句中的句法标示》（《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认为汉语的选择性关联词“还是”具有其他语言关联词所不具备的疑问特征，为满足选择疑问句中心语C不可解释性疑问特征的要求，该疑问特征在拼读后移位至中心语C位置，疑问语气由此得以标示。孙成娇的《汉语话题结构的类型新议》（《外国语》第6期）探讨了左边缘话题句、右边缘话题句和位于主谓之间的中置话题句的内部分类，以及各类话题的同指成分问题。张天伟和吴菡的《现代汉语省略结构中焦点副词的作用及其句法语义功能》（《外国语》第6期）从省略结构中的焦点副词入手，指出焦点副词的语义功能恰好满足了概化锚定原则的条件，可以提高省略句的可接受度，并根据焦点副词的连用顺序确定了焦点副词的句法位置层级。

形式语义也是形式导向句法语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量化问题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李行德的《汉语量化研究》（商务印书馆，4月）利用管辖与约束理论的主流技术手段，分析了汉语一些量化词的分布和解读。麦涛和戴曼纯的《量化词浮游的成因》（《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将浮游量化词分为浮游全称量化词和浮游存在量化词，提出量化词浮游的基本条件是浮游量化词与关联限定词短语具有分量结构关系。其他形式语义问题研究成果还有：彭家法和李天一的《“和”“或（者）”替代的机制及相关的辖域关系》（《中国语文》第5期）对多种结构中“和”与“或（者）”相互替代的现象作出了统一的解释，指出“或（者）”在向下蕴涵语境下作子集解读，“和”相对于共现的其他运算符取宽域，是替换发生的条件。王媛的《基于程序义的结果宾语结构的事件性分析》（《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从分析“制作动词＋结果宾语”结构的事件特征出发，认为结果宾语结构的语义解读需要引入基于程序义的复合事件，“程序－对象”之间的增长关系是这类结构语义中终结性的来源。

韵律语法也是形式导向的句法语义研究关注的一个方向。冯胜利、王永娜的《汉语主语形式的语距功能和言者时空机制——兼谈意体原子的一种类型》（《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从四组主语形式对立入手，探讨通过选择不同主语形式调节交际双方距离关系的原理与机制，提出选择心理距离近的主语形式有拉近交际距离的功效。王迟的《普通话VP-NEG问句的韵律句法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探讨韵律和句法在VP-NEG问句推导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基础结构VP-NEG-VP首先经历句法部门的省略操作，构成VP-NEG，而后汉语核心重音规则促使否定词在语音式移位至CP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