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富、李娟：传世文献的改字及其考证
传世文献的改字及其考证
李运富、李娟
原载于《文献语言学》第2辑，中华书局2016年版
一
一种文献的初始文本生成后，在传世过程中除非不再产生新的版本，否则就难免出现错讹和改字。无意识的错讹往往会造成原文的解读困难，历来训诂学校勘学所重视；有意识的改字一般并不影响原文的解读，跟训诂关系不大，但改字直接反映了写字者的用字心理和时代习惯，是研究汉字职能变化和字词关系变化的极好材料，所以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以了关注。
义不变而字变，改字者总是有某种目的的。或为了适应当代的用字习惯，或为了书写的方便快捷，或为了猎奇而使用新出字，或为了减少理解的困难而将通假字换成本字等。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跋》中说很多文献整理者“由于缺乏语言变化的知识而把文字任意改成时髦的了。看来把文字改成时髦的，这一点，从古到今所有的校订者无一例外地一直在做。”李荣在《文字问题》中指出：“传世古籍屡经抄刊，屡经‘当代化’，某字某种演变始于何时往往无法查考，始见于何书也难于查考。我们只能一面采用前人的说法，一面根据文献来验证补充。”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古籍在流传过程中，文字不断地被‘当代’化。传世古籍一经六朝以迄唐五代人的染指，无不打上俗字的烙印，至宋以后刊版流行，则又往往以正字改易俗字。”
这些学者注意到改字现象的“当代化”问题，但在考证“当代化”改字时，通常运用的是传统“校勘四法”，很少提出或运用别的方法。我们认，“当代化”改字现象有时并非仅靠“校勘法”就能判定的，因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版本异文”和“引用异文”大都属于“后时材料”，未必就是真正的异文，或许异文本身也是由于改字而形成的。所以确定文献中的某个字是否有意“改字”，或者“异文”中究竟哪个是改字，有时不能靠“异文”本身来校勘，还需要用别的更严密的考证方法。
文献用字是否被后世改动，主要看“嫌疑字”的形义是否符合文献的时代。所以我们认考证文献改字除了校勘的基本方法外，还有两种方法可以运用：一是通过考证相关字符的产生和使用时代以确定“改字”，二是通过考证相关义项的产生和使用时代以确定“改字”。
考证的有效材料大致有四种：一是其他文献的“同时材料”（如有本文献的同时材料就无需考证）；二是“同时代书写材料”，即文献内容是前代的，而记录文献的文字是跟被考文献同时代书写的；三是古代注家说明了用字情况（如字际关系和字形结构等）的“注释材料”，原文献的用字情况一经注释家特别出注说明，就相当于加了一层保鲜膜，通常能体现用字的原貌；四是跟被考文献同时代的“后时材料”，这种材料不能主证，但可以通过“使用频率”的统计和比较来佐证某个时代的用字习惯，还可以跟其他相对可靠的材料互证。
通常所谓出土文献、碑刻文献、手写本、宋刻本、明刻本等跟上述材料是指称角度的不同，实际所指可能相同。其中既有“同时材料”，也有不少文字跟文献内容并不同时的“后时材料”，相对于原文献而言，出土材料本身也存在改字的可能。但出土文献、碑刻文献等一般书写时代明确，即使不是“同时材料”，也可以作“同时代的书写材料”用来证明“同时代”的被考文献的用字，因同时代的书写材料可能具有用字习惯的一致性。
[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页。
李荣：《文字问题》，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6页。
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9页。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把文献资料分为“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两种，本文参照这种分法并变通某些说法以指称有关材料。“所谓‘同时资料’，指的是某种资料的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当然不必限于作者自写的文本，“粗略地说，比如宋人著作的宋刊本，姑且看作同时资料也可以。”“所谓‘后时资料’，基本上是指外形比内容产生得晚的那些资料，即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但根据对同时资料不严格的规定，后时资料的内容和外形间有无朝代的差异就很重要。比如唐人集子宋刊本就是后时资料。中国的资料几乎大部分是后时资料。”（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375页）
二
通过考证相关字符的产生和使用时代以确定“改字”，其实是有学者提到过的方法。裘锡圭在讨论《史记》《汉书》中的古今字异文时说：“一般都认为司马迁作《史记》多用今字，班固作《汉书》多用古字。《汉书》的确有用古字的地方。但是，有些人举出来的《史记》用今字《汉书》用古字的例子，如《史记》用‘烹’《汉书》用‘亨’，《史记》用‘早’《汉书》用‘蚤’等（《汉书》颜师古注屡言‘蚤古早字’），却是有问题的。从我们现有的关于古代用字情况的知识来看，在司马迁和班固的时代，从‘火’的‘烹’根本还没有出现；把早晚的{早}写作‘蚤’在班固的时代是很常见的，在司马迁的时代更是普遍现象。《史记》原本一定也跟《汉书》一样，是以‘亨’表{烹}，以‘蚤’表{早}的，后来才被传抄、刊刻的人改成了‘烹’和‘早’。就这两个例子来说，《史记》、《汉书》都用了当时的通行字，根本不存在一古一今的问题，只不过《史记》所用的字被后人改成了他们所用的今字而已。《汉书》里被后人改成今字的字，要比《史记》少得多。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史记》多今字《汉书》多古字的印象，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裘先生这段话虽然针对的是“古今字”问题，但其中暗含了一种重要的考证改字的方法，就是在缺乏本文献的“同时材料”的情况下，要调查具体字符的出现时代以及相关时代的用字习惯。如果我们看到某个版本上的“甲”字在该文献产生时代及以前时代都没有出现过，而且“同时代书写材料”显示该文献时代记录该词项习惯用的是“乙”字，传世文献的字频统计也能提供佐证，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甲”后世的改字。例如：
【景—影】
传世文献中，很早就有用“影”记录{阴影}的例子。如《尚书》（四部丛刊景宋本）：“恵廸吉，从逆凶，惟影响。”孔安国传：“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景祐本，下同）“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又《平津侯主父列传》：“未有树直表而得曲影者也。”他如汉代的《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盐铁论》、《淮南鸿烈解》、《说苑》等都有用“影”记录{阴影}的用例。甚至连汉人注释材料中也有很多{阴影}义的“影”字，如上引孔安国传。再如《史记•天官书》：“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唐张守节正义：“郑玄云：‘方犹向也。谓昼漏半而置土圭表阴阳，审其南北也。影短于土圭谓之日南，是地于日近南也；长于土圭谓之日北，是地于日近北也。凡日影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周礼》云：‘日南则影短多暑，日北则影长多寒。’孟康云：‘金谓太白也。影，日中之影也。’”《孟子》（四部丛刊景宋大字本）：“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赵岐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难。恶岀于已，害及其身，如影响自然也。”《淮南鸿烈解·说林训》（北宋本，下同）：“使景曲者，形也。”许慎注：“形曲，则影曲也。”
但我们看到的这些传世文献的版本大都是宋代以后的，属于“后时文献”。后时文献不能证明“同时文献”的用字。这些文献的“同时”版本已佚，我们只能根据“同时代”的文本用字来考证。从同时代的材料看，汉代以前尚无“影”字，{阴影}义是用“景”字记录的。
《说文•日部》：“景，光也。从日，京声。”段注：“光所在处，物皆有阴。”“后人名阳曰光，名光中之阴曰影，别制一字，异义异音。”可见“景”的本义是{日光}，如《陌上桑》：“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日光照耀在物体上地面会留下阴影，所以“景”引申可记录{阴影}，在汉代出土文献和碑刻文献中记录{阴影}义时全用“景”字。如《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如景之隋刑，如向之隋声，如衡之不臧重与轻。76”《居延新简》：“孤山里景□。E.P.T59：167”东汉《祀三公山碑》：“神熹其位，甘雨屡降，报如景响。”《潘干墓碑》：“于是远人聆声景附，乐受一廛。”《唐公房碑》：“休谒徃来，转景即至，阖郡惊焉。”《樊敏碑》：“所历见慕，遗歌景形。”《隶释·金乡长侯成碑》：“于是儒林众㑺，惟想邢景，乃树立铭石，㠯扬㳤羙。”《隶释·费凤碑》：“不悟奄忽终，藏形而匿景。”《隶释·老子铭》：“背弃流俗，舍景匿形。”汉代以前的传世文献也有不用“影”记录{阴影}义的，如《汉书》（景祐本，下同）无“影”字，共30个{阴影}义都用“景”字记录，分别见于《艺文志》、《天文志》、《郊祀志》、《五行志》、《律历志》、《楚元王传》、《张冯汲郑传》、《蒯伍江息夫传》、《司马相如传》、《董仲舒传》、《扬雄传》、《贾邹枚路传》、《眭两夏侯京翼李传》、《杨胡朱梅云传》、《王莽传》和《叙传》。
“影”字不见于《说文》，那么用“影”记录{阴影}是什么时候才有的事呢？大概由于“景”还可记录{光明}、{景色}、{大}等义项，为了分担“景”的记录职能，使文字的表义更加明确，人们在“景”的基础上增加“彡”生成新字“影”来专门记录{阴影}。王观国引徐铉《新修字义》曰：“景非设饰之物，不合从彡。”“以此知是俗书影字，于偏旁之义，皆不可攷。”因而断言：“古之日影字不从彡，只用景字。”这个所谓俗字“影”，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认是到晋代才出现的。《颜氏家训•书证》（四部丛刊景明本）：“《尚书》曰：‘惟影响。’《周礼》云：‘土圭测影，影朝影夕。’《孟子》曰：‘图影失形。’《庄子》云：‘罔两问影。’如此等字皆当为光景之景。凡阴景者，因光而生，故即谓为景。《淮南子》呼为景柱，《广雅》云：‘晷柱挂景。’并是也。至晋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于景反。”晋代以后的字书也都收录了“影”字，如唐初日本空海和尚据原本《玉篇》删改而成的《篆隶万象名义》：“影，于景反，随形也。”《广韵·梗韵》（泽存堂本，下同）：“影，形影。”《集韵•梗韵》（潭州宋刻本，下同）：“景，物之阴影也。葛洪始作影。”《类篇》（汲古阁本，下同）：“影，于境切。物之阴影也。葛洪始作影。”日本学者佐野光一通过对汉代的出土文献进行研究，也认为“盖自汉以后，虚始为墟，犹形景为影，本乎稚川也。”段玉裁曾对颜说提出怀疑：“惠定宇说汉《张平子碑》即有影字，不始于葛洪。”但陈直予以驳正：“或说汉《张平子碑》即有影字，不始于葛洪。张碑原石久佚，殊不可据。东晋末《爨宝子碑》云：‘影命不长。’此影字之始见。又东魏《武定六年邑主造石像铭》云：‘台钧相望，珪璋叠影。’景之作影，在六朝时始盛行耳。”看来颜之推的说法是可信的。那么上引各种汉魏以前的文献，其传世各种版本中如果用了“影”来记录{阴影}，就应该是后世改字的结果。所以王楙说：“古之阴影字用景字，……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为阴影字。古之战阵字用陈字……至王羲之小学章，独阜旁作车为战阵字。而今魏汉间书，或书影字阵字，后人改之耳，非当时之本文也。”王观国也指出：“明皇不好隶古，天宝三载，诏集贤学士衞包改古文尚书从今文，故有今文尚书，今世所传尚书，乃今文尚书也。今文尚书多用俗字，如改说为悦，改景为影之类，皆用后世俗书。”这说明实际情况应该以晋为分界线，晋以前“景”是记录{阴影}义的习用字，晋及晋以后“影”逐渐取代“景”成为记录{阴影}义的习用字，凡不符合这种用字时代性的后时文本都可能是改字造成的。
【倦—勌】
在传世文献中，记录{疲倦}义的“勌”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庄子·应帝王》（四部丛刊景明世德堂刊本）：“有人于此，向疾疆梁，物彻䟽明，学道不勌。”汉代文献中出现更多，如《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今足下举勌敝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情见力屈，欲战不拔，旷日持久，粮食单竭。若燕不破，齐必距境而以自彊。”《盐铁论·禁耕》（明弘治涂氏江阴栞本）：“今陛下继大功之勤，养劳勌之民，此用麋鬻之时。”《孔丛子·诘墨》（明翻宋本）：“臣闻孔子圣人，然犹居䖏勌，惰廉隅不脩。”《论衡·道虚篇》（上海涵芬楼藏明通津草堂刊本，下同）：“周章远方，终无所得，力勌望极，默复归家。”但实际上这都是后时文献改字的结果，魏晋以前尚无“勌”字，凡{疲倦}义大都用“倦”字记录。
《说文·力部》：“劵，劳也。从力，卷省声。”臣铉等曰：“今俗作倦，义同。”段注：“今皆作倦，盖由与契券从刀相似而避之也。”《说文·人部》：“倦，罢也。从人，卷声。”可见“劵”与“倦”异构字，都是记录{疲倦}的本字。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倦”字，历代沿用。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从政》：“敦行不倦，持善不厌，虽世不识，必或知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仲弓》：“刑政不缓，德教不倦。”《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四肢倦懈，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马王堆汉墓帛书·十问》：“明大道者，亓行陵云，上自麋摇，水溜能远，
□□不死。”东汉《袁博残碑》：“常以易诗尚书授，训诲不倦。”《子游残碑》：“否则独善（阙数字）□著书不倦。”此外，《隶释·济阴太守孟郁脩尧庙碑》、《隶释·安平相孙根碑》、《隶释·从事武粱碑》、《隶释·玄儒娄先生碑》、《隶释·凉州刺史魏元丕碑》、《隶释·太尉刘宽碑》等也有“倦”记录{疲倦}的用例。《史记》无“勌”字，而用“倦”记录{疲倦}达20次，分别见于《高祖本纪》、《平准书》、《乐书》、《孔子世家》、《外戚世家》、《孟子荀卿列传》、《游侠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东越列传》、《仲尼弟子列传》、《楚世家》、《淮隂侯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这说明到汉代“倦”仍然是{疲倦}义的习用字。
“勌”不见于《说文》，也不见于汉代的出土文献及碑刻文献。该字可能是为了区别“劵”与“券”而将“劵”的声符“卷”写完整，于是产生从力卷声的又一个异构字“勌”。最早的可靠用例见于北魏时期的碑刻文献，如《元子直墓志》：“丝纶告勌，执戟云疲，唯梁请牧，连率是縻。”《高猛妻元瑛墓志》：“加以批啚问史，好学罔勌。”在其他文献中尚不多见。慧琳《一切经音义》（狮谷莲社刻本）“不倦”条：“不倦，下拳卷反。《声类》云：‘倦，犹疲也。’《说文》云：‘劳也。罢也。从人，卷声。’录作勌，误也。”这一记载说明慧琳编撰《一切经音义》时“倦”依然是记录{疲倦}的习用字，而把“勌”看做误字。在唐代碑刻文献中“倦”的可靠用例有72个，“勌”却只有1个，即《韩君妻赵摩墓志》：“举案以对良人，忧勤之志无勌。”可见“勌”到了唐代还不怎么常见。
但到宋代，“勌”字就用得多了，字书也开始收录这个字。宋本《玉篇·力部》（影泽存堂本）：“勌，居员切。劳也。”《广韵·线韵》：“倦，疲也。或作勌。”《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文渊阁四库本，下同）去声三十三线：“勌，渠卷切。罢也，厌也，懈也，劳也。勌、劵，俗作倦。”《礼部韵略》是科举考试用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用字面貌，它把“倦”看做“俗字”，那么“勌”反而成了宋代的规范字。宋代的“同时材料”也可证明当时确实习用“勌”来记录{疲倦}义。如《太平御览》（影宋本）：“猎者时徃寄宿，文夜为檐水，而无勌色。”《参寥子诗集》（上海涵芬楼景印宋刊本）：“度谷勌闻车轧轧，穿林愁听马萧萧。”《温国文正公文集·奉和早朝书事》（宋绍熙刊本）：“疋马精神勌，前驺意思豪。”《沈氏三先生文集》（明覆宋本）：“年来病勌厌寻山，且寄清冷白水间。”
由上述可知，魏晋以前的文献不应该有“勌”字，传世魏晋前的文献如果有“勌”字，应该是把原文本的“倦”当代化“勌”的结果。如《汉书》用“倦”记录{疲倦}义19 例（分别见于《武帝纪》、《食货志》、《礼乐志》、《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王贡两龚鲍传》、《扬雄传》、《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司马相如传》、《赵充国辛庆忌传》、《贾邹枚路传》、《谷永杜邺传》、《隽疏于薛平彭传》和《王莽传》），而用“勌”记录{疲倦}义只有2例，这2例就应该是后时改字造成的。《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勌，食粮乏绝。”颜师古注：“罢读曰疲。勌亦倦字。”这条注释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唐以前已经有人把习用的“倦”字改成了“勌”；二是到唐代“勌”字还不大为人熟知，所以才需要用社会上通行的“倦”给它作注。直到宋代，“勌”字取代“倦”成社会规范字，所以宋刻本会把许多汉以前文献中的“倦”当代化改“勌”。但习用“勌”的时间可能并不太长，元明以后“倦”杀了个回马枪，重又占据了习用地位。
【温—㬈】
《史记•封禅书》：“至中山，曣㬈，有黄云盖焉。”
“㬈”在这里记录的是{暖}。
“㬈”不见于《说文》，汉代出土文献及汉魏六朝碑刻文献皆不见“㬈”字。在《史记》时代前后记录{温暖}义一般使用“温”字。根据“同时代材料”考证，“㬈”大概出现于五代，那么五代前的《史记》不可能使用“㬈”字。
《说文·水部》：“温，水。出犍涪，南入黔水。”可见，“温”的本义是水名。但至晚在秦代，“温”就可以记录{暖}，《关沮秦汉墓简牍》：“而炙之炭火，令温勿令焦，即以傅黑子，寒辄更之。318”在汉代出土文献中，“温”记录{暖}的频率很高。《张家山汉简》“温”5见，其中记录{暖}义4见，如《张家山汉简·引书》：“冬日，数浴沐，手欲寒，足欲温，面欲寒，身欲温。7”《武威汉简》“温”6见，皆用于记录{暖}义，如《武威汉代医简》：“温饮一小桮，日三饮。80乙”《马王堆汉墓帛书》“温”35见，其中记录{暖}26见，如《五十二病方·诸伤》：“稍石直温汤中，以洒痈。”《杂疗方》：“取醇酒半桮，温之勿热。”《居延汉简》“温”2见，其中记录{暖}1见，即“以温汤饮一刀刲，日三，夜再，行解，不出汗。”《居延旧简》“温”4见，其中记录{暖}1见，即“以温汤饮一刀刲”。《敦煌汉简》1见，即“于兰莫乐于温，莫悲于寒。1409”《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温”11见，皆用于记录{暖}，如“必温，不温，民多疾，草木、五谷生不齐。469”东汉《鲁峻碑》：“内怀温润，外撮强虐。”《淮南鸿烈解》：“寒不能煖。”许慎注：“煖，温。”《春秋繁露》（上海涵芬楼藏武英殿聚珍版本）：“冬温夏寒。”
宋景祐本《史记》用“温”记录{暖}义有6个用例，分别见于《孝武本纪》、《乐书》、《天官书》、《田敬仲完世家》和《扁鹊仓公传》。而用“㬈”仅上举1例，且该用例在《孝武本纪》中“曣㬈”写作“晏温”，集解引如淳曰：“三辅谓日出清济为晏，晏而温也。”此外，《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曣，《史记·封禅书》‘至中山曣温’，亦作㬫。”宋景祐本《汉书》无“㬈”字，而用“温”记录{暖}义有29个用例，分别见于《天文志》、《郊祀志》、《五行志》、《艺文志》、《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循吏传》和《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可见，在《史记》和《汉书》中，“温”都是记录{暖}的习用字。那么《史记》中这个仅见的“㬈”就应该是后世的偶尔改字。
可靠的“㬈”字见于五代时《可洪音义》的收录：“㬈𣊵，上乌昆反，下奴短反。”我们将“㬈”放在基本古籍库中检索，发现从宋代开始用例逐渐增多，故推测“㬈”可能是唐五代时期产生的新字。宋代的字书已普遍收录此字，如《集韵》：“㬈，日出而温。”《类篇》：“㬈，日出而温。”《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㬈，日暖。《史记·封禅书》‘至中山，曣㬈’，《汉书·扬雄传》作‘晏温’。”《班马字类附补遗》（宋写本）：“㬈，《史记·封禅书》‘曣㬈，有黄云盖焉’《武帝纪》作‘晏温’。”宋代的同时文献中，也有“㬈”的用例，如《温国文正公文集·次韵和邻几秋雨十六韵》（宋绍熙刊本）：“曣㬈方有望，蔚荟已随生。”此外，《西山文集》（明正德刊本）也有“㬈”的用例，即“鸣銮夙驾，喜景气之曣㬈；奠璧宵升，仰月星之明概。”
可见宋代通行用“㬈”记录{温暖}义，《史记》中的这个“㬈”大概也是在宋代被改用的。但宋代把古代文献的“温”改“㬈”并不普遍，《史记》的这个“温”之所以被改我“㬈”，大概也受到前字“曣”的形旁“日”的类化影响。对于宋人改前代文献用字，卢文弨曾云：“今之所贵于宋本者，谓经屡写则必不逮前时也。然书之失真，亦每由于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见而改旧文。”
【砂—沙】
《史记•衞将军骠骑列传》：“会日且入，大风起，砂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
这个例子中的“砂”字，《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作“沙”。“砂”和“沙”在这里都是记录{细碎的石粒}义。
“沙”，甲骨文写作
“砂”不见于《说文》。汉代的传世文献除《史记》外，“砂”还见于《说苑·谈丛》：“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泥与之皆黑。”《吴越春秋》（乌程刘氏嘉业堂藏明刊本）：“飞石扬砂，疾于弓弩。”“飞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前汉纪》（无锡孙氏小绿天藏明嘉靖本，下同）：“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砂。”但是在汉代的出土文献和碑刻文献中皆不见“砂”字。“砂”字最早见于北朝东魏《南宗和尚塔铭》：“师世家砂候社水峪村人氏，禀性温良，仁慈好善，为僧戒行。”但是它记录的不是{细碎的石粒}，而是地名。《正名要録》（影敦煌文献，下同）“右字形虽别，音义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沙砂。”宋本《玉篇·石部》：“砂，色加切。俗沙字。”《类篇》：“砂，师加切。水散石也。”《集韵》：“沙
《史记》用“沙”记录{细碎的石粒}3见，分别见于《留侯世家》、《屈原贾生列传》和《淮隂侯列传》。用“砂”记录该义项仅1见，即上文所举用例。《汉书》无“砂”，用“沙”记录{细碎的石粒}12见，《韩彭英卢吴传》、《司马相如传》、《扬雄传》、《李广苏建传》、《衞青霍去病传》、《赵充国辛庆忌传》、《酷吏传》、《傅常郑甘陈段传》和《西域传》皆1见，《匈奴传》3见。
综上所述，《史记》中的“砂”可能是发生在唐代前后的改字。将“沙”改成“砂”大致有两个原因：一、受下文“砾”的“石”旁类化影响；二、从字形上“砂”的形旁“石”能更好地提示本义{细碎的石粒}的意义类别。
【炉—鑪】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隂阳为炭兮，万物为铜。”
这个例子中的“炉”，《汉书•贾谊传》作“鑪”。“炉”和“鑪”在这里都是记录{火炉}义。
“炉”不见于《说文》，汉代出土文献及碑刻文献皆不见。《汉书》无“炉”字，《史记》“炉”2见，除上文所举用例外，还有1例见于《刺客列传》：“夫以鸿毛燎于炉炭之上，必无事矣。”“炉”除了在《史记》中出现外，还见于《前汉纪》：“炉分为十，一炉中消铁，散如流星飞去。”《申鉴》（江南图书馆臧明文始堂刊本）：“故大冶之炉可使无刚。”但是，这些文献是明代的版本，其中的用字很可能被后人改动过。那么“炉”出现在什么时代呢？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用例见于北齐《高建墓志》：“至如日华飞观，庭燃百枝，风清曲沼，水文千叶，牀施象席，阶陈凤炉。”宋本《玉篇·火部》：“炉，火炉也。”《正名要録》：“右字形虽别音义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炉鑪。”《干禄字书》（唐石刻本）：“
{火炉}一开始由“卢”记录，“卢”甲骨文写作
《说文·金部》：“鑪，方鑪也。”臣铉等曰：“今俗别作炉，非是。”段注：“方对下圜言之。凡然炭之器曰鑪。”徐灏注笺：“鑪，古祗作卢，相承增金旁。”贾谊《新书》（江南图书馆蔵明正德长沙栞本，下同）：“且夫天地为鑪，造化为工。”《淮南鸿烈解》：“譬若锺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泽不变。”《论衡》：“火之在鑪，水之在沟，气之在躯，其实一也。”可见，“鑪”的本义是{火炉}。《释名·释地》：“地不生物曰卤。卤，炉也，如炉火处也。”毕沅疏证：“炉，《水经注》引作卢，今加火㫄，俗。”《史记》“鑪”1见，但记录的不是{火炉}。《汉书》“鑪”4见，分别见于《五行志》2、《贾谊传》1和《扬雄传》1。
综上所述，《史记》中的“炉”可能是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改字。孙奕（2014,388）《履斋示儿编》引《雌黄》云：“晋宋以来，多能书者，至梁大变。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草’，‘能’傍作‘长’之类是也。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遂使转移。北朝丧乱之余，书迹猥陋，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史记》所用原字有两种可能：一是写作“卢”，汉代出土文献中多用“卢”记录{火炉}；二是写作“鑪”，《汉书》保留了《史记》的原本用字。改字发生的原因可能是“炉”字产生后，与“鑪”相比它不仅书写简便而且从字形上也能看出本义{火炉}的构造意图，符合造字规律，容易被大衆接受。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2页。
（宋）王观国：《学林》，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3页。
[日]佐野光一：《木简字典》，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昭和六十年版，第633页。
[宋]王楙：《野客丛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4页。
[宋]王观国：《学林》，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页。
《重雕经典释文缘起》，《抱经堂文集》卷二。
三
上述例证说明，传世文献中的用字如果见于“同时代书写材料”，则基本可以证明该字的使用是符合“时代性”的，但要确证其属于原用字，还得附加一个条件，就是该字表达的义项也应该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按其实有义项在本文献的具体语境中能够讲得通，上述例证除了字符出现的有无，义项上也是符合时代性要求的。如果当时有其字而非其义，则该字也有可能是后时的改字。所以在改字与被改字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通过义项的时代性来考证改字现象。例如：
【谍—喋】
（1）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斆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2）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汉书•张冯汲郑传》）
“喋”和“谍”在这里记录{多言}义，它们是否都符合原文献的用字呢？可验以汉代的“同时材料”和“同时代的书写材料”。
“喋”不见于《说文》，但汉代有其字，且可以记录{多言}义。东汉《张迁碑》：“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这段话叙述的内容与《史记》《汉书》相同，其中的用字应与汉代的真实用字最接近。此外，《汉纪》（四部丛刊景明嘉靖刻本）对此事亦有记载，用的也是“喋”，即“上问上林尉禽兽，簿尉不能对，虎圈啬夫代尉对，响应无穷。上曰：‘为吏不当如此邪。’诏释之拜啬夫，欲为上林令。释之进曰：‘陛下以周勃、张相如何如人？’上曰：‘长者也。’释之曰：‘此两人称为长者，言事曾未出口，岂若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在《史记》中，用“喋”记录{多言}有2个用例，见于《匈奴列传》。《汉书》用“喋”记录{多言}，除上文所举用例外，还有2个用例见于《匈奴传》。
“谍”在汉代亦有之，但与{多言}义无涉。《说文·言部》：“谍，军中反闲也。从言，枼声。”《周礼·秋官·掌戮》（四部丛刊明翻宋岳氏本，下同）：“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郑玄注：“谍，谓奸宼反闲者。”可见，“谍”的本义是{间谍}。此外，“谍”在汉代还记录{公文}义和{谱系}义，如《隶释·济阴太守孟郁脩尧庙碑》：“复刊碑勒谍，昭示来世”。
《史记》中“谍”有10个用例，分别见于《三代世表》3、《十二诸侯年表》4、《廉颇蔺相如列传》1、《张释之冯唐列传》2，其中有7个记录的是{谱系}义，1个记录的是{间谍}义，还有2个记录的是{多言}义。《汉书》中“谍”有3个用例，分别见于《礼乐志》、《艺文志》和《扬雄传》，记录的都是{谱系}义。可见，在《史记》和《汉书》中“谍”是记录假借义{谱系}的习用字。同时，我们对汉代其他传世文献中的“谍”进行测查，发现它的用例有8个，其中，3个用于记录{间谍}义，如《淮南鸿烈解》：“善用间谍，审错规虑，……出于不意，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权。”3个用于记录{谱系}，如《扬子云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末之扬侯。”2个用于记录{多言}，即汉徐干《中论·覈辩》（上海𣹢芬楼借江安传氏双鉴楼蔵明嘉靖乙丑青州刊本景印）：“然而好说而不倦，谍谍如也。”在魏晋时期的其他文献中，我们没有发现“谍”记录{多言}的情况。所以《汉书》中的“喋”符合汉代的用字情况，而《史记》中的“谍”则有可能是后人的改字。
《史记》：“岂斆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集解引晋灼曰：“音牒。”索隐：“《汉书》作‘喋喋’。喋喋，多言也。”《汉书》：“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晋灼曰：“喋，音牒。”这说明南朝刘宋时的裴骃在给《史记》作集解时，见到的依然是“喋”而非现在所见的“谍”，否则他不会引用晋灼《汉书音义》中的注释，因为晋灼在给《汉书》作音义时出的注释就是“喋，音牒”而非“谍”字。并且裴骃和颜师古在对相同的字词作注涉及到引用前人的注语时，他们引述的注语内容大多相同。到唐代司马贞写作《史记索隐》时，见到的就是已经改过的“谍”字了。《玉篇·言部》（罗本玉篇）：“谍，徒頬反。……《史记》：‘岂效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野王案：辨利之皃也。”《金楼子》（清知不足斋丛书本）：“虽谍谍利口，致戒啬夫。便便嘲，且闻谑浪。”由此，我们认为后人改“喋”为“谍”可能是发生在南朝宋梁之际。
那么改字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喋”除了记录{多言}外，还经常用于记录{流血皃}。为了分担“喋”的记录职能，同时更好地提示{多言}的意义类别和范畴，人们以“言”为形符，造出“谍”字，而恰好与间谍的谍同形。另一种可能是形符“口”与“言”义相通，如《说文》“吟”的或体作“訡”，“咏”的或体作“詠”等，所以在使用中人们误以“谍”是“喋”的异构字，也能表达多言义。
【侮—娒】
（1）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史记•留侯世家》）
（2）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娒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汉书•张陈王周传》）
“侮”和“娒”在这里记录的是{轻慢}义。
“侮”甲骨文写作
《说文·女部》：“娒，女师也。从女，每声。读若母。”《礼记·内则》（四部丛刊景宋本）：“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仪礼·士昬礼》（四部丛刊景明徐氏翻宋刻本）：“壻御妇车授绥，姆辞不受。”可见，“娒”的本义是{女师}。北魏《王遗女墓志》：“至高太后以女历奉三日，终始靡愆，蒋训紫闺，光讽唯阐，故超升傅姆焉。”北齐《高显国妃敬氏墓志》：“方谓永延嫔德，长祚姆师，嵫山尚远，石火已谢。”《五经文字》（后知不足斋本）：“娒姆，二同，并莫又反，女师也。又音母。今《礼记》并用下字。”宋本《玉篇》：“娒，同姆。”“姆，音茂，女师也。”可见，从汉至唐“娒”都只记录{女师}这一个义项。唯独在《汉书》和《新书》中出现“娒”记录{轻慢}的用例，所以，我们认为这里的“娒”可能是后世的改字。
《史记》无“娒”字，用“侮”记录{轻慢}9见，分别见于《高祖本纪》3、《礼书》1、《留侯世家》1、《陈丞相世家》1、《孔子世家》1、《老子韩非列传》1和《魏豹彭越列传》1。《汉书》用“侮”记录{轻慢}9见，分别见于《高帝纪》3、《五行志》1、《霍光金日磾传》2、《魏豹田儋韩王信传》1、《佞幸传》1和《王莽传》1；用“娒”记录{轻慢}2见，即《贾谊传》：“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师古曰：“娒，古侮字。”和《张陈王周传》：“皆以上嫚娒士”师古曰：“嫚，与慢同。娒，古侮字。”《班马字类附补遗》（宋写本）：“娒，《汉书·张良传》‘上慢娒士’，古侮字。”这说明景祐本《汉书》“上嫚娒士”中的“娒”在唐以前的本子中就已经出现。
汉代其他传世文献中，用“侮”记录{轻慢}83见，分别见于《蔡中郎集》4、《大戴礼记》3、《春秋繁露》2、《论衡》2、《潜夫论》4、《中论》2、《前汉纪》5、《风俗通义》2、《吴越春秋》1、《扬子法言》5、《太玄经》4、《古列女传》4、《说苑》11、《新序》9、《淮南鸿烈解》4、《孔丛子》8、《新书》3、《盐铁论》1、《韩诗外传》3、《尚书大传》6。用“娒”记录{轻慢}1见，即《新书》：“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上嫚娒士”中的“娒”可能是唐以前的改字。改字发生的原因或是受前字“嫚”的形旁“女”影响而改“侮”的“人”旁为“女”旁。诸如此类受前后字影响而改换形旁的还有“‘稷’改为‘禝’。东魏《封延之墓志》：‘真所谓社禝之卫，匪躬之臣者矣。’‘禝’，本当作‘稷’，由于受‘社’的影响，形旁类化，改‘禾’部为‘礻’部”等。上文论述的“曣㬈”“砂砾”也属这种情况，看来受上下文类化改字可以总结一条规律。当然改“侮”“娒”也可能是因“人”旁和“女”旁类义相通而改，如“嫉”的异体字写作“㑵”。改字发生后颜师古为之作注，“娒”记录{轻慢}逐渐得到认可，于是记录{女师}的“娒”和记录{轻慢}的“娒”构成同形字关系。但是这个改字并不彻底，在唐代前期其他抄本中依然有写作“侮”的情况，如日本大谷文书中的一件残片保留了《汉书·张陈王周传》的部分内容，该残片用的就是“侮”。唐代的正字书《五经文字》只收录了“娒”的一个义项{女师}，这说明“娒”记录{轻慢}在唐代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到宋代，不仅韵书字书收录了“娒”的{轻慢}义，如《集韵》：“侮㚢㑄
喋，景佑本《汉书》写作，因二者是异写的关系，没有构意上的差别，所以我们将其写成通行的“喋”。
参见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46-347页。
参见荣新江：《<史记>与<汉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四
传世文献中的改字情况有时相当复杂，可能一改再改，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所以不能简单地用有意、无意来区分，也不能用单一的方法来证明。这时就需要综合考证，弄清每一个环节的来龙去脉。例如：
【匮—鐀】
（1）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太史公自序》
（2）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鐀之书。（《汉书•司马迁传》）
（3）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史记•太史公自序》）
（4）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图籍散乱。（《汉书•司马迁传》）
“匮”和“鐀”在这里记录的是{匣子}义。
《说文·匚部》：“匮，匣也。从匚，贵声。”“匮”字见于战国中期的《包山楚简》：“呆瘽在漾陵之厽（参）鉨（玺），
“鐀”不见于《说文》，汉代出土文献及碑刻文献皆不见此字，汉代传世文献除《汉书》外也找不到其他用例。《史记》无“鐀”，用“匮”记录{匣子}4见，分别见于《鲁周公世家》1、《樊郦滕灌列传》1和《太史公自序》2。《汉书》用“匮”记录{匣子} 15见，分别见于《高帝纪》1、《艺文志》1、《爰盎鼂错传》1、《樊郦滕灌傅靳周传》1、《外戚传》1、《元后传》1和《王莽传》9；用“鐀”记录{匣子}2见，皆见于《司马迁传》。此外，“鐀”除了在《汉书》中有2个用例外，直到宋代才能找到其他的用例。因此，我们怀疑“鐀”可能是后人的改字。
《汉书》原本所用的字大概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用“馈”字，因在“紬史记石室金鐀之书”句下颜师古注释说：“馈与匮同。”颜师古《汉书注·叙例》：“《汉书》旧文多有古字，解说之后屡经迁易，后人习读，以意刊改，传写既多，弥更浅俗，今则曲覈古本，归其真正。”这说明唐以前古本《汉书》用的是“馈”。“馈”字出现很早，也见于战国中期的《包山楚简》，写作
那传世版本中的“鐀”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认为“鐀”是“馈”的讹误字，讹误大致发生在唐代。理由有三：第一，楷书“食”和“金”字形相近，并且受前字“金”的影响也容易将从食的“馈”写成从金的“鐀”，这些因素使讹误发生具备了可能条件。第二，在唐代的碑刻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将“馈”错写成“鐀”的事实，例如《王令墓志》：“仙娥而亮彩虔恭靡忒嫔风绚乎中鐀。”唐传世文献中，也发现了1个用例，《盈川集·为梓州官属祭陆郪县文》（明童氏刊本）：“哀哀弱嗣，朝暮一溢；皎皎孀妻，鐀乎下室。”这些“鐀”都应该作“馈”，典出《易‧家人》：“无攸遂，在中馈。”孔颖达疏：“妇人之道，……其所职，主在于家中馈食供祭而已。”第三，颜师古在给《汉书》作注时所依据的唐以前的古本用的是“馈”，而到宋人李曾伯写《班马字类附补遗》时所见的版本已写作“鐀”，《班马字类附补遗》（宋写本）：“鐀，《汉书·太史公传》：‘紬金鐀石室之书’，与匮同。补遗：旧本作‘馈’，盖转写误。”那为什麽不按照李曾伯的说法，把“馈”看做讹误字，而认《汉书》原用字就是“鐀”呢？如果这样，则颜师古的注文也应该是“鐀与匮同”而被后人“转写误”“馈与匮同”了（事实上也确有将颜注再误“鐀”的，如《汉语大词典》“鐀”字头下所引颜注）。这种推论情理上是说得过去的，但无奈缺乏“同时代书写材料”的支持，因除《汉书·司马迁传》的2例外，汉代以前甚至唐代以前的所有文献资料都无法找到“鐀”字。
就造字理据而言，{匣子}义的“匮”可以有异体字“柜（柜）”，但有意新造“鐀”字的可能性很小，因铁柜子并不多，在已有“匮”“柜”的情况下不会专铁柜子造“鐀”字，所以这个字看做假借字“馈”的误写或因形改正也许更合理。尽管唐人把“馈”写成“鐀”是出于讹误，但从字形上把“鐀”的“金”旁看做柜子的制作材料也勉强可行，所以积非成是，记录{匣子}义的“鐀”字在宋代得到认可而被收进了字书韵书，如《类篇》：“鐀，求位切。匣也。”《集韵·至韵》（潭州宋刻本）：“匮鑎柜，求位切。《说文》‘匣也’。或作鐀柜匮。一曰乏也。”《增修互注礼部韵略》：“鐀，匣也。《司马迁》‘紬石室金鐀之书’，亦作匮。”而且有许多同时材料的用例，如《容斋四笔》（宋刊本）卷第八第十七则：“传其子迁，紬金鐀石室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诚斋集·李仁甫侍讲阁学挽诗》（宋写本）：“芝庭过晁董，金鐀续春秋。”此外还有高频使用“鐀”字的同时代文献可旁证，如沈括《梦溪笔谈》（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二：“大夫七十而有阁。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阁者，板格，以庋膳者，正是今之立鐀。今吴人谓立鐀厨者，原起于此。以其贮食物也，故谓之厨。”洪适《盘洲文集·乐章·蝶恋花》（上海涵芬楼影印旧钞本）：“鹂语金鐀诗人新，得句江山应道来。”龎元英《文昌杂录·序》（文渊阁）：“昔太史公父子紬金鐀石室之书，而《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咸补旧闻之阙，后之学者殆将有考于斯。”杨至质《勿斋先生文集·代回严州卫守》：“书登金鐀，密联东壁之辉，车拥朱幡，高压客星之次。”这些书的版本虽不是宋本，但它们可以作为证明宋代用“鐀”记录{匣子}义的旁证。
总之，由于颜师古的注文出现了“馈”或“鐀”字，《汉书》中的“鐀”就不太可能是“匮”的直接改换，因颜师古之前没有“鐀”字，则被注释的字应该是“馈”，而“鐀”既然不是一个现成的字，当然也不可能看成“匮”的借字，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汉书》本来用的是通假字“馈”，而被唐宋时人错写或改造成“鐀”，并且在宋代得到认可而看成“匮”“柜”的异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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