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维塞尔《来自卡伦贝赫的农民家庭》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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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仇恨。

法西斯主义还提供了稳健的社会福利

作者：雪莉·伯曼 

翻译：王立秋 

一个类比正在缠绕美国——法西斯主义的类比。实际上，在理解复兴的右翼时，不听到这样的看法——即把它描述为二十世纪战争期间的法西斯主义，或拿来和后者相比较——是不可能的。和法西斯主义一样，复兴的右翼是非理性的、封闭保守的、暴力的和种族主义的。类比就是这样进行的，而且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法西斯主义并不仅仅通过诉诸公民最黑暗的本能就变得强大。法西斯主义——这是至关重要的——在其他政治行动者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帮助的时候，回应了公民在资本主义暴虐面前受保护、不受侵害的心理需求。

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在于保护人民的许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在生成一波移民潮的同时，也破坏了许多共同体、职业和文化规范。于是许诺保护人民不受外国人和市场恶性影响的右翼民族主义运动出现了，而受惊吓的、迷茫的、流离失所的人民也对之做出了回应。这些早期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扰乱了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但它们也以相对缓慢的速度流传开来，直到二战。

一战蹂躏了欧洲，杀死了一千六百万人，伤残了另外两千万人，并摧毁了各国的经济，埋下了动荡的种子。比如说，在意大利，战后那段时期见证了高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以及罢工、占领工厂、土地征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动乱与暴力。战后时期自由主义的意大利政府不能适当地处理这些问题。自由主义者们的支持者——商人、地主、中产阶级——抛弃了他们。该国的两个最大的反对党——社会主义的PSI和天主教的PPI——也没有为这些基本的社会问题提供多少有效的解决方案。

高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以及失败的公共管理。

于是本尼托·墨索里尼和他的国家法西斯党趁虚而入， 44 33743 44 14942 0 0 3360 0 0:00:10 0:00:04 0:00:06 3360利用了现存体制、政党和精英的失败或失效，并提供了一种混合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策。法西斯党人许诺要促进国家统一，把国家的利益放到第一位，放到任何特定的群体之上，并在国际上提高意大利的地位。法西斯党人诉诸意大利人民对社保、团结和不受资本主义危机影响的保护的欲望。他们因此而许诺要恢复秩序，保护私有财产和促进繁荣，同时也要使社会免于经济的下行与动乱。法西斯党人强调，财富在带来特权的同时也引起责任，应该为国家的利益来管理财富。

这些诉求使法西斯党人获得了几乎所有社会经济群体的支持。意大利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方才形成），受深刻的区域与社会分歧之苦。事实上，也正是法西斯党人，通过声称服务于整个国家共同体的最佳利益，使法西斯党成为意大利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党”。

在掌权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人创造了各种娱乐圈、学生与青年群体、运动与旅行活动。这些组织进一步推动了法西斯党促成一个真正全民的共同体的目标。强化（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国民认同的欲望，也迫使该政权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文化措施。这些举措促成了惊人的公共建筑、艺术展览和电影与广播产品。该政权也大力干涉经济。正如一名法西斯党人说过的那样：“高于国家普遍经济利益的单个的经济利益是不能有的，一切个体的经济活动都要服从国家的监督和管制，国家的一切阶级关系都与国家有关。”这样的政策，使法西斯主义一直流行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直到墨索里尼上了希特勒的贼船。只是意大利卷入二战以及意大利政府转向一种对法西斯主义的更加全面“种族主义”的理解， 才开始使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变得不再流行。

墨索里尼与希特勒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它在德国的对应物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是不一样的。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更加内在于德国版的法西斯主义，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德国法西斯主义也有一些重要的相似之处，和意大利一样，德国也是一个受深刻分裂之苦的“新”国家（1871年形成）。在一战后，德国背负着大量的惩罚性的和约条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它经历了暴力起义、政治谋杀、外敌入侵以及臭名昭著的大通胀。然后大萧条来了，在德国引起了无尽的苦难。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政府，和其他政治行动者的回应。出于不同的原因，该时期的保守主义政府及其社会主义的对手以紧缩为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这就为法西斯主义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许诺服务于全体德国人民，但德国法西斯主义版的“人民”并不包括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undesirable）”。他们许诺要创造一个克服该国所有分歧的“人民的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法西斯主义者也承诺要与萧条斗争，并拿它在人民福利方面的积极，来和政府及社会主义者的温和与紧缩对比。到1932年选举的时候，这些保护德国人民的诉求帮助纳粹成为最大的、也是社会经济基础最广泛的政党。

当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总理的时候，纳粹很快开始展开创造工作和基础设施的计划。他们敦促企业雇佣工人，并发放贷款。德国的经济得以复兴，失业率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德国的失业人口从1933年初的将近六百万人，跌落到1934年末的两百四十万人；到1938年的时候，德国基本实现全民充分就业。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政府控制了关于经济生产、投资、工资和价格的决定。公共开支也有了惊人的增长。

希特勒与他的狂热拥护者

纳粹德国依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史无前例地，接受国家对经济的干涉。纳粹也支持（建立一个）广泛的福利国家（当然，只服务于“纯种的”德国人）。这些福利包括免费的高等教育、国家对家庭与子女抚养的支援、养老金、医保和广泛的受国家扶持的公共娱乐与度假选择。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经济，都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Gemeinnutz geht vor Eigennutz），以及法西斯主义促进社会平等与流动性的承诺。彻底的精英治国改革一般不被认为是纳粹的标志性措施，但是，正如希特勒曾经指出的那样，第三帝国已经“为每一个有资格的个体——无论他出身如何——敞开了通往上层的道路，只要他有资格、活力、勤奋和坚定。”

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些原因，直到1939年，大多数德国人对纳粹政权的体验，很可能都是正面的。看起来，纳粹的确克服了萧条，并恢复了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只要能够证明他们的人种上的“纯粹”、不公开表达不忠，德国人都会觉得，国家社会主义并非僭政和恐怖，而是一个带来社会改革的、温情的政权。

毫无疑问，暴力和种族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对大多数意大利、德国和其他欧洲法西斯主义者来说，他们的吸引力，不是基于种族主义，更不是基于种族清洗，而是基于法西斯主义者在其他政治行动者无能为力时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能力。法西斯主义者坚持，国家可以并且应该控制资本主义，国家应该也可以促进社会福利，国民共同体需要（国家的）培养。当然了，说到底，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比问题本身还要糟糕。美国的新政民主党人，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要重新讨论社会契约，部分地，就是为了回应法西斯主义的恐怖。他们向公民许诺，他们会控制资本主义并提供社会福利政策，并采取其他措施来强化国民的团结——但同时，也不要法西斯主义带来的自由与民主的损失。

对眼下来说，历史的教训是清晰的：你不可能用无来打败有。如果其他政治行动者不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方法的话，复兴的右翼对民主的吸引力就会一直持续。那时，事实可能证明，（对美国进行的）与法西斯主义和战间期民主政府的覆灭的类比，比现在更适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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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莉·伯曼（Sheri Berman），纽约巴纳德学院政治学教授。她的书《欧洲的民主与独裁：从旧制度到今日》即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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