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及其“近代超克”论1与“回心”论述，于新世纪再度被译介到中国来，引起中国学界经久不息的关注。尽管备受争论，甚至被认为“在日本中国学界，除去鲁迅著作的译者和研究者身份外，竹内好称不上学者，几乎没有任何学术地位；即使作为评论家，竹内好也算不上出色，因为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他对中国的判断都悖离实际”，但其批评者同时也承认“竹内好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中国研究者和评论家都更受关注”。2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在国内的相关争论中，不同学者对竹内好的认可度，往往与学者自身对现代中国及鲁迅的解读视角呈现出非常高的相关性——乐于从民族国家视角来思考问题者，多肯定竹内好，尤其是其战后“回心”说；而更关注个体问题而非国族问题者，则看到“竹内鲁迅”存在大量的刻意“曲解”。当然，更多的研究者会承认其复杂性，而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此处不再逐一辨析，亦不再加入对文本本身的争论中去。然而经常为争论各方所忽略的一点是，“深入理解竹内的前提，即对现代日本社会、思想、文学尤其是日本modernization整个过程及其思想局限等语境要有基本的了解，在这方面大家似乎很欠缺”3。从根本上讲，作为日本思想家的竹内好，是以鲁迅言说来回应日本思想界的问题，而非单纯讨论中国问题或鲁迅问题。那么，要准确解读这位日本“思想家”竹内好，首先需要考察的就是竹内好以鲁迅和近代中国来回应的日本思想界自身的焦虑究竟是什么。早有学者呼吁并不断有学者强调对竹内好的解读需要语境化，4那么竹内好本人是在战时及战后什么样的具体写作背景中来展开这些论述的？5把竹内好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简单地放在知识分子对法西斯势力的抵抗与屈服的选择框架中来想象，是不是最恰当的理解思路？这些日本思想界自身的焦虑中，隐藏着怎样的东亚意识？这种东亚意识又如何影响到竹内好“回心”论述的语境及其重置、视角及其转换？只有把竹内好放回战时战后的日本，才能解答这些问题，进而才能审视这种语境重置与视角转换启示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是否能够在恰切的语境中为中国思想界提供有效的借鉴。6
被忽视的职业背景与战时竹内好
既然“回心”论述贯穿战时与战后，成为竹内好“思想”的核心，那么1943年以“回心”来写作《鲁迅》时，竹内好究竟处于什么状态之中呢？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人在哪里？在哪个部门就职？是职业作家吗？除了写作，他还干什么工作？事实上，1943年12月被派往中国参战前，在日本写作《鲁迅》的竹内好并非职业作家，也不是在哪个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的教授，而是日本“回教圈研究所”的职员，从事着回教圈7研究，即伊斯兰教地域研究工作。表面上看回教圈研究似乎与《鲁迅》的写作及竹内好的“思想”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故而专注于解读竹内好思想的中国学者，大多忽视了这一背景。中国学者对竹内好的关注早已不限于鲁迅研究及“近代超克”论，而是关注到了竹内好的许多方面，8并发现竹内好战时《鲁迅》的写作，同《〈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以及中野重治的《斋藤茂吉笔记》等之间的互文性关系。9但是，除了陈朝辉之外，绝少有中国学者关注战时竹内好的回教圈研究。陈朝辉详细考证了竹内好加入“回教圈研究所”的经历及该机构与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在《鲁迅》成书过程中，竹内好的中国回教问题研究经历，就极有可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参与过《鲁迅》的生成”。可惜的是，陈朝辉在详实的史实考证之后，最终未能及时解答“青年竹内好的回教研究经历对《鲁迅》的创作到底发挥过怎样的作用的问题”。10那么，战时竹内好的回教圈研究，真的和《鲁迅》一书的写作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吗？对这种关系的判断，如何才能切实有效而避免牵强附会呢？这还要从竹内好这一时期的活动与文字中寻找答案。日本的“回教圈研究所”成立于1938年，办有《回教圈》月刊等刊物。竹内好1939年结束其两年在华活动回到日本后，于1940年加入该所。在1943年2月开始写作《鲁迅》前几个月，竹内好1942年9月在《回教圈》月刊上发表了《华北·蒙疆的回教》（《北支·蒙疆の回教》）一文。这篇文章是竹内好再次赴中国实地考察回族社会的一份调查报告，其内容本身与《鲁迅》一书可谓毫无关系。然而细读该文就会发现竹内好的回教圈研究，同《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等同时期文字中所流露的东亚意识，具有某种隐秘的关系。首先，竹内好这里的“北支”其实就是华北沦陷区。11那么“蒙疆”又是哪里？为何与“北支”并举？“蒙疆”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内蒙古中西部及周边地区扶植的蒙古族傀儡政权，12名义上归属汪伪而且高度自治，与“华北政务委员会”行政地位等同。而竹内好在这篇《华北·蒙疆的回教》中，对华北和伪蒙疆的回族13有这样两段似乎有些难解的论述： 就回教徒自身的政治要求而言，大多数回教徒因在极其贫困的处境中生活，其政治意识极低。据说少数领袖抱有非常明确的政治意识。希望西北也能像创建满洲国和创建蒙古政权那样，人们自己明确地抱有祖国独立的自觉意识。但在现阶段，那还只在单纯的愿望范围内。当前最大的目标是民生的安定。并且，只要目标还限定于此，汉人也罢回教徒也罢就不会有什么区别。切实体现出这种认识倾向的，是南京中央政权。这样的话，为了全面和平而集结政治力量，就不可忽视派生出来的相关问题。无论如何，在今天为了多施与一碗粥而花费的努力，不久就会从中自然产生解决问题的正确对策。那也就意味着，为回联着实工作而献身的人们，其热情付出绝不会白费。从政治上来看回教问题，不能不将旧国民政府的回汉同族论意识形态和中共方面完全相反的政策放在一起考虑，但论点相左，故此处从略。14 通过上下文可知，这两段很多处省略掉的主语应该是“我们”，即日本。比如“我们”日本“为了全面和平而集结政治力量，就不可忽视派生出来的相关问题”。那什么是“全面和平而集结政治力量”？日本在战时又要“全面和平而集结”什么政治力量呢？显然与这篇文章讨论的对象也即中国的回族有关。竹内好战时之所以会赴华北及伪蒙疆调查中国回族，也正与日本在这方面的意图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竹内好这篇文章所涉及的伪蒙疆政权，其性质与汪伪政权及其下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极为不同，却与伪满相仿。汪伪治下的南京与华北“都顶着‘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与重庆方面争夺法统”15；而伪蒙疆“对内对外废除汪伪沿用的中华民国年号，使用成吉思汗纪年；拥有成吉思汗诞辰、成吉思汗忌辰与成吉思汗大祭日等独特的‘国家’节假日，以及‘政府成立纪念日’（9月1日），而不再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双十节’”16。比起宣扬“八纮一宇”“五族协和”的伪满政权，伪蒙疆努力表现出更为鲜明的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特征。众所周知，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建立伪满政权以掩盖其分区占领中国的罪行。而1930年代蒙古族王公德王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被日本殖民者利用，17伴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而建立伪蒙疆政权，以进一步追求蒙古民族的所谓“自决”，实质上沦为“第二满洲国”。战时日本殖民者还不断试图煽动回族以“民族自决”的名义投日，18以图建立“第三满洲国”19。竹内好文中所谓“祖国独立的自觉意识”，所指的并非中华民国，而是指谋划中的中国西北回族聚居区“第三满洲国”。早在1933年，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就创立“日蒙协会”，随后改名“善邻协会”，对德王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加以利用；到1938年，卸任首相的林铣十郎又担任“大日本回教协会”会长，并以善邻协会来经营“回教圈研究所”，“目的是为了应对中国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及问题”20。善邻协会本部1938年从伪满“首都”新京（长春），迁往“蒙疆联合委员会”所辖的张家口，21并在此开设回民女塾，22伪蒙疆地区的回族社会成为善邻协会的重要考察对象。231939年日本驻蒙军更在伪蒙疆的包头市成立军事组织伪西北保商督办公署，由回族军官蒋辉若出任督办，负责对西北回族军阀的策反和间谍工作。24伪蒙疆毗邻中国西北地区回族聚居地，加之伪蒙疆西部回族人口较多，25因此成为日本方面以各种“扶助”方式策动的重点。26而“日军特务设想像‘满洲国’的溥仪及‘蒙疆政府’的德穆楚克栋鲁普那样”，推出回族人物“作为第三‘满洲国’的首领”，27最终未能成功。在1944年日本军部委托民族研究所派出岩村忍等对中国回族各教团的调查活动之前，善邻协会经营的“回教圈研究所”，已先后派出小林元、竹内好等人赴华从事调查研究，其目的很难说与上述意图无关。明确了写作背景后，竹内好文中的难解之处自然也就清楚了。日本要“全面和平而集结”的，是包括满蒙回等中国少数民族在内的“政治力量”，以实现其分区占领中国的意图，并可冠冕堂皇地以所谓扶助各弱小民族抵抗汉族拓殖的虚伪借口，28来掩饰日本真实的侵略战争和殖民行为。而竹内好文中所谓“派生出来的相关问题”，则是指日本殖民者需要为华北及伪蒙疆回族解决“民生的安定”问题。在这篇《华北·蒙疆的回教》的报告中，竹内好还提到善邻协会在伪蒙疆设立张家口回民女塾、厚和豪特回民小学及厚和、包头回民诊疗所，并在包头设立医生养成所，培养数名回族青年成为医生。正因为这些教育、医疗等民生工作对贫困的回族来说更为迫切，所以竹内好才会强调“在今天为了多施与一碗粥而花费的努力，不久就会从中自然产生解决问题的正确对策”，意思是说先要切实解决回族的民生问题，才有可能进一步煽动其搞所谓“民族自决”。故而竹内好才会认为日本那些“为回联着实工作而献身的人们，其热情付出绝不会白费”。所谓“回联”是指日本殖民者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和在伪蒙疆成立的“西北回教联合会”。就在“回教圈研究所”成立的同一年，1938年12月15日，伪蒙疆“西北回教联合会”本部在厚和豪特市成立。29一年后的周年纪念会由其机关刊物《回教会报》进行报道，30不写伪蒙疆的成吉思汗纪年七三四年或汪伪的中华民国二十八年，而记为回历一三五八年，31体现出鲜明的“自决”特征。32竹内好肯定“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和“西北回教联合会”在回族“民生的安定”方面所做的日常工作，正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是日后策动回族完全走向“自决”的必要步骤。剩下的问题就在于，竹内好应和日本回教政策而作的回教圈研究与建言献策，真的与《鲁迅》的写作有关吗？两者的关系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吗？
东亚意识下的“回心”论述语境重置
值得注意的是，竹内好《华北·蒙疆的回教》这篇报告所依据的，是1942年2—4月他本人80天的赴华实地调查。而这正是在珍珠港事件后，1941年12月8日竹内好代表“中国文学研究会”一千位会员在会刊《中国文学》上发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后不久。而据《竹内好年谱》可知，《鲁迅》虽写于1943年，却在珍珠港事件前的1941年5月已经与日本评论社确定撰写事宜。33换言之，《鲁迅》从酝酿到撰写，中间横亘着绕不开的珍珠港事件，也即所谓“大东亚战争”的爆发。如果说《〈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同《鲁迅》的写作时间一致且彼此具有互文关系的话，那么竹内好本人对战争态度的转变与回教圈研究之间，显然也具有某种非常直接的联系。珍珠港事件后，被认为“一直从理念到行动都抵抗日本侵华的竹内好，一变而无保留地支持太平洋战争”34。在那篇著名的《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35中，竹内好声称“从东亚驱逐侵略者，对此我们没有一丝一毫进行道德反省的必要”，“能否使这场战争真的为民族解放而战，取决于东亚的诸民族今日的决意如何”。36这里所说的“从东亚驱逐侵略者”是指日本在偷袭美国珍珠港的同时，对上海租界、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等各地的英美军队开战。像这样把日本自诩为“我们热爱支那”“我们与支那携手共进”的东亚“民族解放”英雄，而把西方白种人指为“侵略者”以掩盖自己正在实施的侵略罪行，是自日俄战争以来日本最乐于宣扬的一套殖民意识形态谎言——东亚意识。1916年日本众议院议员小寺谦吉在东京宝文馆出版《大亚细亚主义论》，序言中开篇即说“异哉吾闻皙人之叫嚣呼黄祸。而未闻黄人之唱白祸也”37。表面上看，将西方殖民斥为“白祸”，似乎具有某种批判殖民的意味。但这样一种将历史现象归结到人种属性上的说法，恰与西方人的“黄祸”论同出一辙，不过是以殖民者的做法反过来用到殖民者身上罢了。披着这样一件反殖民外衣的日本，实际上与西方殖民者并无本质不同。小寺谦吉全书将日本描绘为率领中韩等黄种人抵抗白种人殖民的东亚英雄，大肆吹捧日俄战争是为中国人抵御俄国，并将中国巩固十八省而放弃满、蒙、回、藏等外藩描绘为实行大亚细亚主义的第一步。38正是这种东亚意识，构成了竹内好回教圈研究背后隐身的意识形态。日本的东亚意识，从“早期含有某种国际主义色彩的区域意识”，逐步“变成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并呈现出一种以反殖民为伪装的殖民意识形态色彩。39故而，若将竹内好单纯地视为一个左翼学者而去讨论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转向”问题，其实是在讨论一个后人想象出来的问题。这里不能以知识分子对法西斯抵抗与屈服的二元选择框架来看待竹内好的处境。仅从战后日本左翼知识分子追究“转向”者责任的逻辑出发，则很难看到：这种战后反思逻辑对日本思想界的总体战，缺乏真正的反思。而且这种逻辑正是竹内好本人战后在《近代的超克》中所摒弃的。在贯穿始终的东亚意识下，竹内好本就与战时的日本思想界同构。竹内好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反应，恰恰是所谓“回心”，而非“转向”。正是所谓“大东亚战争”向英美开战，让竹内好在侵华战争中积郁的东亚情结得以找到宣泄的出口。此前的侵华战争很难完全体现所谓日本带领东亚各民族反抗西方殖民者的东亚想象。而在战争中先后建立伪满、伪蒙疆，乃至策动中国西北回族建立“第三满洲国”的未得逞企图，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吻合这种扶助弱小民族反抗大国的东亚想象。故而这时的竹内好消极评价日本的侵华战争，却积极参与回教圈研究，服务于日本的回教政策。珍珠港事件后，经过讨价还价，汪伪政权“代表”中国，和伪满伪蒙疆共同追随日本对英美宣战，40加入所谓“大东亚圣战”。在日本这种以反殖民为伪装的殖民意识形态宣传下，汪伪政权自居中华民国正朔，反倒贼喊捉贼地把重庆国民政府称为“伪政府”。而重庆蒋政府虽已抗日多年却直到此时才跟随英美正式对日宣战，似乎更“坐实”了日伪把蒋政府称为英美殖民者傀儡的怪诞说法。竹内好对汪蒋这两个“国民政府”的态度，既与日本所谓扶助满蒙回反华的东亚政策有关，41也与日本所谓扶助汪伪代表中国反抗英美的东亚政策另一面有密切关系。战争到此刻才完成了竹内好对东亚的想象，故而他一扫此前心中因侵华战争不义而积郁的阴云，终于可以大声宣称“对此我们没有一丝一毫进行道德反省的必要”了。无论这是否属于“污点”或“失足”，都不是某个单一的“污点”或某一次“失足”，因为竹内好本来就与日本的东亚意识同构，战争前后其在这一点上的态度是具有整体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竹内好根本不存在所谓“转向”。而发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之后，他解散了经营多年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停办《中国文学》，正是一种竹内“回心”。一旦用“回心”来描绘竹内好本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对东亚的态度，就必然触及“回心”论述的前后差异问题。那么珍珠港事件后的这次竹内“回心”，究竟是哪一个层面的“回心”？与所谓鲁迅“回心”、中国近代文化“回心”的视角及含义是否相同？早有学者注意到竹内好“回心”论述的前后差异，可论者更着意讨论“回心”内涵的前后差异，42而差异形成的背景及原因则未曾论及。由于学界对竹内好的“回心”论述和“近代超克”论，解读颇多且见地深刻，这里不打算再重复，而着意于讨论在战时和战后不同写作背景下，竹内好如何转换了“回心”的论述视角，而又保持了背后一贯的东亚意识。事实上，从战时到战后，竹内好“回心”论述经历了一次从个体视角到国族视角的转变过程，从而形成了其含义的不同指向。在1943年写作的《鲁迅》中，“回心”往往与某种文学的自觉相联系，43尤其是“罪的自觉”——发现启蒙者自己身上无法除去的黑暗，44而非想当然的所谓启蒙——以自己的无瑕的光照亮别人。竹内好认为鲁迅呈现出某种混沌，“自这些混沌中浮涌上来的，是启蒙主义者鲁迅，和儿童般的深信纯文学的鲁迅两相抵触的同时存在。我以为这就是他本质上的矛盾”45。此书中所谓的“回心”，是一种通过自我忏悔而达成的自我觉醒。无论竹内好对鲁迅的这种“回心”判断是否准确，46都可以看出这时的论述视角是一种个体视角，讨论的是作为个体的鲁迅，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如何以矛盾的形态存在。而战后竹内好于1952年所作的《给年轻朋友的信——对历史学家的要求》中，则坦言：“学问的国际性并非意味着学问没有国籍”47，强调无论研究西方还是研究中国，日本学者都应该有日本意识，应该从日本的现实生活出发。该文发表时的题目就叫作《无国籍的问题意识》，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以相当尖锐的批判撕破了把世界置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常识’”48。显然，战后竹内好的思考视角已经转换成一种民族国家本位的视角了。同样写于战后1948年的《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中，“回心”是与“转向”相对的过程，两者都是转变，而竹内好认为中国对西方模式的近代化道路有所抵抗才在转变中找到了自己的路，故为“回心”；日本则完全模仿西方，失掉了抵抗，也失掉了自我，是为“转向”。且不论竹内好对中日两国道路选择的观察是否正确，至少可以明显看到，这里的思考视角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视角，而是在思考日本与中国等东亚民族国家面对西方式的近代该如何应对的国族间性问题。竹内好战时在东亚意识下从事回教圈研究且于珍珠港事件后一扫侵华战争不义的积郁并最终停刊《中国文学》而获得“回心”，显然与《鲁迅》中的“回心”含义相通，是一种自我忏悔之后的自觉。而这次竹内“回心”并非单纯个体意义上的，而是与整个日本相关的，既与竹内好的回教圈研究有关，也与日本的回教政策及其背后的东亚意识有关。日本的东亚意识本身就来自其近代焦虑，在战时尤为鲜明。作为后起国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并努力赶超西方，将自古以来对中国的文化崇尚转向对西方的模仿，通过甲午战争第一次完全战胜中国，通过日俄战争第一次战胜西方人，最终走向太平洋战争向英美甚至整个西方文明宣战。日本始终把自己放置在长久被中华文明凌驾现在又被西方列强殖民威胁的位置，并想象了一个跟随日本抵抗强者的东亚。在这个想象的东亚中，弱小的朝鲜民族需要日本来将其从清廷的宗藩羁縻下“解放”出来，弱小的满蒙回需要日本将其从蒋政府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弱而不小的中国需要“友邦”日本将其从西方殖民者的威胁下“解放”出来，以此实现日本领导下的东亚各民族“协进”，甚至走向比东亚更广阔的“大亚细亚主义”，将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亚各弱小民族都“解放”出来，以实现日本领导下的所谓“共荣”。在这次“回心”中，无论是竹内好本人还是被他宣称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一千位会员，都不是单纯从个体出发，而是在总体战之下从作为民族国家的整个日本视角出发。其“回心”是国族之间的“抵抗”，是对以往“转向”的一次所谓自我反省，故而属于国族间性问题。正是通过这次“回心”，竹内好重置了其思想体系的论述语境，将个体意义上的鲁迅式抵抗，从中国学者眼中的本土“专制”语境下，重置到外在“殖民”威胁的国族间性语境下。竹内好本人对这种语境重置，显然是十分自觉的。他最初写作《鲁迅》时早已注意到了“‘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在《新青年》第一次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对“五四”启蒙的重要意义。49而吴虞更首次以《吃人与礼教》来解读鲁迅的《狂人日记》。50那竹内好何以不顾中国学者解读鲁迅时使用的这种“专制”论述语境，而另起炉灶呢？恐怕原因就在于这种“专制”语境的论述者本人，虽是反专制的，却未能看到自己身上抹不去的某些“专制”因素，从而形成了“启蒙”的自我盲视。正是吴虞这一代“五四”启蒙者，51开启了在“专制”语境下对鲁迅文学的反专制论述，经20世纪80年代影响至今，这种论述影响深远，但也自有其局限。而竹内好却对类似的评价体系有所保留，相较而言他更看重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在战后1952年创元文库版《鲁迅》新增加的附录《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中，竹内好认为瞿秋白“这些评价也鲜明地表现了鲁迅的特征，尤其是指出反自由主义，更是敏锐地抓到了鲁迅的本质。面对自由、平等以及一切资产阶级道德的输入，鲁迅进行了抵抗。他的抵抗，是抵抗把它们作为权威从外部的强行塞入。他把问题看透了，那就是把新道德带进没有基础的前近代社会，只会导致新道德发生前近代的变形，不仅不会成为解放人的动力，相反只会转化为有利于压制者的手段。这一洞察，来自他的体验。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做到了正面逼视殖民地的现实。所谓‘清醒的现实主义’，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他和那些大肆标榜新价值，力图以此来对抗旧价值的同时代的进步主义者，从未有过一次同调，反倒是同他们进行了执着的战斗”52。姑且不论瞿秋白关于鲁迅反自由主义的评价是否有其本人的意图或政党意识形态诉求在内，至少可以看到，在战后《鲁迅》一书新增加的这篇附录中，53竹内好也巧妙地进行了语境重置与视角转换：把鲁迅从本土“专制”语境中对启蒙效果的质疑，重置为“殖民”威胁下的国族间性语境中对“作为权威从外部的强行塞入”的抵抗；把个体视角层面鲁迅与同时代启蒙者在自觉程度上的差异，转换为国族视角下殖民地对西方价值“自由、平等及一切资产阶级道德”的战斗。而所谓国族间性问题，是从民族国家视角出发，将日本或其他东亚各民族，以及被设定为与之对立的西方各民族国家等特定群体，视为具有人格属性的单元，来讨论其相互关系。简言之，讨论国族间性就是以人格化了的国族本位视角来理解国族关系问题，其中隐含着一种忽视群体内部差异的思路，同时也未能有效论证国族群体是否可以被视为具有类似于人格的品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族间性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局限的概念，它在某些时候只能呈现出帝国间性的面貌。而在东亚意识、宗藩朝贡体系或近代化等秩序遮蔽下的弱小民族，事实上是无法有效讨论所谓国族间性问题的。54故而竹内好在东亚意识下的这次语境重置本身，不仅不是在讨论中国本土的个体问题，而且也不是真正讨论中国等东亚其他国家的国族间性问题。这种讨论的唯一有效范围，仅限于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可以看到，竹内好的回教圈研究，并未直接影响《鲁迅》一书的写作，而是构成战时竹内“回心”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回教圈研究不可忽视的意义，在于为理解竹内好与日本东亚意识的同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思考契机。正是通过珍珠港事件前后这次竹内“回心”，竹内好开始将其论述语境从中国本土内部转向东亚国族之间。个体视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国族视角。而这种论述语境重置与论述视角转换的最终的完成，则是在战后。
“回心”论述对战后反思的再反思及其再遮蔽
尽管战时这次竹内“回心”是从国族视角出发的，但依照竹内好自己所设定的逻辑，最终真正完成这次回心的，依然只有作为个体的竹内好自己，而非整个日本。整个日本在模仿西方的道路上只有“转向”，成为西方列强之外的东方殖民者，而未能凭借所谓“大东亚战争”真正实现日本“回心”。故而竹内好才会在战后追责的浪潮中反思战败与转向问题。战后日本青年仁奈真不满足于表面化的战争反思，指责战后“现代日本的知识命运”讨论仍未脱十年前“近代的超克”论调。面对年轻一代的追责，为1942年《文学界》杂志召开的“近代的超克”讨论会辩护时，竹内好坦言：“我认为，仁奈的怨恨是非常正当的，而且仁奈代表了众多人的呼声。同时，我又感到有必要向仁奈一代人说明，‘近代的超克’本身并没有直接驱赶知识青年们赴死”55。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的超克》一文，固然是竹内好在战后反思浪潮中对战争的反思，更是对战后反思浪潮本身的反思。细读《近代的超克》会发现，竹内好从战时到战后始终坚守的那种“抵抗”，既包括日本对西方模式的近代化道路应采取而未能采取的国族层面抵抗，又包括竹内好本人对战后所谓反思中轻易忘却自我历史的政治摆荡所采取的一种个体层面的抵抗。换言之，作为个体的竹内好以写作来抵抗战后日本政治的翻转式反思；而他在写作中认为作为国族的日本，应像中国一样对西方式的近代道路予以抵抗。对国族未抵抗的批判，恰恰构成了竹内好本人个体意义上的抵抗。这才最终完成了竹内好自己的“回心”——“回心”正是通过抵抗而完成的转变。竹内好的这种抵抗，指向的恰是日本民族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模仿与不抵抗。同样地，需要特别关注的不仅仅是封闭文本中的论述内容，还有论述语境。56在战后的反思浪潮中，竹内好所反思的，并不是日本为什么发动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东亚各国是否一直不义，57而是日本为何战败。战败焦虑构成了战后竹内好及日本思想界的核心焦虑。故而竹内好设置了一整套参照系，把近代化视为先进，以西方为参照来看待中日两国的不同选择与不同结果。在竹内好看来，中国通过“抵抗”而获得“回心”，故而中国革命才会最终成功；日本通过模仿西方而失去自我，最终只能战败。在《近代的超克》中，竹内好甚至将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天皇诏书逐一对比，以探寻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每一处“抵抗”的可能性。58而在战后日本已经不能再将太平洋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的情形下，竹内好这篇文章里虽多处被迫使用“太平洋战争”的表述，却仍在开战诏书的引文之外坚持使用了带引号的“大东亚战争”并详细阐述这场战争思想体系的轮廓“总体战争、永久战争、‘肇国理想’”59。这固然深刻洞察了那些被战后反思所遗忘的根本问题，却也遮蔽了更多。这种参照系本身的问题，远远超过其论述内容的不准确。在这种反思中，日本对自身的失败负有责任，对国民的牺牲负有责任，甚至对未能完成领导东亚各民族反抗西方的“伟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唯独对东亚各民族所遭受的日本殖民，竹内好不打算认真思考——尽管他亲口承认“被称为‘支那事变’的战争乃是对中国的侵略战争”60，但在战后反思的竹内好看来，因为日本与伪满伪蒙疆及汪伪政权同时也在对抗英美，似乎就不再需要考虑1941年12月8日以后日本继续对重庆蒋政府和中共的作战，是否属于侵略战争了。即便不执着于考察竹内好本人在《鲁迅》写作完成后赴华参与已被视为“大东亚战争”一部分的侵华战争经历，61也可从其战时战后的一系列言论中发现，他对珍珠港事件后的侵华战争，“没有一丝一毫进行道德反省的必要”，这时战争的责任反倒“取决于东亚的诸民族今日的决意如何”——要看正在被策动的回族，和重庆延安的政治力量能否像伪满伪蒙疆及汪伪一样追随日本来“抵抗”西方了。故而在竹内好眼中，珍珠港事件后继续战争的责任就不在日本而在东亚诸民族了。到战后最终完成了个体意义上“回心”的竹内好，始终以东亚意识“抵抗”着西方模式的近代，62并以个体忏悔式的自觉“抵抗”着在他看来随波逐流不断摆荡的政治现实。“孤独”的竹内好之所以将个体视角重置为国族视角，就是试图为整个日本寻找到通过“抵抗”而达成的“回心”，63但终未成功。在这里，再去讨论竹内好的立场是否正确或其关于中国的论述是否有依据，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甚至于竹内好从民族国家视角出发的思想本身是否深刻，也不像某些学者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对中国具有特别意义。最值得深思的是，在这样的“回心”论述背后，如何看待日本这种东亚意识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思想家”对其所遮蔽的本土个体问题及其他民族国家视角的无视。当战时与战后的竹内好逐渐完成其以“回心”论述和“近代超克”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时，通过语境重置和视角转换，作为个体的竹内好和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都被深刻地思考到，而个体意义上的鲁迅和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则被遮蔽了。余论：不可遗忘的本土语境与个体视角个体视角与国族视角，本土内部语境与外在“殖民”威胁语境，不应成为思考的单一选项而彼此遮蔽，而应相互照亮。无论中国本土语境是否如吴虞等“五四”一代启蒙者所设定的那样可用“专制”来形容，64这种本土语境本身绝对不应被忽视，只有回到这种本土语境中才能更准确地讨论鲁迅和启蒙；不管讨论鲁迅作品时的所谓“殖民”语境，是真的源于鲁迅所面对的社会现实，还是仅仅出于后人的民族国家想象，都应注意这种语境的有效性与有限性。至于日本东亚意识造成的战争恶果，当然需要批判，但不应仅限于批判而忽略其背后对“殖民”威胁的想象性焦虑。如果中国学者仅从竹内好的这种思考逻辑来借鉴其意义，将会产生中国语境下的巨大遮蔽，而无法对中国在内外双重语境中生成的类似于东亚意识的某些迷思（譬如对古代宗藩朝贡体系和当下第三世界关系的某种一厢情愿的想象），做出有效审视。只有看清今日中国自身的种种想象性焦虑及制造这些焦虑的根源，才能从竹内好的逆向启示中展开对中国问题的深入思考。事实上，除了当年战时的汪伪文坛译介之外，65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竹内好就逐渐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学界，66却因当时中国学界更迫切地关注本土问题，而未能引起特别的注意。67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竹内好的高度关注，与那时以民族国家文学视角来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路密切相关。竹内好将鲁迅的讨论语境从本土问题重置为外在“殖民”威胁下的国族间性问题，显然为新世纪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他山之石。对竹内好的再度翻译介绍与研究，无论引发多少争议，获得多大程度的认可，至少这种问题意识成功地带动了中国学界的思考。而中国学者从民族国家视角来解读现代中国，这本身又是否存在语境错位问题？68还需注意的是，若仅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来理解竹内好，则更多地将话题引入国族间性问题中，不仅造成个体视角与国族视角的龃龉，更让竹内好这种语境重置原本可能具有的逆向启示难以完全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竹内好非但不像中国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除去鲁迅著作的译者和研究者身份外”“称不上学者，几乎没有任何学术地位”，而且恰恰相反，竹内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鲁迅研究者，也非中国文学研究专家，而是日本的“思想家”（且不论其思想的正面与负面价值）。正是鲁迅言说与中国研究，困住了竹内好，限定了其“思想”表达的边界。只有注意到这一点，将竹内好从鲁迅言说与中国研究中剥离出来，才能呈现竹内好自己。而一旦囿于鲁迅研究视角和中国问题研究语境的准确性，则难以揭示真正的竹内好。而竹内好自己的所谓“抵抗”，其实是一种从民族国家本位视角出发的国族间性问题。其视角独到之处，正与其所遮蔽的问题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如果不能从竹内好的逆向启示来反思中国抗战期间“宗族论”及“民族形式”等问题，而单纯在封闭的文本内去关心其对日本的意义，只会陷入日本东亚意识的逻辑陷阱中，最终也无法逃出中国思想界自身的种种迷思，也就无法凭借对日本这种“后发现代”困境的借鉴去反观“延安文艺”和“民族形式”之于“五四”如何构成了某种所谓“近代的超克”，而错失发现这种所谓“超克”对中国之启示与遮蔽的思考契机，更遑论反观中国思想界自身的焦虑。这种从本土的个体问题到国族间性问题的语境重置和视角转换，如果被忽视，只会造成错位语境下的解读而失去借鉴价值。一旦忽视整体语境转变，而单纯在文本内部试图辨析“回心”“超克”或“民族形式”“启蒙”等种种概念含义的转变，将难以为相关问题探讨找到最为恰切的维度，也无法呈现其真正深远的意义。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2019M65354）、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杰出人才培养项目（编号：SKSYL2019-05）的阶段性成果]
1 董炳月在讨论竹内好“超克”论时指出日语“近代”和现代汉语“近代”的用法区别，董炳月把“近代､ﾎ超克”翻译为“现代的超克”，见董炳月：《竹内好的“现代”话语——从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讲起》，《文艺研究》2017年第8期。本文采用孙歌的译法“近代的超克”。2 孙江：《在亚洲超越“近代”？——一个批评性的回顾》，《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3 坂井洋史：《略谈“竹内好”应该缓论》，薛毅、孙晓忠编：《鲁迅与竹内好》，上海书店2008年版，第255页。4 赵京华：《作为“同时代史”的中国革命》，《读书》2014年第11期。5 汪晖在《鲁迅文学的诞生——读〈《呐喊》自序〉》中“将竹内好的‘回心’放回到日本三四十年代的语境。不过这里恐怕还需做个细分，即指出写作《何谓近代》的战后初期和写作《鲁迅》的战前战中也是不同的时期”，“汪晖的失误在于用京都学派的‘回心’代替了竹内好的‘回心’，他没注意到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完成《鲁迅》的两三年间竹内好所面临的思想重压及他的抵抗”。参见谢俊：《文学的无力与抵抗：从竹内好在1941—43年间的写作重审“回心”论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4期。6 参见吴晓东：《何谓“文学的自觉”？——读解“竹内鲁迅”过程中的困惑》，薛毅、孙晓忠编：《鲁迅与竹内好》，第183页。7 “回教圈”本指伊斯兰世界，关于战时该词具体含义的演变，参见王柯：《宗教与战争——1930年代日本“回教圈”话语的建构》，《二十一世纪》2016年第4期。8 韩琛：《从“竹内鲁迅”到“竹内赵树理”》，《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0期；裴亮：《轨迹与方法：竹内好的茅盾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1期；董炳月：《“内在现代性”与相关问题——论竹内好对〈倪焕之〉的翻译与解读》，《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9 谢俊：《文学的无力与抵抗：从竹内好在1941—43年间的写作重审“回心”论述》。10 陈朝辉：《探寻青年竹内好的足迹——以在回教圈研究所工作期间的经历为中心》，《关东学刊》2017年第11期。11 侵华战争期间，正是日本的“北支那方面军”挑起了1937年的“七七事变”，侵占华北后在北平（后改称北京）扶植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傀儡政权，后划归汪伪政权，仍设有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12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即驻蒙军的前身）与察哈尔的伪蒙古军共同占领绥远省大部，扶植德王在厚和豪特（即呼和浩特，原名归绥）建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后与“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共同组建“蒙疆联合委员会”。到1939年9月，正式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迁都”张家口，宣扬蒙古民族主义。参见妥佳宁：《伪蒙疆沦陷区与绥远国统区文坛对民族主义话语的争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13 受到汉语影响，竹内好这篇文章也用“回教”来指伊斯兰教，用“回教徒”来指称华北和蒙疆沦陷区的回族。关于民国时期回族及伊斯兰教均被称为“回教”的用语流变与实质界定问题，参见华涛、翟桂叶：《民国时期的“回族界说”与中国共产党〈回回民族问题〉的理论意义》，《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14 竹内好：《北支·蒙疆の回教》，《回教圈》月刊1942年9月。这两段文字的主语省略之处较多，翻译难度较高，目前未见中文译本。感谢北京社会科学院陈言研究员及四川大学黄晶晶同学对翻译工作的帮助，最终译文虽考虑了两位的意见，却未完全采用她们的译本，译文如有错漏，责任由本人承担。15 袁一丹：《易代同时与遗民拟态——北平沦陷时期知识人的伦理境遇（1937—1945）》，《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16 妥佳宁：《伪蒙疆沦陷区文学中的“故国”之思》，《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17 Tuo Jianing, “Gu Jiegang’s Attitude toward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in Modern China Studies, Volume 27, 1(2020), pp.96-114.18 新保敦子：《日本軍占領下における宗教政策》，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学术研 究 —教育·社会教育学編—》第 52 号，2004年2月号，第1—15页。19 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页。20 阿里木·托和提：《日本侵华时期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以机构设置及创办期刊为中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21 房建昌：《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与蒙古善邻协会西北研究所始末及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22 新保敦子：《蒙疆政権におけるイスラム教徒工作と教育—善隣回民女塾を中心として—》，《中国研究月報》615 号，1999 年 5 月号，第 1—13 页。译文为早稻田大学博士孙佳茹译出。23 善邻协会调查部的莲井一雄，于1942年5月至11月对蒙疆的包头、萨拉齐、厚和等地回族抽样122户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详细调查，包括家族、职业、保险卫生、居住、被服、食物、社会组织、宗教与教育、文化娱乐、风俗习惯等十个方面。考察的细致程度令人难以想象，甚至包括一年内每个家庭外出及来访者的具体时间事由，整个调查报告长达300余页，几乎全部为表格数据。参见莲井一雄：《蒙疆回教徒实态调查资料》，柴亚林译，《呼和浩特回族史料》第九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190页。24 李士荣：《日寇在包头回族中进行特务活动的内幕》，《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包头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版，第68—70页。“包头善邻协会曾派人向马鸿逵部队进行策反活动，并派人深入西北地区收集过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参见李士荣：《关于蒙古善邻协会情况》，《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内蒙古文史书店1987年版，第115页。而“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底至1937年5月，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与侵华日军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参见秦永章：《关于马步青、马步芳与日军进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几条史料》，《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25 据善邻协会组织编撰的《蒙疆年鉴》统计，位于伪蒙疆西部的包头市市区（不含周边各旗、县）总人口94108人，其中汉族88397人、回族5008人、蒙古族692人，回族人口在当地超过蒙古族，成为仅次于汉族的第二大民族。参见铃木青干：《蒙疆年鉴》，蒙疆新闻社昭和十六（1941）年版，第264页。26 在伪蒙疆政权多次变换的四色旗帜中，象征回族的白色条纹始终得以保留。参见新保敦子：《西北回教聨合会におけるイスラム工作と教育》,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学术研ｾｿ—教育·社会教育·体育学編—》48号，2000年2月号，第2—3页。27 “据张承志说，日军向教团探询对调查的反应后，教团对派谁来应对日本人的调查问题而进行了内部磋商……最后决定由北京到宁夏学习伊斯兰教的年轻的伊玛目前去包头应对日方的调查，以此对日军适当地放了个烟幕。那时前去进行回答的伊玛目是张承志父亲的朋友，他曾将那时的情况直接向张承志讲述过。”参见中生胜美编：《植民地人类学､ﾎ展望》，风响社2000年版，第237—240页。转引自铃木规夫：《日本伊斯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高明洁译，《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4期。28 1938年6月，与佐藤春夫等同行，日本作家保田与重郎“以东京帝国大学派至中国留学的竹内好、神谷正男及在北平生活有年的‘支那通’村上知行等为向导，按照竹内制定的路线遍访北平名迹”。此后，保田与重郎遍游伪蒙疆各地，撰写了《蒙疆》一书，其中也有“但不管怎么说蒙疆是新的，是汉人殖民地”的论述。参见王升远：《史迹评骘、雄主回望与“浪漫远征”——保田与重郎〈蒙疆〉中的“满蒙鲜支”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29 此前的1937年11月22日，就在“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在张家口成立了“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日军在蒙疆的最高顾问“太上皇”金井章二，也被同时选为“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顾问，足见日军“回教工作”在伪蒙疆地区的重要性。参见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30 1941年，伪蒙疆西北回教联合会将会刊《回教会报》改名为《回教月刊》，由杨崇德编辑，日本穆斯林小村不二男监修，以“发扬回教文化，提高民族地位”等为办刊的根本宗旨。另外，战后小村不二男编修了首部《日本伊斯兰史》（参见小村不二男：
《日本イスラーム史》，日本伊斯兰友好联盟 1988 年版）。可竹内好却将“被认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理论指导者”的大川周明1942年完成的《回教概论》“誉为是战时‘最高学术水准的’伊斯兰研究”，而在战后的日本“提及大川的伊斯兰研究则成为学术界的禁忌”（参见铃木规夫：《日本伊斯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足见竹内好学术视野中始终贯穿着日本立场及东亚意识，并对战后日本的政治摆荡与战争反思极为不屑。31 西北回教联合会本部启：《西北回教联合会一周年纪念宣言》，《回教会报》“西北回教联合会一周年纪念号”，1940年1月。32 Tuo Jianing, “The Ambivalent Choices of Wu Yaocheng’s Educational Activities”,in Literature and Modern China, Volume 1, 1(2019), pp.93-103.33 参见靳丛林：《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247页。34 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35 董炳月认为将该文标题直译为“大东亚战争与我们的决心”更确切。参见董炳月：《竹内好的“现代”话语——从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讲起》。36 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孙歌编：《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7页。37 小寺谦吉：《汉译大亚细亚主义论》，百城书舍1918年版，第3页。38 参见王向远：《日本侵华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5—326页。39 孙歌、唐小兵：《东亚论述与东亚意识》，《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40 除了煽动伪满和伪蒙疆政权反英反美之外，日本还煽动尚未建立“第三满洲国”的中国回族反英反美。与华北伪政府的“中国回教联合总会”刊物《回教》不断报道巴勒斯坦反英斗争相仿，伪蒙疆“西北回教联合会”《回教月刊》重点报道的内容之一，就是西北回教联合会在伪蒙疆各地组织的反英大会。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1941年6月3日包头支部的回教群众反英大会共有五千人参加，而此后的6月6日，在该会的组织下伪蒙疆“首都”张家口也在六个地方举行回民反英大会。参见房建昌：《日寇铁蹄下的蒙疆回族》，《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41 非常值得注意是，针对小寺谦吉那种“保全”中国本部领土而分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日本右翼言论，1939年元旦顾颉刚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反对将内地十八省称为“中国本部”（China Proper），以防将汉族聚居地与满、蒙相区别（参见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益世报·星期论评》1939年1月1日）。随后顾颉刚又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进一步否认汉、满、蒙、回、藏等不同民族的存在，从而避免沿用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言论（见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第9期，1939年2月13日）。而1942年8月蒋介石在西宁演讲《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参见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1943年版），否认五大民族而提出宗族论（参见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1943年3月时任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由陶希圣代笔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提出中华民族同宗论，称“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以“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来否认各民族的存在（蒋中正：《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2页）。随后，曾与顾颉刚共同组织中国边疆学会的黄奋生和马鹤天，先后发文附和《中国之命运》一书（参见黄奋生：《“中国之民运”与民族政策》，《中国边疆》1943年3月第2卷第1、2、3期合刊，第4—7页；马鹤天：《“中国之民运”与中国边疆》，《中国边疆》1943年9月第2卷第7、8、9期合刊，第2—7页）。竹内好不仅在《北支·蒙疆の回教》中指出“旧国民政府”即蒋政权持回汉同族论，而且“他在《回教圈》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顾颉刚和回教徒问题》，且在文中说：‘我觉得他（即顾颉刚）的意见，是代表着很多知识阶层意愿的。这一点，我们看最近重庆政府方面积极推动的回教徒文化政策的具体内容，就能略知一二。因为很明显他们的工作方向与顾颉刚所倡导的非常接近’。”（参见陈朝辉：《探寻青年竹内好的足迹——以在回教圈研究所工作期间的经历为中心》）由此足见竹内好与顾颉刚对中日彼此视角下满蒙回等少数民族的关注，都与其各自背后的政治力量及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而非纯粹的学术研究。42 竹内好在《鲁迅》中《思想的形成》一文里最初提出了鲁迅的“回心”，“竹内好的论著《鲁迅》里的一系列论文基本都围绕这个母题展开。在后来的《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一文里，竹内好又提到‘回心’，将它与‘转向’对举，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文化是回心型文化，日本近代文化则为转向型文化”。而“《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一文与《思想的形成》一文里的‘回心’的内涵不完全相同”，“同而言之，两者都意味着否定非我回归真我。异而言之，两者回归的路途不同，前者偏于静的融通，后者偏于动的抵抗”。参见刘超：《东洋何以近代，回心还是转向——竹内好的东洋近代观探究》，《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5期。43 竹内好：《鲁迅》，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53页。44 刘春勇：《多疑·回心·鲁迅的原点——因〈狂人日记〉而引起的话题》，《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9期。45 竹内好：《鲁迅底矛盾》，何家燕译，《风雨谈》1944年第11期。孙歌等编译的《近代的超克》中将这一处译为“这个混沌，把一个中心形象浮托上来，这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的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我把这看作他的本质。”（参见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14页。）而何家燕译本仅为《鲁迅》“序章”的节译，虽多处翻译表述不当，但这一处译文十分清晰，故本文仅此一处采用何家燕的译法。46 孙海军：《“竹内鲁迅”的逻辑误区：以“回心”说为中心》，《文艺评论》2016年第4期。47 竹内好：《给年轻朋友的信——对历史学家的要求》，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270页。48 孙歌：《在零和一百之间（代译序）》，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4页。49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期；竹内好：《思想的形成》，同上书，第46—47页。50 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6期。51 杨华丽：《吴虞与〈新青年〉：意义如何相互生成——以反孔非儒为中心的考察》，《文艺研究》2014年第11期。52 竹内好：《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147—148页。53 “以上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在《鲁迅》中有一篇附录《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可算是《入门》的概要。因此阅读有附录的版本的人都把竹内好在战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和战后的新认识混在一起来接受，或者把此文看作是《鲁迅》的注释来读，所以没有发现其间竟有相当大的改变。”参见尾崎文昭、段美乔：《从〈鲁迅〉到〈鲁迅入门〉：竹内好鲁迅观的变动》，《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期。54 坂井洋史：《关于“东方”现代文学的“世界性”》，谭仁岸译，《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55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297页。56 赵京华：《竹内好的鲁迅论及其民族主体性重建问题——从竹内芳郎对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批评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57 针对所谓“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1960年代竹内好主编的《中国》杂志上展开了争论。“其中，蔡智堪的回忆录有不少内容都无法证实，所以一般日本人包括一些进步人士都没有办法接受，而由桥川文三主持，今井清一、藤原彰参加的对谈则相对比较客观，认为‘田中奏折’以及其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资料并非完全是虚构的，虽然有一些细节不是事实，需要将这些资料收集起来进行研究。”参见格至：《“田中奏折”与〈帝国国防方针〉的相关性再考——田中手稿〈帝国国防方针案〉朱批释读》，《日本学刊》2017年第6期。58 值得与《近代的超克》对比的是，竹内好在1964年所写的《日本人的亚洲观》一文中，也曾称“日俄战争促进了亚洲的自觉。大东亚战争虽然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但同时也遭到了憎恨。比起对外人，对关系相近的人的憎恨往往更深。尽管如此，血肉相连的缘分也不会断”。以此来讨论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参见竹内好：《日本人的亚洲观》，王钦译，《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4期。59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近代的超克》，第328—330页。60 同上，第319页。61 蒋永国：《知识系谱与历史贡献——新评竹内好的〈鲁迅〉兼及其他》，《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1期。62 王超：《战后初期竹内好的民族主义论》，《日本研究》2017年第3期。63 谭仁岸：《极端民族主义之后的民族主义——以战后初期的丸山真男、竹内好与石母田正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64 妥佳宁：《殖民与专制：中国现代文学的双重言说语境》，《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3期。65 竹内好：《鲁迅底矛盾》。66 李心峯：《日本学者竹内好论鲁迅的作品》，《安徽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67 梁波：《“竹内鲁迅”两次中文译介的比较》，《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68 “由于帝国形态的遗存性没有进入安德森的视野，所以，当我们依照安德森的理论仅仅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考察现代中国，或者说把中国完全理解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形态，可能会忽略帝国背景对现代中国的意义，也忽略中国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某种帝国性的残留。”见吴晓东：《“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与中国理论创新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