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允吉 | 我的佛教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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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０１．１２｜Ｎｏ．１８３

问：您认为从事文学与佛学的影响关系研究的首要条件是什么，能否谈谈您的治学经历？

答：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除了懂得文学外，还要懂得佛学。我这两方面的基础都不厚，在我开始从事这项研究之前，读书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大学读书期间爱好词章之学，毕业后始留意于经、史，到了“文革”期间参加点校二十四史，借阅图书比较方便，有机会接触一些佛典。就佛学而言，这段时间内除了看一些近人所写的佛教史著作外，还读了下面几类书：

一、佛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所说经》、《楞伽经》、《金刚般若经》、《大般涅槃经》、《圆觉经》、《金光明经》、《思益梵天经》、《中论》、《大乘起信论》等。

二、禅宗典籍：《六祖坛经》、《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神会语录》等。

三、僧传及其他：《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弘明集》、《广弘明集》、《法苑珠林》等。

还有一些佛经和著作，是我到后来才去阅读的。接触以上这些资料，以读佛经原著最重要，我自己常半开玩笑地说：“我的治学所有基础，是大半部二十四史，一部全唐诗，一二十种佛经。”

敦煌《观音经变图卷》，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问：您的近作《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被认为是对《长恨歌》的研究有新见解的论作，请谈一下您在佛学与文学关系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实践。

答：研究中国文学，不可忽略佛学对文学的影响这一环节。对此一些现代学者已做了筚路篮缕的工作。其中陈寅恪先生的贡献尤可称道，他的论文《四声三问》、《论韩愈》、《〈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都是识见很高的力作。其他如沈曾植、梁启超、鲁迅、郑振铎、钱锺书、钱仲联、季羡林、金克木、向达、杨宪益、饶宗颐、周绍良等，也在这块园地上作过辛勤耕耘。他们研究的课题，包括声律论与佛经转读的关系，佛经故事对南北朝小说的影响，敦煌变文中的佛教影响，佛经翻译文体对古代诗文的影响，当然也涉及到了中印两国文学的比较研究。近年南开大学孙昌武同志探涉佛教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今已有专著问世。至于在国外，有很多人进行过这种研究，如法国学者戴密微研究敦煌文学有卓著的成绩，日本学者入矢义高也有很深的造诣，还有平野显照，澳大利亚的华裔学者柳存仁，都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研究佛教与文学的关系，要注意佛教对文学的题材、形象、情节、语言及创作思想的影响，即抓住这两者的内部联系。弄清这种联系，需要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顺着这条思路去进行求索，就能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领域中发现一个异常丰富的世界。过去有些学者，往往只是去考证作家与佛僧的交游，或从作品中引出一些有佛教内容的词句就了事。这好像我们去参观一座寺院，结果仅绕着围墙转了一圈，而未能登堂入室。

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最先注意的是王维。王维号称“诗佛”，佛学造诣也高，他的作品无疑受过佛教思想的浸染。然而按当时一般看法，认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些抽象说理之作中，很少注意到他的山水名篇。与之相反，我认为王维所接受的那套佛教哲学思想，作为一种理念性的东西，是渗透到他描绘的自然美形象中去的。从王维山水诗的感性形象中，可从内在意义上找到其哲学思想的根源。于是我写了《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一文(《文艺论丛》第10期)，以诗人的一些写景名篇为例，多方面地分析了其中表现的哲理思辨和佛教观念。在这以后，我又陆续写出《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复旦学报》1979年第1期)、《王维与华严宗诗僧道光》（《复旦学报》1981年第3期)、《王维与南北宗禅僧关系考略》（《文献》第8期)、《略辨杜甫的禅学信仰》(《唐代文学》第2期）等几篇习作，内容都不离开讨论佛教与唐代文学关系这一范围。

1979年后，我主要致力于李贺诗歌与佛教关系的研讨，并写成《李贺与〈楞伽经〉》一文。此文以李贺与《楞伽经》之间的关系为主线，从整体上去研究李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创作思想，探寻诗人思想的矛盾冲突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后收入蒋孔阳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李贺不是佛教徒，但亦受到佛经和佛教世俗观念较多的影响，从这一角度去透视、发掘，可以把握到一些李贺研究中尚未涉及的问题。

1981、1982年之间，我写了《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复旦学报》1983年第1期)、《韩愈的诗与佛经偈颂》(《古典文学丛考》第1期)两文，主旨都是探索韩愈的文学创作和佛教的关系。韩愈反对佛教不遗馀力，但自己的作品却深受佛教传播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前面那篇文章，主要研究韩愈爱好观赏寺庙壁画所产生的美感体验对他诗歌的感通影响，结合韩诗具体例证，分析唐代壁画所表现的“奇踪异状”、“地狱变相”、“曼荼罗画”的艺术形象在这些诗中濡染刻烙的痕迹，指出了寺庙壁画与韩诗中雄桀险怪特色的联系。该文发表后，曾被《中国社会科学》摘要转载，继后《高校学报文摘》、《文艺理论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也作了摘载，是我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一篇作品。

至于我近年发表的《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那一篇，写作过程中曾遇到不少困难，结出的果实也是不圆满的，文章之不足作者自己的体会最真切。我所以要去做这个题目，是因为在敦煌文献发现后，有很多学者注意到《长恨歌》与《目连变》的关系，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是从这两篇作品诗句的语言格调上去考察，而我则怀疑它们在故事情节上有某种联系。

这一想法，得到了我系朱东润先生的鼓励，我就去细心阅读敦煌变文，并由《目连变》转而注意到《欢喜国王缘》——即《有相夫人生天因缘变》。这个变文同《长恨歌》一样，是讲一对贵族夫妇“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故事，两者都是描写在女主人公纵情欢舞时出现悲剧的征兆，而且变文还有“人间天上喜相逢”一句唱词，与《长恨歌》中的诗句非常相像。以后我费了好大的劲，找到了这个变文故事的原型《杂宝藏经·优陀羨王缘》，发现其中还有女主人公有相夫人因恃宠而招致祸殃，以及她和国王一起立誓天上人间永不离弃的情节，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我的推想。《长恨歌》一诗，本来就是对风行于当代的一个俚俗传闻的加工和再创作，而俚俗传闻在当时是很容易受到群众熟悉的变文故事的感染影响的。我的这篇文章，写成后发表在《复旦学报》校庆八十周年专辑上，文中指出《长恨歌》演绎的故事情节，大部分是摹袭、附会了《欢喜国王缘》这个蓝本，而其中方士寻觅贵妃踪迹的一段则是受到《目连变》的影响，其文学渊源可以追溯到印度佛经中的有相夫人生天缘起和有关目连的传说。

陈允吉著《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问：能否大致谈一下文学与佛学的关系，即佛学是如何影响文学的，具体通过哪些途径？

答：宗教和文学，好像一棵树上长出的两枝花，这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彼此互相含纳的关系。早在佛教初创时期，它就和文学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就譬如释迦牟尼所说的法，往往就是通过诗的形式来表述的。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佛典，有一部分如《佛本生经》、《佛所行赞》等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即使像《法华经》、《涅槃经》这样注重阐发哲理的经典，其中也载有不少有趣的文学故事。

从历史上看，中印文化交流曾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过巨大的影响，而这种交流主要是通过佛教的传播来作为媒介的，我们从魏晋的文学作品当中就能看到佛教思想印染的痕迹。东晋以后佛教深入中华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尤其显著。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中论述了梵呗转读对声律说形成的作用，颇受大家的重视，但是陈先生只是讲了许多问题中的一个。其实六朝时期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被及于诗歌、小说、骈文、寓言和通俗讲唱，对文学史上一些新事物的出现起了催发作用。到了唐代以后，佛教发展到登峰造极，接着又向民间社会深入，文学创作的演变亦引人入胜，值得研究的课题就更多了。

五十年代曾出现一种很片面的观点，有人一提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就被认为是民族虚无主义，其实这是一种作茧自缚的做法。一个在文学艺术上有高度创造力的民族，也必然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养料的民族，研究中国文学受到的佛教文化影响，有利于阐明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

关于佛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途径，我没有做过系统研究，但就个人见闻所及，觉得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佛教的时空观念、生死观念和世界图式的影响；

(二) 大乘佛教的认识论和哲理思辨的影响；

(三) 佛经的行文结构与文学体制的影响；

(四) 佛经故事和佛经寓言的影响；

(五) 佛传文学和佛教叙事诗的影响；

(六) 佛教人物和古印度神话人物的影响；

(七) 佛教文化和美学思想的影响；

(八) 佛经翻译文字的语言风格产生的影响。

这八个方面，并未把所有的问题包括在内，不过仅就这些，已牵涉到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还有语言问题，而目前在中国文学与佛学的影响关系研究这一范围里积累还不厚，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问：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古典文学研究也面临着方法论的问题，请结合您的研究实践谈谈您的看法及今后的打算。

答：在方法问题上作些讨论是有益的。研究新问题和探索新方法，是人类智慧和文明发展的杠杆，用一种凝固不变的方法看待事物，只会导致学术事业的萎缩。我们应把学术思想搞得活跃一点，提倡各种研究方法共存并兴。从目前古典文学研究这一领域来说，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扩大思维空间，摆脱因袭的重担，多搞一点横向研究和多门学科的交叉研究，多出一点深思敏悟、出神入化的学术论著。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吸收传统方法中的长处，譬如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很重视实证，主张立论要有证据，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继承和吸收。宏观的方法固然利于把握事物的整体，但搞得不好则易于变成空疏不实，所以宏观的观照与微观的研究应该互相补充。在学术上，只有那些经过切实论证而得来的东西，才具有比较持久的价值。所以我的看法简单地说，就是要兼取传统方法和新方法两者之长，在扩大思维空间的同时又重视实证。如果这也能算是一种方法，那我将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实践。

王铎书《李贺诗帖》

谈到今后的打算，无疑我要把目前所做的工作继续下去，并在唐代与魏晋南北朝两个阶段选择一些专题进一步探寻佛学对文学的影响。另外我对李贺这个诗人也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李贺其人性格怪僻，感情胜于理智，好作幽眇荒幻之想，通过他的诗可以看出一种病态心理对文学作品的渗透。这方面我在前些年曾写过《李贺〈秦王饮酒〉辨析》、《李贺诗中的“仙”与“鬼”》、《〈梦天〉的游仙思想与李贺的精神世界》和《说李贺〈秦王饮酒〉中的“狞”》等几篇文章，这仅是开了一个头，想在日后沿着这条路子再做一些探讨。读李贺的诗，可以感受到诗人经常为天道无穷和年命短促这一永难克服的矛盾感慨无限。确实，和变化无穷的大自然相比，人生就犹如木槿花朝荣夕谢，学术的进步要靠长期的积累，就我个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是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罢了。

原载中国社科院《未定稿》1986年3月，收入复旦社即将出版的《唐音佛教辨思录》（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