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当今社会科学中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西方语言、文化、哲学、历史等学界脱颖而出的新领域、新范式。它突破以“句子”（sentence）为单位的孤立、片面、抽象、静止的语言学，将研究对象拓展到成文的“语篇”（text），并以“语境”（context）为阐释工具，阐释语篇的结构、功能、意义。

近年来，话语分析对语用的现实构建和权力施展的诠释与批判引起了社会科学的关注，因而成为学界中的一门显学。让我们以熟知的“批判话语分析”为例。首先，其思维方式、基本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问题导向，既来源于西方传统，又局限于西方现实。其次，研究对象和核心目标是言语的形式与内容，而不探究语境、历史、文化——后者只是一种剩余、存而不论的辅助工具。更有甚者，借助美英经济文化资本，通过课程教材、标杆期刊、网络传播、主旨演讲、留学培训等等，使批判话语分析形成一种面向全球的、被照搬效仿的霸权话语体系。

当然，话语分析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如今，面临新时代、新挑战、新机遇，西方传统话语分析模式不仅不能反映和服务国际社会多元文化的现实需求，而且给学术本身的发展与创新带来障碍。为了顺应新的研究形势，一批由言语交际、话语传播、思想文化学者组成的群体在学术界异军突起，陆续产出一系列揭露“西方中心论”、转向本土问题、追求文化多元创新为特征的学术成果。这些论著探索话语研究进行文化对话的基础与路径、文化发展的方向与策略，以及文化和解的理论与方法。我们将其统称为“文化话语研究”（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文化话语研究的基本理论预设和出发点是：由于人类各民族、各社群的话语不仅体现了不同的交际方式，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权势张力（竞争、合作、交错），因而没有什么普遍理论可以一概而论。同样道理，由于文化传统、社会条件、学术实践的差异，各民族的研究模式也呈现各异的局面；不仅如此，这些学术体系同样存在权力互动的复杂情况。如果说当代国际社会话语秩序不均衡、西方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地位，那么这个话语秩序的未来走向将是怎样的呢？文化话语研究预测：人类多元文化的话语体系在矛盾循环运动中将走向更高文明程度的平衡。该命题分三层意思。首先，人类话语体系可以看作“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的聚合体，它们之间存在不相称的同一性。因此，东西方话语是可以进行对话的。其次，多元话语体系处于相互渗透、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动态变化之中。再次，不同话语体系间的权力关系并非永恒，而每一次人类话语体系角逐都会走向更加公正和谐的新高度。那么，文化话语研究的目的，便是从人类和谐共存的文化政治立场出发，去发掘人类话语的文化特性，揭示人类话语的矛盾，指明人类话语体系走向共同繁荣的战略与策略。

在这里，“话语”和“文化”有特殊的定义和概念。“话语”，指的是言语交际事件或活动，由六个相互辩证联系的要素组成：听说主体、形式/意旨、媒介/渠道、目的/效果、文化关系、历史关系（与以往相关话语的关系）。可以说，社会生活主要是以话语形式构成和完成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外交、国防、科技、艺术、法律、宗教等。“文化”指特定团体进行社会实践的规则系统，涵盖思维方式、价值概念、交际策略、组织机构、社会关系、物质条件等；同时，它还体现在不同话语规则系统之间的权势张力上。因此，研究话语也即研究文化。

作为一种学术文化运动，文化话语研究突破了社会科学以西方男性白人为中心的樊篱，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使之成为话语研究的主体。他们揭露主流学术体系中“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与弊病，挖掘东方社会面临的话语问题，凸显东方话语社群的身份，开拓东方学术发展的方向。“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既是文化话语研究多元体系的一分子，也是在其原则指导下的一种具体实践。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是经由跨文化、跨历史对话，回应现实与学术需求而构建起来的一套学术话语系统，包括理论方法与问题框架，用以指导当代中国话语实践。

近年来，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具体实践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效。比如，一个课题探究中国在与欧盟贸易摩擦中的表现、经验、教训。基于纠纷时期的中方相关新闻报道、访谈录、述评和欧盟方面在网络上发布的相关报告、公文，依托相关的文化和历史知识，研究者发现，导致中方长期遭受高额关税的重要原因是中方涉案企业几乎放弃全部抗辩机会，而且仅有的少数发声者也只是作自我批评或采取退缩立场。这种视角多元、材料多重、事实经验兼用、重大问题为先的研究模式，也被运用到城市发展问题上。为了解杭州城市发展的现状、优势和不足，另一个课题的研究者搜集了新闻（报道、图片）、访谈、文件、史料等各种信息，并以话语模型为分析框架对其进行梳理。结果发现，从历史的角度看，杭州的城市发展从政府主导的模式向大众参与的模式发展，杭州的新景点、新品牌都是在民众的参与下所选定的。另外，国防与安全也已成为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又一新课题。该研究聚焦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美如何进行国家军事战略的国际传播，中国如何交流、传播自己的安全、国防理念和政策。研究发现，西方安全、国防学术是制造“中国威胁论”的一支主要力量，因此建议中国应加强国防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如学者参与国际交流，创办自己的国际期刊。

总之，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今后应当进一步拓展文化话语研究在中国的实践。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主任）