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富：“形声相益”新解与“文”“字”关系辨正

提要：《说文解字·叙》有“文”“字”之分，后人由于误解“形声相益”的含义，遂把“文”“字”的关系看成“独体”与“合体”的关系。其实“形声相益”并非“形符、声符相加合”之意，因为训诂上讲不通。根据“形声”具有动宾结构用法和“取譬相成”的互证，本文认为“形声相益”应该理解为“形化语言以益象形”，就是在象形造“文”方法基础上增加音义造“字”方法，以突破客观事物局限，达到大量滋生汉字的目的。因此“文”与“字”的区分不在于“独体”“合体”结构的不同，而在于构字取形的途径和方法不同。

关键词：文与字；独体与合体；形声相益；取譬相成；构形发展

《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这段话主要是谈“文”和“字”的关系的，但如何理解“文”“字”关系却见仁见智，通行说法是“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这种说法是否符合许慎原意，关键在“形声相益”如何解释。笔者曾发表《汉字“独体”“合体”论》一文，初步提及许慎的“文”“字”观，而重点在讨论“独体”“合体”问题；本文拟从“形声相益”的训诂入手，进一步还原许慎对“文”“字”关系的认识。

李运富《汉字“独体”“合体”论》，《中国文字学报》（第六辑），商务印书馆，2015。

对“形声相益”的理解，大致有三种说法。第一，等同于“六书”的“形声字”，即用形符加声符的方式构造形声字，那么字面意思应该是“形符与声符互相加合”。第二，包括“六书”的“形声字”和“会意字”，即形符加形符构造会意字，形符加声符构造形声字，那么字面意思就应该是“形符与声符互相加合，形符与形符互相加合”。第三，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我们所说的形声，是把《说文·序》‘形声相益谓之字’解释为（1）形与声之相益，（2）形与形之相益，（3）声与声之相益。”“相益”也是互相加合的意思。

第二种和第三种说法使得一句话表达两句话或三句话的内容，属于“增字增义”的训诂，当然不可取。但这还不是要害，最令人怀疑的有两点，而这两点是上述三种说法共同的问题：

1. 把“形声”理解为“形符”和“声符”两个并列成分，其中的“形符”又实际上被理解为“义符”或者包含义符，指表义功能而言。但问题是，“形”在古代文献中可以作名词表示“形体、形状、形貌”等，也可以作动词表示“形容、表现、成形”等，却从未见有表示“意义”或“形符（义符）”的用法；而且“声”除了名词义“语音、语言”和动词义“标识语音”外，也不能独立表达“声符”义。可见用“义符”“声符”来解释“形声”恐怕缺乏训诂依据。如果说“义符”原来都是象形的，所以叫做“形”，即“形”仍然指“象形”而言，那“声符”实际上原来也都是象形的，为什么不也叫做“形”？还有“六书”中的“形声”一般也理解为“形符+声符”的并列结构，其实在训诂上同样讲不通。除了“形”“声”没有表示“义符”“声符”这样的名词义外，还可以举出两个理由：一是许慎“六书”中的“形声”，班固引作“象声”，郑玄注作“谐声”，而班固、许慎、郑玄的学说皆出于西汉学者刘歆，属于“同门”，故表述虽异，大意应同，依“象声”“谐声”推知，“形声”亦当为动宾结构；二是大家公认“六书”的前四书性质基本相同，命名的表述方式也应该一致，“象形、指事、会意”都是动宾式表述，那么“形声”不应该单独是并列结构。可见后人用来分析字形结构的所谓“形符”“声符”并不等于《说文·叙》中“形声相益”的“形声”，也不符合“六书”中“形声”的原意。

2. 把“相益”理解为“相互加合”也有严重的训诂障碍。因为“益”在古代没有“加合”或“组合”的意义，与之相关的常见义是“增加”。如果按照“增加”义把“相益”理解为“相互增加”，则既不合逻辑也不合语法。从逻辑看，“增”只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关系，不可能是“互相”的并列关系或交叉关系；而且增加的只是原物的数量或另一种与原物并存的东西，“增加”后并不产生“新物品”，所以“相互增加”义不可能用来表述“造字”。从语法看，古代使用“益”的“增加”义时，通常是要带宾语的，如《汉语大词典》“增加”义项下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带有宾语的：

《易‧谦》：“天道亏盈而益谦。”孔颖达疏：“减损盈满而增益谦退。”

《国语‧周语下》：“﹝郄氏﹞有是宠也， 而益之以三怨， 其谁能忍之！”

南朝宋鲍照《拟行路难》诗之九：“还君金钗玳瑁簪，不忍见此益愁思。”

宋曾巩《请西北择将东南益兵札子》：“窃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东南之备，当益戍兵。”

可见“相益”的“益”如果是“增加”义，那“相”就不应该是副词义的“互相”；既然不是“互相”，那“形声”也就形不成并列关系。所以“形声相益”的正确语义还需要探求。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79页。

关于“六书”的“形声”，已经有不少人提出新解，其中就有按照动宾关系来理解的，如段玉裁《说文·彡部》“形，象也”注：“形声者，谓形其声之形也。”又《说文·序》“三曰形声”注：“刘歆班固谓之象声，形声即象声也。其字半主义，半主声。半主义者，取其义而形之；半主声者，取其声而形之。不言义者，不待言也。得其声之近似，故曰‘象声’、曰‘形声’。”黄以周《六书通故》：“形声，先郑谓之谐声，与象形、指事、会意、谐声皆上字虚下字实，文法一律，许谓之形声者，名之形于声者也。《乐记》云：‘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又云：‘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形声’二字出诸此，与谐声之义一也。旧解以‘形声’为半主形半主声，非许意。”黄氏所说“虚”指动词，“实”指名词，“形声”为动宾结构。后人多有沿袭段、周说而否定“形声”并列说者，但“形声相益”的“形声”尚未有从训诂角度提出异说的。

《说文·叙》中的“文”与“字”具有“初”“后”的时间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时间关系反映的实质是什么，却仍然值得讨论。一般认为，先“文”后“字”体现的是结构上的独体与合体关系，先有独体，后用独体组合为合体。如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绪言》说：

“何谓文？独体之谓；何谓字？合体之谓。”“何谓独体？象形、指事之文，分析不开者。例如‘文’，以交错其画而成为独体。何谓合体？合象形或指事之文，或二文，或多文，用会意或形声之法，合之以为字。例如‘字’，从宀、从子，以并合而成为合体。故曰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说法大概起源于宋代的郑樵，其《通志•六书略》有两处论述：

《指事第二》序曰：“指事类乎象形：指事，事也；象形，形也。指事类乎会意：指事，文也；会意，字也。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七音序》：“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汉儒知以说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字为母，从母为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

郑樵这样说可能是出于对《说文·叙》的误解，受其影响，明代张自烈《正字通》在“文”字注解中就干脆直接说“许慎曰‘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清代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字学典》也说“许叔重云‘独体为字，合体为文’”，把发明权完全归于许慎了。实际上许慎从来没有说过“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之类的话，后人杜撰的这种说法不是根据许慎原文正确解读出来的，而是把后世的观念凭空强加给了许慎，所谓“以今律古”“强人就己”是也。这些学者自己觉得许慎区分“文”和“字”的目的在区分独体和合体，同时还把“六书”的前四书区分为“文”和“字”，于是形成“文 = 独体 = 象形+指事”“字 = 合体 = 形声+会意”的对应关系。这种观念不仅不符合许慎的原意，而且理论上欠科学，实践上也行不通。

首先，“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只是对“文”和“字”的一个定性（正误暂且不论），那什么是“独体”，什么是“合体”，其中的“体”是什么，“独”和“合”的语义指向是整个“字”还是构成字的“构件”？这些问题首倡者郑樵没有说明，沿袭者大都也没有说清楚。胡朴安说“独体”就是“象形、指事之文，分析不开者”，“合体”即“合象形或指事之文，或二文，或多文，用会意或形声之法，合之以为字”，简言之就是“象形、指事之文为文，合象形、指事之文为字”，实际上就是“独体”等于“象形字”“指事字”。受此影响，现代人大都把“独体”理解为“能够独立成字而不可再加分析的形体”，也就是把“独体”等同于“独体字”，可“文”也是“独体字”，于是“独体为文”就等于“文为文”或“独体字为独体字”或者“独体字构成独体字”了；进一步推论，“合体为字”就等于“组合独体的文成为合体的字”，也就是说“合体字都是由独体字构成的”。这样推出来的结论显然不合逻辑，因为我们无法回答“独体字是怎么构成独体字的”、“既然合体由独体构成，那独体的‘体’跟合体的‘体’是同一概念吗”、“独体和合体能成为并列的结构类别吗”这类的问题。而且也不符合汉字的构成事实，因为汉字结构中有很多的“非字成分”，构成合体字的构件不全都是能够“独立成字”的“独体字”，如果说合体字只能由独体字构成的话，那合体字中那些“非字成分”该如何处理？如“爨”的形体内部都能够分析为独体字吗？

其次，把“文”对应于“象形、指事”都看作“独体”，“字”对应于“形声、会意”都看作“合体”，并不符合许慎对汉字形体分析的实际，现代人按照这种对应关系来分析字形的话也会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如《说文‧亦部》：“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两亦之形。”徐灝笺：“隶变作‘亦’，即古‘腋’字，从大，左右作点，指事。”明明分成“大”和“左右点”两个部分，却要说成“指事”而看作“独体”。又如《说文》：“二，地之数也。从偶一。”明明是两个“一”偶合为“二”，也通常会被看作“指事”的“独体”。再如“反正为乏”“反可为叵”“变用为甩”之类，新字明明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独体），却偏偏被归入“会意字”（合体）。正因为“文”“字”与“四书”的对应关系属于主观上的“拉郎配”，并不符合事实，所以分析中就难免出现“合体象形”“合体指事”“准独体”“准合体”“变体会意”等等自相矛盾的说法。

可见许慎对“文”与“字”关系的论述决非着眼于“独体”“合体”的结构不同，后世“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本节的观点在李运富《汉字“独体”“合体”论》（《中国文字学》第七辑，商务印书馆，2015）中已有提出，为了思路的系统和结构的完整，这里略加复述并有所补充。

萧璋先生看到了这个问题，在《“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载《沈兼士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中对“形声”的成分作了补充说明：“可知‘形声相益’之‘形’既指独立成字的初文作为会意、形声的意符，也指加在作为意符的某独立成字的初文上的不成文字的点画符识，或者无所加而改变其独立成字的初文之形以示意。‘形声相益’之‘声’，既指独立成字的初文作为形声的字符，也指假借的‘依声托事’的‘声’。内容宽广，固不限于专指会意、形声和独立成字的初文。”但萧先生意在维护和补救旧说，添加了许多言外之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形声相益”的训诂问题。

要正确认识“文”与“字”的关系，首先得理解“形声相益”的真实含义。前面已经说过，“形声”没有表示“义符、声符”这种名词义的用法，“益”也不能解释为“加合”或“组合”，那么我们只能寻求另外的解释。

大家容易把“形声相益”理解为“义符和声符加合”，恐怕受到“相”的“互相”义的引导。其实“相”不限于“互相”义，《说文·叙》中就出现“相”的三种用法，如“取譬相成”“皆自相似”“父子相传”，其中“相似”的“相”为“互相”、“相传”的“相”为“递相”应该没有问题，但“取譬相成”的“相”就不宜解释为“互相”或“递相”，而应该是“偏相”，即指代某一个对象而不是双方。“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形声”其实就是“象声”“谐声”，指字形中的某个构件具有“标音”（形化语音）功能，而不是指全字结构。既然“六书”的“形声”不是指整个字的结构，而是单指构件的功能，那“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解释语当然也是针对某种构件而言，不能就全字理解为“半主义、半主声”。沿此思路考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应该是指“形声构件”而言，意即这样的构件是“根据字符表达的事物拟定名称，并取个读音近似的字来标示这个名称的读音”。注意汉代的“名”已经没有“字”的用义，也不能够表“义”，所以把“为名”解释成“造字”或“半主义”都缺乏依据。“取譬相成”即“取譬成之”，“之”（相）代指“名”，即跟字符对应的词语的名称（语音）。“成”在此可取“成就”“实现”“确定”诸义，而不可解释为“合成”。“取譬”之法犹《说文》“读如”“读若”之例，正是就“形声”构件的标音功能而言。段玉裁对“以事为名”的解释跟前面对“形声”的解释不相应，但以“江河”为例把“取譬相成”解释为“譬其声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则非常合适，跟我们把“譬”理解为譬况的读音、把“相成”理解为实现名称的读音（“成其名”）是基本一致的。

如果“六书”的“形声”确是动宾结构，“取譬相成”的“相”可为单指，那么“形声相益”的结构关系应该跟“取譬相成”类似，也可以理解为“形_动声_宾以益之”。这里的“形声”也是动宾结构，只是不同于六书“形声”专指构件的标音功能，而是就造字取形的途径和方法而言，所以“声”应该不限于语音，还包括语义，“声”就是有音有义的语言，“形声”即“形化语言”，也就是把语言的音或义转化为可视符号（形），或者说根据语言的音或义来构造字形。“形”本来有显示、成形、标识之类的动词用法，上引段玉裁、黄以周皆已证明。又宋人戴侗《六书故·六书通释》说：“凡六书，皆以形人声而已矣。”“形人声”就是“记录语言”，也就是“把人类语言转化为可视的形体”，可见我们把“形声”解释为“形化语言”在训诂上是说得过去的。“益”当然只能取“增加”义，增加什么呢？或者在什么基础上增加呢？联系前文：“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可知应该是增加造字取形的方法，也就是在依据客观事物“象形”造“文”的基础上增加依据语言音义来构形的“形声”造“字”方法。所以“形声相益”就是“形化语言以益象形”，按句法分析，“形声相益”可以递相转换为“形声以益之”—“以形声益之”—“益之以形声”，这就跟《国语》“益之以三怨”的语意结构一致了，也跟“取譬相成”即“取譬成之”—“取譬以成名”的语意结构相应了。

“六书”并非指全字的结构类型而言，除“转注”指类聚方法、“假借”指用字方法外，“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都应该是指构件的功能，即汉字构造时，有的构件起象形作用，有的构件起指事作用，有的构件起表义作用，有的构件起标音作用。限于篇幅和主题，这个问题将另文专论。

在这个问题上段玉裁出现了矛盾的说法。上文引到段氏把“形声”理解为“形其声”，是就“其字”的“半主声”而言，“不言义者，不待言也。”可解释定义语“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时却又说：“‘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江’‘河’之字，以‘水’为名，譬其声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这样“形声”与其解释语“以事为名，取譬相成”之间就不对应，如果我们认为段氏“形声”的解释是对的，那“以事为名，取譬相成”就得另寻他解。

“相成”确实有互相补充、互相成全义，但针对的往往是对立的双方，而不是要合成一体。如《礼记‧乐记》：“小大相成，终始相生。”《文子‧九守》：“刚柔相成，万物乃生。”

“声”有语言或言语义，参见《汉语大字典》“声”字下义项[4]、《汉语大词典》“声”字下义项3.。

“形声相益”既明，则“文”与“字”的关系就好说了。“文”和“字”都是古人所创造的“书”。之所以要分别“初作”的叫做“文”，是因为这种书的形体是“依据物类”描摹出来的，是“物象之本”（即本于物象）；“其后”创造的之所以被称为“字”，是因为这种书的形体是根据语言音义构造的（不排除“象形”法的同时运用），是可以“孶乳而浸多”的。可见《说文解字·叙》这段话的用意不在给“文”和“字”下定义，而在解释为什么要分别叫做“文”和“字”。从原文原意出发的话，可知“文”与“字”的区分，着眼点不是结构的“独体”与“合体”，而是形体的构造依据和方法，它反映了许慎对文字构造方法和取形途径的认识。在许慎看来，汉字形体的构造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象形”，即根据客观事物的类属特征或共相（“依类”）描画出字形符号，这种原生符号叫做“文”；第二个阶段是“形声”，即把已有的“文”当作标音符号或表义符号参与构字（包括形音合成、义音合成、音音合成、标音合成、形义合成、义义合成、标义合成等类型），这就可以突破客观物象的限制而构造出更多的字符，用这种具有孳生性质的方法造出的符号就叫做“字”。许慎的“文”“字”之分，揭示了汉字形体的来源或创制过程，对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独”“合”特征有参考价值，但“文”“字”本身并非对汉字结构类型的静态分析。

正因为“文”与“字”是造字取形的来源和方法问题，不是结构的独体与合体问题，所以不能一概说“文”都是“独体”，“字”都是由“文”“合成”的。事实上“依类象形”的“文”也可能有合体，如《说文》分析“雨”的形体：“水从云下也。一象天，冂象云，水霝其间也。”分析“西”字：“鳥在巢上，象形。”还有“涉”“舂”等所谓象形性的“会意字”也符合根据客观事象构造字形的原则，也应该属于“文”的范围。而“字”，也可能并不限于“合体”，如“甩”“冇”“乒乓”等变异字，取意义相关或声音相近的既有字形加以改造，其方法当然是据语言音义构形的，所以应该算“字”，但构字的功能单位却是“独”一的。而且，“依类象形”的“文”不一定都是具有独立音义的字符，很多时候象形所得仅仅是构件，需要跟别的构件组合才能成为不同类型的字。如《说文》分析“果”字：“木实也。从木，[田]象果形在木之上。”分析“牽”字：“引前也。从牛，[冖]象引牛之縻也，玄声。”其中象果形的“田”和象引牛之縻的“冖”都是只有象形功能的构件而不是具有独立音义的字。象“牽”这类既有按“形声”原则选取的音义构件也有直接源自“象形”的无音义构件的字，怎么能用独体的“文”和合体的“字”来对立区分呢？可见“文”与“字”不应该是对汉字个体的逻辑分类，把“文”“字”等同于“独体”“合体”就有很多问题说不清。我们只能认为，许慎的“文”“字”之分反映的是创造汉字符号过程中形体的不同来源问题，强调的是造字取形的方法和这种方法的发展顺序，至于个体汉字的构造，则可能只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可能两种方法都用。这样的话，“文”与“字”就无法跟结构类型的“独体”“合体”必然一致，也无法跟“六书”建立起必然的对应关系。

其实，古人也有不从独体、合体这样的结构类型来看待“文”“字”关系的，如宋代朱熹说：

“大凡字，只声形二者而已。如‘楊’字，‘木’是形，‘昜’是声，其余多有只从声者。” “凡字，如‘楊、柳’字，‘木’是文，‘昜、卯’是字；如‘江、河’字，‘水’是文，‘工、可’是字。字者，滋也，谓滋添者是也。”“此谓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声。文如从‘水’从‘金’从‘木’从‘日’从‘月’之类；字是‘皮、可、工、奚’之类。故郑渔仲云：‘文，眼学也；字，耳学也。’盖以形、声别也。”

朱熹所引的郑渔仲就是郑樵，前面说过郑樵是“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论者，而这里又说“文，眼学也；字，耳学也”，可见他同时也认识到“文、字”可以“以形、声别”。朱熹赞同郑樵的“以形、声别”，明确指出“文是形，字是声”。从朱熹分析的实例看，所谓“形、声”不是文字的结构类型，而是指构件的功能，即具有表义功能的构件叫“文”，具有标音功能的构件叫“字”，如“江、河”中的“水”是文，“工、可”是字。这种根据构件功能来区分“文”“字”的做法，避免了独体、合体的类型纠葛，而且触及了语言音义跟文字构造的关系，但他对“文”“字”功能的限定过于狭隘死板，因而带来更多新的问题。首先是“字”的层次错乱，“凡字，如杨柳字，木是文，昜卯是字”中的三个“字”，第一个泛指所有文字，集合概念，第二个指具体的某个字，属个体概念，第三个专指标音构件，是特指概念。其次，所谓“形”显然不再是象形的形，主要是指表义功能，那就跟把“形声字”和“形声相益”中的“形”理解为“义符”一样，缺乏“形”当“义”讲的训诂根据。再次，将“文”“字”之分只限于形符（表义构件）和声符（标音构件），无法说明每个汉字及汉字系统，因为汉字不全都是“形+声”模式。所以说朱熹回避独体、合体的区分是明智的，但它主要就“形声字”的构件功能立说，并没有回到“文”“字”产生的轨道，没有真正解决《说文·叙》提出的“文”“字”关系问题。

现代的陆宗达先生对“文”“字”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六书”的关系，也有不同于“独体”“合体”说的认识，他的有关表述是：

文与字的区分，与六书之说不是从同一角度出发的。六书是从文字的构形方法来分的，文与字是从构形的发展来说的。许慎用“初”和“后”说明了由文到字的发展。

文字的概念要和六书区别开。文字都是由象形向标声方向发展的。文是最初的图画，因为文字是为语言造的，语言是用声音表达思想的，所以后来大都转入标声。这一点，世界各国一样。汉字也不例外。不同的是，汉字未造标音符号，还用文字标音。字，是文字发展到标音阶段产生的。文是本，字是由文孶乳起来的。象形、指事、会意都是图画文，形声才是字。如“朿”，象形，指树上长的有尖的刺（木芒），孶乳为“刺”（刺伤）“莿”（草木朿扎人）“策”（马鞭。古人马鞭带朿（针）用以扎马。……）。三字都是形声字，而且由一个语根分化出来。章太炎先生著《文始》，就是用一个象形文贯穿好多形声字，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本了许慎之原意。

陆先生的说法有两点我们非常赞同，一是“文与字的区分，与六书之说不是从同一角度出发的”，所以“文字的概念要和六书区别开”；二是“文与字是从构形的发展来说的。许慎用‘初’和‘后’说明了由文到字的发展”。但陆先生没有展开论述，也没有就许慎“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等原文及学界的有关解释进行训诂学上的辨正；而且一方面主张“文字的概念要和六书区别开”，一方面又说“象形、指事、会意都是图画文，形声才是字”，仍旧把“文”“字”跟“六书”对应起来，只是对应的单位不同而已；还有他虽然认识到“文与字是从构形的发展来说的”，但所谓“发展”着眼的是“文”的“象形”功能和“字”的“标音”功能，所以说“文字都是由象形向标声方向发展的”“字，是文字发展到标音阶段产生的”，这是就字符（整字）的表达功能而言，并非真正“是从构形的发展来说的”。再者，陆先生把“字”限定在六书的“形声”字范围，甚至认为“用一个象形文贯穿好多形声字”即“由一个语根分化出来”的，才是符合“许慎之原意”的“字”，恐怕也过于狭隘。可见陆先生的上述看法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总体上并未揭示“文”与“字”及其与“六书”关系的实质，所以有再加辨正和申说的必要。

朱熹说和陆宗达说都着眼于功能，朱熹落实在构件层面，是静态的功能分析；陆宗达立足于发展来谈，体现了阶段意识。但他们都没有扣住许慎的言论分析，所以只是谈自己对“文”“字”的一些看法，无论对错都不能代表许慎的思想，也就是他们的观点属于“汉字学”范畴，而不属于“汉字学史”范畴。本文所论从解读许慎《说文解字·叙》原文入手，目的在还原许慎本人的思想，所以无论观点还是思路都与朱熹和陆先生不同。

各种构造类型的具体含义及例字参李运富《汉字学新论》第六章第二节“汉字结构的类型”。

详参李运富《<说文解字>“含形字”分析》，载《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六辑，商务印书馆，2009。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八册卷一百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

陆宗达《<说文解字>的文字与说解》，《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陆宗达《<说文>简述》，《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参考文献

[1]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陆宗达.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李运富.汉字“独体”“合体”论[A].中国文字学(第七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李运富.汉字学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李运富.《说文解字》“含形字”分析[A].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六辑）[C]，商务印书馆，2009.

[6]萧璋.“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A].沈兼士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7][宋]黎靖德. 《朱子语类》第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