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富：汉语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我从大学毕业进入高校教师行列，接触学问已经快30年了。虽然自己取得的成就不大，却有一些切身的体会，愿意借此机会略加阐述，以供后学者借鉴参考。我的体会可以总结为两句话：学史求真，学理求通。这可以看做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

学理是指某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学科应有的论题和内容以及相关的概念、术语、类别、规律、体系等。学理也称为学。黄侃先生说：“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可见“学”要有“法”有“理”，“法”指分析现象的方法，“理”指解释现象的理论。学史是指某门学科的研究历史，即已经产生的研究者、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成果和研究流派等。学史也叫学术史，有泛学术史（如“清代学术史”）、学科学术史（如“中国语言学史”）、分科学术史（如“中国语法学史”）、专题学术史（如“古今字研究史”）等。学理是开放性的，需要不断地探求和完善；学史是封闭性的，已经产生的学术研究事实无法改变。研究学理的目的是为了分析现象、解释问题、建立学科系统；研究学史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而清理家底、奠定基础，以便在新的学术研究中吸取已有的成果、借鉴历史的经验。

由于学理和学史的性质不同、研究目的不同，因而需要遵循不同的研究原则。研究学理可以从材料和现象出发，提出自己的方法和理论，只要能“通”，就是有价值的，所以研究学理的关键在于“求通”。所谓“求通”，是指提出的学理要符合逻辑、符合规律、符合科学、符合系统，能有效地分析材料、解释现象、沟通关系。通不通、通的程度如何，是判断一种理论或方法优劣高低的主要标准。限于篇幅，学理方面的问题暂且略过，本文下面只谈当代语言学者论治学究学史的原则，并且只以汉语言文字学史为例。

研究学问是从继承前人的成果开始的，就是要“以前人的研究终点作为自己的研究起点”，这样学术才会进步。而要找到前人的研究终点，就得对学术史有所了解。所以可以说，研究学术史是从事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何九盈先生指出：“一个不重视学术史的学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学科；一个不懂学术史的学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全的学人。”①事实上，我们研究任何课题，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做论文，首先都会测查综述与课题有关的既有成果，这就是专题性的学术史。可见学术史的研究，只要是学者，人人都在做，并不陌生。但我们也发现，对学术史上的许多概念或观点，不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是不符合“史”的客观性的，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学史不同于学理，不能随意构拟，而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坚持“求真”的基本原则。所谓“求真”，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求真有，二是求真意，三是求真评。

历史就是事实，有则有，无则无；属于甲则甲，属于乙则乙；先则先，后则后。既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视而不见；既不能张冠李戴，也不能前后颠倒。这就得全面收集第一手资料，并且资料要真实无误。见到资料再说话，见到什么就说什么，说“有”易，说“无”难，慎作全称判断和初始判断。

例如，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观念，语法学思想是近代才产生的。这就是对中国古代大量的语法研究事实视而不见。不用说唐代孔颖达已经提出“语法”的概念，不用说宋代以后的词类研究特别是虚词研究蔚然成学，单是先秦两汉的语法研究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个说法是欠慎重的。孔子对“乐正夔一足”的分析，涉及单复句问题。《墨子·小取》对“马四足”、“马或白”的分析，涉及名词单复数问题。《谷梁传》提出“聚辞”、“散辞”，分析了语序及句子成分；又提出“缓辞”、“急辞”，辨析了虚词语用功能。如果这些还嫌不够的话，请看孙良明先生的《中国古代语法研究》。

再如一般认为把“六书”分为“四体二用”是清代学者戴震的功劳，其实宋代学者王柏、郑樵等已有此思想，元明学者也多有论述，并明确使用了“四体二用”的术语，可见戴震只是继承了前人的学说，并非此说的始创者。②

前人虽有论述某个问题的事实，但其论点观念如何，当推其本意，正确理解，不可误会，切忌以今律古，强人就己。正如王国维所说：“不屈旧以从新，亦不屈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实。…‘求古人之实”就是要求得古人的原意或本意。关于某个问题，人家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这是首先要搞清楚的。至于人家的说法是否正确，是否合乎学理，则属于另外一回事。谈论学理的时候，可以不采用甚至批评人家的说法，但如果是介绍、引用或沿用别人的说法，就必须忠实原意，不能有半点篡改和歪曲。这一点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很难，常有人把自己对学理的认识强加给古人，误解或篡改古人的原意，然后引用来作为自己理论的依据或作为自己批评的对象。结果有的学理可通，而学史不符；有的学史失真，学理亦误。除了强人就己、混淆学史和学理的做法外，以今律古、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比合异同等原因，也会导致对古人真实原意的误解。所以研究学术史，为了求得古人的“真意”，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全面考察某个人的学术思想。古人之论述往往简略、零散，分类也常不清晰，所以要正确理解古人原意，真正替古人说话而不是说我们自己的话，那就要结合古人所举的例证以及见于别处的相关材料全面体会，不能按自己的观念去解释。否则就可能误解古人原意，从而篡乱学术史实。

例如，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提出“连语”的概念，其表述为：“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有人把其中的“上下同义”理解为一个意义，“不可分训”理解为“不能拆开解释”，所以把“连语”看成复音单纯词。其实，所谓“上下同义”，是指组成连语的前后两个语素意义相同；“不可分训”则是从反面说明“上下同义”，即不能把同义的两个语素分别训解为不同的意义。可见王念孙的“连语”应该是同义并列复合词，而不是单纯词。因为王氏对他所举的23个连语实例都作了拆分讲解，可证“不可分训”的“分”不是指“拆分、分开”。王氏每每指出分开讲解的上下二字“皆某之义”，为“同义之字”，可证“上下同义”是指两个语素意义相同，不是指一个语素、一个意义。王所批评的是把“连语”二字分别解释为不同意思，其“分”指的是分别为二义，故云：“凡若此者，皆取同义之字而强为区别，求之愈深，失之愈远，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又说：“双声之字，不可分为二义。”如果再联系其子王引之《经义述闻》把“连语”叫“复语”，并指出“古人训诂，不避重复，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义者。解者分为二义，反失其指”，就能进一步看清“连语”(复语)上下字之间构词上的“平列”关系和语素上的“同义”关系，决不能误解为单纯词③。

第二，结合学术大背景理解具体问题。有时，单就某句话而言，容易作出泛时的误解或歧解，其实任何具体的学术问题都是出现在一定时代的，必然跟那个时代的学术大背景一致。注意到这一点，就可避免不符合学术背景的随意解释。

例如，唐封演《封氏闻见记》：“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11520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魏书·江式传》：“[晋时吕]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一般认为“不立诸部”是“不设立若干韵部”的意思，推断李登《声类》没有分韵部，仿作的《韵集》也不分韵部。到隋朝陆法言的《切韵》才有韵部。但没有韵部的韵书会是什么样子，不可思议。何九盈先生指出，“诸部”的“部”并不是指“韵部”，因为当时的韵部不叫“部”而叫“韵”，如《切韵》193韵，字形的“部首”才叫“部”，如《说文解字》540部。可见封氏所说的“诸部”是指字形的部首而言，并非指韵部④。原意是说《声类》不像《说文》那样按若干部首来统辖所收的字，而是按照宫商角徵羽五个“声”来归纳各个韵部的字。这跟《切韵》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分韵归字的编排体例是基本一致的。

第三，区分异质现象，避免牵合混同。有些问题相关，古人往往联系论说，所用术语近似类同，缺乏明确界定，因而容易混淆。这时需要将有关材料对比分析，找出相互间的差异，揭示其不同的性质；不宜拘泥字面，牵合混同。

例如，古人有“连文”、“连言”、“连语”、“魂语”、“连绵字”、“连类(而及)”、“并言”等说法，因为字面上都有“并连”之类的意义，今人常混而同之，或以为偏义复词，或以为单纯词。其实，这些名称所指的现象非常复杂，应该加以细致区分。“连文”、“连言”、“连语”基本上是指同义词连用和同义并列复合词，强调的是相连两字的“同义”；“谜语”是音义关系都结合紧密的复音词，强调的是相连两字的“双声”、“叠韵”、“叠音”等语音关系；“连绵字”的范围最宽，只要是两字相连表达一个整体意思的都算，强调的是表意的整体性；“连类(而及)”所连的“类”有的是同类，有的是反类，同类多为人事关联，与构词无关，反类只取偏义，大多发展成“偏义复词”；阎若璩的“并言”跟“连类”同，而孔颖达的“并言”却指的是具体语境中两个词语的意义并含在一个词语中，也就是两个相关的词语只出现一个，而省去另一个，所以也叫做“省文”或“省言”。这些名称所指，有的角度不同，范围不同，可能交叉或包含，如“连语”、“谜语”交叉，而“连绵字”可以包含“连文”、“连语”、“越语”；有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性质，根本无法相容，如“江汉朝宗于海”属“连类”类，是“因其一并及其一”，表达中多出了相关的意义项，理解时应该排除，而“大夫不得造车马”属孔颖达的“并言”例，是“从一而省文”，表达中省去了相关的意义项，理解时应该增补。如此复杂的学术史内容，不加细致地考察辨析，仅据字面牵合混同，岂能得“古人之实”？

第四，沿用学术史概念不宜改变内涵。现代学理研究，可以借鉴和沿用学术史上一些有价值的名称术语，但不应随意改变概念内涵。如果你认为原来的概念内涵是错误的，可以不沿用，而根据需要采用现代的术语或创造新术语。如果使用传统术语，就应该保持古人的原意。这样才能跟历史沟通。

又如“古今字”也是个学术史概念，它的内涵是什么，应该以古人的观念为准。古人在文献注释中把同一词语不同时代的不同用字现象用“古今字”或“古字某”、“今字某”等说法来沟通，可见它原本是训诂术语，目的是告诉读者文献中的某个字相当于另一时代的某个字，因而可以按那个字来理解这个字。古人关注的是不同时代使用的两个字之间具有相同的记词功能，至于这两个字其他方面的属性则并非“古今字”所要表述的，所以古今字从别的角度看也可以是异体字、通假字、同源字、正俗字等。东汉的郑众、郑玄是较早关注古今字现象的代表，后来的张揖、颜师古、孔颖达直到清代的段玉裁、王筠等，都沿用这一训诂术语。段玉裁还对郑玄的“古今字”观念作了论述，他在《经韵楼集》中说：“凡郑言古今字者，非如《说文解字》谓古文、籀、篆之别，谓古今所用字不同。”在《说文·八部》“余”字注下说：“余、予古今字。凡言古今字者，主谓同音，而古用彼今用此异字。若礼经古文用余一人，礼记用予一人。”又《说文·言部》“蕴”字注云：“凡读经传者，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这些认识符合历史真实。同为清代人的王筠承继了郑玄、段玉裁等人的古今字思想，同时从另二角度提出了“分别文”、“累增字”的概念，这两个概念跟“古今字”处于不同学术系统，理论上畛域分明，但材料上可能交叉，就是说一组字既可以是古今字关系，也可以是分别文或累增字关系，这既不矛盾，也不能相互取代。可是稍后的徐灏却把“分别文”拉到“古今字”系统，当做古今字的一类，认为“凡古今字有二例：一为造字相承，增偏旁；一为载籍古今本也”⑥。所谓“造字相承，增偏旁”，就是王筠“加偏旁”的“分别文”和“累增字”；所谓“载籍古今本”，就是段玉裁的“古今人用字不同”。其实这是对王筠“分别文”的误解，因为王筠的“分别文”、“累增字”是从文字滋生发展的角度说的，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分化字”，并不是训诂意义上的用字问题。今人受徐灏的影响，迸一步把“古今人用字不同”的本借字、异体字等用字现象排除在“古今字”范围外，因而被承认为“古今字”的就只剩下“母字一分化字”了。训诂学意义上的“古今字”被改造成了文字学意义上的“古今字”，殊不知此“古今字”已非彼“古今字”，既然已经偷换成今人的概念，那为什么还要用古人的名义呢?除了篡乱学术史外，似乎没有别的积极意义⑦。

研究学术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因此在弄清事实、理解原意之后，就应该加以客观评价，确定其历史地位，分析其贡献价值，指出其缺点局限，以便今人借鉴利用。评价上的求真要出于真心，说出真话，符合真情，这就需要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用历史观在发展中看问题，用主流观从总体上看问题，切忌依感情好恶，人为地拔高或贬低。

例如，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对当时人迷信甲骨文金文提出质疑，他的学生黄侃也没有对甲骨文金文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所以有人认为章黄学派学术思想保守，反对新生事物，阻碍学术进步，奉《说文》为圭臬而不容半点批评，等等。其实这样的评价有失公允，因为他们忽略了章太炎提出质疑的出发点，也无视章黄前后态度的转变，更没有根据当时的整个学术背景和章黄的实际学术活动来分析。我们认为，章黄对甲骨文金文的态度跟当时考古学派某些人的学风和人品有关，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担心材料有假和识字无据，用假的或不可靠的文字来篡乱正统的文字，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但随着考古发掘的科学化和辨伪技术的提高，章黄对甲骨文金文的态度有所转变，特别是黄侃还亲自做了不少的研读。章黄奉《说文》为文字正宗，并不等于墨守而不容批评，事实上章黄自己就纠正过不少《说文》的疏漏，如黄侃认为“句”不当立为部首，而“蜀”则应该立为部首。可见章黄看重《说文》的地位是着眼于总体而言的。从两千年来《说文解字》的权威性看，从传世文献的历史积淀看，从文化体系的完整性看，章黄重视“正统”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应该简单否定⑧。

再如对《释名》、《文始》等学术专著的评价，也有总体与个别、理论与材料、创始与完善的认识问题。大凡创始性的发明，总会存在欠严密周到的缺陷和个别或少量材料的失误，如果纠缠这些小节，就会觉得这些书不严谨，有不少错误，不值一提，因而肆意贬低；其实它们往往开启一个学术新纪元，在学术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就要求评论者克服狭隘的眼光和个人的好恶，从创始的高度、从理论方法的高度，全面地总体地看，这样才能发现这些书的真正价值，才能客观认定它们的学术地位，才能求得评价之真。只有真实的评价才有学术借鉴的意义。

注释：

①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散步·修订本后序》，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② 参张斌、许威汉主编：《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纂·文字学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党怀兴：《宋元明六书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详参李运富：《王念孙父子的“连语”观及其训解实践》(上)，载《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4期；《王念孙父子的“连语”观及其训解实践》(下)，载《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2期。

④ 详参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 李运富：《是误解，不是“挪用”——兼谈古今联绵字观念上的差异》，载《中国语文}1991年第5期。

⑥ 《说文解字注笺》“韦占”字下笺。

⑦ 李运富：《早期古今字概念的表述及材料辨析》，载《励耘学刊》（语言卷）2008年第1期。又李运富指导的刘琳博士学位论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古今字研究》、苏天运硕士学位论文《张揖<古今字诂>研究》、关玲硕士论文《颜师古<汉书注>古今字研究》等。

⑧ 李运富：《章太炎黄侃先生的文字学研究》，载《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