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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闻蜀人有善书者:书法史视野下汉唐间巴蜀文化的嬗变

黄博 北京社会科学 202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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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史视野下汉唐间巴蜀文化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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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宋代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在考察“两汉以来”的巴蜀人才时发现,巴蜀文化在经学、文学等方面都曾孕育出许多杰出人才,但“独不闻解书”,直至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中国书法兴起和繁荣的关键期,都“不闻蜀人有善书者”。汉唐间巴蜀书法家的缺席,显示出巴蜀文化的演进历程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总体趋势颇不协调。书法史上巴蜀悖论现象的出现,恰恰反映了区域文化特质与区域历史进程的共生关系。巴蜀地区有书法而无书法家,不是巴蜀文化与书法文化不相容,而是汉唐间巴蜀历史曲折进程的副产品。当时精英文化家族的没落和衣冠世族的缺失,只是这一时期其书法不彰的直接原因,巴蜀地区动荡不安的历史才最终形塑了汉唐间巴蜀文化的独特风貌。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在流寓巴蜀之时,突然意识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巴蜀地区从汉代以来在各方面虽然人才辈出,但书法人才却相当不济,他指出,“巴蜀自古多奇士,学问文章、德慧权略,落落可称道者,两汉以来盖多,而独不闻解书”。接着他还发现,下接魏晋,直到唐代,巴蜀书坛都没有产生过著名书法家,以致于“唐承晋、宋之俗,君臣相与论书,以为能事,比前世为甚盛,亦不闻蜀人有善书者”,诗文书法在当时俱称一流的黄庭坚不免感到困惑,从而发出了“何哉”的疑问与感叹。


一、自古多奇士与独不闻解书:中国书法史上的巴蜀悖论


黄庭坚非常困惑又触目惊心地揭示了汉唐间巴蜀文化的一个特殊之处:各方面都孕育出杰出人才的巴蜀文化,在书法方面却乏善可陈。从汉代中后期开始,巴蜀已有人才辈出之誉,特别是汉代文学史上的司马相如,经学史上的扬雄,二人都是闻名于世的奇才,正应了黄庭坚“巴蜀自古多奇士”的称许。“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孙过庭的《书谱》拣选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四人来概括汉晋书法所取得的成就,基本上是唐宋士人的书法史共识。在班固与司马相如所代表的文学史谱系中,蜀人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但在钟繇、张芝所代表的书法史谱系中,蜀人却是没有位置的。

 

唐宋书法史的书写中委实并无巴蜀人物。《书断》评品古今书家(迄唐初),分列神品25人,妙品98人,能品107人,竟然无一人是蜀人。从书法的发展进程与中国文化整体发展趋势之间往往成正比的态势,以及作为文化成就的两大支柱——书法与文学的共生发展关系来看,巴蜀文化发达而巴蜀书法落后,在这两个层面上都显得步调错乱,更突显出“不闻蜀人有善书者”现象背后的悖论本质。






二、有书法而无书法家:汉魏之际巴蜀文化与魏晋风度的时空差异


汉魏之际是中国书法的第一个高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巴蜀地区虽然没有“书法家”,但却不等于没有“书法”。东汉后期盛行的碑刻书法在巴蜀地区相当普遍,但这些民间书法在唐宋时代自然不入书论写作者的法眼,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汉魏时期巴蜀地区仍然是具备孕育出书法家的文化土壤的。梳理中国书法史可以发现,书法家群体是在汉魏之际集体涌现的。而书法家群体出现的时机,又恰恰和另一个群体——“士族”的形成相关。书法不是简单的“写字”,而是在文字书写过程中体现出对笔墨的控制能力。但掌握这些还远远不够,还得在熟练的技艺基础上,依靠书写者的气韵、境界之类的综合文化素养,在具象的笔墨之上抽象出高超的精神境界来。因此,书法家的产生需要深厚的文化积淀,这简直是魏晋以来的士族群体得天独厚的基本素养。

 

然而魏晋以至隋唐时代的数百年间,巴蜀地区的社会结构恰是一个衣冠世族缺位的时代。两晋时期的蜀中豪族大姓不但远离王朝政治中心,其文化气质也与中原和江东颇为相异,与这个时代流行的魏晋风度因为空间上的距离而呈现出时间上的差距,更映衬出巴蜀豪族的“低级趣味”,凸显着集体性的文化落后状态。据当时蜀人常璩的观察,巴蜀大姓的做派颇有今日所谓“土豪”的气息。中古时代的书法,也有所谓的家法,其风格和技法都呈现出某种家风,特别是笔法的传承,其所师法多是家法。巴蜀地区没有世家大族型的精英文化家族以及依靠这些家族所传承的家法,自然无法涌现出书法名家。






三、南北右姓无蜀人:东晋南北朝巴蜀地区政治、文化的边缘


唐人眼中的士族右姓遍布南北,甚至包括后来入主中原的鲜卑大姓。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沉淀,到了唐代,巴蜀地区竟然没有一个所谓的士族右姓。其实汉代以来,随着巴蜀地区社会政治的长期安定,文治得到推崇,蜀地在三国时代也渐渐有了“家学”发达的趋势。《三国志》所称述的谯氏、尹氏与李氏三家,显已初具士族家风。但蜀汉的灭亡,加上后来成汉政权的兴亡,以及南北朝时代巴蜀的时局动荡,造成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与中原和江东殊异。由于长期战乱与政局动荡,创造了两汉以来文化繁荣的巴蜀旧族或死或徙,所形成的巴蜀精英文化家族几乎不复存在。成汉政权据蜀前后的战乱,致使两汉四百年文治培育起来的巴蜀土著大姓损失殆尽,僚人入蜀又改变了巴蜀地区原有的人口结构,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态实已不复当年。在这种情形下,巴蜀文化出现某种“倒退”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大部分巴蜀文化精英,或像常璩、李膺那样发愤著史以待将来,或是遁入空门别开生面,以避开主流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风险与苦闷。






四、结语


汉唐间巴蜀书法整体式微,并非巴蜀文化与书法这种艺术形式格格不入。综观中华文化的发展,既在历时性上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也在结构性上表现出各自的地域性差异,从而形成了包括巴蜀文化在内的各种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因此,地方文化特色的产生与地方本身的关系相当微妙。精英文化家族的没落和衣冠世族的缺失也只是这个时期巴蜀书法不彰的直接原因,汉魏之后巴蜀地区动荡不安的历史才最终形塑了汉唐间巴蜀文化的独特风貌。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有删减。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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