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2018光启古典学术月系列活动 | 罗马儿童资助计划：创建者与缘由

创建者与缘由

罗马儿童资助计划：

罗马儿童资助计划：创建者与缘由

——理查德·J.A.塔尔伯特教授讲座纪要

葛晓虎

2018年5月30日上午，由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罗马儿童资助计划（Alimenta）：创建者与缘由”讲座，在上海师范大学文科实验楼11楼光启学术报告厅举行，由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理查德· J. A. 塔尔伯特教授担任讲座主讲人，上海师范大学刘津瑜教授担任讲座主持人。 世界史专业的裔昭印教授、李尚君副教授和熊莹博士及数十位硕士、博士生与会。

塔尔伯特教授首先介绍了拉丁文“Alimenta”一词，并指出这个词本身具有“养育”和“培养”之意。他认为对于有关罗马儿童的相关资助计划因为研究材料的限制，使得学界对于这一议题的发掘和了解十分有限，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也没有取得明确的答案或是共识。而这一议题也因为其具有的思辨性和可讨论性，故而非常适合作为研讨会的主题。塔尔伯特教授希望整个讲座是一个交流和讨论的过程，而非单一的传授的形式。接着，塔尔伯特教授强调，罗马儿童资助计划并非是罗马史上的典型性做法，有其独特性。然后，塔尔伯特教授认为过往的研究更多是以罗马皇帝的视角来审视儿童资助计划，而在他看来，从计划实践者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研究更为重要。皇帝所推行的计划代表了皇帝的意愿，但不能确保计划实际的运行是否妥帖，是否与原来的意图相吻合。这些问题都是研究者所需要加以关注的。

一、罗马儿童资助计划的提出与实践

通过展示发掘于阿蒂纳（Atina）的铭文，塔尔伯特教授以提图斯·巴锡拉（Titus Helvius Basila）的捐助情况为例引出了公元一世纪左右的罗马儿童资助计划。在巴锡拉的方案中，他所捐的400000赛斯特斯（sesterces）的投资收益所购买的谷物将用于资助阿蒂纳的儿童直至成年，而在成年之后则每人分得1000赛斯特斯。据此，塔尔伯特教授和在座听众讨论了计划实际操作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投资方式、收益人数、可持续性等等，进而启发进一步的思考。

塔尔伯特教授还援引《皇帝简史》（Epitome de Caesaribus 12.4）中有关儿童资助的记载，表示最早在涅尔瓦（Nerva）皇帝时期便已经有此类计划的构想了，但是因为其他佐证材料的缺失，并不能真正表明在涅尔瓦时期已经实践了这一构想。 塔尔伯特教授认为，真正将儿童资助计划付诸时间的应当是图拉真（Trajan）。究竟是什么促成了皇帝的这一决策我们并不清楚，但罗马帝国“回应式”（reactive）的统治管理方式让我们有理由推测其起源并非是完全自上而下的，而很有可能是根据城镇管理者的提议。尽管图拉真一朝物阜民丰，但面对整个意大利超过450座城镇的潜在需求，如何拨款，从而将政策落实，是考验罗马中央政府的关键问题。

通过与讲座听众的交流，塔尔伯特教授指出，罗马皇帝在儿童资助的投入上是一次性的，但是却期望能够得到长久的效益。这个计划的核心操作方式是皇帝以5%的利息率向意大利城镇（我们并不知道获得资助的城镇的总数）土地所有者放贷，通过向这些土地所有者收取贷款利息来资助目标儿童。在向目标城镇投入资助资金之前，政府会进行土地勘察，从而确定参与这个计划的土地拥有者，以及评估向每位参与者放贷的数目。塔尔伯特教授用巴埃比乌斯的利古里亚（Ligures Baebiani）铭文中的案例分析了儿童资助计划与国家放贷投资的联系。比如，在这段铭文里对奥勒里安努斯（Aurelianus）的地产所作的评估中，有这样的记载：官方认定这处地产的价值是22000赛斯特斯，故而国家一次性放贷2000赛斯特斯。在这个例子中，放贷款项是地产价值的10%，而地产所有人则需要每年上缴100赛斯特斯作为利息。而放贷所得之利息则将用于儿童资助计划。塔尔伯特教授认为，国家放贷倾向于优先富人，而财富贫乏的人则难以获得贷款。对于富人而言，这种利息较低的放贷模式，既在自身财力的接受范围之内，又可以用资助儿童的形式做到公益资助（Euergetism）进而确保自身良好的社会声誉，实现双赢。皇帝的一次性投资，需要地产所有者世世代代的利息回报，从而用于儿童资助，实现理论上的长远运营。然而，对于这种理想化模式，塔尔伯特教授也提出了质疑，认为这项政策在实施中能够多大程度地惠及儿童，并且能否兼顾社会贫穷人群方面还存在着问题。罗马社会的整体价值观也不倾向于照顾或资助穷人。《皇帝简史》12.4提到涅尔瓦的计划旨在帮助贫穷的父母，然而这部史作的成书年代是四世纪，在表述上应当是受了基督教对穷人态度的影响。

图拉真（Trajan）纪念碑

巴埃比乌斯的利古里亚（Ligures Baebiani）铭文

二、罗马儿童资助计划的理想与现实

如何选取被受资助的儿童是罗马儿童资助计划的中心。塔尔伯特教授以维莱亚（Veleia）一地为例，指出儿童资助的重心是婚生子女，而在婚生子女当中，婚生男性获得了最大比例的资助，其受资助的资金也是最大的，达到每月16赛斯特斯（相同条件的婚生女性每月只有12赛斯特斯）。资助政策上对婚生男性的优待倾向，使得受助的家庭更愿意在申报中推出自己的儿子而非女儿，以获得最大的资助资金。于是，这就造成了女性受助者所占比例很小。虽然塔尔伯特教授指出，这并非资助计划的本意，但因为男性是罗马社会的潜在兵源，因而这种政策的异化也并没有遭到太多的非议。在一份塔拉西那（Tarracina）的铭文资料中，女资助者凯莉娅·玛克利诺（Caelia Macrina）的资助计划则有意识地平衡了男女受助者的数量。她规定，1000000赛斯特斯投资的盈利收入将用于资助100名男性儿童（每月20赛斯特斯，直至16岁）和100名女性儿童（每月14赛斯特斯，直至14岁）。凯莉娅的计划明显与罗马皇帝官方的政策有所不同，尽管女性受助者的收益和受助时间受到了限制，但毫无疑问的是，女性受益者的数量显著增加，这在当时的社会是较为可贵的。

在讨论了资助资金对于具体儿童的分配之后，塔尔伯特教授通过铭文的例证表示，真正的贫苦人群与儿童资助计划几乎无缘。在阿西西（Assisi），在当地元老院的批准下，受助儿童的父母为当地财政的管理官员阿尔费乌斯·马克西穆斯（Alfius Clemens Maximus）树立了纪念塑像。塔尔伯特教授认为，这表明绝大部分受助儿童在拥有家庭的同时，其家庭也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当地富有的土地拥有者在为国家借贷付出低廉的借贷利息之后，能够通过推荐子女获得儿童资助，从而弥补利息支出，甚至有所盈利，从而在经济上实现良性循环。塔尔伯特教授表示，不仅是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受益，皇帝图拉真也在铸造金币的时候，镌刻上自己资助儿童的伟大形象，从而营造复兴意大利本土的氛围，为自己的政治形象添彩。在意大利南都的贝内文托（Beneventum），当地的富人和官员也乐于塑造皇帝资助儿童的公共雕刻，作为对皇帝慷慨馈赠的回应。

位于贝内文托（Beneventum）的皇帝资助儿童的公共雕刻

最后，塔尔伯特教授总结道，在整个儿童资助计划中，皇帝和当地的富人参与其中，并且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富人获得低息贷款，而皇帝则赢得民众爱戴，各取所需。唯独真正的资助对象——儿童沦为了边缘群体。而贫穷的民众更是无缘资助。塔尔伯特教授在分析罗马儿童受助计划的同时，也表示需要从不同角度看待研究问题，充分运用研究材料，才能有所发现。但同时，因为儿童受助计划方面资料的匮乏，所以他的观点也只是为研究者的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角度。

讲座结束后，针对现场学者和学生的提问，塔尔伯特教授耐心地进行了全面且细致的解答。针对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为何没有出现儿童资助计划的提问，塔尔伯特教授表示，帝国前期的罗马统治者将精力放在了罗马城的市政建设上，而图拉真时期，作为一个特殊的时期，在没有财政之忧的前提下，儿童资助政策也应运而生。塔尔伯特教授特别强调“儿童”和“孩童时期”或“童年”（childhood）在罗马时期并非是个特别的、独特的时期，孩童的“价值”和现代的理解非常不同。同时，塔尔伯特教授指出，儿童资助政策真正的实践也几乎仅限于图拉真时期，其他皇帝也没有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进行过儿童资助，所以这几乎可以看作是个案，而不具有代表性。在被问及除意大利之外，其他地区是否还存在儿童资助情况的时候，塔尔伯特教授表示，儿童资助在小亚细亚和埃及都有存在的痕迹。罗马帝国地方上财政管理方面通常不尽人意，也使得类似计划难以长久维持。对现场所提出的另一问题，即是否有的家庭既受益于皇帝所赞助的儿童资助计划也受益于私人所设立的基金？塔尔伯特教授指出，受我们史料所限，我们只能推测这有可能，但不确定。

在讨论环节，塔尔伯特教授也进一步评议了其他学者的观点。比如剑桥大学理查德·邓肯-琼斯 （Richard Duncan-Jones）教授曾撰文认为儿童资助计划会刺激人口增长，但塔尔伯特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尤其是因为儿童资助计划所资助的儿童数量是有限的，在有的城镇有定额。所以新增加的孩童并不能保证就能得到资助。那么对一个家庭来说，这个计划对再生产的刺激是非常有限的。

讲座中，塔尔伯特教授风趣而不乏严谨的讲座风格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讲座不仅是一场精彩的学术讲演与交流，更是一次对罗马社会的深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