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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大科技项目的对话——真金白银,怎样才能不打水漂?

2016-08-29 李晗冰、​王柏岩 知识分子


前言:       

       时下科技界似乎传承了“以大为美”的古老传统,对名头大、投资大、目标大、阵容大的大项目崇尚有加。前不久,国务院颁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在“深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同时,“面向2030年,再选择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力争有所突破”。已经或即将实施的15个重大科技项目包括: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深海空间站、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深空探测及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与维护系统、种业自主创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智能电网、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机器人、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健康保障,等。

       这15个重大科技项目,相当于2030版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自2008年启动实施的核高基、集成电路装备、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等16个重大科技专项,堪称我国科技项目中的巨无霸,每个专项平均投资数百亿元之巨。截至目前,这16个重大科技专项估计累计投资数千亿元(因为具体数目一直未见公开,所以只能估计了);至于其成效如何,只能说“有目共睹”了,你懂的。

       投资如此之巨的重大科技项目(为方便阅读,下文把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科技项目统称“重大科技项目”)当如何定位?该如何立项、验收?那么多真金白银投下去,如何避免打水漂的命运?

       本刊特约撰稿人李晗冰就此与某国立研究所研究员王柏岩对话,听一听圈内人怎么说。


对话人 | 李晗冰(本刊特约撰稿人)

             王柏岩(某国立研究所研究员,此处为化名)

责编 | 李晓明


  


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有点像赌博


►李晗冰:《规划》指出,重大科技项目是“体现国家战略目标、集成科技资源、实现重点领域跨越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您看来,什么样的项目才能入围重大科技项目?


王柏岩:我自己也参与过重大科技项目,有的是项目论证,有的是负责其中的子项目。重大科技项目的投资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甚至数百亿,这么大的手笔,一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


所谓战略意义,就是说,它是在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或者解决人与自然重大冲突时的必然选项。前者,就是能通过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掌握杀手锏,在大国博弈时力能克敌制胜,至少是能镇住对方;后者,就是能解决人与自然的重大突出矛盾,比如土壤污染、河流污染等,从而显著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


打个比方说:我们家很穷,最大的资产就是耕地用的牛;而你们家很富,有车有房。我现在要想赶上甚至超过你,那就要千挑万选、找一个最佳选项。如果说考大学是改变我家贫困面貌的唯一手段,那我就狠狠心把牛卖了,然后进城上大学、学本领,再努力奋斗,最后赶上你家。


有一点我们必须正视:无论从国民收入还是科技投入看,中国都是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就国民收入而言,2014年我国人均收入在全球排名100位,尚有5000万贫困人口,徐玉玉这样的家庭应该为数不少。 就科研经费而言,我国R&D人员总量超过500万、位居世界第一,而研发经费只有美国的一半多,数以万计的科技青椒每年都为申请经费发愁。


因此,我国的科研投入还必须精打细算、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就中国的现状来说,重大科技项目有点像赌博。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印发通知截图。来源:中国政府网


重大科技项目立项,除了有明确的目标愿景,还要有清晰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


►李晗冰:在您看来,在什么情况下重大项目才能立项?


王柏岩:考虑到重大科技项目的战略性质和巨大投资,在立项之前,相关问题一定要通盘考虑、想得很清楚。


首先,它是否具备战略性,就是说是否是国与国博弈的必要手段,或者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必然选项。


其次,实现的可能性。就是说:重大科技项目的基础原理已经搞明白,或者说基本清楚;其技术路线是什么,执行的过程中间可能遇到什么坎儿、如何跨过去,项目完成后能带来怎样的变化等,都要想得比较清楚、有比较大的把握。


就是说,搞重大科技项目,要看得远、看得准、想得深;除了有愿景、有目标,还要有清晰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换句话说,只有在深思熟虑、十拿九稳的前提下,重大科技项目才适宜立项上马。


而盘点此前已经实施和即将实施的重大科技项目,给我的感觉是:有些是在看不清、拿不准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


一些重大科技项目的上马不外乎三类:“抄”、“炒”、“拼”


►李晗冰:为什么这么说?


王柏岩:我个人认为,一些重大科技项目的上马,不外乎这三种类型。


一类是“抄”。比如说,国外搞转基因,我们也搞转基因;国外搞智能电网,我们也搞智能电网。总之就是国外搞什么,我们也跟在后面搞什么。


“抄”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科学基础还是工业基础,不管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还是将来的巨大挑战,都与欧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决定了我们在选择重大项目时应该实事求是、按需立项,而不是亦步亦趋、别人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打个比方说,你过得很富、我过得很穷,你弹手风琴,我也搞个手风琴,怎么可能赶超你?


第二类就是“炒”,看谁能忽悠、会运作。某个部门或单位,他们想自己搞个大项目,就把本单位和该领域内的几个院士发动起来,让他们给领导写信建议、呼吁。领导懂政治、懂经济,但可能不懂科技,他看完信后就相信院士了,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就下指示,然后下面“落实领导指示”——重大科技项目就来了。


几个院士就可以“炒”出一个重大科技项目的例子并不鲜见。我问其中的一个院士:你明知道它作为重大科技项目不够格,怎么就签字了呢?他说:他们老来找我,我也没有特别反对的意见,我干吗不签字呢?以后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炒”出来的重大项目,说穿了就是某个单位或者小团体为了自己的利益,拉拢几个院士,扯大旗作虎皮,忽悠出来的。这些院士长袖善舞,他们是政治家和科学家的结合:在科学家面前是政治家,在政治家面前是科学家。他们各处都玩得很转,打的旗号是“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但真正的目的为单位和自己谋利益。


具体的例子我就不说了,圈内的人都心知肚明。


第三类是“拼”,就是搞大拼盘。大拼盘有两种:一种是把看似相关或相近的项目集合在一起,东拼西凑、打包上阵;一种是把探索性研究和技术工程混为一谈,捆绑立项。


大拼盘比较好理解,比较典型的有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专项。这类项目听上去有内在相关性,实则都是各自为战,各个子项目之间并没有多少科学上的内在联系。


从国内外的情况看,取得成功的重大科技项目基本上属于技术工程类项目,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我国的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大飞机等。这类项目的基本原理已经搞明白、路线也大致清楚,就差组织人马搞技术攻关、集成组装。但在我国,有些项目的基本原理还没弄明白——或者说基础的科学部分还不清楚,就匆匆上马,把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混为一谈。如果你连一个问题的发生机制还没搞清楚,靠什么去组织后面的技术工程?而基础研究能不能突破、何时能突破,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不是能“计划”出来的。


打个比方说:我已经考上大学,但交不起学费,把牛卖了交学费是可以的;不能说我把牛卖了,还没有大学要我——牛不就白卖了吗?


这类项目应该分步实施,先把基本原理、机制搞清楚之后,再立项上马实施也不迟——也只有在基本原理、机制搞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技术工程上的成功。但我们国家搞这类项目的人的调门比较高、声音比较大,国家就拿出几十个、几百个亿立项,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


那么多真金白银投下去,打水漂的也不少


►李晗冰:有一点我不明白:重大专项立项的时候,不都是有具体目标,而且最后还要验收的吗?


王柏岩:说到这儿就更搞笑了。


的确,你去看看每一个重大项目的计划书,都有非常宏伟的目标,比如解决什么重大问题、搞出什么关键技术、拿出什么重大产品、推动跨越式发展等等。你自己去查对一下就会发现,一些重大项目是虎头蛇尾、根本没拿出什么过硬的东西、解决重大问题,但最后都顺利通过验收。没通过验收的重大科技项目,我还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


►李晗冰:这我就搞不明白了——既然没有实现计划书制定的目标,怎么还能通过验收呢?


王柏岩:这的确很奇葩。


对于项目承担者来说,总能找到说辞。假如我搞个重大项目,肯定是许多单位参与、集体攻关,投入那么大财力、人力,搞了五六年、十来年,总能从里面挑出一些东西,或者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包装一下交账。比如说:发了多少文章、培养了多少博士——成果包装得很好看,计划的目标却没实现。


这就好比:本来说卖了牛是要上大学、脱贫致富的,但最后大学没上成、家里照样穷,怎么办呢?好了,我就会说:我在卖牛、去大城市的路上看了很多风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这对我今后的人生发展意义重大——这比上大学、脱贫有更有长远意义。


作为验收专家来说,人家看得起你、请你去验收,你不去不给面子;去了有一笔劳务费,大家又都是熟人,你好意思给人家拆台?结果,就稀里糊涂签字验收、皆大欢喜。


作为政府官员,当初立项他是点了头、画了圈的,同时他也要政绩、向他的领导交账。所以,最后肯定是“取得了丰硕成果”。


近年来还多了一块遮羞布,就是“宽容失败”——“科研嘛总是有风险的,不宽容失败,以后谁敢搞攻关啊?”


 结果就是,那么多真金白银投下去,有的确实搞出像样的东西来了,但打水漂的也不少。我们可以盘点一下:这些年搞了那么多重大项目,都带来了哪些重大跨越?江河湖海的污染改善了多少?又有哪些重大疾病被攻克了?


最要命的一条,是从来没实行过问责


►李晗冰:既然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还要上这么多重大项目?


王柏岩:因为有现实利益。


政府官员要显示度、要有政绩、要提拔晋级。假如我是某个部的部长,不管成不成,在我手下弄几百亿、几千亿,全国的科学家全归我领导,要资源有资源、要荣耀有荣耀,我以后升官也有资本——你说我不愿意搞吗?当然是搞得越大越好、越多越好。


作为科学家来说,既有实惠、又有面子,为什么不干?


说的不客气一点,许多重大项目就变成了政治家和科学家的苟合。


所以,这类事情大家一方面冷眼笑,一方面是凑热闹,能掺乎一点是一点。想一想其实挺可悲的:我们的科技家既没有科学品位,也不敢面对中国真正现实的问题,在战略上的判断能力也丧失的差不多了。


►李晗冰:难道就没有办法解决吗?


王柏岩:办法当然有。我国有那么多官员、那么多科学家,难道都没长脑子吗?对于采取什么的机制立项、实施、监理、验收,许多人心里都是清楚的。


其中最要命的一条,是从来没实行过问责。按道理说,搞了那么多重大项目、花了那么多钱、做了这么多年,那些没完成计划的项目,总得有人承担责任吧?当时给领导写信的是不是该说说?审批的领导是不是该引咎辞职?项目牵头人是不是该检讨?从来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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