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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后期，大陆学界关于曹操的评价有两个代表性成果,一是陈寅恪先生于1956年发表的文章《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二是1959年掀起的关于曹操的大讨论。前者将曹操定为“阉宦阶级”的代表人物，认为曹氏意欲代汉，“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后者中的主流观点认为曹操的主体思想为法家思想，他是法家思想和法家路线的代表人物。二者的共同点是将曹操的主体思想倾向与儒家思想相对立，且对后来的曹操研究影响深远。近年来学界对上述两种观点有较多思考，一些学者认为曹操的思想有明显的儒家倾向，或其思想以儒家为主。但迄今为止，似乎少有学者专门从家庭教育的角度进行相关研究。像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其对继承人的教育应能充分反映他本人的内在修养、基本的思想倾向或对某一具体思想派别的态度和看法，本文即从曹操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环节——世子教育入手，探讨其中体现的儒学特征和他本人的思想倾向。

建安元年（196），汉献帝以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次年曹操长子曹昂死于战乱，其后不久曹丕的母亲卞夫人成为曹操的正室，这意味着曹丕自建安二年（197）起成为曹操事实上的嫡长子，这是他成为世子的重要因素，此时他年方十岁。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汉献帝于建安十六年（211）命曹操的“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 ，又于建安二十二年（217）“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这说明，曹操至少在建安十六年之前就已经视曹丕为世子。本文的研究即是以建安二十二年之前曹操对世子曹丕的教育为中心，具体来说可分为二个时段：其一为建安十六年之前（即曹丕任五官中郎将之前）；其二为建安十六年至建安二十二年之间（即从曹丕始封五官中郎将至他被立为太子之间）。至于建安二十二年之后曹丕所受教育情况，笔者另有专文分析。

一、曹丕任五官中郎将之前所受的教育

在这一阶段，曹操对曹丕的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言传身教，二是委任专人进行教育。曹丕在所著《典论·自叙》中谈到父亲曹操对他的教育时说：

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

引文中的“上”字显指曹操，《典论》完成于曹丕当太子期间，当时曹操已是魏王。从引文看，曹丕在此记述了自己在父亲言传身教之下，自小及长的学习经历，“是以”二字表明，这一学习经历正是在曹操的教导下进行的。曹丕从《诗》《论》开始学起，随后逐渐“备历五经”，因此从学习的内容和过程来看，曹丕的童蒙读物和稍长时的受教内容都是儒学经典，从而表明曹操对曹丕的教育具有明显的儒学特征。曹操的儒学式家庭教育对象当然并不限于曹丕，他对其他诸子也做同样的要求。据《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曹彰喜武厌文，曹操仍要求他“读书慕圣道”，曾经当场考察过他“读《诗》、《书》”的情况；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另据同书《武文世王公传》，曹据“典籍日陈于前，勤诵不辍于侧”；还有曹衮，“少好学……每兄弟游娱，衮独覃思经典”。这些事例表明曹操整个家庭教育中的儒学特征是明显而浓厚的。

曹操这种重视经学教育的做法，固然与两汉“崇经术”、重经学教育之时代风气有关，主要还是源于他本人的儒家思想倾向及儒学修养。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曾“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当时人所谓“古学”，即今人常说的“古文经学”。钱穆先生认为，在东汉时所谓“‘古学’者，乃指兼通数经大意，不守博士一家章句”；“此在当时，学尚兼通，即‘古学’也”。（《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因此，曹操“能明古学”，或许表明他并非专学一家章句，而是博通儒学经典。《武帝纪》注引《魏书》曰：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由此可知，曹操在军政繁忙之余，不废儒家典籍之研习，因此也难怪他自称“好学明经”（《曹操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0页）。曹操“明古学”“好学明经”的特点，以及他的言传身教，应该对曹丕影响至深，后者亦好学并博贯多经，即可为证。

除此之外，曹操还委任专人对其进行教育，如在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征并州时，就“留琰傅文帝于邺”，即任命崔琰为曹丕的师傅，留守邺城以教导曹丕。据《三国志·魏书·崔琰传》：

世子仍出田猎，变易服乘，志在驱逐。琰书谏曰：“盖闻盘于游田，《书》之所戒，鲁隐观鱼，《春秋》讥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经之明义。殷鉴夏后，《诗》称不远，子卯不乐，《礼》以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强，公子宽放，盘游滋侈，义声不闻，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罴壮士，堕于吞噬之用，固所以拥徒百万，跨有河朔，无所容足也。今邦国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亲御戎马，上下劳惨，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经国之高略，内鉴近戒，外扬远节，深惟储副，以身为宝。而猥袭虞旅之贱服，忽驰骛而陵险，志雉兔之小娱，忘社稷之为重，斯诚有识所以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众望，不令老臣获罪于天。”

崔琰在谏书中援引多部儒学典籍，并结合袁绍家族的惨痛教训，分析了公子奢靡放纵的恶果，强调指出邦国民众所思者乃是“德”，并在此基础上教导曹丕谨记“社稷之为重”，“慎以行正”，重德修行。这份谏书显然深刻打动了曹丕，他随即做出积极的反应，废弃了用于田猎的服乘，并希望继续听从崔氏的教诲。崔琰是当时的儒学名士，曾受学于经学大师郑玄，曹操让他担任曹丕的教傅，应该意在使后者增进儒学修养，修德行正。

二、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期间所受的教育

曹丕于建安十六年（211）成为五官中郎将和丞相副，并有权“置官属”。据《三国会要·职官四》“五官中郎将”条：“建安中，魏文帝为之，置官属，以副丞相，位在魏国诸臣上。官属有长史、文学、司马、贼曹、功曹。”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曹丕的五官将僚属均是儒学之士，其中两任长史凉茂和邴原更是名士，由曹操亲自指定。秦汉时期的将军长史有向将军提出建议、谏言的职能，如此则凉茂、邴原二人既是曹丕的长史，也负有对其进行教导的职责，即这二人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曹丕的教傅。其实曹操对此并不讳言，他在委任邴原为曹丕的五官将长史时，曾有令曰：“子弱不才，惧其难正，贪欲相屈，以匡励之。”（《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原别传》）这说明曹操此举的用意在于让邴原匡正和教导曹丕。我们认为曹丕的五官将长史负有教傅的职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凉茂为首任五官将长史；在曹丕被立为太子后，其首任太子太傅也是凉茂。此可佐证曹操希望名士如凉茂辈教导曹丕的意愿是持续而连贯的，五官将长史确有曹丕之教傅的职能。与邴原共同辅导曹丕的还有张范。张氏为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名士曹操对其很是敬重，史载：“太祖征伐，常令范及邴原留，与世子居守。太祖谓文帝：‘举动必咨此二人。’世子执子孙礼。”（《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原别传》）曹操让邴、张二人辅佐曹丕，除了匡励其德行之外，让曹丕增进以德执政的能力也应该是重要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及的崔琰、凉茂、邴原、张范等人都是儒学名士，曹操敬重并让他们教导曹丕，虽与他们的声誉、能力和儒学修养有关，其实也应该与曹操本人的身份与经历相关。曹操本人即具有名士的身份，且早年与当时的名士大族交往密切，并在内政和军事上更是大量使用名士，对此《三国志》有所记载，唐长孺先生等学者也有相关研究。这表明，重视并任用名士是曹操一贯的做法，而任用名士辅导世子曹丕只是这种做法的延续，意在让他们对曹丕有所匡正，以培养和增进曹丕的德行修养和以德行政的能力。

曹操有时也采用教令的形式对曹丕及其他诸子进行教育，其中也可看出他的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思想倾向。他曾在一道《诸儿令》中说：

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 （《曹操集》，第 47页。） 

曹操的意思是准备在诸子中择善而重用之，其基本要求有二点，即“慈孝”和不违背父亲之令。前一点关乎以孝悌为中心的家庭亲情伦理，似乎也应兼及仁恕之意，这很明显是儒家的观点。后一点则认为，当关系到政事时，父子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君臣关系，儿子必须服从父亲。孔子谈及“孝”时曾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就此对上述《诸儿令》进行观照，则曹操对儿子们的第二点要求也具有明显的儒家特征。总的来说，曹操教育儿子们要仁慈孝顺、不违子道，呈现出明显的儒家思想倾向。贾诩大概深谙曹操的这一特点，当曹丕感到自己的世子地位面临挑战而向贾诩请教“自固之术”时，后者谏言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曹丕接受建议，并“深自砥砺”，下了很多功夫。（《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贾诩谏言的核心其实可以概括为德、孝二字，这显然是根据曹操的思想特点和家庭教育要求而给出的针对性建议。 

至此本文分两个阶段，对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以前所受教育进行了探讨。在曹丕任五官中郎将之前，曹操主要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对曹丕进行经学教育，后来指定专人如冀州名士崔琰作为曹丕的教傅，重点则在增进其德行修养。在曹丕任五官将之后，曹操对曹丕的教育主要通过后者的五官将官属进行。他先后任用名士凉茂、邴原为曹丕的五官将长史，意在让他们匡正曹丕的德行，增进其以德行政的能力。曹操的上述教育举措实际上具有切实的依据，首先他好学明经，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另外他本人具有名士身份，并在军国实践中大量任用名士，所以任用名士为曹丕的教傅也可看作这一实践的组成部分。在曹丕于建安二十二年被立为魏太子后，曹操先后任用名士凉茂、何夔和邢颙为太子二傅，亦可视为上述儒学式世子教育的延续。而从世子教育这一角度来看，曹操既非法家思想的代表，也非所谓“阉宦阶级”的代表，而更像是一名儒家思想的信徒和实践者。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有删减。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