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西征与中国天文学西传（修订版）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历法，属于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我国自有史以来，便高度重视天文历算。因此，在已知世界里，凡是对天文历算有所了解的国家和地区，必载于史册。
唐朝时王玄策平五天竺，朝廷进入这里的使臣不断，唐朝对南亚次大陆是十分了解的。
《新唐书·西域传》：
“泥婆罗，直吐蕃之西乐陵川。……重博戏，通推步历术。”
“中天竺……有文字，善步历，学《悉昙章》，妄曰梵天法。书贝多叶以记事。”
泥婆罗，即当今尼泊尔一带的地区；中天竺是与尼泊尔南部相邻的地区。
在《旧唐书》中，有同样的记载。
按中国史书，在广袤的西域，只有泥婆罗、中天竺这两个地区，对天文历算有所知晓。除此之外，大多对天文历算一无所知。
其实，中国深入了解南亚地区，是六朝以后。而早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便有了对昭武九姓、安息、条支等国家和地区的详细记载。因为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中国使臣、官兵的双脚，踏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但是，在对西亚、中亚地区的记载中，基本不见有关天文历算的记载。
阿拉伯帝国，尤其是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统治的核心地区是西亚，兼及中亚，大致相当于波斯的地盘。
《魏书·西域传》：
“波斯国……以六月为岁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重庶以上各相命召，设会作乐，以极欢娱。”
《旧唐书·西域传》：
“波斯国……以六月一日为岁首。”
这是很有趣的记载。中国史书记载的月日，必是依据中国历法；换句话说，波斯不懂天文历算，推行的是中国历法，所不同的，仅是以六月一日为岁首。
《新唐书·西域传》：
“波斯……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别裔”。
波斯的王族，是大月氏的后裔。波斯王国推行中国历法，这就不难理解了。
波斯曾唐朝的属国，其最后的王公贵族，多为唐朝廷官员，并老死于中国。因此，一方面，唐代对波斯有着深入透彻的了解；另一方面，波斯上层社会熟知中国文化者甚多。
随着黑衣大食对西亚中亚地区统治的稳固，波斯知识分子成为了黑衣大食的主要的智慧来源。
二
近日阅读《道里邦国志》（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华文出版社，2017年9月），发现几则资料，颇有意味。
据介绍，该书作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本名艾布·卡西姆，生于825年，卒于912年，即生活于中国唐朝晚期。他是黑衣大食的哈里发（即国王）穆尔台米德的挚友，曾担任杰贝勒省的邮政、情报长官。
值得注意的是，他就是波斯人，而不是阿拉伯人。
艾布·卡西姆的宇宙观，与中国传统几乎完全一致。
《道里邦国志》第1页：
“艾布·卡西姆说，大地像球一样是圆的。地球如蛋黄处在禽蛋的中心一样，位于天体的中心。大气从各方面吸引着地球，使地球固着于天体内。大气也吸引着地球上的生物，但是，地球的吸引力更大些，它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沉重的物体。横贯地球东、西的赤道将地球分成南、北两个半球。像黄道带是天球上最长的圆形线一样，赤道乃是地球上最长的一条圆形线。赤道是地球的长，地球的宽(线)始于南极，终至北极。南极上空有老人星座，北极上空有熊星座。赤道是地球的周长，将等分成360经度……赤道与地球南、北两极的每一极之间，被等分成90个星盘度，纬线是横向的圆。”
读到这些内容，感觉特别熟悉。的确，在中国史籍中，可以轻松找到。
汉朝天文学家张衡在《浑天仪注》中，都说过的。
《晋书·天文上》：
“故丹阳葛洪释之曰：《浑天仪注》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
《后汉书·律历下》李贤注引：
“张衡《浑仪》曰：‘赤道横带浑天之腹，去极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黄道斜带其腹，出赤道表里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极六十七度而强，冬至去极百一十五度亦强也。然则黄道斜截赤道者，则春分、秋分之去极也。今此春分去极九十少，秋分去极九十一少者，就夏历景去极之法以为率也……’”
不难看出，“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地球如蛋黄处在禽蛋的中心一样，位于天体的中心。大气从各方面吸引着地球，使地球固着于天体内”，二者的意思，完全一致。
太阳东西向运行一个回合，形成365.25个昼夜，这一点，他们暂时还不知道。
太阳运行，并不是正东西向的，而是与赤道交叉的一条轨迹，这条轨迹被命名为：黄道。于是，南、北回归线就诞生了。因为中国以“赤道横带浑天之腹，去极九十一度十分之五”计算，所以“黄道斜带其腹，出赤道表里各二十四度。”南、北回归线分别在南纬、北纬的24度线上。也就有了南半球、北半球。
“天大地小，天统地，半覆地上，半周地下”，“天如车轮而转，日月旦从上过，夜从下过”。所以，对地球“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于是，有了上半球、下半球，即当今的东半球、西半球。
三
《道里邦国志》记载的另一天文学“奇迹”，也很“中国化”。
该书第146、147页，称下面的内容，是作者见到的“大地上的奇迹”之一。
“古太白·本·穆斯林( Qutaybah bn Muslim)在名叫拜堪德( Baykand，译者注：位于阿姆河东北岸的中亚古城，又称“商人之城”。又译作甘德。(见珀西·塞克斯《阿富汗史》)即《隋书》提及的毕国)的城中发现了一些巨大(像锅似的)圆形物体,攀着梯子才能登上它们。
上面，是一圆球，智者们在上头描绘着世界的景象，向人们展示出至高无上的安拉，巧妙地将圆球面上的四种要素综合在一起，它们彼此交错，就像图上的热与热、冷与冷混合一样正是存在着这些矛盾，才创造出了这个世界。
安拉多受赞美！
在这个四分之一圆里，一切(事物)都是热的和湿的，他们是空气、血液、春季、小孩子、东方、南风，时间上的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肌体内自有的消化力、甜味，月亮、金星等星辰，黄道十二宫中的白羊宫（Haml）、金牛宫( Thawr)、双子宫( Jawza)。
信赖安拉！
在这个四分之一圆里，一切都是热的和干燥的，他们是火、胆汁质、夏天、青年人、南方(Tayman)、微风，时间上的四点钟、五点钟、六点钟，身体中的理智力与野蛮力，苦味,火星、太阳等星辰，黄道十二宫中的巨蟹座、狮子宫、室女宫。
祈求安拉!
在这个四分之一圆里，一切都是冷的和干燥的，他们是土、忧郁质、秋天、成年人、北方(Jarbi)、北风，时间上的七点钟、八点钟、九点钟，抑制力，酸味，土星，黄道十二宫中的天种宫、天蝎宫、人马宫。
向安拉求助！
在这个四分之一圆里，一切(事物)都是冷的和湿的，他们是水、痰、冬天、老人、西方、西风，时间上的十点钟、十一点钟、十二点钟，脉冲力，咸味，木星水星等星辰，黄道十二宫中的摩蝎宫(Jaydi)、南鱼宫、宝瓶宫。”
艾布·卡西姆既然称之为“奇迹”，并且一再惊叹，显然，这是他以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了不起的东西。
这一上面为圆顶的建筑，是中国古代明堂的建筑风格，寓意天圆地方。
据《隋书·安国传》：
“安国，汉时安息国也……国之西百余里有毕国，可千余家。其国无君长，安国统之。大业五年，遣使贡献，后遂绝焉。”
汉朝时，毕国是安息的属地；唐代时，毕国是安国的属地。安国，就是汉朝时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安息的余部，也是其老巢。唐代时，安国是唐朝的属国。
上面的这图案，通俗说，就是表达了天、地、人的相互关系，是将七曜运行中反映出一年四季、一天十二时辰，与地球的东南西北中、人体五脏六腑的各种对应关系。
大致如下：
1、一年分为四季；
2、一昼夜12时辰；
3、东方，对应春季；生命的少儿阶段；
4、南方，对应夏季；生命的青年阶段；
5、西方，对应冬季；生命的老年阶段；（我国传统是秋季，生命中年阶段）；
6、北方，对应秋季；生命的中年阶段；（我国传统是冬季，生命的老年阶段）。
可见，与我国传统大同小异，可以说，是惊人的一致。
有史以来，我国天学、地学、人学便是如此，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无不基于这一理论而成立。
姑举一例，供读者比对。《汉书·天文志》：
“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岁星曰东方，春，木；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荧惑曰南方，夏，火；礼也；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太白曰西方，秋，金；义也；言也。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听也。知亏听失，逆冬令，伤水气，罚见辰星。……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听以心为正，故四星皆失，填星乃为之动。”
世界地图，无论怎么变，都是：上北、下南、左东、右西，东西为经、南北为纬，中分南北者为赤道。
四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历法，属于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稍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我们就会知道：凡是中国皇权所及之处，包括所有的附属国，都必须行朝廷正朔，通俗地说，就必须统一使用由朝廷每年颁布的历法。这是附属国承认朝廷为宗主的象征。否则，便是乱臣贼子。
因此，自古以来，中国周边的附属国，都使用中国历法。
元朝，也是如此。
随着蒙古大军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根据礼乐治国的需要，建立中央天文台、编制代表“正统”的历法，提上了议事日程。
《元史·太宗本纪》：
“五年……敕修孔子庙及浑天仪。”
“七年……中书省臣请契勘《大明历》，从之。”
“八年……三月，复修孔子庙及司天台。”
金国留下的天文台和大批的专业人才，为窝阔台及其后的政权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元朝刚刚征服高丽，便每年定期向高丽颁布新一年的历日。《元史·世祖本纪》：
“（中统）三年春正月……赐高丽国历。……冬十月……又诏赐高丽王禃历。”
“（中统四年）十一月……高丽国王王禃以免置驿、籍民等事，遣其臣韩就奉表来谢，赐中统五年历并蜀锦一，仍命禃入朝。”
“至元元年……十一月……以至元二年历日赐高丽国王王禃。”
这，就是中国周边国家熟悉、了解中国“宇宙观”的主要原因。
回回天文学，诞生于元朝，始于旭烈兀西征，并建立旭烈兀汗国之后。
旭烈兀西征之后，在所征服的大地上，也必须执行由朝廷颁行的历法。
元朝廷鉴于旭烈兀王国、察合台王国等地区主要奉行伊斯兰教，加之中国内地也有大批穆斯林，蒙哥汗下令，在伊朗建立天文台，以便编制符合当地实际的回历。
《史集·旭烈兀汗传》《史集》（【波斯】拉斯特，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11月）：
“当时……蒙哥合罕……认为必需在他强盛时代建造一座天文台……旭烈兀汗便下令让他[纳昔刺丁]就在我国[伊朗]建造天文台……在旭烈兀汗登上汗位七年后，在木爱亦答丁·阿儿即、法黑刺丁·篾刺吉、法黑剌丁·阿黑刺提、纳只马丁·答必刺尼·可疾维尼这四位学者的帮助下，伊利汗的天文台建起来了。”
这与《元史·百官志》记载相合：
“回回司天监，秩正四品，掌观象衍历。……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至元八年，始置司天台，秩从五品。”
由于元帝国范围内的回历，必须由朝廷颁行，因此，朝廷也建有一支专门的回回天文历法队伍、专门的回回天文台。于是，蒙哥汗在位时（“世祖在潜邸时”），下旨征召回回天文学家，来中国配合建设回回天文台。在“至元八年” 、“旭烈兀汗登上汗位七年后”，朝廷、封国（旭烈兀汗国）的天文台大致同时完工。
也就是说，旭烈兀王国在伊朗的天文台，仅是一个从属于朝廷的地方天文台。
旭烈兀西征前，西亚地区也是有天文台的。那么，那里的天文台、天文学家的水平如何呢？
《元史·耶律楚材传》：
“西域历人奏五月望夜月当蚀，楚材曰：‘否。’卒不蚀。明年十月，（耶律）楚材言月当蚀，西域人曰不蚀，至期果蚀八分。”
耶律楚材是一名儒生，成吉思汗的高级参谋、窝阔台汗的宰相。花剌子模的专业的天文学家，推算月蚀的准确度，竟然远不如耶律楚材。
西域的天文学家水平不高，在《史集》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史集·合赞汗传》：
“（1300年）9月15日星期六[6月4日]，王旗停驻于篾刺合。第二天，[合赞汗]前去参观天文台。……他降旨在地的高大拱顶建筑和阿卜瓦卜--必儿附近建造一座预定为某些功效的天文台。他清楚地叙述了这些功效，以致在场的学者们都对他的卓越的论断感到惊讶，因为过去从未做过这样的事。学者们说:‘建造这样的天文台很难。’[合赞汗]教导他们，让他们仔细地着手建造天文台，并按照他的指教建成它。他们[学者们]和所有精巧的建筑师们一致认为，类似这样的天文台，[以往]从来没有人建造和知道过。”
显然，那些“学者们”的天文学水平，还不如合赞汗的水平高。
这是不奇怪的。在《元史》列举的回回天文仪器，无不是中国古代天文仪器的翻版，而且《元史》一一指出了它们的中国名字。详情请阅读《中国，是世界天文学的祖师爷》最后部分。
旭烈兀王国的天文台建设的时间，正是元朝初步完成天文台建设，启动编制新历工程之后。在蒙古帝国范围内，代表其天文学水平的，是汉人天文学家郭守敬。郭守敬以其伟大成就，成为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而合赞汗作为宗室成员，必然是最早掌握最新最先进的天文学信息的。合赞汗的水平远高于西亚地区的天文学家，当属正常。
就此，在元朝中央天文台，出现了汉、回两支天文学队伍并存的现象。元朝的这一传统，也被明朝延续下来。史书有载，不再赘述。
天文台仅仅是一个负责专业技术的业务机构。《元史·百官志》：
“太史院，秩正二品，掌天文历数之事。”“颁历之政归院，学校之设隶台。”
一切历法的颁布权，归属于朝廷的太史院。
这就是说，无论是旭烈兀王国的天文台，还是朝廷的回回天文台，都是服务于太史院的专业技术部门。
这一系列事实表明，蒙古西征，是中国天文学大规模、体系化的西传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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