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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反复读库恩

孙歌 随读随写 2019-04-10


书也如同人一样,并非每一本书都会使得你想和它交往一生。很多书读过便了,放下它,便像放下了你的昨天,它或许是你明天的养料,但你不会再念念不忘地想着它。

 

然而有些书,却是不可能放下的,哪怕作者本人都放下它乃至否定了它,而你,却总会在某个时候想起它,再去找它,读它,与它对话,赋予它新的活力——于是,它便又一次成为你精神世界里的一个契机,一个促使你生长也和你一道生长的伙伴。这样的书,我才称它为良师益友。恰如茫茫人海里吸引你目光的人不会太多一样,这种经得起反复阅读的书,也不那么多。我想,不是好书太少,而是我们的生命太有限,如同只有把人类抽象地当成朋友,我们才能具体地去爱其中的一部分一样。

 

在我反复阅读的书中,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重要的一本。或许正因为我的专业离科学最远,我才可以毫无顾虑地读它;而或许正因为我毫无顾虑地读它,我才能够摆脱专家特有的束缚而自由地与它对话。读这本书,我从未采取过原教旨式的态度,也就是说,我几乎不曾考虑过库恩写作的动机和语境;而且实话实说,我在自己的阅读中造出来的那个拟想作者,与现实中的那位不断耕耘却从不曾把握自己学说命运的智者也没有什么大的瓜葛。

 

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很多年以前它刚刚开始风靡中国学术界的时候。那时,我以东方人阅读西方著作最典型的方式读它——记住了它的结论,而忽略了它提问的特定土壤,更忽略了它所由产生的创造性过程。记得日本的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引用一位在日的欧洲知识分子的话分析过这种情况,他说,东方人常常在应用西方理论的时候比西方人更理论化,这是因为西方的理论不是在东方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它在被吸收的时候,其产生的结论比其所由产生的缘由更受到重视,而东方人对于西方语境的陌生,便由理论的推导加以弥补。我想,当年“范式”满天飞的时候,怕是也应了丸山真男的这段说法。

 

总之当我第一次读库恩的时候,他在我眼里仅仅是个革命家。一个以科学革命取代常规科学、一个以建立新的范式为己任的革命家。于是,我在这条单纯的线索上记住和理解《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一部分关键词——范式(在本书中它被译为规范)、解难题、常规科学、科学革命。

 

那以后,我几乎忘记了库恩。但是,在其后庞杂的阅读和思考中,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其实接近了他,或者说,为再一次的阅读提供了基础。一年以前,为了给自己的研究寻找合适的方法,我试图求助于库恩,于是,我不无沮丧地发现他的这些关键词绝不是可以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假如说这种沮丧本身是一种使我得以成熟的契机的话,那么,更重要的收获却在于,在又一次的阅读当中,我与一个迥然不同的库恩相遇了。

 

那不是一位单纯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对于革命和常规有着非凡理解的智者。在他对于科学史的思考里,我看到的是对于科学史的富有弹性的态度,而不仅仅是一种建立在逻辑表述之上的科学史整体构图。换句话说,假如库恩把他那一整套关于科学史演进方式的解说作为硬件留给了我们的话,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却是在这一硬件之中进行运作的那些“软件”。

 

于是,吸引我的不再是库恩的那些最打动中国社会科学界学人的理论本身,而是他——我所建构的这位拟想作者在阐述这些理论时的方式。

 

当库恩阐述他的科学革命理论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他在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之间建立的那种巧妙的联系。比如,他不仅关心“科学革命是如何开始的”,而且认为“我们还必须问,科学革命怎样结束”。由此引发的“革命是无形的”的讨论,才是“科学革命”,也才是库恩精神的生命力所在。在《革命是无形的》这一章里,库恩举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当牛顿阐述他自己的动力学概念的时候,他利用了科学家对于伽利略的信任,称伽利略已经发现了引力产生一种运动,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但是,伽利略并没有说过这样的事情。”由此,牛顿掩盖了他所进行的革命,而库恩要说的则是,科学革命在结束之后总会掩盖它的痕迹,以改写教科书的方式重新建构科学史。于是,库恩紧接着在下一章《革命的解决》里这样论述他的问题:“新规范是从旧规范中产生的,他们通常混合着传统规范以前用过的许多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语汇和注解。但是,他们很少以完全是传统的方式用这些借来的因素。在新规范的范围以内,老的术语、概念和实验同其他东西开始了新的关系。”所以,竞争着的规范(也就是“范式”)之间的不可比较不仅仅是由于其各自依据的标准的不可比性,也不仅仅是由于不同范式的支持者是在不同的世界中从事他们的工作,更因为竞争着的不同范式之间存在着这种由于“旧瓶装新酒”所引起的“误解”,如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受到的嘲笑在于他使用的“空间”定义已经不再具有传统定义的“平直、均匀”等特性却“弯曲”了那样。

 

在库恩的这种阐释当中,我感觉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从“革命”的角度看,“无形的革命”把我们引向了对于“累积起来的传统”的重新阐释,而从常规科学的角度来看,教科书的修改科学史、掩盖革命的特殊功能也被揭示了出来。于是,我们得到的与其说是革命与常规之间的对立图式,不如说,革命对于常规的依存性、误解和范式之间的对立所包含的认识论的契机,才是科学革命最引人深思的地方。

 

我想,接受库恩有形的科学革命论不是件艰难的事情,但是,接受他关于“革命是无形的”这一思想却不那么容易。而库恩精神真正的原创性,恰恰在于他这种“无形的”革命精神。我甚至觉得,库恩本人其实也使用了他的“无形革命”的技巧,从而使得革命从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变成了进入传统的独特角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库恩才具有丰富性。

 

科学革命不能照搬挪用,对于我们这些人文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哪怕是借用“范式”,也需要很多的改造和限定。但是,一种原创性的思想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的方式而不在于它的结论,当我阅读库恩的时候,一种对于历史的新的感觉油然而生,它不是科学革命也不是常规科学,它超出了简单的二元对立而具有了新的内涵。我想,那是库恩在他对革命的论述方式中留给我们的一笔遗产,它告诉我,在连续与非连续性的历史眼光之外,还可以存在第三种关注的方式。在范式与范式之间,存在的并不是均质的真空地带,在不可理解和无可理喻的同时,还存在着误解这一重要的纽带。

 

我并不打算“读懂库恩”,亦即我不想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脉络中阅读库恩,因为我并不想也没有能力越俎代庖地去做一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者;然而我会反复读库恩,因为我知道库恩的放射性能量并未随同他的辞世一起消失,他所提供的精神营养是跨越学科界限而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所有的精神财富都能够生长,库恩也是一样——只要你能够反复地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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