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想法会影响环境，因为就某种程度而言，想法塑造了人类的行为。当然，变动中的环境也部分影响了人们的想法。这里有两个相关的要点。首先，在1970 年之前，人们对环境、自然、生命及这类事物的看法相当微不足道。其次，无论古今，特别是在1970 年之前，其他支配人类行为的观念影响环境最大。

主流观念就是塑造了亿万人行为的观念，通常指经济与政治观念。像基因突变或科技这样的观念随时都会诞生，但多半都会因为缺乏追随者而消失。这些观念随时都得面临无情的筛选，但像突变与科技，规模收益递增的概念通常仍适用。当一个观念为人所接受，接受度便能轻易持续提升：它在社会与政治系统中根深蒂固，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散播。接着这个观念还能超越时间与空间传播，只要它有利于追随者。科技历史学家将类似状况称为“科技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例如，19 世纪所采用的窄轨铁路成为标准规格后，即使它造成铁路系统无法提升，无法供速度更快的火车行驶，它还是无可取代，因为投入旧系统的资金已经很多。意识形态的锁定（指正统观念的残留势力）也是这样。所有的主流观念会变成深植于社会与政治系统的正统观念，即使代价高昂仍难以动摇。

广为接受的观念主要受通信科技与政治支配。有五大变革——语言、书写、印刷、公民识字率与电子传输——主宰了通信科技革命。这样的累积让广为接受的观念更受欢迎，降低了具有影响性观念的多样性，让少数赢家具有更高的影响力。政治因素也影响了许多观念的成功。几个世纪前，基督教因为国家（如罗马帝国）致力于传教而受惠。在20 世纪，英裔美国人的经济思想，则在美国杰出成就人士的协助下广为散布。

在20 世纪初，拥有大量追随者的观念仍以伟大宗教为主。它们的教义包括了各种对大自然的限制令。古代希伯来人的上帝训示信徒“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1 ：28）。有人以上述文字与其他圣经篇章作为理由，认为基督教，或者说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Judeo-Christian）的传统，其实相当罕见地鼓励环境掠夺。根据以上说法，佛教、道教与印度教的教义较崇敬大自然，但全球各地环境破坏的纪录显示并非如此：其他宗教传统要不是同样鼓励掠夺行为，就是并未明确限制与自然界相关的行为。

后面这个命题比较有道理。信徒多半对宗教经典一知半解。就算是了解的人，也常因为身为凡人而将宗教经典抛诸脑后，让方便与利益主宰自己的行为。每部经典也都语焉不详、自我矛盾，且可根据不同状况而有不同诠释。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社会还保留了部分的神林（sacred groves），耆那教徒尽量不杀生。但这些连同其他限制，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不大。到了20 世纪这个严重偏离宗教的时代，原本就作用不大的宗教，对生态的影响更是缩小到几近消失。

有关上述犹太教与基督教，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西方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或科学革命，是借由剥夺大自然神圣的特质而允许伤害环境。虽然伊拉斯谟、笛卡尔与培根的呕心沥血之作，或许无法影响20 世纪及在此之前的农民、渔民或多数地主的想法，但这个命题仍有讨论空间。通过助长科技变革，西方科学在各地都间接促进了环境的重塑。牛顿说如果他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20 世纪科学家（像是哈伯与米奇利）的研究证实在生态方面影响深远，而他们就是站在科学界巨人的肩膀上。这些科学界巨人的观念是，科学是用来解开大自然的谜题，并运用科学知识来增进人类的健康与财富。这具有说服力且无所不在的观念，合理化了现代科学能力所及的所有形式的环境操控。

举例来说，应用科学造就了化学工业，并在19 世纪中期到末期趋于成熟。到了1990 年该产业已制造出8 万种常用的新型化合物，且不免流入了无法适应这些化合物的生态系统中。即使是浓度极低的形态，其中一小部分仍具有杀伤力，毒害了鸟类与鱼类，损害了基因，并造成诸多通常视为负面的效应。有些则以高浓度形态进入了生态系统，1930 年全球化学工业制造出约50 万吨有机化学药品，到1999 年总数已增加上千倍。虽然过程缓慢，但可以确定的是化学工业会影响生态，为生物进化引进了新的选择标准，亦即能否与环境中既有的化学物质兼容。这样的发展以及类似的现象，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热烈追求科学研究的意外结果。这其实是过去的科学观念对20世纪环境史造成的影响，而非来自宗教观念。

现代的政治观念亦然。起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到了20 世纪大获成功。它成功地跨越了文化与各大洲，程度更甚于其他来自欧洲的观念，而且还出现了好几个分身。虽然方向不一，但它仍深深地影响了环境变革。

就某种程度而言，民族主义可能刺激景观的保存。1880 年后欧洲快速工业化，对德国、瑞士或英国乡间的怀旧情绪，特别带有爱国的意味。1926 年一位英国人曾写道：“我们所拥有最具历史意义的遗迹，也是英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乡间、市镇、村落、灌木围篱、小

巷、矮树林、小溪与农庄。”瑞士人对本国的山间与农场特别有感情且怀抱爱国心，拒绝在勃朗峰附近兴建铁路，以及其他象征他们称之为“美国主义”的事物。德国人琢磨出的民族主义更为细腻，披上田园式的浪漫主义色彩，甚至成立了无数的乡村保护社团。这样的观念也助长了纳粹主义。海因里希·希莱姆（Heinrich Himmler）的党卫军（SS，纳粹特种部队）梦想将波兰转变为带有德国种族起源色彩的地区，其中便有大片原始森林，以反映德国人对大自然的热爱。

只要有城市及工业化兴起的地方，就会出现类似以乡村正义、（我们的）土地尊严与自然保存为要求的国家认同。1917年之后的俄国（而非苏联）民族主义，加拿大西部的社会信用（Social Credit）运动，作家劳伦斯（D. H. Lawrence）对大自然的崇拜，得过诺贝尔奖的挪威畅销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其基础有如知识大杂烩的地中海地区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所有形式的回归田园、反现代化风潮，这一切都反映出政治与文化对于工业化转变的极度厌恶。在地中海地区，这甚至还引发了小规模的森林复育计划，其中有些还赢得墨索里尼的支持，因为他认为这会让意大利气候更冷，人民就会因此更加好战。

在俄罗斯，防止贝加尔湖污染的行动，在苏联统治下是相当勇敢的抗争，是民族主义与自然关联的具体化呈现。贝加尔湖堪称西伯利亚之珠，是全世界最深的湖泊，也是历史最久远者之一。它具有独特的生物群，有许多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物种。部分苏联工程师认为，那里清澈的湖水很适合用来供应国家的军事工业区。1957 年当局秘密规划在贝加尔湖畔兴建一座工厂，来生产喷气机用的黏胶纤维（viscose fiber）。苏联的科学与文化界精英利用赫鲁晓夫解冻期（Khrushchev thaw）——苏联言论自由度最高的一段时期——公开表示异议。最后，各界高分贝的反对，并未阻止两座纤维工厂在1966—1967 年间开工，不过当时已出现新型塑料，因此以纤维制造喷气机轮胎已成为过时的技术。以苏联的标准来说，异议的出现并未特别引发对污染管控的注意。相关活动或许有助于阻止另一项出现于20 世纪50 年代的开发计划，也就是用核弹在贝加尔湖南方炸出一个缺口，以增加通过安加拉河发电厂的水量。

在印度，与墨索里尼、纳粹党卫军或苏联少有雷同之处的甘地，则把属于工匠与农民的印度怀旧民族主义愿景具体化，使其不受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所腐化：“上帝禁止印度以西方的方式走向工业化。如果整个人口达三亿的国家（此为1928 年数据）走向同样的经济剥削，就会像蝗虫般把整个世界吞噬殆尽。”甘地是个例外：大部分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如尼赫鲁，都希望印度工业化，必要时也可以像蝗虫般贪婪。

纳粹党卫军并未实现波兰计划，印度也未追随甘地的愿景，反而听从尼赫鲁的。总而言之，保护主义者这个民族主义中带有田园色彩的成分，输给了强调权力与财富，并因此不顾生态意涵而偏好工业化与边境屯垦的对立主张。举例来说，墨西哥革命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很快便放弃了农民运动，转而支持加速工业化。1930 年之后，阿根廷与巴西在没有发生革命的状况下，追求着同样的远景。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868—1945 年），日本结合了民族主义与工业化，1945 年后亦然，但较为压抑，且军国主义色彩较淡。因此，工业化为土地使用与污染模式带来的大幅改变，有一部分是民族主义的结果。

尝试让“空旷”边境增加人口所带来的改变亦是如此。由国家推动在加属北极地区、苏联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内陆、巴西亚马孙雨林以及印度尼西亚外岛进行屯垦（并建立稳固主权）的做法，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屯垦与保护这些地区，牵涉到大规模环境变迁，有时是森林砍伐，其他还有石油基础建设，而且几乎所有案例都与道路修筑有关。

民族主义也潜藏在其他人口政策背后，尤其是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主张（pronatalism）。20 世纪许多国家寻求数字上的安全感，尤其是在生育率不断下滑的欧洲。1871 年遭到落入普鲁士王国之手的羞辱，还有之后的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法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权特别希望提升生育率。最成功的案例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escu，1918—1989 年）统治下的罗马尼亚。1965 年他设定在2000 年前达到3000 万人口的成长目标，禁止包括堕胎在内的所有形式的节育措施，并下令警方监控每位生育年龄妇女，确定她们确实尽到生育的责任。当时，罗马尼亚堕胎与生育率比为4∶1。1966 年后罗马尼亚产房大爆满，有时一张病床还得挤进两位待产妈妈。齐奥塞斯库暂时反转了人口转型，并让生育率倍增，一切都是为了罗马尼亚的荣耀。其他为此问题所苦的国家，例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1979 年革命之后的伊朗，以及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利亚（统治期间为1971—2000年），也都希望借由增加人口来保护国家安全。民族主义的形式多不胜数并引进各种政策，也因为对环境的影响力而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尤其当追随者对这样的关联完全不加思索时。

另一个从欧洲散播至世界各地的观念，也就是共产主义，从某些方面来说其实是最高形式的民族主义。它在苏联与中国、古巴与越南的政治上大获成功，除了仰赖脱离外国统治而独立的承诺之外，承诺实现社会政治这点也相当重要。在其他地方促成国家推动工业化的类

似野心——经济开发与国力——则驱使各社会主义国家竞相推动大型五年计划。

但共产主义还有其他成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认为大自然的存在可为劳工所驾驭。就像今天许多乐观人士一样，恩格斯认为“土地生产力可通过资金、劳工与科学的运用而无限扩张”。马克思认同法国社会主义分子的想法，呼吁应以“人类剥削自然”来代替“人类剥削人类”。1926 年语言大师查祖宾（V. Zazurbin）向苏联作家委员会发表演说时，便明确地将共产主义的进步与环境转型联结在一起：

让西伯利亚脆弱的绿林穿上城市水泥的盔甲，以工厂烟囱的石制口罩作为武装，再配上铁路的钢铁腰带。烧毁并砍伐针叶林，践踏大草原。就这样做吧，这是无法避免的。只有靠水泥与钢铁，所有人才能友爱团结，打造全人类如钢铁般的兄弟之情。

1931 年，苏联历史学家伯克洛夫斯基（M. N. Pokrovsky ）预言，有一天“科学与技术将臻于完美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因此）大自然将成为（人类）囊中之物，任人类选择将之塑造成何种样貌。”在如此具有崇高目标的远景下，什么生态代价都可能会产生。

位于苏联乌拉尔地区（Urals）玛格尼托哥尔斯克的炼焦炉，是20 世纪30 年代大规模推动工业化的一部分。面对德国崛起的威胁，还有建立工业化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需要，斯大林认为他必须让国家尽快工业化。他试着在苏联建立起共产主义时，完全没考虑到环境。事实上，全球各地的共产主义者都认为通过劳动能重新改造自然，使其完全用来造福人类。 

社会主义偏好大型计划，特别是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表面上这是为了实现规模经济，但也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策略，最后则是自我终结。这种有如巨人症的现象，最著名的影响反映在建筑与雕像上，但在工业、森林与农业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苏联常兴建巨型工业区，例如诺里尔斯克与玛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但这也造成污染的集中。由于苏联第一次推行五年计划时（1929—1933 年）遭遇木材短缺，数百万名囚犯与集合农场工人被送到森林，以便尽快砍伐林木。结果森林砍伐与侵蚀造成伏尔加河沙洲堆积，这条苏联主要的水路交通因此受限。在集体化农业方面，他们不只设立了大型农场，还有一望无际的广阔农田，规模超过达到机械化效率所必须的水平。这造成了极度严重的风蚀与水蚀现象。这种巨大畸形现象，再加上马克思信徒对征服自然的狂热，导致咸海逐渐死亡、全球最大

人工湖与全球最大水坝的兴建，还有无数以“修正大自然错误”为目标的大型计划。

至少在巩固权力之初，共产主义也同样抗拒科技创新。由于五年计划具有固定的生产配额，苏联与东欧工厂领导人根本没有余力测试新科技。补贴能源价格让苏联与东欧的工业僵化，以至于1990 年大部分钢铁厂仍在使用平炉式（open-hearth）制作工艺，而这种19 世纪的发明，在日本、韩国与西方国家早已被取代。政治体系妨碍了去碳化与去物质化（指以低碳替代方案取代高碳产品及活动），最后让苏东国家成为一个消耗大量能源且污染密集的煤炭城经济，而这个现象也有助于终结苏联集团。

渴望成为20世纪普世信条的共产主义，在追求经济增长时败下阵来，成功的却是另一种更具弹性且诱惑力的宗教。资本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事实上这几乎涵盖所有人，包括共产主义者，膜拜的对象是相同的，因为经济增长掩饰了大量的罪恶。只要经济持续增长，印度尼西亚人与日本人就能忍受无止境的贪腐。苏联人与东欧人容忍粗暴的国家监控。美国人与巴西人接受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为了经济增长的利益而保留社会、道德与生态弊端，的确，赞成这种做法的信徒主张，只有提高增长率才能解决这些弊端。经济增长几乎在世界各地成为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这是如何形成的？

这种类似宗教的全国性风潮，早在几个世纪前便已扎根，至少在古代中国与重商主义时期的欧洲是如此，但直到20 世纪30 年代大萧条时期过后才大获成功。在大萧条造成的紊乱之后，这股追求增长的狂热，就像外来入侵者闯入并破坏生态系统，在全球各地意识形态的田地上进行殖民：这就相当于心智上的穴兔。大萧条后，经济理性战胜了安全以外的所有顾虑。承诺带领大家找到圣杯的人都成了神。 

图为1955 年苏联南部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地区的列宁集体农场（Lenin Collective ）。克拉斯诺达尔曾经是库班哥萨克人（Kuban Cossacks ）的家乡，拥有肥沃的大草原土壤，是20 世纪一大谷物产区。20 世纪30 年代苏联实施集体化农业后，机械化与意识形态的承诺结合起来，鼓励设立大型露天田地的农场，但这也因此相当容易受到风蚀影响。有坦克式履带的拖拉机在泥泞的田地上相当有用。

这些人都是经济学家，其中多为英裔美籍学者。借由刺激并管理美国与英国的经济，他们帮助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胜利。美国在1945 年之后成为国际霸主，确保美国的观念，特别是在美国最为成功的经济观，将广为各国所接受。同时苏联则在其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内改变路线，提供一种由工程师而非经济学家所管理的增长热潮。

终结大萧条与管理战时经济的成就，各界都归功于美国经济学家。在1935—1970 年间，他们获得了极高的声望与权力，似乎只要稍微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就能操纵需求进而将失业率降至最低。他们进入了权力中心与学术界，在本国与海外建言献策，在世界各地训练出大批跟班，为知名杂志撰写专栏，抓住每个可以散播学说的机会。他们的神话地位导致各种教派出现，但在基本教义上看法相同。他们的观念相当适合许多社会的政治与社会形势，因而被视为正统。这一切关系重大，因为经济学家思考、写作与为问题提供解药的方式，完全无视于大自然的存在。

这一点相当特殊。早期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像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Reverend Thomas Malthus，1766—1834年）与杰文斯（W. S. Jevons，1835—1882 年），都极力将自然列入考虑范围。不过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服务业兴起，到了1935—1960 年间，经济理论成了没血没泪的抽象概念，其中自然不过是装满可利用资源的仓库，甚至比这还不如。自然不会进化，在受到扭曲时也不会抽搐或调整。一度黯淡的经济学成了令人振奋的科学。1984年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兴高采烈地预言经济将增长70亿年，直到太阳灭绝才会停止。连诺贝尔奖得主也可以说出“事实上，这个世界没有自然资源也过得下去”这种话，而完全不会损及自身声誉。有很多极端的言论被奉为圭臬。如果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一神论将自然排除在宗教之外，（大约1880年之后的）英裔美国经济学家便是将大自然排除在经济学之外。

如果我们的世界还有很多空旷土地、不受打扰的鱼群与广阔的森林，臭氧层保护层也健全没问题，总的来说这股追求经济增长的狂热还是相当有用，有助于创造一个更拥挤、压力更大的世界。尽管失去了生态缓冲，其实质代价越来越高，但意识形态锁定还是同时主宰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阵营。没有一个知名的经济学派能够解释自然资产的贬值。真正的异端，也就是那些挑战经济增长的基本目标，并寻求生态系统价值认同的经济学家，直到20 世纪末仍被视为局外人。经济思潮并未随着它所造成的局势变化而调整，因而仍具有正当性，并间接造成了大规模且快速的生态变迁。将经济增长列为压倒性的优先，绝对是20 世纪最重要的观念。

大约自1880—1970年间，知识界联手否定大规模环境变迁正在发生。当经济学家忽视自然，生态学家则是假装人类并不存在。他们并未让人类事务的不确定性玷污他们的科学，而是挑出原始地区来监控其能量流（energy flow）与人口动态。结果当然就是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或是生态上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