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张灏先生丨许纪霖：警惕人性中不可克服的幽暗与平庸的恶
编者按：本文为许纪霖老师在4月27日“张灏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定，刊发于此，感谢许纪霖老师授权转载！
感谢任锋教授安排在张灏先生头七的今天，组织这样一次网上的追思会。4月22号，我早上接到葛兆光教授给我的微信说张先生走了，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张先生身体也没什么特别的大病。这好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我还不敢相信。我当时给香港、台湾的朋友打电话，包括给任锋打电话，最后确认了，所以心里觉得很难过。张先生到了美国以后，有过几次通电话，但是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后来听说是因为肠胃大出血，突然走的。我在想，他和师母的关系非常好，两个人到晚年的时候相依为命，师母两年前先走了，我想张先生内心肯定很孤寂。可能是内心的支撑也塌了，所以也追随师母而去。不管怎么说，我想对张先生来说也是一个解脱。这几年他是这么关心中国、世界的命运，这几年他看到的都是一些坏消息。我想，早点解脱，对他来说未必不是幸事。虽然他还年龄不大，86岁，但是能够在天堂和师母在一起，我们只能祝愿先生在天堂能够幸福。
张先生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90年代的时候，我从知识分子研究转向做思想史研究，苦于没有我喜欢的学术传统可以承接。很偶然地在台湾买到了他那本《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整个感觉一见如故，我觉得张先生这套研究的方法和关心的路径，恰恰是我想追求的。我终于找到了从学术上能够作为我指导和表率的老师。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心灵的相契，虽然我和张先生是两代人，但是在交谈的时候，更多有一种对中国、对世界很多大的问题的关怀。
张先生一生饱经20世纪中国各种各样的忧患，虽然他外表看上去比较冷，也不太喜欢抛头露面和与人接触来往，但是他内心是炙热的，他对中国和世界总是有那种强烈的关心，这是心灵相契最重要的地方。他的许多看法能一针见血，深得我内心的共鸣。他私下对我说过，说傅斯年这个人，“五四”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内心情感也很丰富，思想也比较多面，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范本。他说傅斯年出国以后，从德国回来以后就不行了，比较单一了。他觉得“五四”时候的傅斯年，作为一个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更丰富。类似这样的观察，都非常有见解，今天时间有限，我不能一一列举。
我后来希望，能够继承张先生思想史研究的传统。当然，思想史研究有各种传统，但是张先生继承的是哈佛的史华慈教授的思想史研究传统，我把它归结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简单地说，是一个以强调某个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来展开对思想史的研究，这是史华慈的一个很大特色。显然，张先生是继承得最好的。
第二，史华慈非常强调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史华慈特别喜欢用“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方式来观察思想史和研究对象内在的多面性。张先生无论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还是中国近现代的思想，他也非常敏锐地注意到，思想内在的两歧性，乃至于多歧性。他还能够把看起来是对立的两面，加以逻辑的解释，这两面是如何构成内在联系的。这就是张先生继承史华慈的研究路径，所加以扩展的地方。这样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传统，我自己是有一种自觉意识，希望能够沿着这样一种方向走下去。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此，张先生对我个人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张先生一生的著作不多，思考、为文都非常谨慎，但是几乎每一篇出来都是很有分量的，很多篇都可以称之为经典。他擅长做浓缩性的提炼，甚至浓得化不开，后人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张先生提出的框架脉络，做一些化开的工作，把它高度提炼，浓缩的思想史，被他概括出来的内在逻辑，提炼出来的极具生产性和分析性研究的概念，加以展开，做进一步的解释性工作。
我一直记得张先生70大寿的时候，王汎森教授组织了一场祝寿论文集，把他那篇短短的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文章，一万多字，邀请海内外各路学者，就这篇文章中的某一个题目各自扩展，结果抽出来十几个题目，然后形成了一个煌煌大观的祝寿集。张先生虽然不是著作等身，但是每一篇几乎都是精华，是值得后人来慢慢咀嚼的。他文章的精彩，不是能够一一列数的。这两天我重读张先生的论著，因为我所在的城市处于一个特殊的时刻，所以我就特别重视张先生所说的“幽暗意识”。
幽暗意识是张先生最有影响的观点。后来张先生到了晚年以后，对这部分又有更深入的一些探讨。我最后一次和张先生通电话，我问：“您最近在思考、研究什么话题？”他说“我正在思考一个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人是如何被神化的？”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听到张先生对这个话题后来成文，我是很希望它能成文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能看到张先生内在思想的敏锐。
张先生所说的人的神化，这个当然和中国传统有关，因为中国没有一神教的传统，没有一神教传统的国家，很容易形成偶像崇拜。这个人的神化在张先生的分析里面有两个层面，第一，人的神化是对作为肉身的英雄豪杰的神化，这部分我今天不展开了。想重点讲讲第二个，作为整体的人被神化，整体人被神化不仅来自于中国的传统，也和西方传来的近代的启蒙传统有关，相信人定胜天，人是世界的主体，最后一定能够战胜大自然，以此形成了一整套的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相信技术的力量，能够最后战胜自然。这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这样一种观念到了近代以后，一直到今天被社会上上下下所接受，形成了各种各样所谓人定胜天的大规模工程。
这涉及到背后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今天的世界，在高科技、人工智能，各种各样生命科学，科技一路凯歌，很多人对未来都充满信心，但是张先生特别注意到，世界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人性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人性之所以不可改变乃是人性中具有不可克服的可堕落性。这些年，对人的可堕落性这方面被忽视了，因为这40年是全球化、高科技光荣凯旋的时代，但是对人性中的恶缺乏必要的警惕。张先生根据阿伦特的观点，认为有两种恶，一种是极端的恶，还有一种是平庸的恶。在张先生的研究之中，极端的恶是和某种乌托邦有关系的，而平庸的恶，张先生用了一个词“常恶”，庸常的恶，其实来自人性的深处。你是永远不可能战胜它的，你会伴随着人类，根植在人性深处，是永远需要警惕的。
现在的民主制度，都和提防这种人性的恶有关系。张先生晚年在台大的演讲里，他注意到，恶，一方面来自人性深处，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人境”（condition），是人的境遇。他从人性和人境两个方面分析，来自人性深处的恶最后是怎么被建制化，形成一整套官僚机构，用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话说，叫“无责任体系”？第二，为什么民众会像绵羊一般服从？这和人性当中的自我保存又是什么关系？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境遇下，重读张先生关于“幽暗意识”和“恶”的论述，显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深刻感受，我们时刻要警惕来自人性内部的、永远不可克服的恶。今天重温张先生精彩的思想，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怀念和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