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考“天下”：读《追寻“我们”的根源》
删节版刊于《辽宁日报》阅读版2018年5月28日，题为《传统中国的族群与国家观念》。
在“中国”思考“天下”
——《追寻“我们”的根源》读书笔记
姚大力教授说，“读一本好书，往往是对阅读者智力的一种挑战。”《追寻“我们”的根源》无疑是一本好书，阅读的过程无疑也是对智力的一种挑战。
按照目录的编排，该书主要分四个部分，各拟了一个标题，分别是：何谓“中国”、“中国”的多样性、换一个视角看元朝、民族认同与民族形成。前两个部分是比较宏观的、通贯的，后两个部分则是专题性质的，如题所示，第三部分重点是讲如何认识蒙元，第四部分则是具体考证鲜卑、满人、回民的民族认同和形成过程。或许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和《中国历史上的两种国家建构模式》是两篇提纲挈领性质的文章。这篇读书笔记主要想把前两个部分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需要说明的是，下文大部分内容引自《根源》一书，就不一一注明了。为行文简省明白计，下文提到诸位学者大名时，就不加上教授、先生之类的敬称了。
天下中国观
就这个问题，作者主要提到两篇文章，一篇是罗志田的《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一篇是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中国人的天下观》。这两篇文章大致是从政治地理的概念探讨“中国”和“天下”的意涵。在《评“新天下主义”》一文中，作者稍微展开分析了古代中国“天下观”的内容，他认为至少有四种“天下”：一是西周时期的天下，但我们所知甚少，很难讲清楚；二是孔子对西周天下的阐述，其实是一种“理想”，在作者看来，支配着本时期“天下”的，不仅有一个处理华夏内部诸国之间的均衡多国体系，还有“内夏外夷”的等级原则；第三个“天下”，就是以汉唐体制为典型的传统中国处理国内边缘人群和地区以及外部世界时所设定的天下，表现为一种儒家的文明等级体系，即华夏、蛮夷戎狄，以及生番、熟番的区别；最后一种“天下”，是将源于汉文明的天下观投射到一个远超出汉唐国家建构规模的“大中国”之上的结果，华夏文明的生存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而且汉文明地区和非汉文明地区在领土结构上没有很显著的等级差别。
作者认为，前近代的国家观就是天下观和中国观二者的结合。这种国家观并不支持一个均衡的多国体系，而中国不仅是天下的重心所在，也是天下唯一的国家，即尾形勇所说的“天下一家”，所以分裂时期国与国的关系就转换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征服和统治关系。
两种边疆王朝：渗透型和征服型
就整部中国历史来说，先秦到秦汉是一个巨大的转型期。就一系列北族王朝的历史特征而言，公元10世纪上半叶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界限。根据拉铁摩尔、魏特夫等人的研究，古代中国的边疆王朝可以分成前期和后期两种类型，前期是以北魏为代表的渗透型王朝，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与根据地（拉铁摩尔称为“贮存地”）失去了联系，不得不依赖汉文化的资源（所谓“汉化”）。后期则是10世纪上半叶以后建立的辽、金、元、清等征服型王朝，他们的族裔本位主义的意识和表现比渗透型王朝更为深刻和显著。
两种国家建构模式：汉唐帝国模式vs内亚边疆帝国模式
从疆域上看，与汉唐时期相比，元朝、清朝的版图极为辽阔，而增扩的最大部分就是西部中国。为什么煊赫隆盛的汉唐领土无法跟元、清相比呢？由此出发，作者在书中提出中国历史上的两种国家建构模式，一种是以汉唐为典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国家建构模式，另一种是从汉地社会边缘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它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这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分别对应两种社会形态，即由东部中国雨养农业环境所培育的汉族农业社会基本形态和植根于蒙古草原的游牧社会形态。
作者认为，汉唐帝国的国家治理目标生动地反映在“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一古老的经典语句里。用宋儒的话说，就是“各要其所归，而不见其异”。这种国家建构模式发展到唐代，达到它的巅峰。唐王朝疆域之大令人印象深刻，但只维持了四十年左右，所以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称之为“瞬间大帝国”。后来的两宋和明朝都继承了唐朝的朝贡和册封制度，而这套制度是以经济引力和军事弹压为后盾的，需要巨大经费才能维持。而内亚边疆帝国模式试图在帝国内部保持不同文化和人群的多样性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宜的不同管治体制。
帝制中国的国家认同
在《变化中的国家认同：对中国国家观念史的研究述评》一文中，作者对帝制中国时期的国家观念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认为它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以在位的君主为象征，也就是“朕即国家”；二是维持君主统系世代相承的王朝，忠于社稷、忠于朝廷即由此延伸而来；三是“中国”（或“正统”）的概念——毕竟王朝总有灭亡的时候。由此可见，所谓帝制中国的国家认同，围绕一君、一朝、一正统展开，因为君主的寿命是有限的，那就忠于朝廷；朝廷是会灭亡的，所以需要确立超越具体王朝的政治共同体观念。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忠君论与天命论之间的紧张与冲突。鼎革之际，到底是忠于旧朝的君主，还是顺应天命追随新朝呢？作者认为，唐五代以前，尤其是王朝更迭大都以“禅代”形式实现的情形下，遭遇天下易姓局面的旧臣在改仕新朝时，很少感觉到道德的障碍。就此而言，两宋在帝制中国国家观念变迁的过程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在这个阶段，发生了某些学者所说的政治伦理革命，“不作两朝臣”成为最要紧的道德教条之一。所以，即使是异族统治，明初甘为元遗老者为数众多，引得钱穆大感惊骇。
近代国家认同的巨变
钱穆的深受刺激，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代中国民族关系和国家认同的巨变。那么，在传统中国，存在民族主义吗？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有的学者说宋朝是“原民族主义”的萌发期，但作者认为，这种“原民族主义”如果真的存在，也是国家主义性质的，而不是族裔性质的。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族类”观念。又因为天下中国观排斥均衡多国的体系，这种“族类”观念（夷夏之辨）往往被视为一种可以改变的文化差异，即华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差异，不是不同种类的差异，而是同一种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相对高级的为华夏，相对低级的为蛮夷，两者可以相互转化。但这种“文化至上主义”基本上忽略了前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前后二十年，由于西潮的冲击，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原先不曾知晓世界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只是万国之林中的一个国家。这一时期，有两种民族主义的思潮在中华大地上激荡，一是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强调国家领土范围内全体国民的认同意识；一是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推动了汉民族及满、蒙、藏等族各自的民族主义。而在这两者之间，国家民族主义总是支配着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领域。这也是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仍然基本上继承了帝国的版图和人口而没有走向四分五裂的重要原因。
民族主义的危机
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作者当然不是在闲话开天遗事，相反，整本书透露出作者深刻的忧患之思。这就要说到最近数十年来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危机：以政治分离为诉求的民族主义运动，已成为骚扰当今世界很大一批国家的严重不安定因素。那么，民族主义是如何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催酵素，演变为直接针对既定国家认同的腐蚀剂的呢？
根据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等研究，民族主义思潮的演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种类型：民族主义最初在16世纪的英国是一场争取主权在民的运动。这时的民族概念，“等同于国家，等同于人民”；这种民族主义可以界定为基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原则上的“公民民族主义”。传到法国时，民族主义丧失了个人主义的原则，成为公民和集体主义性质相混合的类型，民族的范围由国家疆域来界定，成为“领土民族”。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的俄国和德国，又产生了集体主义的和族裔的民族主义，以文化（尤其是语言）、观念上的共同血缘等因素来界定民族。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志主义失去了“纯真”的面孔，变成了“一头怪兽”。
简而言之，民族从一个与国家合而为一的观念，演化出另一个与国家不再重叠的“族裔民族”观念。而族裔民族与作为国家的民族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冲突，就是民族主义使当今人类社会深陷困境的根由所在。
对此，作者大声疾呼：21世纪的人类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它应当回到早期民族主义曾最予强调的主权在民的原则，并保障国家疆域内不同身份的人民都能享有基本平等和自由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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